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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没多久，毛主席进来坐在与李英男隔两排的位置上。毛主席转头看见李英男，一把拽住她的小手高兴地说：“小外国人也来了！”
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年，她6岁。3岁时，她从莫斯科来到中国。她是一名中苏混血儿。
大典前夜，为了让她和苏联姥姥目睹大典盛况，父亲将他们安排住进毗邻天安门城楼的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俯瞰长安街，并能看到天安门的一角。
第二天，踮着脚尖趴在窗户上，她看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骑兵队伍，还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轻型坦克；她听到了毛主席高亢的湖南口音，并对现场的气氛印象深刻。当毛主席在扩音器里宣读建国公告时，全场竟没有一点儿杂音。
这是一个6岁孩子的记忆，她当时还不知道父亲在中国的分量。也不知道，父亲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位列毛主席左手边第三个。
后来，她在国内长大，成为知名的俄语教授，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她不常提及自己的身世，人们都称她李英男教授，很少有人知道，她有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父亲——历经血与火洗礼的革命先驱李立三。
父辈——跨国婚恋航船自风暴区起航
李立三一生有过4次婚姻，李英男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李莎所生，李英男还有1个妹妹，名唤雅兰。自李立三起，李家三代皆为跨国婚姻。李立三娶了俄罗斯姑娘，李英男再婚嫁于俄罗斯教授，妹妹嫁予中俄混血先生，李英男大儿子娶了日本姑娘，小儿子娶了乌克兰姑娘。其中，大儿媳肖微明也是混血儿，她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人。这一有着传奇革命背景的家族，不断谱写出新的跨国婚恋传奇。
李立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曾担任安源罢工的总指挥。不少人亲眼目睹过李立三出生入死领导罢工，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他曾在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联合大示威，还曾在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祭队收回了武汉英租界。大革命失败后，他经过考察，又向党中央提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30年，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在共产国际强烈要求下，李立三被迫离开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自此，李立三羁旅莫斯科15年。
在苏联，他邂逅了第四任妻子李莎，这是李立三人生困境中的最大慰藉。那一天，是一个十月革命纪念日，李立三邀请了很多中国和苏联的青年朋友欢度节日。餐桌上，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虽然不懂中文，但李莎深切感受到了李立三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久，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两年后结为伉俪。
上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航船在政治风暴中颠簸起伏。
艰难时刻，妻子李莎给了李立三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莫斯科，李立三—直被王明、康生等^视作眼中钉。苏联大清洗时，众多革命干部无端遭到枪决，李立三也受诬入狱，处境凶险。婚后不久遭遇如此变故，好心人劝李莎趁早与李立三分手，另组家庭。面对劝说，李莎的妈妈告诉李莎：“好人有难，不能背弃。”李莎也认为，从来将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爱情放在第二位的李立三，不会做出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事。她决心克服万难，找到丈夫。
李莎遍寻莫斯科所有监狱，终于在半年后查到了李立三的下落。她被告知，李立三被关在塔岗卡监狱，这所监狱不允许探监，但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
当时，李莎生活上全靠学校每月发放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李莎的妈妈不得不给人洗衣、做缝纫活儿补贴家用。为了给李立三留够每个月50卢布的生活费，她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变卖旧物。当李立三在狱中收到李莎送来的生活费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与此同时，正在读大学的李莎必须拼命地学习，以保持全优的成绩。她知道，只要她的学习成绩出现一个“良”，她的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她和李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在学校里，李莎受到了丈夫的牵连。李立三入狱后，李莎就读的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要求李莎站稳立场，同丈夫划清阶级界线。当着全场500多人的面，校团委书记大声向李莎宣布：“基什金娜(编者注：李莎)的丈夫、叛徒李明(编者注：李立三化名)现被揭露是日本间谍、人民之敌，已被逮捕法办。现在让基什金娜上台表态：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李莎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但面对是非曲直，她鼓起勇气向大会表示：“李明还在审查之中，并没有怍出结论。我长期和他在一起，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为。刚才对李明这种无端的指控，我不能接受。”
大会表决开除李莎的团籍。李莎站起来，把团证放在主席团的大桌上，挺着胸膛默默地走出了会场。种种情况，后来都被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知晓，毛主席赞誉李莎说：李莎是个好同志!
洋儿媳娶进家门
和谐的家庭氛围，夫妻的相濡以沫，使得跨国情缘在这个家庭中不断延续。毕竟，“如果第一代经常发生文化冲突，恐怕后来的孩子们不愿意继续过这种冲突的日子。”李英男说。
李英男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刘铮，一个叫刘铉。李莎和李英男从小就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双语教育。他们都到俄罗斯留过学，但都选择了回国。老大刘铮在莫斯科大学学过目语，去日本后，带回来一位日本籍的儿媳，名叫中村微明，家里都叫她晓明。晓明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人，晓明小时在北京长大，后又去日本读书，汉语和日语都非常流利，常常做翻译工作。刘铮更是一位出色的同传翻译，经常在重要场合出现。李英男觉得，正是两个孩子之间相同的跨文化背景，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老二刘铉在俄罗斯学习电影专业，他参加执导的《蒙古王》曾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从俄罗斯回国不久，他作为副导演，参加了吴天明导演执导的《牛氓》的拍摄，前往欧洲取景。剧组由中国和乌克兰电影工作者组成，刚刚从基辅美术学院毕业的莲娜也被老师带进了剧组，负责美工。经过八九个月的相处，李家日后又多了一名国际家庭成员。刘铉和莲娜后来在北京成婚，和李英男住到了一起。儿媳支持婆婆收获甜美跨国婚恋
刘铮、刘铉的亲生父亲与母亲原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1993年父亲因肝病去世后，母亲孤独了十多年，孩子们觉得，母亲才60出头，应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丈夫去世后，李英男身边不乏优秀男士的追求。1998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一位名叫阿格诺索夫的教授，应邀来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李英男饶有兴趣地去听他讲课。阿格诺索夫斯文儒雅、彬彬有礼、学识渊博；李英男高贵端庄，浑身散发着高知女性的魅力。经过几个月接触，他们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格诺索夫早期有过短暂的婚姻，因女方物质要求过高，两人婚后不久分手。后来，因种种原因，阿格诺索夫一直没有再婚，李英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保持书信往来，阿格诺索夫向李英男约稿，李英男又虚心向他请教。平心而论，李英男也欣赏善良豪爽、睿智稳重的阿格诺索夫，在儿子儿媳的极力支持下，两人后来身着红色唐装在北京结婚，并决定日后定居于北京。
文化交融，其乐融融
李英男家庭中融合着中、俄、日、乌多种文化，是文化和谐的典范。这种和谐，始于李立三夫妇，并在家族中传承下来。
1946年，李莎带着李英男姐妹来到中国，与先期抵达的李立三团聚。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英男跟随父亲拜访了众多的革命战友，毛主席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周恩来家，李英男都去过。其中，陈毅和父亲的私交最好，两人经常相互串门切磋棋艺，—直到“文革”开始时依然如此。
父亲还经常带李英男到中南海里散步，或者去怀仁堂看电影。一天，父亲带她到怀仁堂里看京剧。入场没多久，毛主席进来坐在与李英男隔两排的位置上。毛主席转头看见李英男，一把拽住她的小手高兴地说：“小外国人也来了!”
在家中，李英男和姥姥及俄罗斯保姆住在一起，爸爸、妈妈把奶奶从湖南老家接来后，一家三代组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奶奶听不懂外语，每次与姥姥碰面，两位老人拉着手只是笑，泰然相处。为了照顾不同的口味，吃饭时，桌上既摆上中餐，也摆上西餐，大家用餐时各取所需。
李立三夫妻感情甚笃。如何能够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夫妇俩做了很多工作。据李英男回忆，父亲对此有一贯的看法。他认为，不同民族文化，都是应该互相尊重的。他—直跟别人解释，自己在国外待了十，几年，深深体会到融入外国文化的困难。所以李莎来到中国后，不可能完全、或者一下子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她要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习惯，在这方面，他愿意向妻子让步：
“夫妻生活在一起，必须是相互让步的。”李立三说，在家庭生活和习惯方面，“可能我让步的更多一些。”在李英男家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俄罗斯文化，但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
家里娶进两位外国儿媳后，家中的文化选项更多了，多文化的家庭更加热闹。家中交谈，晓明和婆婆说汉语，莲娜和婆婆说俄语；一家人用俄语交流时，大儿子刘铮会给不懂俄语的晓明作翻译，一家人用汉语交流时，二儿子刘铉会给汉语不流利的莲娜作后援。晓明和莲娜两妯娌之间，会用汉语交谈；而大儿子和大儿媳说悄悄话，就会讲别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多种语言交汇一处，仿佛是在召开国际会议。也许此时，“家庭四国会议”又开幕了。
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年，她6岁。3岁时，她从莫斯科来到中国。她是一名中苏混血儿。
大典前夜，为了让她和苏联姥姥目睹大典盛况，父亲将他们安排住进毗邻天安门城楼的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俯瞰长安街，并能看到天安门的一角。
第二天，踮着脚尖趴在窗户上，她看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骑兵队伍，还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轻型坦克；她听到了毛主席高亢的湖南口音，并对现场的气氛印象深刻。当毛主席在扩音器里宣读建国公告时，全场竟没有一点儿杂音。
这是一个6岁孩子的记忆，她当时还不知道父亲在中国的分量。也不知道，父亲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位列毛主席左手边第三个。
后来，她在国内长大，成为知名的俄语教授，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她不常提及自己的身世，人们都称她李英男教授，很少有人知道，她有一位国人耳熟能详的父亲——历经血与火洗礼的革命先驱李立三。
父辈——跨国婚恋航船自风暴区起航
李立三一生有过4次婚姻，李英男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李莎所生，李英男还有1个妹妹，名唤雅兰。自李立三起，李家三代皆为跨国婚姻。李立三娶了俄罗斯姑娘，李英男再婚嫁于俄罗斯教授，妹妹嫁予中俄混血先生，李英男大儿子娶了日本姑娘，小儿子娶了乌克兰姑娘。其中，大儿媳肖微明也是混血儿，她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人。这一有着传奇革命背景的家族，不断谱写出新的跨国婚恋传奇。
李立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曾担任安源罢工的总指挥。不少人亲眼目睹过李立三出生入死领导罢工，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他曾在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联合大示威，还曾在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祭队收回了武汉英租界。大革命失败后，他经过考察，又向党中央提议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30年，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在共产国际强烈要求下，李立三被迫离开领导岗位，前往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自此，李立三羁旅莫斯科15年。
在苏联，他邂逅了第四任妻子李莎，这是李立三人生困境中的最大慰藉。那一天，是一个十月革命纪念日，李立三邀请了很多中国和苏联的青年朋友欢度节日。餐桌上，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虽然不懂中文，但李莎深切感受到了李立三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久，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两年后结为伉俪。
上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李立三和李莎的婚姻航船在政治风暴中颠簸起伏。
艰难时刻，妻子李莎给了李立三巨大的精神支持。
在莫斯科，李立三—直被王明、康生等^视作眼中钉。苏联大清洗时，众多革命干部无端遭到枪决，李立三也受诬入狱，处境凶险。婚后不久遭遇如此变故，好心人劝李莎趁早与李立三分手，另组家庭。面对劝说，李莎的妈妈告诉李莎：“好人有难，不能背弃。”李莎也认为，从来将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爱情放在第二位的李立三，不会做出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事。她决心克服万难，找到丈夫。
李莎遍寻莫斯科所有监狱，终于在半年后查到了李立三的下落。她被告知，李立三被关在塔岗卡监狱，这所监狱不允许探监，但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
当时，李莎生活上全靠学校每月发放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李莎的妈妈不得不给人洗衣、做缝纫活儿补贴家用。为了给李立三留够每个月50卢布的生活费，她们不得不节衣缩食、变卖旧物。当李立三在狱中收到李莎送来的生活费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
与此同时，正在读大学的李莎必须拼命地学习，以保持全优的成绩。她知道，只要她的学习成绩出现一个“良”，她的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她和李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在学校里，李莎受到了丈夫的牵连。李立三入狱后，李莎就读的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要求李莎站稳立场，同丈夫划清阶级界线。当着全场500多人的面，校团委书记大声向李莎宣布：“基什金娜(编者注：李莎)的丈夫、叛徒李明(编者注：李立三化名)现被揭露是日本间谍、人民之敌，已被逮捕法办。现在让基什金娜上台表态：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李莎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但面对是非曲直，她鼓起勇气向大会表示：“李明还在审查之中，并没有怍出结论。我长期和他在一起，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为。刚才对李明这种无端的指控，我不能接受。”
大会表决开除李莎的团籍。李莎站起来，把团证放在主席团的大桌上，挺着胸膛默默地走出了会场。种种情况，后来都被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所知晓，毛主席赞誉李莎说：李莎是个好同志!
洋儿媳娶进家门
和谐的家庭氛围，夫妻的相濡以沫，使得跨国情缘在这个家庭中不断延续。毕竟，“如果第一代经常发生文化冲突，恐怕后来的孩子们不愿意继续过这种冲突的日子。”李英男说。
李英男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刘铮，一个叫刘铉。李莎和李英男从小就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双语教育。他们都到俄罗斯留过学，但都选择了回国。老大刘铮在莫斯科大学学过目语，去日本后，带回来一位日本籍的儿媳，名叫中村微明，家里都叫她晓明。晓明的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台湾人，晓明小时在北京长大，后又去日本读书，汉语和日语都非常流利，常常做翻译工作。刘铮更是一位出色的同传翻译，经常在重要场合出现。李英男觉得，正是两个孩子之间相同的跨文化背景，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老二刘铉在俄罗斯学习电影专业，他参加执导的《蒙古王》曾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从俄罗斯回国不久，他作为副导演，参加了吴天明导演执导的《牛氓》的拍摄，前往欧洲取景。剧组由中国和乌克兰电影工作者组成，刚刚从基辅美术学院毕业的莲娜也被老师带进了剧组，负责美工。经过八九个月的相处，李家日后又多了一名国际家庭成员。刘铉和莲娜后来在北京成婚，和李英男住到了一起。儿媳支持婆婆收获甜美跨国婚恋
刘铮、刘铉的亲生父亲与母亲原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1993年父亲因肝病去世后，母亲孤独了十多年，孩子们觉得，母亲才60出头，应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丈夫去世后，李英男身边不乏优秀男士的追求。1998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一位名叫阿格诺索夫的教授，应邀来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李英男饶有兴趣地去听他讲课。阿格诺索夫斯文儒雅、彬彬有礼、学识渊博；李英男高贵端庄，浑身散发着高知女性的魅力。经过几个月接触，他们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格诺索夫早期有过短暂的婚姻，因女方物质要求过高，两人婚后不久分手。后来，因种种原因，阿格诺索夫一直没有再婚，李英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保持书信往来，阿格诺索夫向李英男约稿，李英男又虚心向他请教。平心而论，李英男也欣赏善良豪爽、睿智稳重的阿格诺索夫，在儿子儿媳的极力支持下，两人后来身着红色唐装在北京结婚，并决定日后定居于北京。
文化交融，其乐融融
李英男家庭中融合着中、俄、日、乌多种文化，是文化和谐的典范。这种和谐，始于李立三夫妇，并在家族中传承下来。
1946年，李莎带着李英男姐妹来到中国，与先期抵达的李立三团聚。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英男跟随父亲拜访了众多的革命战友，毛主席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周恩来家，李英男都去过。其中，陈毅和父亲的私交最好，两人经常相互串门切磋棋艺，—直到“文革”开始时依然如此。
父亲还经常带李英男到中南海里散步，或者去怀仁堂看电影。一天，父亲带她到怀仁堂里看京剧。入场没多久，毛主席进来坐在与李英男隔两排的位置上。毛主席转头看见李英男，一把拽住她的小手高兴地说：“小外国人也来了!”
在家中，李英男和姥姥及俄罗斯保姆住在一起，爸爸、妈妈把奶奶从湖南老家接来后，一家三代组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奶奶听不懂外语，每次与姥姥碰面，两位老人拉着手只是笑，泰然相处。为了照顾不同的口味，吃饭时，桌上既摆上中餐，也摆上西餐，大家用餐时各取所需。
李立三夫妻感情甚笃。如何能够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夫妇俩做了很多工作。据李英男回忆，父亲对此有一贯的看法。他认为，不同民族文化，都是应该互相尊重的。他—直跟别人解释，自己在国外待了十，几年，深深体会到融入外国文化的困难。所以李莎来到中国后，不可能完全、或者一下子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她要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习惯，在这方面，他愿意向妻子让步：
“夫妻生活在一起，必须是相互让步的。”李立三说，在家庭生活和习惯方面，“可能我让步的更多一些。”在李英男家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俄罗斯文化，但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
家里娶进两位外国儿媳后，家中的文化选项更多了，多文化的家庭更加热闹。家中交谈，晓明和婆婆说汉语，莲娜和婆婆说俄语；一家人用俄语交流时，大儿子刘铮会给不懂俄语的晓明作翻译，一家人用汉语交流时，二儿子刘铉会给汉语不流利的莲娜作后援。晓明和莲娜两妯娌之间，会用汉语交谈；而大儿子和大儿媳说悄悄话，就会讲别人都听不懂的日语。
多种语言交汇一处，仿佛是在召开国际会议。也许此时，“家庭四国会议”又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