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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唐代对外交流的加强，不仅向外输出茶与茶文化，而且也以更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广泛吸收异域文化，使饮茶器不再囿于陶瓷，而出现了金银、琉璃、漆艺等新材质，形制亦有着令人耳目—新的变化。
同时，魏晋时代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唐代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寺院僧侣日常修行时无不饮茶，从而影响到饮茶器的造型与材质。
因此，茶托发展到唐代，无论器型风格，还是材质，都异彩纷呈，体现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流露出—种雍容大度的美。这—美学风格也绵延流播到五代时期。
鎏金茶时光
陆羽《六羡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黄金罍虽是酒器，但它却滴水映日般折射出大唐金银器晃耀的光芒。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金银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皇室王侯、钟鸣鼎食之家的专享。由于金银是贵重金属，不易获取，原料开采、加工制作及消费形式均由政府直接管控，尤其是金银器的制造，只求臻于尽善尽美，而不计成本，极尽侈丽奢华之能事。
早在战国时期，贵族们的生活中就不乏金银器，多为西方传入，虽也有一些仿制品，但器型较为单一。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人就尝试着将西方金银器制造与装饰艺术引入中国的传统器型。入唐以后，文治武功，国富民强，怀柔远人，丝路畅通，中国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呈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之景。唐朝宽博大度的文化胸襟，就像一片辽阔深沉的大海，融汇了多种异域文化的“河流”。因此，唐代的金银器不仅大量吸收了栗特、古波斯萨珊等地的成熟工艺、造型与纹饰，而且还结合中国人的文化特质、生活习惯及审美观念，创造出中国所独有的器型，像茶器就是最典型的一类。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掘了16件金银茶器，堪称唐代金银茶器的代表作。这套茶器虽有茶托，但并非金银材质，金银茶托的经典之作当属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出土的7件唐长安“平康坊”鎏金茶托子。
这批茶托锻造于唐大中十四年（860年），造型均为莲花状。其中，6件刻有“左策使宅茶库”铭文的为五曲单瓣莲花，造型偏简约，口径、大小完全相同，圜底，圈足稍撇。另外一件标有“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字”铭文的茶托，造型则偏繁丽，为多层分瓣莲花，口沿为六曲莲瓣，每枚瓣尖微微上卷，一朵临波照影的清莲，呼之欲出；固定茶盏的托圈，口沿高出托盘，四周环绕着两层重叠交错的莲瓣，在视觉上形成疏密各异的层次感。在工艺上，7枚茶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银胎鎏金。鎏金又称“金涂”、“烫金”、“镀金”，最初源于青铜器制造，是一门古老的金银器装饰技术。它先将黄金熔化，同水银混合成金汞剂，均匀地涂布在器具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后，黄金就牢牢固定在器表了，历经千年而不变色，有些甚至与纯金别无二致。此外，从茶托造型和装饰来看，还综合应用了切削、抛光、锤鍱、焊接等工艺。
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伎乐纹银盏托，系造于晚唐时期，通体鎏金，有着浓郁的“胡风”，从中可窥唐代金银器中异域文化元素之一斑。盏托的托盘光素简约，中间固定饮器的部位高高凸起，六道弧形的棱骨由中部向外辐射，组成六枚紧密的花瓣，使托盘看起来犹如一朵怒放的花朵，端庄雅丽。口沿处饰以折带形纹，每瓣连接处饰以半莲和草叶纹，底纹作菱格形分割，中填鱼子纹。托盘下部呈喇叭形高足，中空，外撇，亦分六瓣，并衬以一条底色为蓝色的装饰带，每瓣都有类似瓷器“开光”的几何形状，内绘身着“胡服”的伎乐人物，乐伎欢快地吹奏乐器，舞伎随乐翩翩起舞，姿态各异，动感十足，活色生香，反映了唐代能歌善舞的胡人的一个生活侧面。当然，这件盏托也有可能为胡人工匠所造，他们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场景“搬”上了金银器，使其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因此，这件盏托还具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作为了解唐人生活、音乐舞蹈及对外交流的实物史料。
琉璃的供养
提起琉璃，相信更多的人会联想到北京故宫的琉璃瓦。但是，出土琉璃器的材质似乎与琉璃瓦有着比较大的出入——琉璃瓦绝无琉璃器的晶莹与剔透。事实上，琉璃瓦是一种不透明的釉陶瓦，而琉璃器的“琉璃”则是一种透明的人造水晶，也就是玻璃。在今天看来，玻璃是司空见惯的普通材料，但是，在古代，能给人以光彩照人之感的它可是价比黄金的宝物，是贵族眼中的“隋珠和璧”，唐诗人元稹有诗赞曰：“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和金银器一样，中国琉璃器的发展、嬗变过程是无法遗世独立的，它亦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而且还与佛教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佛经中，琉璃常常与金、银、珊瑚、砗磲、玛瑙、琥珀等合称为“七宝”。同时，清澈透亮的琉璃也被佛家视为洁净、庄严的象征，东方琉璃世界正是药师佛的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药师佛如来行菩萨道时，曾发过十二大愿，其中第二大愿为：“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修得一颗澄明灵透的琉璃心就是纤尘无染的佛心，是药师佛的甚深誓愿。于是，琉璃在尊崇佛教的唐代是供养佛祖、菩萨的珍宝，而当它与在寺院中滥觞的“茶禅一味”思想相遇时，琉璃茶器便适时而生。
同法门寺地宫中金银茶器一起发掘的琉璃茶托是最著名的传世琉璃茶器。这件茶托由唐僖宗供奉，地宫中出土的石刻《衣物账》将其称为“琉璃茶碗拓子”，从器型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茶器。茶碗、茶托通体为淡黄色，稍泛绿色，均为素面，质地显浑，内外壁光洁无锈，含有细小的气泡。茶托侈口，圆唇，壁上薄下厚，圈足厚实稳重；茶碗的器型规整，碗壁有横向纹理。整件茶器系采用无模吹制一次成型，有可能是宫廷作坊的作品。
就琉璃材质的盏托而言，这件茶托也许并不是最早的，早在东汉就存在。广西南斗村1号墓出土的玻璃杯托盏恐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琉璃盏托，其通体透明，与现代的玻璃制品十分相似，器身开有较小的冰裂纹。不过，我们无法据此断定这件饮器就是茶器，它极有可能是茶酒两用的。至唐，才有真正琉璃质地的茶器出现，使舶来品的琉璃器完全“中国化”，这与金银器茶器的演进过程大体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越瓷与琉璃器都是无臭无味的，都是适宜用作茶器的，而且琉璃器无论在透明度，还是轻巧度上，都更胜越瓷一筹，至少不分伯仲。那么，为何琉璃器没有进入唐人的日常生活，而是被当作宗教的奉献物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较之非常完熟的制瓷技术，琉璃制造技术显然还很“幼稚”，尽管随着数量的增多变得不那么稀罕了，但与随处可见的陶瓷相比，它还是被贵族们贴上了奢侈品的标签。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制造出的琉璃器远不如瓷器耐用，经不起骤冷骤热的变化，而唐代的饮茶方式为煮饮法，煮沸的茶汤是要装进茶碗来饮用的，瓷器自然是无可挑剔的首选。
在唐以后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尽管琉璃茶托不断地朝世俗化方向发展，而且造型之丰富、装饰之精美亦远胜唐代，如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天蓝色半透明琉璃莲瓣托盏，色彩鲜亮纯正，光可鉴人，堪称元代琉璃器的“巅峰之作”，但琉璃茶托却始终没能敲开爱茶人的心扉而继续扮演着供养品或明器的神秘角色。直到千年后，它的实用价值才被人们所认识、利用，从而“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物美价廉的日常茶器。
同时，魏晋时代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唐代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寺院僧侣日常修行时无不饮茶，从而影响到饮茶器的造型与材质。
因此，茶托发展到唐代，无论器型风格，还是材质，都异彩纷呈，体现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流露出—种雍容大度的美。这—美学风格也绵延流播到五代时期。
鎏金茶时光
陆羽《六羡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黄金罍虽是酒器，但它却滴水映日般折射出大唐金银器晃耀的光芒。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金银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皇室王侯、钟鸣鼎食之家的专享。由于金银是贵重金属，不易获取，原料开采、加工制作及消费形式均由政府直接管控，尤其是金银器的制造，只求臻于尽善尽美，而不计成本，极尽侈丽奢华之能事。
早在战国时期，贵族们的生活中就不乏金银器，多为西方传入，虽也有一些仿制品，但器型较为单一。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人就尝试着将西方金银器制造与装饰艺术引入中国的传统器型。入唐以后，文治武功，国富民强，怀柔远人，丝路畅通，中国遂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呈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之景。唐朝宽博大度的文化胸襟，就像一片辽阔深沉的大海，融汇了多种异域文化的“河流”。因此，唐代的金银器不仅大量吸收了栗特、古波斯萨珊等地的成熟工艺、造型与纹饰，而且还结合中国人的文化特质、生活习惯及审美观念，创造出中国所独有的器型，像茶器就是最典型的一类。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掘了16件金银茶器，堪称唐代金银茶器的代表作。这套茶器虽有茶托，但并非金银材质，金银茶托的经典之作当属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出土的7件唐长安“平康坊”鎏金茶托子。
这批茶托锻造于唐大中十四年（860年），造型均为莲花状。其中，6件刻有“左策使宅茶库”铭文的为五曲单瓣莲花，造型偏简约，口径、大小完全相同，圜底，圈足稍撇。另外一件标有“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字”铭文的茶托，造型则偏繁丽，为多层分瓣莲花，口沿为六曲莲瓣，每枚瓣尖微微上卷，一朵临波照影的清莲，呼之欲出；固定茶盏的托圈，口沿高出托盘，四周环绕着两层重叠交错的莲瓣，在视觉上形成疏密各异的层次感。在工艺上，7枚茶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银胎鎏金。鎏金又称“金涂”、“烫金”、“镀金”，最初源于青铜器制造，是一门古老的金银器装饰技术。它先将黄金熔化，同水银混合成金汞剂，均匀地涂布在器具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后，黄金就牢牢固定在器表了，历经千年而不变色，有些甚至与纯金别无二致。此外，从茶托造型和装饰来看，还综合应用了切削、抛光、锤鍱、焊接等工艺。
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伎乐纹银盏托，系造于晚唐时期，通体鎏金，有着浓郁的“胡风”，从中可窥唐代金银器中异域文化元素之一斑。盏托的托盘光素简约，中间固定饮器的部位高高凸起，六道弧形的棱骨由中部向外辐射，组成六枚紧密的花瓣，使托盘看起来犹如一朵怒放的花朵，端庄雅丽。口沿处饰以折带形纹，每瓣连接处饰以半莲和草叶纹，底纹作菱格形分割，中填鱼子纹。托盘下部呈喇叭形高足，中空，外撇，亦分六瓣，并衬以一条底色为蓝色的装饰带，每瓣都有类似瓷器“开光”的几何形状，内绘身着“胡服”的伎乐人物，乐伎欢快地吹奏乐器，舞伎随乐翩翩起舞，姿态各异，动感十足，活色生香，反映了唐代能歌善舞的胡人的一个生活侧面。当然，这件盏托也有可能为胡人工匠所造，他们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场景“搬”上了金银器，使其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因此，这件盏托还具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作为了解唐人生活、音乐舞蹈及对外交流的实物史料。
琉璃的供养
提起琉璃，相信更多的人会联想到北京故宫的琉璃瓦。但是，出土琉璃器的材质似乎与琉璃瓦有着比较大的出入——琉璃瓦绝无琉璃器的晶莹与剔透。事实上，琉璃瓦是一种不透明的釉陶瓦，而琉璃器的“琉璃”则是一种透明的人造水晶，也就是玻璃。在今天看来，玻璃是司空见惯的普通材料，但是，在古代，能给人以光彩照人之感的它可是价比黄金的宝物，是贵族眼中的“隋珠和璧”，唐诗人元稹有诗赞曰：“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和金银器一样，中国琉璃器的发展、嬗变过程是无法遗世独立的，它亦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而且还与佛教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佛经中，琉璃常常与金、银、珊瑚、砗磲、玛瑙、琥珀等合称为“七宝”。同时，清澈透亮的琉璃也被佛家视为洁净、庄严的象征，东方琉璃世界正是药师佛的净土。《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药师佛如来行菩萨道时，曾发过十二大愿，其中第二大愿为：“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修得一颗澄明灵透的琉璃心就是纤尘无染的佛心，是药师佛的甚深誓愿。于是，琉璃在尊崇佛教的唐代是供养佛祖、菩萨的珍宝，而当它与在寺院中滥觞的“茶禅一味”思想相遇时，琉璃茶器便适时而生。
同法门寺地宫中金银茶器一起发掘的琉璃茶托是最著名的传世琉璃茶器。这件茶托由唐僖宗供奉，地宫中出土的石刻《衣物账》将其称为“琉璃茶碗拓子”，从器型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茶器。茶碗、茶托通体为淡黄色，稍泛绿色，均为素面，质地显浑，内外壁光洁无锈，含有细小的气泡。茶托侈口，圆唇，壁上薄下厚，圈足厚实稳重；茶碗的器型规整，碗壁有横向纹理。整件茶器系采用无模吹制一次成型，有可能是宫廷作坊的作品。
就琉璃材质的盏托而言，这件茶托也许并不是最早的，早在东汉就存在。广西南斗村1号墓出土的玻璃杯托盏恐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琉璃盏托，其通体透明，与现代的玻璃制品十分相似，器身开有较小的冰裂纹。不过，我们无法据此断定这件饮器就是茶器，它极有可能是茶酒两用的。至唐，才有真正琉璃质地的茶器出现，使舶来品的琉璃器完全“中国化”，这与金银器茶器的演进过程大体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越瓷与琉璃器都是无臭无味的，都是适宜用作茶器的，而且琉璃器无论在透明度，还是轻巧度上，都更胜越瓷一筹，至少不分伯仲。那么，为何琉璃器没有进入唐人的日常生活，而是被当作宗教的奉献物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较之非常完熟的制瓷技术，琉璃制造技术显然还很“幼稚”，尽管随着数量的增多变得不那么稀罕了，但与随处可见的陶瓷相比，它还是被贵族们贴上了奢侈品的标签。另一方面，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制造出的琉璃器远不如瓷器耐用，经不起骤冷骤热的变化，而唐代的饮茶方式为煮饮法，煮沸的茶汤是要装进茶碗来饮用的，瓷器自然是无可挑剔的首选。
在唐以后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尽管琉璃茶托不断地朝世俗化方向发展，而且造型之丰富、装饰之精美亦远胜唐代，如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天蓝色半透明琉璃莲瓣托盏，色彩鲜亮纯正，光可鉴人，堪称元代琉璃器的“巅峰之作”，但琉璃茶托却始终没能敲开爱茶人的心扉而继续扮演着供养品或明器的神秘角色。直到千年后，它的实用价值才被人们所认识、利用，从而“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物美价廉的日常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