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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邻国日本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王道”传播到日本之后，先后与“神道”、“皇道”结合，成为日本领土扩张时的思想利器。本论仅以《东亚联盟》杂志中的“王道”传播和解读为中心，探讨“王道思想”传播到日本之后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王道思想;《东亚联盟》;里见岸雄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22-0010-02
“王道”在中国本是儒家治世的理想，是孟子以孔子的仁政、爱民发展而来的。自宋儒以后以孔孟思想为主要内涵，其所包含的基本内涵有：为政以德、仁政爱民、为国以礼和义立而王，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晶，对整个东亚文明发展的影响源远流长，对邻国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道思想传到日本之后，日本透过江户时代儒者，将“王道”注入了“神道”内涵而成为神儒结合之物。随着幕末民族危机严峻，“尊皇论”肇起，出现神主儒辅的思维，日本神道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而到了近代，日本又将“王道”渗入了“皇道”内涵而形成了超越“王道”之超国家理想。明治维新后出现海外扩张的殖民势力，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皇权最为扩张的时期，到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企图在伪满洲国建立“王道乐土”传播“王道思想”实施“王道统治”。统治伪满洲国的指导者是“皇道”日本，“皇道”不仅受到“王道”的刺激并且从中汲取“养分”。可以说，日本在伪满洲国试图建立一个在“皇道”日本指导之下的“王道主义满洲国”，日本对伪满洲国的侵占也是“皇道”的对外延伸。
在日本侵华战争长期化的形势下，“东亚联盟论”配合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试图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本论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东亚联盟》这一舆论视阈下，“王道思想”的解读和宣传。
1 里见岸雄的王道思想
里见岸雄（1897年3月17日-1974年4月18日）出生于东京，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国体研究者、法学者。他是日本本土佛教日莲宗法华系在家居士田中智学的三儿子，之后过继给里见家，作为养子因此姓氏为里见。《东亚联盟》中所刊行的思想统制类的文章共有32篇，其中宣传“王道思想”的文章多数是由里见岸雄撰写的，他在《东亚联盟》刊行的文章共9篇，其中5篇文章是传播“王道思想的”，可以说他是东亚联盟协会中传播“王道思想”的主要人物。
他在《东亚联盟》发表的有关“王道思想”的文章有：1939年创刊号《王道其结果不是皇道吗？》;1940年2月号《排斥大权与辅佐的混同》;1941年1月号《作为社会规范的皇道》;1941年4月号《“皇道”还是“王道”？》;1941年12月号《八纮一宇和八纮为宇》。这些文章系统的对“王道思想”进行了宣传，并且集中体现了里见岸雄所提倡的“王道思想”的主要观点。
里见岸雄的文章《王道其结果不是皇道吗？》，在《东亚联盟》创刊号发表以及《东亚联盟建设纲领》，是其关于“王道思想”宣传最为典型的文章，文章共分为七个部分，通过对其内容解读，将主要思想归纳为两点：（1）通过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证明无论是“王道”还是“皇道”均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日本部分学者将“皇道”视为日本独创的思想进行了批判;（2）他认为国体的异同决定了“王道”、“皇道”是否具有革命性质，反驳了日本部分学者认为的“王道”具有革命思想，而“皇道”是“万世永存”的无革命思想的论说。他认为如今日本从国体上来讲具有可以确保“王道”顺利施行的“优势”，同时日本政府应以“满洲事变”为契机，在国内建设“王道国家”，在国际上开展“王道国交”以彰显日本国力，以实现“八纮一宇”为理想，在东亚建设新秩序。
综上所述，里见岸雄的“王道思想”是结合国体学的思想进行阐释的。首先，他对日本部分学者鼓吹“皇道”是由日本人独创的，且比中国的传统思想“王道”更为最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其次，他将“王道”、“皇道”、“帝道”混同，认为这三种观点是无差别的。最后，他指出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建设“东亚新秩序”，有必要在日本及其殖民地进行“王道建国”，在国际上进行“王道国交”。他的论调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思想战的有力武器之一，并且从侧面暴露了日本政府在二战时期的帝国主义野心。里见岸雄的论调以及他所批判的部分学者对“王道”、“皇道”的错误理解和阐释，表明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泛滥，同时这些论调的宣传都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2 “联盟”思维下的“王道统治”
《东亚联盟》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东亚联盟论与近卫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东亚联盟的结成是满洲建国以来我们一贯的主张。众所周知“满洲国”是以民族协和思想建国的，然而依照民族协和的观念却不能获得“满洲国”汉民族的心并产生共鸣……这样在满的汉人对祖国就没有良心上的痛苦了，并能够获得百分之百的共鸣。”
这段文字已经很清楚的說明了结成东亚联盟是为在满汉人找寻心灵归宿，民族协和与“王道统治”是在思想战中获得百分百共鸣的筹码。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亚建设纲要》中指出：东亚联盟建设纲要指出“王道政治”是与“霸道政治”相对立的东西，并且称以德为目标之“王道政治”，近千年来，恒为东方诸民族共通之政治理想，以为事变发生经一年有半之深刻体验，而发之“近卫声明”，亦即根据东方固有之政治理念，而后归于“王道主义”的表现。①不仅在日本的东亚联盟思想宣传中，要高举“王道”的大旗，在中国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宣传中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观点，可以说，“王道思想”、“王道主义”、“王道统治”等论调在日本以及中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什么在侵略中国时日本要启用“王道思想”的论调，我们仅以《东亚联盟》杂志为根据，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东亚国家，虽然与西方列强同属于帝国主义阵营，但是为了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必然启用在东亚国家更为普世的思想，以日本皇国特征的“王道思想”为主要侵略思想对中国进行思想上的侵略。“我国不再追随西欧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而是转换成恢复皇国本来的道义政策，与此同时打破西欧的东亚支配体制，试图实施东亚解放，开展东亚新体制的建设。”宫崎正义的这段话正说明了此意，日本对伪满洲国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与西方列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修改了殖民政策和侵略思想而已。
其次，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提出“王道建国”、“王道统治”的论调，将“王道”称为与“霸道”相对立的产物，并由“王道”衍生出“协和”，均是为了在国际上展现道义的一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是由于“霸道主义”而来的，与此相反的是“王道”，“霸道”讲斗争，“王道”讲“协和”，“王道”是“霸道”的高级发展，在王道的政治理念下，是不会发生“强国”与“弱国”之不合理关系的。”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不仅想得侵略之财物，又不想展现帝国主义嘴脸，以“王道思想”为烟雾弹，行侵略之实冠以孔孟之道。
最后，从文化和民族的角度观之，日本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儒学的“王道思想”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时“得心应手”的武器，也是最易得民心的论调。这一时期，随着日本“以战养战”指导思想的形成，试图以中国沦陷区的资源弥补战争上的入不敷出，“王道统治”用来掩饰其侵略行径，并使其合理化。“王道之精神，自精神方面，急速完成大同团结，发挥其综合之力，以对付互相争持之白种人”。②日本赋予“王道”以革命精神，认为这是对付欧美的最佳途径，东亚全民族的复兴才是“王道之精神”的体现。
东亚联盟协会此时的目标是结成东亚联盟，其中“王道统治”是最佳路径。在这种“王道统治”的思想背后，我们都看到当日本扩张到其他国家领土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因此找出更普世的价值理念，试图以“东亚共荣”、“东亚地域共同体”、“王道文化”等理论试图麻痹被侵略国家的民众。然而历史证明，这样的荒谬理论，只会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推到法西斯的极权政治，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带来苦难，而且使日本国民百姓也难逃这样的“精神总动员”。
注释
①（日）東亜連盟刊行会.東亜連盟論と近衛声明-東亜連盟第一巻第一号[M].柏市：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
②李晓晨.《东亚联盟》杂志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7.
（编辑：杨梅）
关键词：王道思想;《东亚联盟》;里见岸雄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22-0010-02
“王道”在中国本是儒家治世的理想，是孟子以孔子的仁政、爱民发展而来的。自宋儒以后以孔孟思想为主要内涵，其所包含的基本内涵有：为政以德、仁政爱民、为国以礼和义立而王，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晶，对整个东亚文明发展的影响源远流长，对邻国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道思想传到日本之后，日本透过江户时代儒者，将“王道”注入了“神道”内涵而成为神儒结合之物。随着幕末民族危机严峻，“尊皇论”肇起，出现神主儒辅的思维，日本神道主体性地位逐渐凸显。而到了近代，日本又将“王道”渗入了“皇道”内涵而形成了超越“王道”之超国家理想。明治维新后出现海外扩张的殖民势力，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皇权最为扩张的时期，到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企图在伪满洲国建立“王道乐土”传播“王道思想”实施“王道统治”。统治伪满洲国的指导者是“皇道”日本，“皇道”不仅受到“王道”的刺激并且从中汲取“养分”。可以说，日本在伪满洲国试图建立一个在“皇道”日本指导之下的“王道主义满洲国”，日本对伪满洲国的侵占也是“皇道”的对外延伸。
在日本侵华战争长期化的形势下，“东亚联盟论”配合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试图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本论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东亚联盟》这一舆论视阈下，“王道思想”的解读和宣传。
1 里见岸雄的王道思想
里见岸雄（1897年3月17日-1974年4月18日）出生于东京，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国体研究者、法学者。他是日本本土佛教日莲宗法华系在家居士田中智学的三儿子，之后过继给里见家，作为养子因此姓氏为里见。《东亚联盟》中所刊行的思想统制类的文章共有32篇，其中宣传“王道思想”的文章多数是由里见岸雄撰写的，他在《东亚联盟》刊行的文章共9篇，其中5篇文章是传播“王道思想的”，可以说他是东亚联盟协会中传播“王道思想”的主要人物。
他在《东亚联盟》发表的有关“王道思想”的文章有：1939年创刊号《王道其结果不是皇道吗？》;1940年2月号《排斥大权与辅佐的混同》;1941年1月号《作为社会规范的皇道》;1941年4月号《“皇道”还是“王道”？》;1941年12月号《八纮一宇和八纮为宇》。这些文章系统的对“王道思想”进行了宣传，并且集中体现了里见岸雄所提倡的“王道思想”的主要观点。
里见岸雄的文章《王道其结果不是皇道吗？》，在《东亚联盟》创刊号发表以及《东亚联盟建设纲领》，是其关于“王道思想”宣传最为典型的文章，文章共分为七个部分，通过对其内容解读，将主要思想归纳为两点：（1）通过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证明无论是“王道”还是“皇道”均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日本部分学者将“皇道”视为日本独创的思想进行了批判;（2）他认为国体的异同决定了“王道”、“皇道”是否具有革命性质，反驳了日本部分学者认为的“王道”具有革命思想，而“皇道”是“万世永存”的无革命思想的论说。他认为如今日本从国体上来讲具有可以确保“王道”顺利施行的“优势”，同时日本政府应以“满洲事变”为契机，在国内建设“王道国家”，在国际上开展“王道国交”以彰显日本国力，以实现“八纮一宇”为理想，在东亚建设新秩序。
综上所述，里见岸雄的“王道思想”是结合国体学的思想进行阐释的。首先，他对日本部分学者鼓吹“皇道”是由日本人独创的，且比中国的传统思想“王道”更为最早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其次，他将“王道”、“皇道”、“帝道”混同，认为这三种观点是无差别的。最后，他指出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建设“东亚新秩序”，有必要在日本及其殖民地进行“王道建国”，在国际上进行“王道国交”。他的论调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思想战的有力武器之一，并且从侧面暴露了日本政府在二战时期的帝国主义野心。里见岸雄的论调以及他所批判的部分学者对“王道”、“皇道”的错误理解和阐释，表明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泛滥，同时这些论调的宣传都是在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2 “联盟”思维下的“王道统治”
《东亚联盟》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东亚联盟论与近卫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东亚联盟的结成是满洲建国以来我们一贯的主张。众所周知“满洲国”是以民族协和思想建国的，然而依照民族协和的观念却不能获得“满洲国”汉民族的心并产生共鸣……这样在满的汉人对祖国就没有良心上的痛苦了，并能够获得百分之百的共鸣。”
这段文字已经很清楚的說明了结成东亚联盟是为在满汉人找寻心灵归宿，民族协和与“王道统治”是在思想战中获得百分百共鸣的筹码。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亚建设纲要》中指出：东亚联盟建设纲要指出“王道政治”是与“霸道政治”相对立的东西，并且称以德为目标之“王道政治”，近千年来，恒为东方诸民族共通之政治理想，以为事变发生经一年有半之深刻体验，而发之“近卫声明”，亦即根据东方固有之政治理念，而后归于“王道主义”的表现。①不仅在日本的东亚联盟思想宣传中，要高举“王道”的大旗，在中国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宣传中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观点，可以说，“王道思想”、“王道主义”、“王道统治”等论调在日本以及中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什么在侵略中国时日本要启用“王道思想”的论调，我们仅以《东亚联盟》杂志为根据，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东亚国家，虽然与西方列强同属于帝国主义阵营，但是为了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必然启用在东亚国家更为普世的思想，以日本皇国特征的“王道思想”为主要侵略思想对中国进行思想上的侵略。“我国不再追随西欧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而是转换成恢复皇国本来的道义政策，与此同时打破西欧的东亚支配体制，试图实施东亚解放，开展东亚新体制的建设。”宫崎正义的这段话正说明了此意，日本对伪满洲国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与西方列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是修改了殖民政策和侵略思想而已。
其次，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提出“王道建国”、“王道统治”的论调，将“王道”称为与“霸道”相对立的产物，并由“王道”衍生出“协和”，均是为了在国际上展现道义的一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是由于“霸道主义”而来的，与此相反的是“王道”，“霸道”讲斗争，“王道”讲“协和”，“王道”是“霸道”的高级发展，在王道的政治理念下，是不会发生“强国”与“弱国”之不合理关系的。”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不仅想得侵略之财物，又不想展现帝国主义嘴脸，以“王道思想”为烟雾弹，行侵略之实冠以孔孟之道。
最后，从文化和民族的角度观之，日本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儒学的“王道思想”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时“得心应手”的武器，也是最易得民心的论调。这一时期，随着日本“以战养战”指导思想的形成，试图以中国沦陷区的资源弥补战争上的入不敷出，“王道统治”用来掩饰其侵略行径，并使其合理化。“王道之精神，自精神方面，急速完成大同团结，发挥其综合之力，以对付互相争持之白种人”。②日本赋予“王道”以革命精神，认为这是对付欧美的最佳途径，东亚全民族的复兴才是“王道之精神”的体现。
东亚联盟协会此时的目标是结成东亚联盟，其中“王道统治”是最佳路径。在这种“王道统治”的思想背后，我们都看到当日本扩张到其他国家领土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线，因此找出更普世的价值理念，试图以“东亚共荣”、“东亚地域共同体”、“王道文化”等理论试图麻痹被侵略国家的民众。然而历史证明，这样的荒谬理论，只会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推到法西斯的极权政治，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带来苦难，而且使日本国民百姓也难逃这样的“精神总动员”。
注释
①（日）東亜連盟刊行会.東亜連盟論と近衛声明-東亜連盟第一巻第一号[M].柏市：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
②李晓晨.《东亚联盟》杂志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7.
（编辑：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