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战略，学者和分析家们意见不一，甚至质疑是否存在这样的战略。每个国家的大战略包含以下基本要素：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定义、将核心利益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目标，以及一套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手段。
　　尽管人们仍在争论中国外交的“核心利益”到底应该有哪些，但大家一致认同的是，中国愿意通过接受国际规则来加入目前的世界体系。假如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的就是“规则接受者”的角色，而不会企图直接修改现有体系。这应该是中国外交“大战略”的一个主要元素，即中国寻求的是融入当今世界体系，而非扰乱之。
　　尽管中国不会主动挑战世界秩序，世界格局仍会随着各国间力量变化而改变。一种改变方式就是将一些实力减弱的国家的力量转移到正在崛起的国家。例如，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部分投票权正从美国和欧盟国家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另一个渠道则是通过建立新的体系和平台以便重新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分配权力，二十国集团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对于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国家来说，以上两种渠道是不够的。现存力量格局的改变和新体系的创建耗时很长，同时现有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会乐意将控制力转移给新崛起的国家。
　　在中国新的领导层就任以后，局势似乎有了新进展。在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一些新的多边体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先后独立或与多方共同提议创建两个重要的多边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这些倡议的具体实施情况还有待观察，但是这清晰地表明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新趋势。中国正在以“增量方式”来改变世界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简言之，为了避开改变现有世界秩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将面临的困难，中国选择为自己建立新的活跃平台。
　　这样的方式一方面肯定了现存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即中国不会否定或退出这些体系。恰恰相反，中国在倡导建立新平台的同时，会继续遵循已有的各种多边体系和制度。因此，中国带来的改变是一种增量变化，它只会增加现存的多边制度，而不会取代之。例如，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是为了挑战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为了在世界银行等已有的国家金融合作机构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金融合作。同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不是为了挑战亚洲开发银行，而是通过汇聚更多的金融资源来提升亚洲国家的经济实力。
　　这些措施在不关闭或降级多边机构的前提下创造新的效益，因而带来一种增量效应。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增量变化”的概念随之兴起。在1980年代，改革者并未打算直接关闭当时的国有与计划经济部门，也未按“休克疗法”将国有部门彻底重组为私有市场导向型的角色。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在允许原有计划经济部门继续运行的同时，为私营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开辟新的空间。在保证国有经济规模的基础上，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此外，随着市场竞争的优势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计划经济部门转变成市场导向型角色。最终，国有经济体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当这一转变的过程由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国家计划部门的相对规模已经足够小，因而国有部门的直接重组（约发生在1997年和2000年之间）而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反应便已经降到了可控的范围内。经济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从计划经济中增长出来”——计划经济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快速增长的非公有经济赶超。这种“增量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引进新的元素来扩大整个经济体，而非直接改造现存经济体。在增加新的经济行为的同时并未直接影响既有的经济行为，也就没有直接挑战或削减既有利益持有人的权益。
　　在重塑世界体系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增量改革”的方式很可能是中国“大战略”的一个主要特点。只要有可能，中国将更愿意去创造新空间而不愿去改革已经存在和运行着的体系和制度，其直接结果，还是增加了中国在国家体系中的影响力。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冷战结束（1991～1992年）作为中国融入与塑造多极化世界的起点，那么可以说，在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后，中国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直到1996年创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多边国际组织创始成员国。2010年全面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算作第二个这样的例子。而 2013年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由中国参与创建的多边组织或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