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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赵俊的这篇随笔可謂精彩、上乘。济慈、兰波、狄金森、王尔德、艾略特、聂鲁达……以其不朽的银幕形象，和他们的诗歌一道，成为“对抗时间”的有效方式。作者对“电影中的诗人”和“电影中的诗意”作了区分，在素材的使用上有广征博引之感。对塔可夫斯基式的“诗性电影”倍加推崇，并认为华语电影在表现诗人形象方面基本是失败的。“生活，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你的活法决定了，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样的看法是颇为独到的。（沈苇）
一
在电影《全蚀狂爱》中，兰波和魏尔伦去参加一场巴黎诗人的聚会，有人说要发明一种叫电影的艺术，然而，却遭到了与会者的讥笑。设想，如果这件事真的存在，这可能是电影和诗歌的第一次“见面”。《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如是说：“电影的发生，是因为人类要用它来对抗时间。人类想在电影里不朽，和埃及人在身上涂防腐香料的道理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一种更古老的技艺，诗歌在数千年前就承担起了“对抗时间”的责任。
虽然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不甚美好。然而，后面却发生了转圜，有了全新的结果。电影和诗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在所有热爱艺术的人看来，他们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某种极限。比如，在视听艺术方面，电影被认为是极致，曾经有人这样说过：“电影是不是艺术，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电视绝对不是艺术。”在我就读浙江传媒学院期间，第六代导演曾经集中来我校放映电影。期间，在和王小帅对谈期间，我向他抛出了这个观点。他深以为然。在大部分人看来，电视确实只是大众传播的工具。而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影显然承担着比电视更高的责任。而诗歌，一向被认为是文学的皇冠。可以说，电影和诗歌，就像两个艺术领域的贵族，他们彼此有一种天生的“门当户对”。
在电影未发明的时代，诗歌没有像当今社会这样小众，它曾是普罗大众争相膜拜的对象。在不久前上映的《妖猫传》，有一句台词成了如今戏谑的用语：“听说，长安城遍地都是诗人。”甚至有些严肃刊物，也在拿这个桥段说事。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作为文学功底很深的导演陈凯歌，却又一次地遭遇了滑铁卢。不仅票房惨败，口碑也是差强人意。在豆瓣上，它的评分是7.0分。对于曾拍出过《霸王别姬》这种神作的金棕榈等身的他而言，显然是不够的。最让人诟病的，不但是故事的空洞，还有就是对诗人解读的陈词滥调，让他使人有一种不适感。和大部分市侩之人一样，该片也一如既往地赋予李白、白居易以表演型人格，让人觉得不具有这样的情节设置，就没有表现诗人的正常生活。最后，出现了本片最让人“惊悚”的台词：“就凭这一点，你比李白厉害！”当时，电影院里发出了阵阵哄笑，也许，这样的媚俗，正和当下的审美趣味达到了某种媾和的效果，然而，从艺术评价的角度上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导演确实缺乏某种诗性的表达。比如在西方被视为最成功的张艺谋，拿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奖项，但他的电影表达，确实跟诗意无关。他更关注的是现实题材，指望他在电影中表达诗意已经是奢望，更不用说，让他拍关于某个诗人的电影。在华语电影中，对诗人的误读甚至是消费，显然是带有某种野蛮的性质的。数千来来，中国被称为诗歌的国度，却也有着对诗人最深的敌意。而更多的时候，诗人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在电影里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候，诗歌成为了一个附属品，因为诗人天生的知名度，他另外的社会属性被一再提及。比如屈原，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出现，而诗人的形象，反而是被弱化了。这在很多电影里都被表现，特别是一部叫做《屈原》的电影，将这种形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一个写出壮美诗篇的大诗人躲在了悲天悯人的背后，这就是说教电影带给我们的全部。这样的诗人形象，显然是无法服众的。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被著名汉学家顾彬认为是中国当代最好诗人的顾城，在香港被拍成了电影。该片围绕顾城的恋情作为叙事主体，出现了很多的裸露镜头，最后在已经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香港被评定为三级。在该片中，顾城除了谈情说爱，除了男女之间那些癫狂之事，和诗人该具备的形象相去甚远。我们见到的是脸谱化的他：才子佳人，最后毁于疯狂。饰演顾城的男主演冯德伦曾经出演过《美少年之恋》，本身从气质上来讲，他是适合出演顾城的。他们都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脸上有着洛尔迦小谣曲般的寂静。而《顾城别恋》，却将这样美好的面庞彻底浪费了，木偶般的诗人形象，也让我们对想象中的顾城彻底失望。
华语电影在表现诗人形象方面基本是失败的。从广义的范围来讲，电影本身就可以表现得很诗意。如果非要在华语电影中寻找诗意，那么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无疑是最佳答案。他可能是华语电影的异类。比如他的台词：“我知道不想被人拒绝，最好的方式是先拒绝别人。”“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做嫉妒。”王家卫和摄影师杜可风、美术设计张叔平组成了“铁三角”，他们以诗意的语言、华美的服饰、诡谲的音乐和摇晃镜头，共同营造了诗性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片名和海明威的小说一样，但据说都来自《旧约》：“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影片讲讲述了四段交错的故事，分别以疯、恋、枪、梦为主题 。它们既独立又融合，像是螺旋一样，决定着前因后果。这和几年后的佳作《云图》在叙事上有着某种接近。该片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镜头的运用和表达都相当优秀。抛弃传统模式，采用魔幻的表现形式，使得本片“故事”有多种被解读的可能。它是真正的中国史诗，该片的着力点在于突出消逝的理想，以及宏大叙事下被扭曲毁损的生活。那赏心悦目诗意满溢的树风光影水和激昂壮美的音乐，在让人神往之余更增添了巨大的荒谬感。
不过，这类电影还是很难和诗人形象结合在一起。它们是诗意的，并不能说，它们映照着某种诗人形象。然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实践，却又打破了这一命题。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所有电影中，似乎都站立着一个诗人的形象——那就是他的父亲，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诗人阿·塔可夫斯基。作为全球著名的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一直在电影中一直和诗人进行着精神对话。
赵俊的这篇随笔可謂精彩、上乘。济慈、兰波、狄金森、王尔德、艾略特、聂鲁达……以其不朽的银幕形象，和他们的诗歌一道，成为“对抗时间”的有效方式。作者对“电影中的诗人”和“电影中的诗意”作了区分，在素材的使用上有广征博引之感。对塔可夫斯基式的“诗性电影”倍加推崇，并认为华语电影在表现诗人形象方面基本是失败的。“生活，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你的活法决定了，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这样的看法是颇为独到的。（沈苇）
一
在电影《全蚀狂爱》中，兰波和魏尔伦去参加一场巴黎诗人的聚会，有人说要发明一种叫电影的艺术，然而，却遭到了与会者的讥笑。设想，如果这件事真的存在，这可能是电影和诗歌的第一次“见面”。《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如是说：“电影的发生，是因为人类要用它来对抗时间。人类想在电影里不朽，和埃及人在身上涂防腐香料的道理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一种更古老的技艺，诗歌在数千年前就承担起了“对抗时间”的责任。
虽然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不甚美好。然而，后面却发生了转圜，有了全新的结果。电影和诗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在所有热爱艺术的人看来，他们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某种极限。比如，在视听艺术方面，电影被认为是极致，曾经有人这样说过：“电影是不是艺术，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电视绝对不是艺术。”在我就读浙江传媒学院期间，第六代导演曾经集中来我校放映电影。期间，在和王小帅对谈期间，我向他抛出了这个观点。他深以为然。在大部分人看来，电视确实只是大众传播的工具。而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影显然承担着比电视更高的责任。而诗歌，一向被认为是文学的皇冠。可以说，电影和诗歌，就像两个艺术领域的贵族，他们彼此有一种天生的“门当户对”。
在电影未发明的时代，诗歌没有像当今社会这样小众，它曾是普罗大众争相膜拜的对象。在不久前上映的《妖猫传》，有一句台词成了如今戏谑的用语：“听说，长安城遍地都是诗人。”甚至有些严肃刊物，也在拿这个桥段说事。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作为文学功底很深的导演陈凯歌，却又一次地遭遇了滑铁卢。不仅票房惨败，口碑也是差强人意。在豆瓣上，它的评分是7.0分。对于曾拍出过《霸王别姬》这种神作的金棕榈等身的他而言，显然是不够的。最让人诟病的，不但是故事的空洞，还有就是对诗人解读的陈词滥调，让他使人有一种不适感。和大部分市侩之人一样，该片也一如既往地赋予李白、白居易以表演型人格，让人觉得不具有这样的情节设置，就没有表现诗人的正常生活。最后，出现了本片最让人“惊悚”的台词：“就凭这一点，你比李白厉害！”当时，电影院里发出了阵阵哄笑，也许，这样的媚俗，正和当下的审美趣味达到了某种媾和的效果，然而，从艺术评价的角度上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导演确实缺乏某种诗性的表达。比如在西方被视为最成功的张艺谋，拿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奖项，但他的电影表达，确实跟诗意无关。他更关注的是现实题材，指望他在电影中表达诗意已经是奢望，更不用说，让他拍关于某个诗人的电影。在华语电影中，对诗人的误读甚至是消费，显然是带有某种野蛮的性质的。数千来来，中国被称为诗歌的国度，却也有着对诗人最深的敌意。而更多的时候，诗人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在电影里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候，诗歌成为了一个附属品，因为诗人天生的知名度，他另外的社会属性被一再提及。比如屈原，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出现，而诗人的形象，反而是被弱化了。这在很多电影里都被表现，特别是一部叫做《屈原》的电影，将这种形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一个写出壮美诗篇的大诗人躲在了悲天悯人的背后，这就是说教电影带给我们的全部。这样的诗人形象，显然是无法服众的。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被著名汉学家顾彬认为是中国当代最好诗人的顾城，在香港被拍成了电影。该片围绕顾城的恋情作为叙事主体，出现了很多的裸露镜头，最后在已经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香港被评定为三级。在该片中，顾城除了谈情说爱，除了男女之间那些癫狂之事，和诗人该具备的形象相去甚远。我们见到的是脸谱化的他：才子佳人，最后毁于疯狂。饰演顾城的男主演冯德伦曾经出演过《美少年之恋》，本身从气质上来讲，他是适合出演顾城的。他们都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脸上有着洛尔迦小谣曲般的寂静。而《顾城别恋》，却将这样美好的面庞彻底浪费了，木偶般的诗人形象，也让我们对想象中的顾城彻底失望。
华语电影在表现诗人形象方面基本是失败的。从广义的范围来讲，电影本身就可以表现得很诗意。如果非要在华语电影中寻找诗意，那么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无疑是最佳答案。他可能是华语电影的异类。比如他的台词：“我知道不想被人拒绝，最好的方式是先拒绝别人。”“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做嫉妒。”王家卫和摄影师杜可风、美术设计张叔平组成了“铁三角”，他们以诗意的语言、华美的服饰、诡谲的音乐和摇晃镜头，共同营造了诗性电影。
《太阳照常升起》片名和海明威的小说一样，但据说都来自《旧约》：“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影片讲讲述了四段交错的故事，分别以疯、恋、枪、梦为主题 。它们既独立又融合，像是螺旋一样，决定着前因后果。这和几年后的佳作《云图》在叙事上有着某种接近。该片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镜头的运用和表达都相当优秀。抛弃传统模式，采用魔幻的表现形式，使得本片“故事”有多种被解读的可能。它是真正的中国史诗，该片的着力点在于突出消逝的理想，以及宏大叙事下被扭曲毁损的生活。那赏心悦目诗意满溢的树风光影水和激昂壮美的音乐，在让人神往之余更增添了巨大的荒谬感。
不过，这类电影还是很难和诗人形象结合在一起。它们是诗意的，并不能说，它们映照着某种诗人形象。然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实践，却又打破了这一命题。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所有电影中，似乎都站立着一个诗人的形象——那就是他的父亲，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诗人阿·塔可夫斯基。作为全球著名的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一直在电影中一直和诗人进行着精神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