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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VISION》是英国学者大卫·麦克奎恩关于电视的一本著作。它力图穿越电视文本探寻电视传播背后的规律。它不仅对肥皂剧、情景喜剧、游戏节目以及新闻和记录片等诸多电视节目类型做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对于与电视传播相关的理念进行了梳理，为读者理解电视建立了一个有效的通道。
电影电视对于当代人日常生活，精神想象乃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毋庸质疑的。它的产生是以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实验性的电视广播才得以实现。1936年，英国开始了正式的电视信号传输，美国则开始于1939年。之后，电视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它可能随着战争的发生而停滞；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而发展；成为公众消遣的对象，或者被政治力量操纵的工具。而同时它也在用自己的力量，积极地影响着社会。在关于电视和大众媒介的争论中，有两种观点最为普遍，可以粗略地归结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前者强调媒介产品的千篇一律，以及这种复制性在造成观众思想的被动、苍白上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后者则为电视所带来的多样化、复杂化和平等化而欢欣鼓舞。而从电视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来看，不管是所谓的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都不是绝对成立的。电视媒介效果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它与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区域文化、个体差异等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大体而言，与电视发生联系，相互影响的无外乎政治、经济、市场、技术、文化这几大因素。
大卫·麦克奎恩是一位英国的学者，他对于电视发展的描述是以英国电视编年史为基础的。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电视媒介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比如在操作层面，电视是以画面取胜的媒介。电视图象能使观众产生直接交流的感觉。这种即时性不仅是传统电视媒介制作节目时努力追求和发扬的，也是新技术的发展力求最大可能去实现的。再比如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为了避免像美国早期广播那样的自由化道路，从一开始，英国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就被政府严格控制着，只有英国广播公司被授予了节目播出的特许权。德国和苏联对电视媒介的控制更进一步。德国在3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的电视广播，但仅有一些组装设备被设计用于集体收看。电视被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非常明显。戈培尔和希特勒只允许电视上播放纳粹主义的演讲、电影和纪录片，还有一些可以鼓舞士气的娱乐活动。而与此相对，为避免电波的传输可能帮助敌军的轰炸机确定目标，英国电视在战争中完全停播了。还有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和平衡也是电视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卫将英国电视媒介向美国商业电视网靠拢的现象描述成一种“危险”的倾向。它意味着通俗化、快节奏、低成本。在抵制这种危险倾向的过程中，政府通过规定制作和播出公共服务性节目而发挥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媒介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素质和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电视曾一度被冠以一种色彩模糊的头衔：拥有“世界上危害最小的电视媒介”，“为观众而不是为收入竞争”的观念作为英国电视的发展动力和确保公共服务责任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而被接受。虽然不管是在英国，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市场化是一股巨大的浪潮，但是对于社会效益的坚持都是不应该松懈的。
在公共服务和商业压力之间维持平衡是电视发展中日益凸显的话题。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电视节目的类型不断丰富发展起来，其表现的方式也随着电视技术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多姿多彩。从最初电视仅以体育运动、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事件为素材，到后来娱乐、综艺、喜剧、肥皂剧的大量生产，甚至新闻节目的娱乐化，这个过程充分显现了市场的力量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可以看出，电视确实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行当。因为不管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为了商业利益的追求，亦或政治目的的裹挟，电视节目必须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目光。而一成不变，缺少创造的东西是很容易让人厌倦的。
在电视的发展中，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是技术。随着卫星技术、光纤和互动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面电视受到挑战，关于市场通道和所有权的争夺战也被引发。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受到威胁。由于观众的“分化”，更多的频道追逐着有限的资金，因而现在的商业逻辑是减少节目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投入的减少将导致节目质量的全面下降，表现为出现更多的重复和对国外尤其是美国节目的更大依赖性。在新闻领域，卫星传送实现全球覆盖的一个后果就是造就了史无前例的自我审查。而说到互动技术的应用，消费这一新技术的能力变得更加关键起来，因为这项技术大体上是掌握在能支付得起相应费用的人的手中。技术上的从属阶层正在出现，而面向普通市民的多样化信息将会减少。在《TELEVISION》中，作者引述Patrick Hughes在他的论文《今天的电视，明天的世界》里的观点，描述了随着和电视有关的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将会出现的人类生活模式。因为视频互动技术的应用，人们所有的工作、生活、娱乐、教育都可以透过电视来完成。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可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将带来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化，比如它将工人隔离开来，自然削弱了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报酬和工作状况的集体行动能力。对于那些用可视屏幕来支配工作的公司和在家上班的白领工人而言，今天的电视，将会成为明天的世界。这样看起来，电视拥有强大的颠覆性的力量，对于人类目前的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将产生重构的作用。现在在中国，人们将互联网看作新媒体，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进行比较研究。但其实，互联网更像是在传统媒体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未来，它们将会融合在一起。
理解电视不仅需要了解电视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应该客观地评价电视与社会以及个体受众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分析这个问题。大卫在书中也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包括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分析媒体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的。从符号学理论中，从文字、画面和声音这三类在电视中广泛使用的“符号”出发来理解电视。还有电视的再现和模式化、受众分析、媒介效果研究等等。这些梳理可以说为理解电视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视野。不过需要清楚的是，电视和其它所有大众媒介一样，它的发展充满了变化。电视理论和电视实践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批判，有时甚至很难界定这种发展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同时电视作为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着相互作用。电视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的指向又是變化莫测的。就好像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一样，对于电视这种视觉媒介，人们还有很多疑问。
作者：王琼，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潇、余晴，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卫星频道
责编：傅先萍
电影电视对于当代人日常生活，精神想象乃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毋庸质疑的。它的产生是以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实验性的电视广播才得以实现。1936年，英国开始了正式的电视信号传输，美国则开始于1939年。之后，电视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它可能随着战争的发生而停滞；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而发展；成为公众消遣的对象，或者被政治力量操纵的工具。而同时它也在用自己的力量，积极地影响着社会。在关于电视和大众媒介的争论中，有两种观点最为普遍，可以粗略地归结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前者强调媒介产品的千篇一律，以及这种复制性在造成观众思想的被动、苍白上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后者则为电视所带来的多样化、复杂化和平等化而欢欣鼓舞。而从电视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来看，不管是所谓的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都不是绝对成立的。电视媒介效果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它与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区域文化、个体差异等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大体而言，与电视发生联系，相互影响的无外乎政治、经济、市场、技术、文化这几大因素。
大卫·麦克奎恩是一位英国的学者，他对于电视发展的描述是以英国电视编年史为基础的。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到电视媒介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比如在操作层面，电视是以画面取胜的媒介。电视图象能使观众产生直接交流的感觉。这种即时性不仅是传统电视媒介制作节目时努力追求和发扬的，也是新技术的发展力求最大可能去实现的。再比如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为了避免像美国早期广播那样的自由化道路，从一开始，英国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就被政府严格控制着，只有英国广播公司被授予了节目播出的特许权。德国和苏联对电视媒介的控制更进一步。德国在30年代就开始了正式的电视广播，但仅有一些组装设备被设计用于集体收看。电视被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非常明显。戈培尔和希特勒只允许电视上播放纳粹主义的演讲、电影和纪录片，还有一些可以鼓舞士气的娱乐活动。而与此相对，为避免电波的传输可能帮助敌军的轰炸机确定目标，英国电视在战争中完全停播了。还有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和平衡也是电视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卫将英国电视媒介向美国商业电视网靠拢的现象描述成一种“危险”的倾向。它意味着通俗化、快节奏、低成本。在抵制这种危险倾向的过程中，政府通过规定制作和播出公共服务性节目而发挥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媒介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素质和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电视曾一度被冠以一种色彩模糊的头衔：拥有“世界上危害最小的电视媒介”，“为观众而不是为收入竞争”的观念作为英国电视的发展动力和确保公共服务责任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而被接受。虽然不管是在英国，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市场化是一股巨大的浪潮，但是对于社会效益的坚持都是不应该松懈的。
在公共服务和商业压力之间维持平衡是电视发展中日益凸显的话题。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电视节目的类型不断丰富发展起来，其表现的方式也随着电视技术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多姿多彩。从最初电视仅以体育运动、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事件为素材，到后来娱乐、综艺、喜剧、肥皂剧的大量生产，甚至新闻节目的娱乐化，这个过程充分显现了市场的力量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可以看出，电视确实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行当。因为不管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还是为了商业利益的追求，亦或政治目的的裹挟，电视节目必须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目光。而一成不变，缺少创造的东西是很容易让人厌倦的。
在电视的发展中，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是技术。随着卫星技术、光纤和互动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地面电视受到挑战，关于市场通道和所有权的争夺战也被引发。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受到威胁。由于观众的“分化”，更多的频道追逐着有限的资金，因而现在的商业逻辑是减少节目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投入的减少将导致节目质量的全面下降，表现为出现更多的重复和对国外尤其是美国节目的更大依赖性。在新闻领域，卫星传送实现全球覆盖的一个后果就是造就了史无前例的自我审查。而说到互动技术的应用，消费这一新技术的能力变得更加关键起来，因为这项技术大体上是掌握在能支付得起相应费用的人的手中。技术上的从属阶层正在出现，而面向普通市民的多样化信息将会减少。在《TELEVISION》中，作者引述Patrick Hughes在他的论文《今天的电视，明天的世界》里的观点，描述了随着和电视有关的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将会出现的人类生活模式。因为视频互动技术的应用，人们所有的工作、生活、娱乐、教育都可以透过电视来完成。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可能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将带来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化，比如它将工人隔离开来，自然削弱了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报酬和工作状况的集体行动能力。对于那些用可视屏幕来支配工作的公司和在家上班的白领工人而言，今天的电视，将会成为明天的世界。这样看起来，电视拥有强大的颠覆性的力量，对于人类目前的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将产生重构的作用。现在在中国，人们将互联网看作新媒体，与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进行比较研究。但其实，互联网更像是在传统媒体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未来，它们将会融合在一起。
理解电视不仅需要了解电视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应该客观地评价电视与社会以及个体受众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分析这个问题。大卫在书中也做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包括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分析媒体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的。从符号学理论中，从文字、画面和声音这三类在电视中广泛使用的“符号”出发来理解电视。还有电视的再现和模式化、受众分析、媒介效果研究等等。这些梳理可以说为理解电视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视野。不过需要清楚的是，电视和其它所有大众媒介一样，它的发展充满了变化。电视理论和电视实践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批判，有时甚至很难界定这种发展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同时电视作为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着相互作用。电视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的指向又是變化莫测的。就好像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一样，对于电视这种视觉媒介，人们还有很多疑问。
作者：王琼，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潇、余晴，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卫星频道
责编：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