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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狂犬病和对其他病毒的防范，我国的许多地区都开展了大规模捕杀流浪狗的行动。许多关心动物的人士纷纷对此表示谴责。而在大洋的彼岸，我们的邻居们早已经纷纷行动起来，为了他们关爱的生命而战了。
汪汪，这是你的荣耀
在许多国家，对于动物的养护权的争取与保护非常严格，丝毫不逊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所设定的法律保护。玛利是一条两岁的斗牛犬，它有着一双褐色而忧伤的眼睛，柔软而松耷的耳朵，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禁不住会喜欢的狗。它的一个主人阿诗莉·威尔逊是西雅图一家摇滚乐电视台的音乐总监。在和她的男友特恩普雷顿分手后，威尔逊还和男友每周交换玛利的养护权，而到了去年八月，特恩普雷顿突然中止了这种安排，并开始独自保管玛利，威尔逊以此提起诉讼。
威尔逊没有选择放弃或另养一条新犬，而是加入了正在不断壮大中的那些为了他们的宠物而诉诸法律的动物爱好者的队伍。她咨询了伯明翰的一个资深律师亚当，他在4年里已经处理了将近100例和动物有关的案件了。随后威尔逊提出了诉讼，并且已经取得至少是当前的胜诉。高级法院法官判定两人继续交换小狗的养护权，等待最后判决。（因为特恩普雷顿倾向于提起上诉）这是三个月以来威尔逊第一次见到玛利，玛利一见威尔逊就不停地摇尾巴，威尔逊抱着玛利禁不住哭了。
很多宠物官司赢得了令人瞠目的巨额赔偿。马克，一个哈里发，他的混血拉布拉多猎犬，在法庭上只被估价为10美元，这个小东西在宠物诊所呆了两个月后回到家中没几天就死了。马克将诊所告上了法庭，去年2月他赢得了3.9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尽管这场诉讼花了五年才得到解决，马克在律师费用和诉讼上花了30多万，但是马克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可能让我的宝贝复活了，但是我得到了公正。”
尽管走进法庭来解决宠物的监护权看起来有点极端，但这确实是一种正当的能保护动物和那些关爱它们的人的利益的合法选择。不仅如此，像兽医的医疗事故，虐待宠物，甚至房东与租客关于动物的争吵等案件都被搬到了法庭上来解决。《纽约邮报》杂文专栏的作家辛迪·亚当斯在她那据说是死于寄养站的约克郡小猎犬死后，呼吁纽约州政府出台关于确保宠物寄养站良好条件的法规。许多州现在已经允许建立宠物信托业务，人们在那里存入资金然后该事务所按委托者的意愿来照看他们的宠物。至于涉及到虐待动物的案件，已经有40多个州制定了能使那些情节严重的违法者受铁窗之苦的重罚。“法官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斯蒂芬·怀斯，一个律师兼动物权利的倡导者说，他已经写了两本关于这方面的书并在哈佛法学院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课程。
“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
除了那些行动主义者的主要呼声之外，当怀斯的第一本书《让笼子嘎嘎作响》引起了关于动物的合法权益的合理性的学术争论后，2000年以来动物法也已经渐渐地引起了各法律院校以及学者的重视。现在已有40几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这个方面的课程。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撒恩斯坦对这种诉求作出了伦理上的解释：“对于动物所受到的痛苦，人们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就算是那些自认为动物不存在权益的人，都承认动物虐待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尽管许多人对动物权利的这种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还是有学者在努力寻找这种合理性的根基。
拉塔格大学的法学教授加里·佛朗强在1996年匹兹堡大学举办的世界素食主义者研讨会上的讲演中突出了动物权益合法的本体性，及其与争取其他社会公正的关联。
佛朗强教授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动物维权运动和其他维护社会公正的运动是有必然联系的，对动物的诈取与利用包括物种偏见和“物种主义”，与其他看似不大相关的评判标准比如：种族主义、色情、两性之间的定位、或阶级分化，在道德领域中都是很难被承认的。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它与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或对同性恋的歧视是类似的这个原因而坚持“物种主义”是坏的，那么我们其实已经被另一种形式的歧视所占据。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动物的权利意味着全部，那么任何组织化，制度化的动物利用行为都不存在道德上的理由。许多人认为只要一个人“关心”一下动物，那么这种关心将使这个人成为一个动物“权利”的鼓吹者，但这与“关心”女性而被称为是“女权主义者”一样荒唐。“女权主义”为女性争取公正，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公正意味着应该认识到女性的利益是不可被牺牲的。强奸是被禁止的，但这并不取决于潜在的“强奸犯”是否“关心”女性。相同的，如果动物拥有权利，那么该权利所保护的权益必须切实受到保护，而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认为这种损害动物利益的行为将会给人类带来好处而牺牲它们。我们不能在“人道”地屠杀动物的同时还来大谈动物的权利。
事实上在美国已有40多个州为动物权利的保护立了法，这类法案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而是具有了对所有动物权利的保护的普遍性。《纽约州联合法》中的《农业与市场销售法》第69章26节—“动物”这一条中明文规定：任何人，过度驱使，使过度重负，折磨，残忍击打自己或他人的驯养或野生动物，非法致伤，致残或致死的；褫夺动物必需的饲料，食物或饮料，忽视或拒绝供给类似饲料、饮料的；引起、促成或纵容动物被过度驱使，过度重负，折磨，残忍击打，或非法致伤，致残，致死；褫夺动物必需的饲料，食物或饮料，故意、唆使或从事或以任何方式加深对于动物的虐害的，或是试图产生这种伤害的，被判违法，可判处1年以下监禁或1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共同执行。
受害的不仅仅是动物
近年来，许多文件档案证明虐待动物和家庭暴力之间的令人吃惊的联系：在85%妇女与孩子受到虐待的家庭中，他们的宠物也正在受到虐待。这种联系不容人们忽视，因为对动物的虐待在多种方面不同程度上将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
伊利诺伊大学的蓉达·舒尔曼博士说的研究数据表明，60％家庭暴力的女性受害者曾经都养过宠物，并且它们都因暴力致死。同样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有将近40％生活困顿的女性都因怕她们的宠物得不到照顾而推迟甚至延误去救济站。
舒尔曼博士在曾经组织了一个以“家庭暴力与动物虐待：残酷的联系”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有许多兽医，司法机构的官员，以及致力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工作者。该会议以动物调研官员的未来，反抗动物暴力的法律，以及兽医在面对被质疑的动物暴力与家庭暴力时如何提供帮助等话题为重点展开了讨论。
“许多人都抱着‘这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想法，但是家庭暴力遍及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女性的身上：你的母亲、你的姐妹、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理解了家庭与动物暴力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存在问题的现状和调整之。”舒尔曼说。
宠物或许在这里只被作为一个确立人处于主导地位的手段。虐待者可能发出这种信息：“我可以对宠物做这事，我也可以如此对你。”或者是“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办，那这（暴力）将发生在你身上。”宠物同样也被作为一个威逼胁迫的手段：“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将会伤害你的动物。”宠物还是一个使小孩子保持沉默的手段：“如果你告诉别人，我会废了你的狗。”于是对于宠物的伤害虐待变成了一种权力的炫耀与象征，动物成为了这种显示权威过程中的媒介。它们便不被当作一个个的生命来看待，它们的权益自然也无从谈起。
对于孩子们来说宠物暴力事件具有更大的负面冲击力，虐待动物的小孩子在成人后甚有可能犯谋杀或其他暴力犯罪。事实上成人犯罪可以在他还是个6岁大孩子时对动物的虐待行为上被可靠地预言。杰夫瑞·达马和泰德·邦迪是这个令人悲哀的统计数据的声名狼藉的注脚。（两人均为美国近年来的连环杀人凶犯，都有在幼时经历或亲历虐待动物的经历）
“另一个负面的影响是这会使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暴力上。”舒尔曼解释道，“小孩子非常的敏感和易受影响的。一个看着他的宠物或者母亲被虐待而长大的孩子会认为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不幸的是孩子们常常是正有增无减的街头群殴或者家庭暴力的旁观者，他们会因此而对暴力变得麻木，他们在你用踢打显示你比其他的生物更有威权的时候学习模仿着。”
动物虐待与家庭暴力之间的联系意味对动物的虐待越来越被重视了。关于虐待动物的法律正变得越来越严厉。社会工作者得悉由于宠物的关系，许多女性都不愿离开施虐者。因此，只有提供使宠物免受伤害的解决方案，才能使更多的女性走出充满暴力的家庭。
动物的生活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追溯到最本源的生存与发展要求，为了人类本身的利益，动物的利益也是不该被忽视的。我国在198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0多年来在维护珍稀动物的繁衍生息上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但是相对与许多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在对于普通动物的关心和立法上面则相对做得较差，我们还没有对普通家畜，宠物等权益保障的立法，而英国在1800年就通过了确保动物免受虐待的《牛饵法案》，1911年通过了现行的动物保护法，可见我国动物的“维权”之路任重而道远，我们应“上下而求索”。
汪汪，这是你的荣耀
在许多国家，对于动物的养护权的争取与保护非常严格，丝毫不逊于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所设定的法律保护。玛利是一条两岁的斗牛犬，它有着一双褐色而忧伤的眼睛，柔软而松耷的耳朵，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禁不住会喜欢的狗。它的一个主人阿诗莉·威尔逊是西雅图一家摇滚乐电视台的音乐总监。在和她的男友特恩普雷顿分手后，威尔逊还和男友每周交换玛利的养护权，而到了去年八月，特恩普雷顿突然中止了这种安排，并开始独自保管玛利，威尔逊以此提起诉讼。
威尔逊没有选择放弃或另养一条新犬，而是加入了正在不断壮大中的那些为了他们的宠物而诉诸法律的动物爱好者的队伍。她咨询了伯明翰的一个资深律师亚当，他在4年里已经处理了将近100例和动物有关的案件了。随后威尔逊提出了诉讼，并且已经取得至少是当前的胜诉。高级法院法官判定两人继续交换小狗的养护权，等待最后判决。（因为特恩普雷顿倾向于提起上诉）这是三个月以来威尔逊第一次见到玛利，玛利一见威尔逊就不停地摇尾巴，威尔逊抱着玛利禁不住哭了。
很多宠物官司赢得了令人瞠目的巨额赔偿。马克，一个哈里发，他的混血拉布拉多猎犬，在法庭上只被估价为10美元，这个小东西在宠物诊所呆了两个月后回到家中没几天就死了。马克将诊所告上了法庭，去年2月他赢得了3.9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尽管这场诉讼花了五年才得到解决，马克在律师费用和诉讼上花了30多万，但是马克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不可能让我的宝贝复活了，但是我得到了公正。”
尽管走进法庭来解决宠物的监护权看起来有点极端，但这确实是一种正当的能保护动物和那些关爱它们的人的利益的合法选择。不仅如此，像兽医的医疗事故，虐待宠物，甚至房东与租客关于动物的争吵等案件都被搬到了法庭上来解决。《纽约邮报》杂文专栏的作家辛迪·亚当斯在她那据说是死于寄养站的约克郡小猎犬死后，呼吁纽约州政府出台关于确保宠物寄养站良好条件的法规。许多州现在已经允许建立宠物信托业务，人们在那里存入资金然后该事务所按委托者的意愿来照看他们的宠物。至于涉及到虐待动物的案件，已经有40多个州制定了能使那些情节严重的违法者受铁窗之苦的重罚。“法官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斯蒂芬·怀斯，一个律师兼动物权利的倡导者说，他已经写了两本关于这方面的书并在哈佛法学院教授关于这方面的课程。
“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
除了那些行动主义者的主要呼声之外，当怀斯的第一本书《让笼子嘎嘎作响》引起了关于动物的合法权益的合理性的学术争论后，2000年以来动物法也已经渐渐地引起了各法律院校以及学者的重视。现在已有40几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这个方面的课程。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撒恩斯坦对这种诉求作出了伦理上的解释：“对于动物所受到的痛苦，人们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就算是那些自认为动物不存在权益的人，都承认动物虐待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着。”尽管许多人对动物权利的这种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还是有学者在努力寻找这种合理性的根基。
拉塔格大学的法学教授加里·佛朗强在1996年匹兹堡大学举办的世界素食主义者研讨会上的讲演中突出了动物权益合法的本体性，及其与争取其他社会公正的关联。
佛朗强教授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动物维权运动和其他维护社会公正的运动是有必然联系的，对动物的诈取与利用包括物种偏见和“物种主义”，与其他看似不大相关的评判标准比如：种族主义、色情、两性之间的定位、或阶级分化，在道德领域中都是很难被承认的。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它与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或对同性恋的歧视是类似的这个原因而坚持“物种主义”是坏的，那么我们其实已经被另一种形式的歧视所占据。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动物的权利意味着全部，那么任何组织化，制度化的动物利用行为都不存在道德上的理由。许多人认为只要一个人“关心”一下动物，那么这种关心将使这个人成为一个动物“权利”的鼓吹者，但这与“关心”女性而被称为是“女权主义者”一样荒唐。“女权主义”为女性争取公正，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公正意味着应该认识到女性的利益是不可被牺牲的。强奸是被禁止的，但这并不取决于潜在的“强奸犯”是否“关心”女性。相同的，如果动物拥有权利，那么该权利所保护的权益必须切实受到保护，而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人认为这种损害动物利益的行为将会给人类带来好处而牺牲它们。我们不能在“人道”地屠杀动物的同时还来大谈动物的权利。
事实上在美国已有40多个州为动物权利的保护立了法，这类法案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于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而是具有了对所有动物权利的保护的普遍性。《纽约州联合法》中的《农业与市场销售法》第69章26节—“动物”这一条中明文规定：任何人，过度驱使，使过度重负，折磨，残忍击打自己或他人的驯养或野生动物，非法致伤，致残或致死的；褫夺动物必需的饲料，食物或饮料，忽视或拒绝供给类似饲料、饮料的；引起、促成或纵容动物被过度驱使，过度重负，折磨，残忍击打，或非法致伤，致残，致死；褫夺动物必需的饲料，食物或饮料，故意、唆使或从事或以任何方式加深对于动物的虐害的，或是试图产生这种伤害的，被判违法，可判处1年以下监禁或1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共同执行。
受害的不仅仅是动物
近年来，许多文件档案证明虐待动物和家庭暴力之间的令人吃惊的联系：在85%妇女与孩子受到虐待的家庭中，他们的宠物也正在受到虐待。这种联系不容人们忽视，因为对动物的虐待在多种方面不同程度上将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
伊利诺伊大学的蓉达·舒尔曼博士说的研究数据表明，60％家庭暴力的女性受害者曾经都养过宠物，并且它们都因暴力致死。同样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有将近40％生活困顿的女性都因怕她们的宠物得不到照顾而推迟甚至延误去救济站。
舒尔曼博士在曾经组织了一个以“家庭暴力与动物虐待：残酷的联系”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有许多兽医，司法机构的官员，以及致力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工作者。该会议以动物调研官员的未来，反抗动物暴力的法律，以及兽医在面对被质疑的动物暴力与家庭暴力时如何提供帮助等话题为重点展开了讨论。
“许多人都抱着‘这永远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想法，但是家庭暴力遍及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女性的身上：你的母亲、你的姐妹、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理解了家庭与动物暴力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存在问题的现状和调整之。”舒尔曼说。
宠物或许在这里只被作为一个确立人处于主导地位的手段。虐待者可能发出这种信息：“我可以对宠物做这事，我也可以如此对你。”或者是“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办，那这（暴力）将发生在你身上。”宠物同样也被作为一个威逼胁迫的手段：“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将会伤害你的动物。”宠物还是一个使小孩子保持沉默的手段：“如果你告诉别人，我会废了你的狗。”于是对于宠物的伤害虐待变成了一种权力的炫耀与象征，动物成为了这种显示权威过程中的媒介。它们便不被当作一个个的生命来看待，它们的权益自然也无从谈起。
对于孩子们来说宠物暴力事件具有更大的负面冲击力，虐待动物的小孩子在成人后甚有可能犯谋杀或其他暴力犯罪。事实上成人犯罪可以在他还是个6岁大孩子时对动物的虐待行为上被可靠地预言。杰夫瑞·达马和泰德·邦迪是这个令人悲哀的统计数据的声名狼藉的注脚。（两人均为美国近年来的连环杀人凶犯，都有在幼时经历或亲历虐待动物的经历）
“另一个负面的影响是这会使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到暴力上。”舒尔曼解释道，“小孩子非常的敏感和易受影响的。一个看着他的宠物或者母亲被虐待而长大的孩子会认为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不幸的是孩子们常常是正有增无减的街头群殴或者家庭暴力的旁观者，他们会因此而对暴力变得麻木，他们在你用踢打显示你比其他的生物更有威权的时候学习模仿着。”
动物虐待与家庭暴力之间的联系意味对动物的虐待越来越被重视了。关于虐待动物的法律正变得越来越严厉。社会工作者得悉由于宠物的关系，许多女性都不愿离开施虐者。因此，只有提供使宠物免受伤害的解决方案，才能使更多的女性走出充满暴力的家庭。
动物的生活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追溯到最本源的生存与发展要求，为了人类本身的利益，动物的利益也是不该被忽视的。我国在198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0多年来在维护珍稀动物的繁衍生息上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但是相对与许多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在对于普通动物的关心和立法上面则相对做得较差，我们还没有对普通家畜，宠物等权益保障的立法，而英国在1800年就通过了确保动物免受虐待的《牛饵法案》，1911年通过了现行的动物保护法，可见我国动物的“维权”之路任重而道远，我们应“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