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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美国女孩Kiera怀着巨大的好奇和憧憬来中国闯荡。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这个国家,Kiera换了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李丽”。
初到上海
但李丽很快就发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资企业面试,遇到4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墨尔本回来的,一个是伦敦回来的,一个刚从法国的大学毕业,最后一个虽然不是海归,但在大公司有5年的工作经历,于是这个人拿到了工作机会。”
唯一让她欣慰的是,虽然屡次失败,但她总能获得面试机会,而且都是让她兴奋的公司和职位。
到上海三个月后,李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但不久,李丽感觉有些不对劲。对她来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太“轻松”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参观,或是陪老板偶尔把国外来的生意伙伴从机场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饭、聊聊天。至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李丽没有丝毫参与的机会。最终,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充当“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李丽依然不满意,因为薪水不高,竞争却异常激烈。像她这样大学毕业后直接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大多是从外教这个“门槛较低”的行业起步。
在到上海半年后,李丽第三次跳槽。这一次,她又回到外贸行业,负责企业与美国客户的日常联络。这次不像上次那样轻松,因为时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周还有几次白天要加班,这让她疲惫不堪。“中国人的节奏实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李丽一度感到很沮丧,甚至动了回国的心思。
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为了表示在上海创立一番事业的决心,我们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中文名“李润”。当时,李润是一家美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里。
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并选择了辞职。后来,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这对李润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落差。他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李润离职后古北的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李润只得另谋住处。无奈之下,李丽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
初到上海
但李丽很快就发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上海的工作并不如想象中好找。“有一次我去一家外资企业面试,遇到4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墨尔本回来的,一个是伦敦回来的,一个刚从法国的大学毕业,最后一个虽然不是海归,但在大公司有5年的工作经历,于是这个人拿到了工作机会。”
唯一让她欣慰的是,虽然屡次失败,但她总能获得面试机会,而且都是让她兴奋的公司和职位。
到上海三个月后,李丽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但不久,李丽感觉有些不对劲。对她来说,在这家公司上班太“轻松”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公司合作伙伴参观,或是陪老板偶尔把国外来的生意伙伴从机场接到酒店,再陪着吃吃饭、聊聊天。至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李丽没有丝毫参与的机会。最终,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充当“花瓶”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李丽依然不满意,因为薪水不高,竞争却异常激烈。像她这样大学毕业后直接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大多是从外教这个“门槛较低”的行业起步。
在到上海半年后,李丽第三次跳槽。这一次,她又回到外贸行业,负责企业与美国客户的日常联络。这次不像上次那样轻松,因为时差,她每天都要上夜班,每周还有几次白天要加班,这让她疲惫不堪。“中国人的节奏实在太快,跟不上,除了工作,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李丽一度感到很沮丧,甚至动了回国的心思。
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为了表示在上海创立一番事业的决心,我们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中文名“李润”。当时,李润是一家美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里。
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并选择了辞职。后来,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这对李润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落差。他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李润离职后古北的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李润只得另谋住处。无奈之下,李丽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从底层职位做起,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