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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四十分，中午饭吃完还没多久，他就在她的一声接一声的催促下进了厨房，洗手准备今天的晚饭。原本他说不着急，才两点多，咱们都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起来我就去准备饭，欢欢不会回来这么早。她说不行，今天是冬至，又赶上周五，欢欢下午没有课，肯定早早就回来了，她一进门肯定喊饿，这孩子打小就这样，你快去，快去。话说到最后，她开始咳嗽，一手捂着嘴，一手把半躺的身子撑起来，扭动着，用那只尚好的眼睛到处搜寻，身子底下的褥子被搓得起了褶。他连忙把挂在床头的手帕给她递去。她靠在床上，手帕在她脑袋后面，她看不见。接过手帕捂上，她似乎咳嗽得更厉害了，细瘦的脖子上显出蚯蚓一样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他想给她倒杯水，拿起床头的杯子，却被她使劲摆手推开，他又拍她的背，感觉自己在拍一只瘦弱的鼓，里面都是陈旧的灰，他一拍，那些灰尘就跳起来，在她的身体里呛出一团烟，让她更咳个不停。她用一只手捂着嘴，扭着身子躲避背后的手，又腾出另一只手往外赶他，他明白她的意思，不想让她着急，于是他收回手说，好，好，我这就去准备。
厨房背阴，很黑，白天也要开灯。进了厨房，他去摸左边一根已经油腻的线，那根线由两段线拼接而成，上面一端是棉线，被多年的油烟熏烤，染得黑腻腻的，在他上周某一次的拉拽过程中断了，下半截的线是从买菜时捆葱的绳子上拆下来的，他踩上凳子才好不容易接上。他摸到了线，小心翼翼地一拉，灯亮了。
说是灯，其实只是一个五十瓦的钨丝灯泡，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之前她一直说给灯装个罩子，他说，没有罩子就没有吧，有了罩子还得擦，爬高上梯的，咱俩谁也干不了，没有罩子反而亮堂，没有就没有吧。于是这光就这么干巴巴地亮了十来年。借着光，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反光的东西，拿起来戴上，他这才觉得屋里亮了。
一个水池，一个菜板，一口锅，三样东西环起来，把他围在中间，灯悬在头顶，往外退一步就出了厨房，巴掌大的地方，抬个脚都费劲。他听见外面窸窸窣窣地响，赶紧往外探了探身子说，别起，别过来，我一个人就够。
她问，虾线都挑干净了吗，害怕你挑不干净。
菜板被一个高脚凳支起来，虾就放在菜板的一角，剥好了盛在碗里。他说，都挑干净了，你放心吧，可别过来了。接着他听见沙发床吱的一响，同时又听见她重重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她又躺回去了。
厨房不够两个人站，她又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还是歇着好。这两天北京雾霾太重，不敢出门，几天不通风，她又犯了咳嗽。手术完他问她的主治医生，怎么样，怎么样。医生说，手术做得还可以，接下来要看恢复。他接着又问，那，那个（那里）……那块怎么样？他不记得那个病的专业名词了，而对于那个通俗的名字，又叫不出口，连听到都会无名地脸红。他只好用手指指脑袋。医生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控制得还不错，恶化得不是很快，但是这个病——你知道，只能是控制，维持，尽量不让它恶化得太快，但是最后肯定会恶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四年前的冬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她出门买菜，走丢了，找不到回来的路，摔了一跤，最后被一个好心的小伙子送到派出所。他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去接她，看到她像一个孩子似的哭得泪流满面，她说，今天周五，欢欢下午没课，我想去接她回来，不知道怎么就找不到路了，欢欢是不是回家了，她没看见我，我俩肯定是走岔了……
欢欢那时在美国，她两个月前才去看过。欢欢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去了美国求学，读完博士就留在了那里，结了婚，嫁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华人。她请了假去美国陪欢欢生孩子，之前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去，结果学院里另一个老师突然生病，要开刀，把自己管理的课程转给了他，他说那我就不去了，我得等到期末，安排学生们考试，你在那，欢欢肯定踏实，等欢欢把孩子生下来，我再去也不迟。
她有点怪他，但也没说什么，自己去了美国，临走前给家里做了大扫除，把冰箱填得满满的。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但是孩子被确诊为脑瘫，欢欢说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产前的检查他们一个都没落下。她看见女婿操着一口英文跟医生大吵，吵着吵着就要动起手来，她不懂英文，不会拉架，只能冲到他们中间把女婿往一边推。女婿很高，那个蓝眼睛的大夫也很高，她局促地站在他们中间，仰起头才看见女婿下巴上的胡子不停地颤抖。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她像是一块夹心饼干一样撞在那个大夫的胸口上，清晰地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说不上来的味道。仓皇之中她被推倒在地，撞到冰凉的地板，周围又扑上来消毒水的气息。这时有许多人从她身边沖过去把他们拉开，铺天盖地的外文涌进她的耳朵里，她觉得自己头有点晕。
在病房里，欢欢靠在床上，垂着头不出声，女婿坐在床边，脸上还贴着纱布。她说，你们把孩子给我吧，我带回国去，我和你爸带着她，咱北京也有医院，你爸的一个学生，找的对象还是脑科医院的大夫，让他去找人家问问。我和你爸明年就退休了，我俩就在家陪着孩子，实在不行，等孩子大了，我们带不动了，你们再把她接回来。
女婿歪着头，显然没有听懂，他问欢欢，欢欢先是不出声，后来禁不住追问，用英文回了两句。女婿愣了几秒，接着说了一大段英文，声音越来越大，欢欢始终不说话。她从那一大串英文中分辨出好几声“No”，她赶紧说不着急，你们再商量商量，别吵。
欢欢出院那天，她抱着小外孙女，孩子躺在她怀里睡得正香，丝毫看不出与正常的孩子有什么差别，她想，说不定是那个蓝眼睛的大夫误诊了，等带回北京，再找大夫好好看看。可还没等她开口，欢欢就跟她说，妈，我们商量好了，我们打算带着孩子搬到华盛顿去，那里有最好的康复机构，设备什么的都健全，还有专业的护工，孩子在这里也有保险……你和我爸年纪都大了，就不麻烦你们了，等孩子大了，好一点，我就带她回去看你们，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送你回去，回去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操心我一辈子了，该好好照顾自己了……
欢欢还没说完，她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她说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和你爸一辈子就生了你一个，这孩子就算有什么，也是我们的外孙女，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在国外这么些年我们也没帮得上你，我们不操心你操心谁啊，谁让我们只有你一个啊，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欢欢也哭了，她说，妈，你赶紧回去吧，我爸还在家呢，你们在家好好的，我们过两天就准备搬走了…… 天沉沉的，不用看也知道，是快要下雪了。他站在厨房里，闻到对面厕所的下水道隐隐泛上来些气味。这个房子设计很奇怪，一进门，左边是厨房，右边就是厕所，厨房旁边是很小的一个卧室，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是他睡觉的地方。再往里走就是客厅，现在没有什么客来，沙发床，茶几，放满了书的电视柜，还有一个因为欠费而只有两个频道的电视，堆在一起，混乱得像是没人指挥的大合唱。这里变成了她的卧室兼饭厅。本来他们是一起睡在那间小卧室里的，但是因为那间屋子背阴，她有风湿，一入冬，就只好挪到客厅来睡。他从厨房探探头，想看看她有没有把暖气上热着的梨水喝完，却发现她已经歪在靠垫上睡着了。
他们是在欢欢申请到美国读书的那一年换到这里来住的。大学毕业之后，欢欢被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正好对口她的法律专业。可工作了两年，欢欢却突然辞了职，跟他们说不想一直坐在办公室里贴发票，决定申请去美国读书。她埋怨欢欢招呼不打一声就自作主张地辞职，要知道当时欢欢可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招进去工作的，那一年，全北京市也只录用了两个人。但他说，让欢欢去。他想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英勇的决定，没什么具体的理由，只是看着欢欢夜夜在屋里开着台灯学英语，连说梦话都是英文，他觉得欢欢应该去。他跟她说，咱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别耽误孩子，欢欢从小就是个有想法的，让她在那儿贴一辈子发票，也不好。
伴随着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每年四万美金的学费，欢欢在美国读了五年，每年生活费加上学费要五万美金，那是2000年年初发生的事。
赶上学院分房，他用指标跟要买新房的同事换了一套旧的，又卖了原来住的那套，把欢欢送到了美国。欢欢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喜欢过她，她打电话跟她妈说的时候他听见了。欢欢没有答应，跟那两个孩子说，我以后是要回国的，我爸妈还在北京呢。毕业旅行的时候，她跟同学到了西雅图，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女婿，女婿学精密仪器，是个移民二代，从小说英文长大，认同自己的美国身份（是个彻底的美国人），即使他看起来扎扎实实地像个中国孩子。她又打电话跟她妈说，我想留在这了。
这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建的，老了，又在一层，暖气时好时坏，下雪的时候屋里总有点泛潮。他担心她犯风湿，就给她脚头放上灌了开水的葡萄糖瓶子，玻璃瓶子配上木塞瓶盖，灌了开水后直烫手，又裹上一层毛巾才敢给她。现在这样的瓶子少见了，她每次去医院检查、打针，看到的都是一次性的塑料药水瓶，她曾不无担心地跟他说，这塑料瓶子装药，能干净吗。
虾肉被剁得细细的，但也不能太细，要保留一点颗粒感，芦笋也切成了小丁，打上两个鸡蛋，加了料酒、盐和白胡椒。他加的时候分了好几次，加一点尝一下，害怕掌握不了度，这几天她一直提醒他，说他口重，别弄得太咸了欢欢不愿意吃。他有点不服地说，咸鲜，咸才鲜，过去哪有这么多调料，还不就靠着一味盐吗。她见他不乐意听了，就说，那到时候你别弄了，我来弄。他说，行了行了，到时候你还是歇着吧，我弄，听你的，宁可淡也不咸，大不了等饺子出锅蘸点酱油吃。他听见外面传来她的鼾声，他想她还是睡着了好，睡着了不咳嗽，让嗓子歇会儿。他用筷子的另一头挑起一点点生肉，尝了好几次之后，觉得差不多了，他自己吃有点淡，但是欢欢应该觉得正好。
饺子皮是现买的，他实在和不了面，在她的指导下试过几回，不是太软就是太硬，软的搅成面糊喝了，硬的被勉强烙成了饼，出了锅，她咬了一口递给他说，还是你吃吧，我咬不动。
他站着捏了几个饺子，形状歪歪斜斜，摆了好几次，就是看不顺眼，饺子似乎也知道他不善此道，捉弄一般显出几个重影来。他轻微往后仰了仰脖子，听到里面的骨头像是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发出绞合的响声，他赶紧把垃圾桶旁的一个小马扎拖过来，扶着菜板坐下，隔了好一会儿，再去看案板上那几个饺子，才觉得那些重影慢慢散了。
他努力了好几次都没能起来，手掌抵着马扎，可腿总是给不上劲儿。最后一次用胳膊使劲儿的时候，一下子掀翻了菜板，刀和小碗都咣当一声掉了下来，他连忙扑上去用身子护住，腾出一只手稳住菜板，还好小碗里的虾都拌进了馅儿里，装馅儿的小盆被他托住，没洒，装着饺子皮的小塑料袋掉在他的腿上，他缓了一口气，还好，只是损失了几个饺子而已。
她被他弄出来的声响惊醒了，扯着嗓子问他，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話没说完又是一阵咳嗽。他一边说没事没事，你别过来，一边扶着水池慢慢地起来。这水池的下水道有点堵，洗碗洗菜的时候都要格外注意，池边渗出来的水与积污的水泥地板混成不堪的颜色，与对面厕所的味道连在一起，令人想入非非。他把手上粘的馅儿冲干净，看见她已经半靠着起来，掀开被子准备下地，他快步走过去，把她的腿推回床上说，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我这不是说没事吗，你怎么又下来了，快躺回去吧，又瞎操心了。
她说，你是不是又把什么弄打啦。
他说，没有，不小心把案板掀翻了，还好东西都没撒，只把几个饺子弄掉了。
她说，看看，看看，你总是冒冒失失的，你一个人要弄到什么时候，我来吧，还是我来吧。
他说，别别，几个饺子包得不成形，不要就不要了，刚好就当练手了。
她又说，你还没包完哪？欢欢快回来了吧？
他看了看表，五点了，不知不觉竟然过了这么久，他以为只有三点半，最多四点，没想到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他意识不到，他的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他没有回答她的话，却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不然我包馄饨吧，馄饨快，也好包，我会包馄饨。
她嗔怪说，冬至怎么能吃馄饨呢，谁家冬至吃馄饨呀，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
他说，馄饨跟饺子长得差不多，就吃馄饨吧，欢欢更爱吃馄饨，我下酸汤的咱们吃。
她说，欢欢更爱吃馄饨吗？
他说，欢欢小时候最爱吃你做的紫菜虾皮馄饨，你忘啦？
她把头靠回去，沉默了一会儿，他有点慌，他想他不该说她忘了，这样说会不会给她心理暗示呢——大夫说尽量不要跟病人这样说话。 于是他赶紧打圆场，欢欢爱喝汤，馄饨有汤又有料的，她肯定更爱吃馄饨。咱包馄饨？
她好像抓住了什么一般，连连说，对对，欢欢爱喝汤，爱喝我煲的汤，她考大学的时候我天天煲汤给她，馄饨就馄饨吧，馄饨有汤，这大冷的天气——咱包馄饨。
他答应着，转身就要进厨房，她又问，欢欢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说，快了，快了，赶上周末，又是冬至，这会儿是下班高峰，可能堵車了。
她看了看表，又看了看窗外，刚五点，天就已经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窗外低长的树已经掉光了叶子，露出光秃秃的枝丫，瘦枯得像是一只手，举起来插在欲雪的空气中，什么也抓不到，令人难以想象它在夏天是多茂盛的一团。她说，是呀，天晚了，要下雪了，欢欢肯定没带伞，不行，我得接她去，说着掀开被子又要起身。
他连忙上前按住，又给她讲道理，欢欢前两天跟我说了，今天晚上肯定回来。你现在出去，说不定就跟欢欢走岔了，欢欢回家来又得去找你，找来找去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饭？
她愣了一下说，那要是下雪了怎么办，欢欢没带伞吧。
他非常耐心地宽慰她，欢欢坐公交车回来，下了车走回来也就一点路，又不是下雨，没关系的。他见她不吭声，又补充道，你要是出去跟她走岔了，欢欢肯定等你回来才肯吃饭，你不怕饿着孩子？
她听完，这才讪讪地把被子盖回去，说，那你给欢欢发个信息问问，问问她带伞了没。
他无奈说，好，我问问她，你这操心的命。
他转过身，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划，点开那个有着两朵云彩的小图标，一笔一笔地在屏幕上划：欢欢，你何时能过来。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快要下雪了，你带伞了吗。
这个手机是欢欢从美国寄回来的，跟以前的手机不太一样，屏幕很大，只在底部有一个圆形的按键，摸上去冰凉流畅，像是在摸钢琴，手机背面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一黑一白，欢欢给他们俩一人带了一个。但她不用，她还是用她那个只能打电话和听广播的老翻盖，她嫌这新手机的界面太复杂，眼花缭乱得耀得她头痛，她还说，好好的苹果弄得给咬了一口，也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想的。他倒是抱着手机饶有兴趣地研究了几个晚上，觉得这手机除了字太小，其他都比原来进步。他每天拿着一个放大镜鼓捣他的新手机，下载了各种各样的软件，还给她拍了很多照片，她只回应他说，看把你烧的。
他们退休之后，逢年过节，知道他俩唯一的女儿在国外，学院里总会派几个学生代表过来慰问，开始的时候学生过来，她总是淡淡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每次送学生们出门，他总要跟人家解释，傅老师现在不大认得人了，这里……不大行。他用手指指他自己的脑袋。你们别介意，谢谢你们了。
直到两年前，她出现在那一拨孩子里。那时候她才上大二。也是冬天，那一次来的人特别多，她跟着几个孩子进到屋里，把仅有的几个凳子都搬来都不够坐。他让她半靠起来，往里面挪挪，这样脚头还能坐两个孩子。他有点难为情地跟他们说，委屈你们了，家里太小，坐不下，说着起身去给他们倒水。她脚边的一个孩子忽然说，欢欢你往里面坐坐，我这书包快掉了。
她听到了那两个字，他也听到了，他们同时回了头。欢欢？她直起身子来，眼角放出了光。仔细看那个孩子，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圆圆的眼睛，梳着齐刘海，高高扎着一个小辫子，居然也真有几分像从前的欢欢。她停滞的眼神犹如被一只蜻蜓点了水，缓缓荡出一圈波纹。
他亲自到学院里跑了一趟，找到以前的一个研究生，想打听这个孩子。研究生听闻后，直接将情况报给了院里的领导，他有点惶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他给领导解释说，家里老伴把这孩子认成了女儿，老伴自从受了刺激，摔了那一跤后，腿脚和脑袋都不大好使了。她现在就是一架没有指针的钟，在她的世界里，时间已经停了，欢欢永远在上大学。他说他想亲自跟这个孩子说明一下情况，征求一下她的意见，问问她愿不愿意多来两次，权当宽慰一下老伴的心。
院里领导马上找来了这个学生，于是他得知她叫何嘉欢，他心想这真是个好名字。领导跟何嘉欢说，这是咱们院里的严老师，严老师的父亲严老先生你们都知道吧，那可是咱们院的创始人啊，你们课本上就印着他的名字，严老师和他老伴傅老师以前都是咱们院的教务，两个人在咱们院干了一辈子，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女儿在国外定居，老人年纪大了，想女儿了，你上次去严老师家，傅老师把你认成了她女儿——所以，以后啊，小何同学，你就多往严老师家跑跑，带点补品过去，宽慰宽慰老人，回来找院里报销，这可是咱们院的功臣之后啊。
他听着听着，心里越发不踏实，像是一架鼓在敲，连连摆手说不是不是。他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知道你们功课很忙，你有时间再过来，不用总是跑，有空过来就行了，你来的话，什么东西也不要带，我老伴以为你是我们的女儿，你带东西来反而不好。我不是什么功臣，这也不是任务，只当是帮我一个忙，有空再过来。谢谢你孩子，谢谢。
他惶恐于别人提及父亲，尽管他已经离开很多年。他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调来这所学院任教。那时父亲戴着厚厚的眼镜，在家里一张张地看胶卷，有时候会放一个火盆在脚边，不时把一些照片烧掉。母亲在厨房做饭，菜刀剁在案板上，依然压不住窗外尖锐的喇叭声，他那时太小太小，只隐约记得那个喇叭里不停地在喊“打倒”，打倒后面连着一串字，声音越喊越高，到最后近乎破音。他晚上躺在床上，依然能听到那个喇叭不知疲倦地响，他的耳膜连着太阳穴，随着声音震出一波波疼痛。从此神经衰弱成为伴随他一生的隐疾。半个世纪过去了，他躺下来，夜晚，明明是关了灯拉紧了窗帘的卧室，却总觉得有光，房间斜对面，厨房老旧而拥挤的水池上有一闪一闪的镜灯，下水道常年堵塞，反光喷漆一样布满玻璃的水面维持着湿润的摇颤，闪得他头痛，颈椎痛，膝盖痛，脚底痛。
领导有一点说得没错，他的父亲，确实是这个院的创始人。何止这个学院，他的父亲严明礼，可堪电影教育这个学科的先驱。严明礼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像那个时代的先锋们一样，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归国任教，留在南方一所大学；他的母亲也是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女性，结婚后就做了丈夫的助手。父亲扛着一台黑白摄影机到处拍摄，又手把手地教学生操作这个稀奇的东西，引进国外的片子，在大学校园里给学生们放露天电影，后来抗战爆发，全国高校西迁，他们拍摄了一系列西迁纪实片，记录颠沛流离与民生凋敝，像《黄河大合唱》一样，令观看的学生泪流满面。 记忆里的父亲是很洋派的人，穿西服，打领带，用英国发蜡梳头，办公桌上总有浓厚的咖啡香，彼时他话都说不全，却牢牢记住了那个似香非苦的味道。父亲跟他和哥哥姐姐说，电影就诞生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有咖啡相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股味道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似乎有半辈子那么长，直到很久之后，他才从欢欢备考的书桌上重新闻到了那种味道，像是浓硫酸一样在他的血管里打了一个激灵。父亲没能见到欢欢，欢欢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等到他开蒙上学时，抗战已经胜利。1949年后，院系调整，父亲受命调来北京，他带上了他拍摄的所有材料，举家北上。在新的学院，经历了各种成分筛查，父亲最后被认定“靠边站”。他拍摄的照片、手写的教案最终只能署上别人的名字，但他也什么都没有说。
他早起刷牙，点满水渍的镜子里能看见自己模糊的脸，不知道是镜子太脏还是视力太差，镜子里的那张脸总是模糊的，模糊得居然像父亲，每一条纹路都像。父亲死在被平反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作为补偿，学院给了他们家一个研究生的名额，哥哥姐姐都已在插队的地方结婚生子，这个名额最终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觉得就像做梦一样。然后，然后就是在这里半辈子的时光，勤勤恳恳，也战战兢兢。他不敢申优秀也不敢评先进，他看见父亲的名字被写进教材编委一栏，缩在角落里，打上一个黑框。他想万一天有不测风云，这场梦就会醒来。她骂他没出息，他就像父亲一样沉默，没出息一辈子了，只要过得去就好，他没像父亲一样做出什么贡献，也不想再体会那样耻辱的湿润。所以他听到“功臣之后”这四个字的时候毛骨悚然，仿佛时光穿越。
何嘉欢笑着应下来，露出一对白得发亮的小虎牙。从此之后，她果然时不时就会来家里探望，每次都哄得她高高兴兴，以为她就是欢欢。他在一旁听着，两个人说不到一起去的时候就打个马虎眼，尽管他有时候怀疑她只是掩耳盗铃，像小孩子一样热衷于角色扮演这个游戏，但是想一想，觉得如果能在掩耳盗铃中满足自己，也不是不可以。
她又把小茶几底下的那个饼干盒子拿了上来，上面的铁皮已经被磨得褪了色，显出一副残败的辉煌，打开来看是一堆散落的材料，有欢欢的中学毕业证，高考准考证，有她获过的一堆奖状，有她和她班主任的合影，照片年代久了，边角有点模糊；往后翻，有欢欢考试的成绩单，她中学成绩一直很稳定，是班里的前三名；还有她的体检报告，这孩子小时候一直很瘦，初中抽条后更瘦，像颗小豆芽；那张春游的照片，是她小学的时候拍的，就在陶然亭公园，那时候她四年级，扎着两个小羊角辫，嘴里还含着一个哨子，她天天喊她妈帮她梳头，她妈工作忙了，就让她自己学着扎，这两个辫子高低不齐，肯定是欢欢自己扎的；还有欢欢的画，欢欢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每次学期末去开家长会的时候，他总能看到她们班里的墙上贴着她的画，他还记得他跑了好几个文具店去给她买一支记号笔，老师要求必须买，因为只有那种笔才可以在蜡笔上勾线，覆盖掉蜡笔的油腻，她们班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欢欢会用这支笔在画的背面写上“严欢七岁画”“严欢八岁画”，最后的画停留在十一岁，十一岁之后，她功课越来越重，再不怎么画画了；再往后，还有她在幼儿园做的手工，母亲节的时候，老师发彩纸让他们做贺卡，但欢欢没有这样做，她把彩纸剪成一个一个小圈，又一个个串起来，给她妈妈做了一条项链，她就是有她自己的主意——她当时才五岁呀；那个绿色的小本子是欢欢的疫苗证，每次打疫苗她都眼泪汪汪地问，是不是打过针就可以不生病了，长大了就不用打针了，他看着她的眼睛，不忍心告诉她其实人的一辈子就是生老病死；最底下的那个红色的小本子，是欢欢的出生证明，她出生那天下了大雪，他陪着她去医院的路上，看到一垛垛的雪整齐地堆在路边，红灯笼绑在街边的路灯上，连水泥的铅灰色也好看起来，赤色与雪色之间，写着“欢度春节”四个字，下车之后，呵气成霜，他愉快地想，你有名字了。
出生证明的最后一页，印着一个红色的小脚印，那么小，没有他的一根手指长，却和他的手指一样拥有饱满的纹路，五颗小圆点整整齐齐地列着，像是五个小战士，牢牢扎在这张纸上，证明自己确凿的痕迹。欢欢的双手双脚都是箕纹，算命的说箕纹不留财，这丫头是个花钱的命，而且箕纹是流纹，她这一辈子啊，注定飘来迁去，游走四方，说不定会跑到很远的地方。他看着那五个坚定的小脚印，一点一点漫漶开来，变得大一点，又大一点，红色渐渐淡去，最后大得像她雪白的后脑勺，他从背后看着她把她的五根手指一根根印对上去，仿佛接受某种感应，她执迷于这个游戏，而这个饼干盒子就是她通关的秘籍，那五个指纹就是她的召唤。她总是要时不时打开翻阅，于是游戏才得以继续。现在她翻完了，心满意足地盖上了盒子，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脸来问他，馄饨都包好了吗？
他说，都包好了。
她又问，紫菜都备好了吗。
他说，都备好了。
她又问，海米都洗干净了吗。
他说，都洗干净了。
她又问，欢欢什么时候回来？
他打开手机，弹进来一条语音消息，消息里有窗外的大风，欢欢好像正在风中奔跑，欢欢说，严老师，真的抱歉……我的英语口试改到了今天晚上，我现在正在往那边赶，可能来不及过去了……这个考试对我很重要，我需要这个成绩申请出国……我现在……真的对不起……我跟我一个师妹说了一下，让她替我过去，她长得和我也有点像，都是梳刘海扎辫子这样的……我把我的衣服借给她穿，反正傅老师没有那么认人，刚巧她眼睛又不好，您不要开太亮的灯，她应该也看不出来……
她的咳嗽声盖过了耳旁的声音，他像是犯了错误那样把手机收起来。她自言自语道，欢欢快回来了吧。
他走到暖气边说，这梨水凉了，你把水先喝了。
她问，欢欢什么时候回来呀。
窗外路灯亮了，隐约有一两朵雪花飘下来，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見。他知道可能要一整个长夜，甚至要再加一个长夜，成千上万雪的尸体推挤起来，才能换一个天地。
他说，快了，欢欢很快就回来了。
作者简介 程惠子，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青蓝人才，曾用笔名惠子、花炎。1996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成员。学习与研究之余从事小说及诗歌创作，获第六届“青春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青春》《中国校园文学》《两岸诗》。
责任编辑 孙海彦
厨房背阴，很黑，白天也要开灯。进了厨房，他去摸左边一根已经油腻的线，那根线由两段线拼接而成，上面一端是棉线，被多年的油烟熏烤，染得黑腻腻的，在他上周某一次的拉拽过程中断了，下半截的线是从买菜时捆葱的绳子上拆下来的，他踩上凳子才好不容易接上。他摸到了线，小心翼翼地一拉，灯亮了。
说是灯，其实只是一个五十瓦的钨丝灯泡，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之前她一直说给灯装个罩子，他说，没有罩子就没有吧，有了罩子还得擦，爬高上梯的，咱俩谁也干不了，没有罩子反而亮堂，没有就没有吧。于是这光就这么干巴巴地亮了十来年。借着光，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反光的东西，拿起来戴上，他这才觉得屋里亮了。
一个水池，一个菜板，一口锅，三样东西环起来，把他围在中间，灯悬在头顶，往外退一步就出了厨房，巴掌大的地方，抬个脚都费劲。他听见外面窸窸窣窣地响，赶紧往外探了探身子说，别起，别过来，我一个人就够。
她问，虾线都挑干净了吗，害怕你挑不干净。
菜板被一个高脚凳支起来，虾就放在菜板的一角，剥好了盛在碗里。他说，都挑干净了，你放心吧，可别过来了。接着他听见沙发床吱的一响，同时又听见她重重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她又躺回去了。
厨房不够两个人站，她又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还是歇着好。这两天北京雾霾太重，不敢出门，几天不通风，她又犯了咳嗽。手术完他问她的主治医生，怎么样，怎么样。医生说，手术做得还可以，接下来要看恢复。他接着又问，那，那个（那里）……那块怎么样？他不记得那个病的专业名词了，而对于那个通俗的名字，又叫不出口，连听到都会无名地脸红。他只好用手指指脑袋。医生明白了他的意思，说控制得还不错，恶化得不是很快，但是这个病——你知道，只能是控制，维持，尽量不让它恶化得太快，但是最后肯定会恶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四年前的冬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她出门买菜，走丢了，找不到回来的路，摔了一跤，最后被一个好心的小伙子送到派出所。他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去接她，看到她像一个孩子似的哭得泪流满面，她说，今天周五，欢欢下午没课，我想去接她回来，不知道怎么就找不到路了，欢欢是不是回家了，她没看见我，我俩肯定是走岔了……
欢欢那时在美国，她两个月前才去看过。欢欢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后来又去了美国求学，读完博士就留在了那里，结了婚，嫁给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华人。她请了假去美国陪欢欢生孩子，之前本来说好两个人一起去，结果学院里另一个老师突然生病，要开刀，把自己管理的课程转给了他，他说那我就不去了，我得等到期末，安排学生们考试，你在那，欢欢肯定踏实，等欢欢把孩子生下来，我再去也不迟。
她有点怪他，但也没说什么，自己去了美国，临走前给家里做了大扫除，把冰箱填得满满的。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孩，但是孩子被确诊为脑瘫，欢欢说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产前的检查他们一个都没落下。她看见女婿操着一口英文跟医生大吵，吵着吵着就要动起手来，她不懂英文，不会拉架，只能冲到他们中间把女婿往一边推。女婿很高，那个蓝眼睛的大夫也很高，她局促地站在他们中间，仰起头才看见女婿下巴上的胡子不停地颤抖。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她像是一块夹心饼干一样撞在那个大夫的胸口上，清晰地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说不上来的味道。仓皇之中她被推倒在地，撞到冰凉的地板，周围又扑上来消毒水的气息。这时有许多人从她身边沖过去把他们拉开，铺天盖地的外文涌进她的耳朵里，她觉得自己头有点晕。
在病房里，欢欢靠在床上，垂着头不出声，女婿坐在床边，脸上还贴着纱布。她说，你们把孩子给我吧，我带回国去，我和你爸带着她，咱北京也有医院，你爸的一个学生，找的对象还是脑科医院的大夫，让他去找人家问问。我和你爸明年就退休了，我俩就在家陪着孩子，实在不行，等孩子大了，我们带不动了，你们再把她接回来。
女婿歪着头，显然没有听懂，他问欢欢，欢欢先是不出声，后来禁不住追问，用英文回了两句。女婿愣了几秒，接着说了一大段英文，声音越来越大，欢欢始终不说话。她从那一大串英文中分辨出好几声“No”，她赶紧说不着急，你们再商量商量，别吵。
欢欢出院那天，她抱着小外孙女，孩子躺在她怀里睡得正香，丝毫看不出与正常的孩子有什么差别，她想，说不定是那个蓝眼睛的大夫误诊了，等带回北京，再找大夫好好看看。可还没等她开口，欢欢就跟她说，妈，我们商量好了，我们打算带着孩子搬到华盛顿去，那里有最好的康复机构，设备什么的都健全，还有专业的护工，孩子在这里也有保险……你和我爸年纪都大了，就不麻烦你们了，等孩子大了，好一点，我就带她回去看你们，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送你回去，回去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操心我一辈子了，该好好照顾自己了……
欢欢还没说完，她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她说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和你爸一辈子就生了你一个，这孩子就算有什么，也是我们的外孙女，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在国外这么些年我们也没帮得上你，我们不操心你操心谁啊，谁让我们只有你一个啊，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欢欢也哭了，她说，妈，你赶紧回去吧，我爸还在家呢，你们在家好好的，我们过两天就准备搬走了…… 天沉沉的，不用看也知道，是快要下雪了。他站在厨房里，闻到对面厕所的下水道隐隐泛上来些气味。这个房子设计很奇怪，一进门，左边是厨房，右边就是厕所，厨房旁边是很小的一个卧室，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是他睡觉的地方。再往里走就是客厅，现在没有什么客来，沙发床，茶几，放满了书的电视柜，还有一个因为欠费而只有两个频道的电视，堆在一起，混乱得像是没人指挥的大合唱。这里变成了她的卧室兼饭厅。本来他们是一起睡在那间小卧室里的，但是因为那间屋子背阴，她有风湿，一入冬，就只好挪到客厅来睡。他从厨房探探头，想看看她有没有把暖气上热着的梨水喝完，却发现她已经歪在靠垫上睡着了。
他们是在欢欢申请到美国读书的那一年换到这里来住的。大学毕业之后，欢欢被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还不错，正好对口她的法律专业。可工作了两年，欢欢却突然辞了职，跟他们说不想一直坐在办公室里贴发票，决定申请去美国读书。她埋怨欢欢招呼不打一声就自作主张地辞职，要知道当时欢欢可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招进去工作的，那一年，全北京市也只录用了两个人。但他说，让欢欢去。他想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英勇的决定，没什么具体的理由，只是看着欢欢夜夜在屋里开着台灯学英语，连说梦话都是英文，他觉得欢欢应该去。他跟她说，咱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别耽误孩子，欢欢从小就是个有想法的，让她在那儿贴一辈子发票，也不好。
伴随着波士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每年四万美金的学费，欢欢在美国读了五年，每年生活费加上学费要五万美金，那是2000年年初发生的事。
赶上学院分房，他用指标跟要买新房的同事换了一套旧的，又卖了原来住的那套，把欢欢送到了美国。欢欢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喜欢过她，她打电话跟她妈说的时候他听见了。欢欢没有答应，跟那两个孩子说，我以后是要回国的，我爸妈还在北京呢。毕业旅行的时候，她跟同学到了西雅图，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女婿，女婿学精密仪器，是个移民二代，从小说英文长大，认同自己的美国身份（是个彻底的美国人），即使他看起来扎扎实实地像个中国孩子。她又打电话跟她妈说，我想留在这了。
这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建的，老了，又在一层，暖气时好时坏，下雪的时候屋里总有点泛潮。他担心她犯风湿，就给她脚头放上灌了开水的葡萄糖瓶子，玻璃瓶子配上木塞瓶盖，灌了开水后直烫手，又裹上一层毛巾才敢给她。现在这样的瓶子少见了，她每次去医院检查、打针，看到的都是一次性的塑料药水瓶，她曾不无担心地跟他说，这塑料瓶子装药，能干净吗。
虾肉被剁得细细的，但也不能太细，要保留一点颗粒感，芦笋也切成了小丁，打上两个鸡蛋，加了料酒、盐和白胡椒。他加的时候分了好几次，加一点尝一下，害怕掌握不了度，这几天她一直提醒他，说他口重，别弄得太咸了欢欢不愿意吃。他有点不服地说，咸鲜，咸才鲜，过去哪有这么多调料，还不就靠着一味盐吗。她见他不乐意听了，就说，那到时候你别弄了，我来弄。他说，行了行了，到时候你还是歇着吧，我弄，听你的，宁可淡也不咸，大不了等饺子出锅蘸点酱油吃。他听见外面传来她的鼾声，他想她还是睡着了好，睡着了不咳嗽，让嗓子歇会儿。他用筷子的另一头挑起一点点生肉，尝了好几次之后，觉得差不多了，他自己吃有点淡，但是欢欢应该觉得正好。
饺子皮是现买的，他实在和不了面，在她的指导下试过几回，不是太软就是太硬，软的搅成面糊喝了，硬的被勉强烙成了饼，出了锅，她咬了一口递给他说，还是你吃吧，我咬不动。
他站着捏了几个饺子，形状歪歪斜斜，摆了好几次，就是看不顺眼，饺子似乎也知道他不善此道，捉弄一般显出几个重影来。他轻微往后仰了仰脖子，听到里面的骨头像是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发出绞合的响声，他赶紧把垃圾桶旁的一个小马扎拖过来，扶着菜板坐下，隔了好一会儿，再去看案板上那几个饺子，才觉得那些重影慢慢散了。
他努力了好几次都没能起来，手掌抵着马扎，可腿总是给不上劲儿。最后一次用胳膊使劲儿的时候，一下子掀翻了菜板，刀和小碗都咣当一声掉了下来，他连忙扑上去用身子护住，腾出一只手稳住菜板，还好小碗里的虾都拌进了馅儿里，装馅儿的小盆被他托住，没洒，装着饺子皮的小塑料袋掉在他的腿上，他缓了一口气，还好，只是损失了几个饺子而已。
她被他弄出来的声响惊醒了，扯着嗓子问他，你怎么啦，你怎么啦。話没说完又是一阵咳嗽。他一边说没事没事，你别过来，一边扶着水池慢慢地起来。这水池的下水道有点堵，洗碗洗菜的时候都要格外注意，池边渗出来的水与积污的水泥地板混成不堪的颜色，与对面厕所的味道连在一起，令人想入非非。他把手上粘的馅儿冲干净，看见她已经半靠着起来，掀开被子准备下地，他快步走过去，把她的腿推回床上说，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我这不是说没事吗，你怎么又下来了，快躺回去吧，又瞎操心了。
她说，你是不是又把什么弄打啦。
他说，没有，不小心把案板掀翻了，还好东西都没撒，只把几个饺子弄掉了。
她说，看看，看看，你总是冒冒失失的，你一个人要弄到什么时候，我来吧，还是我来吧。
他说，别别，几个饺子包得不成形，不要就不要了，刚好就当练手了。
她又说，你还没包完哪？欢欢快回来了吧？
他看了看表，五点了，不知不觉竟然过了这么久，他以为只有三点半，最多四点，没想到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他意识不到，他的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他没有回答她的话，却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不然我包馄饨吧，馄饨快，也好包，我会包馄饨。
她嗔怪说，冬至怎么能吃馄饨呢，谁家冬至吃馄饨呀，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
他说，馄饨跟饺子长得差不多，就吃馄饨吧，欢欢更爱吃馄饨，我下酸汤的咱们吃。
她说，欢欢更爱吃馄饨吗？
他说，欢欢小时候最爱吃你做的紫菜虾皮馄饨，你忘啦？
她把头靠回去，沉默了一会儿，他有点慌，他想他不该说她忘了，这样说会不会给她心理暗示呢——大夫说尽量不要跟病人这样说话。 于是他赶紧打圆场，欢欢爱喝汤，馄饨有汤又有料的，她肯定更爱吃馄饨。咱包馄饨？
她好像抓住了什么一般，连连说，对对，欢欢爱喝汤，爱喝我煲的汤，她考大学的时候我天天煲汤给她，馄饨就馄饨吧，馄饨有汤，这大冷的天气——咱包馄饨。
他答应着，转身就要进厨房，她又问，欢欢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说，快了，快了，赶上周末，又是冬至，这会儿是下班高峰，可能堵車了。
她看了看表，又看了看窗外，刚五点，天就已经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窗外低长的树已经掉光了叶子，露出光秃秃的枝丫，瘦枯得像是一只手，举起来插在欲雪的空气中，什么也抓不到，令人难以想象它在夏天是多茂盛的一团。她说，是呀，天晚了，要下雪了，欢欢肯定没带伞，不行，我得接她去，说着掀开被子又要起身。
他连忙上前按住，又给她讲道理，欢欢前两天跟我说了，今天晚上肯定回来。你现在出去，说不定就跟欢欢走岔了，欢欢回家来又得去找你，找来找去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饭？
她愣了一下说，那要是下雪了怎么办，欢欢没带伞吧。
他非常耐心地宽慰她，欢欢坐公交车回来，下了车走回来也就一点路，又不是下雨，没关系的。他见她不吭声，又补充道，你要是出去跟她走岔了，欢欢肯定等你回来才肯吃饭，你不怕饿着孩子？
她听完，这才讪讪地把被子盖回去，说，那你给欢欢发个信息问问，问问她带伞了没。
他无奈说，好，我问问她，你这操心的命。
他转过身，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划，点开那个有着两朵云彩的小图标，一笔一笔地在屏幕上划：欢欢，你何时能过来。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快要下雪了，你带伞了吗。
这个手机是欢欢从美国寄回来的，跟以前的手机不太一样，屏幕很大，只在底部有一个圆形的按键，摸上去冰凉流畅，像是在摸钢琴，手机背面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一黑一白，欢欢给他们俩一人带了一个。但她不用，她还是用她那个只能打电话和听广播的老翻盖，她嫌这新手机的界面太复杂，眼花缭乱得耀得她头痛，她还说，好好的苹果弄得给咬了一口，也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想的。他倒是抱着手机饶有兴趣地研究了几个晚上，觉得这手机除了字太小，其他都比原来进步。他每天拿着一个放大镜鼓捣他的新手机，下载了各种各样的软件，还给她拍了很多照片，她只回应他说，看把你烧的。
他们退休之后，逢年过节，知道他俩唯一的女儿在国外，学院里总会派几个学生代表过来慰问，开始的时候学生过来，她总是淡淡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每次送学生们出门，他总要跟人家解释，傅老师现在不大认得人了，这里……不大行。他用手指指他自己的脑袋。你们别介意，谢谢你们了。
直到两年前，她出现在那一拨孩子里。那时候她才上大二。也是冬天，那一次来的人特别多，她跟着几个孩子进到屋里，把仅有的几个凳子都搬来都不够坐。他让她半靠起来，往里面挪挪，这样脚头还能坐两个孩子。他有点难为情地跟他们说，委屈你们了，家里太小，坐不下，说着起身去给他们倒水。她脚边的一个孩子忽然说，欢欢你往里面坐坐，我这书包快掉了。
她听到了那两个字，他也听到了，他们同时回了头。欢欢？她直起身子来，眼角放出了光。仔细看那个孩子，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圆圆的眼睛，梳着齐刘海，高高扎着一个小辫子，居然也真有几分像从前的欢欢。她停滞的眼神犹如被一只蜻蜓点了水，缓缓荡出一圈波纹。
他亲自到学院里跑了一趟，找到以前的一个研究生，想打听这个孩子。研究生听闻后，直接将情况报给了院里的领导，他有点惶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他给领导解释说，家里老伴把这孩子认成了女儿，老伴自从受了刺激，摔了那一跤后，腿脚和脑袋都不大好使了。她现在就是一架没有指针的钟，在她的世界里，时间已经停了，欢欢永远在上大学。他说他想亲自跟这个孩子说明一下情况，征求一下她的意见，问问她愿不愿意多来两次，权当宽慰一下老伴的心。
院里领导马上找来了这个学生，于是他得知她叫何嘉欢，他心想这真是个好名字。领导跟何嘉欢说，这是咱们院里的严老师，严老师的父亲严老先生你们都知道吧，那可是咱们院的创始人啊，你们课本上就印着他的名字，严老师和他老伴傅老师以前都是咱们院的教务，两个人在咱们院干了一辈子，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女儿在国外定居，老人年纪大了，想女儿了，你上次去严老师家，傅老师把你认成了她女儿——所以，以后啊，小何同学，你就多往严老师家跑跑，带点补品过去，宽慰宽慰老人，回来找院里报销，这可是咱们院的功臣之后啊。
他听着听着，心里越发不踏实，像是一架鼓在敲，连连摆手说不是不是。他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知道你们功课很忙，你有时间再过来，不用总是跑，有空过来就行了，你来的话，什么东西也不要带，我老伴以为你是我们的女儿，你带东西来反而不好。我不是什么功臣，这也不是任务，只当是帮我一个忙，有空再过来。谢谢你孩子，谢谢。
他惶恐于别人提及父亲，尽管他已经离开很多年。他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调来这所学院任教。那时父亲戴着厚厚的眼镜，在家里一张张地看胶卷，有时候会放一个火盆在脚边，不时把一些照片烧掉。母亲在厨房做饭，菜刀剁在案板上，依然压不住窗外尖锐的喇叭声，他那时太小太小，只隐约记得那个喇叭里不停地在喊“打倒”，打倒后面连着一串字，声音越喊越高，到最后近乎破音。他晚上躺在床上，依然能听到那个喇叭不知疲倦地响，他的耳膜连着太阳穴，随着声音震出一波波疼痛。从此神经衰弱成为伴随他一生的隐疾。半个世纪过去了，他躺下来，夜晚，明明是关了灯拉紧了窗帘的卧室，却总觉得有光，房间斜对面，厨房老旧而拥挤的水池上有一闪一闪的镜灯，下水道常年堵塞，反光喷漆一样布满玻璃的水面维持着湿润的摇颤，闪得他头痛，颈椎痛，膝盖痛，脚底痛。
领导有一点说得没错，他的父亲，确实是这个院的创始人。何止这个学院，他的父亲严明礼，可堪电影教育这个学科的先驱。严明礼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像那个时代的先锋们一样，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归国任教，留在南方一所大学；他的母亲也是那个年代里，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女性，结婚后就做了丈夫的助手。父亲扛着一台黑白摄影机到处拍摄，又手把手地教学生操作这个稀奇的东西，引进国外的片子，在大学校园里给学生们放露天电影，后来抗战爆发，全国高校西迁，他们拍摄了一系列西迁纪实片，记录颠沛流离与民生凋敝，像《黄河大合唱》一样，令观看的学生泪流满面。 记忆里的父亲是很洋派的人，穿西服，打领带，用英国发蜡梳头，办公桌上总有浓厚的咖啡香，彼时他话都说不全，却牢牢记住了那个似香非苦的味道。父亲跟他和哥哥姐姐说，电影就诞生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所以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有咖啡相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股味道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似乎有半辈子那么长，直到很久之后，他才从欢欢备考的书桌上重新闻到了那种味道，像是浓硫酸一样在他的血管里打了一个激灵。父亲没能见到欢欢，欢欢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等到他开蒙上学时，抗战已经胜利。1949年后，院系调整，父亲受命调来北京，他带上了他拍摄的所有材料，举家北上。在新的学院，经历了各种成分筛查，父亲最后被认定“靠边站”。他拍摄的照片、手写的教案最终只能署上别人的名字，但他也什么都没有说。
他早起刷牙，点满水渍的镜子里能看见自己模糊的脸，不知道是镜子太脏还是视力太差，镜子里的那张脸总是模糊的，模糊得居然像父亲，每一条纹路都像。父亲死在被平反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作为补偿，学院给了他们家一个研究生的名额，哥哥姐姐都已在插队的地方结婚生子，这个名额最终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觉得就像做梦一样。然后，然后就是在这里半辈子的时光，勤勤恳恳，也战战兢兢。他不敢申优秀也不敢评先进，他看见父亲的名字被写进教材编委一栏，缩在角落里，打上一个黑框。他想万一天有不测风云，这场梦就会醒来。她骂他没出息，他就像父亲一样沉默，没出息一辈子了，只要过得去就好，他没像父亲一样做出什么贡献，也不想再体会那样耻辱的湿润。所以他听到“功臣之后”这四个字的时候毛骨悚然，仿佛时光穿越。
何嘉欢笑着应下来，露出一对白得发亮的小虎牙。从此之后，她果然时不时就会来家里探望，每次都哄得她高高兴兴，以为她就是欢欢。他在一旁听着，两个人说不到一起去的时候就打个马虎眼，尽管他有时候怀疑她只是掩耳盗铃，像小孩子一样热衷于角色扮演这个游戏，但是想一想，觉得如果能在掩耳盗铃中满足自己，也不是不可以。
她又把小茶几底下的那个饼干盒子拿了上来，上面的铁皮已经被磨得褪了色，显出一副残败的辉煌，打开来看是一堆散落的材料，有欢欢的中学毕业证，高考准考证，有她获过的一堆奖状，有她和她班主任的合影，照片年代久了，边角有点模糊；往后翻，有欢欢考试的成绩单，她中学成绩一直很稳定，是班里的前三名；还有她的体检报告，这孩子小时候一直很瘦，初中抽条后更瘦，像颗小豆芽；那张春游的照片，是她小学的时候拍的，就在陶然亭公园，那时候她四年级，扎着两个小羊角辫，嘴里还含着一个哨子，她天天喊她妈帮她梳头，她妈工作忙了，就让她自己学着扎，这两个辫子高低不齐，肯定是欢欢自己扎的；还有欢欢的画，欢欢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每次学期末去开家长会的时候，他总能看到她们班里的墙上贴着她的画，他还记得他跑了好几个文具店去给她买一支记号笔，老师要求必须买，因为只有那种笔才可以在蜡笔上勾线，覆盖掉蜡笔的油腻，她们班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欢欢会用这支笔在画的背面写上“严欢七岁画”“严欢八岁画”，最后的画停留在十一岁，十一岁之后，她功课越来越重，再不怎么画画了；再往后，还有她在幼儿园做的手工，母亲节的时候，老师发彩纸让他们做贺卡，但欢欢没有这样做，她把彩纸剪成一个一个小圈，又一个个串起来，给她妈妈做了一条项链，她就是有她自己的主意——她当时才五岁呀；那个绿色的小本子是欢欢的疫苗证，每次打疫苗她都眼泪汪汪地问，是不是打过针就可以不生病了，长大了就不用打针了，他看着她的眼睛，不忍心告诉她其实人的一辈子就是生老病死；最底下的那个红色的小本子，是欢欢的出生证明，她出生那天下了大雪，他陪着她去医院的路上，看到一垛垛的雪整齐地堆在路边，红灯笼绑在街边的路灯上，连水泥的铅灰色也好看起来，赤色与雪色之间，写着“欢度春节”四个字，下车之后，呵气成霜，他愉快地想，你有名字了。
出生证明的最后一页，印着一个红色的小脚印，那么小，没有他的一根手指长，却和他的手指一样拥有饱满的纹路，五颗小圆点整整齐齐地列着，像是五个小战士，牢牢扎在这张纸上，证明自己确凿的痕迹。欢欢的双手双脚都是箕纹，算命的说箕纹不留财，这丫头是个花钱的命，而且箕纹是流纹，她这一辈子啊，注定飘来迁去，游走四方，说不定会跑到很远的地方。他看着那五个坚定的小脚印，一点一点漫漶开来，变得大一点，又大一点，红色渐渐淡去，最后大得像她雪白的后脑勺，他从背后看着她把她的五根手指一根根印对上去，仿佛接受某种感应，她执迷于这个游戏，而这个饼干盒子就是她通关的秘籍，那五个指纹就是她的召唤。她总是要时不时打开翻阅，于是游戏才得以继续。现在她翻完了，心满意足地盖上了盒子，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脸来问他，馄饨都包好了吗？
他说，都包好了。
她又问，紫菜都备好了吗。
他说，都备好了。
她又问，海米都洗干净了吗。
他说，都洗干净了。
她又问，欢欢什么时候回来？
他打开手机，弹进来一条语音消息，消息里有窗外的大风，欢欢好像正在风中奔跑，欢欢说，严老师，真的抱歉……我的英语口试改到了今天晚上，我现在正在往那边赶，可能来不及过去了……这个考试对我很重要，我需要这个成绩申请出国……我现在……真的对不起……我跟我一个师妹说了一下，让她替我过去，她长得和我也有点像，都是梳刘海扎辫子这样的……我把我的衣服借给她穿，反正傅老师没有那么认人，刚巧她眼睛又不好，您不要开太亮的灯，她应该也看不出来……
她的咳嗽声盖过了耳旁的声音，他像是犯了错误那样把手机收起来。她自言自语道，欢欢快回来了吧。
他走到暖气边说，这梨水凉了，你把水先喝了。
她问，欢欢什么时候回来呀。
窗外路灯亮了，隐约有一两朵雪花飘下来，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見。他知道可能要一整个长夜，甚至要再加一个长夜，成千上万雪的尸体推挤起来，才能换一个天地。
他说，快了，欢欢很快就回来了。
作者简介 程惠子，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青蓝人才，曾用笔名惠子、花炎。1996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成员。学习与研究之余从事小说及诗歌创作，获第六届“青春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青春》《中国校园文学》《两岸诗》。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