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
“你等会”
在就任“副总统”前,李登辉曾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同游。李洁明后来说,这是因为蒋经国希望日本背景浓厚的李登辉也能“熟悉美国观点”,通过私下接触,他评价李登辉“是聪明的政治人物”,对民心颇有了解,公开场合谨守国民党路线,私底下却很有主见。
李登辉后来说,当时虽然身居国民政府高位,但也经常看党外杂志,“这些杂志很有趣,我可以让秘书帮我去买,就说我要检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论杂志的言论问题如何处理时,他仍对蒋经国提出个人看法报告:“希望以刑法为主。”
“那时候《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还没公布,我的主张是依法处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缔,我建议以刑法处理,其实就是建议用《出版法》处理,有明确犯罪事实时,依明文规定以有期徒刑方式处理。”他为自己辩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报》以本报记者名义刊载李登辉访问(巴拉圭)归来一文,主标题“李‘副总统’远行归来”,副标题“工作繁忙了无倦容”,文章特别赞誉李登辉“深获‘蒋总统’倚重”、“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李登辉说,他当时就觉得报道“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写成。蒋经国只要跟文工会说:写点东西。他们就会刊出一大堆这样的文章。”
当时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会也是戒严时代国民党管制媒体的重要机构,李宋有时需要沟通,以确定如何把握舆论导向。以4月9日为例,李登辉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报告‘总统’:‘十信案’后,民众士气低落,如何回复?文宣工作如何处理,与宋主任谈论事,请示‘总统’裁示。”
讨论的结果是,“加强文宣”。
“情同父子”
在“蒋经国学校”,“校长”通常不会把话讲得很具体,“他的话都要让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诉我,‘我身体不好,有些事请你多帮忙。’”如是,李登辉不仅学习了如何面对民间问题,更修炼了官场的手腕——这一点,未来宋楚瑜会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农历前一天,蒋经国特别指示:新年度,与党外人士之间,设立管道沟通,指示李登辉多参与。“他可能会想:党外的力量愈大愈好吧?如果是我,也会抱持这种想法。毕竟党外的力量一旦壮大,国民党内的人就不好过日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改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改变。领导者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说单单只考虑国民党要如何发展。”李登辉说。
这一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访问台湾,蒋经国认为邮报旗下的《新闻周刊》对台湾不友善而不愿见她,宋楚瑜劝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策向她说明,也许会有好的效果。”9天后,蒋经国接受葛兰姆独家专访,表示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坐在两人中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我把经国先生对访客所说的‘我们即将研究终止紧急命令(解除戒严)’”、“开放政治团体合法化(开放组党)”等关键词汇,逐字、逐句,精准地翻译传递给访客知悉后,当时强烈地感受到,身体犹如有电流通过任督二脉一般,通体舒畅,有一股参与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令人振奋不已!”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任“代总统”,在之后的13天里,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到蒋经国灵前祭拜,以显示自己不会改变其路线,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登辉入选代理国民党主席一事,宋美龄不希望看到本省势力坐大,故反对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兼任党主席,会议陷入僵局。此时,宋楚瑜越次发言,站起来质问中常委,要他们拿出党心和公心来,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李登辉当选的提案。
这“临门一脚”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也成为此后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开始。次年5月,李登辉投桃报李,宋楚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更近权力中枢。
“被李登辉骗了”
李登辉执政之初,为免引发党内反弹,尚谨言慎行,但从1990年起,开始以渐进变革的方式瓦解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并最终大权在握。
为了拔除掌握军权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辉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依法郝柏村必须辞去军职。李借助郝柏村的强势作为,动员军警力量扫荡犯罪,赢得了民众对“治安内阁”的支持。可是在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李登辉于1993年以“修宪”完成为理由,要求“内阁”总辞,郝柏村被迫辞职,由李所提名的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1992年12月,“立法委员”全面改选,改选后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达八成以上。此时,李登辉想要换掉郝柏村的意图极为明显,台北街头出现以外省老兵为主的示威游行,高喊“拥护郝柏村、打倒李登辉”,这个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势力消长——在此之前,只有民进党等本省人势力才会采取街头活动。1994年4月30日,李登辉更发表了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场所的悲哀》,提到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令不少国民党人直呼“被李登辉骗了”。
但李登辉推动的三次修宪,也进一步终结了威权体制,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1991年5月1日零时起,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1994年12月3日,台湾省省长与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举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实。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还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数当选首任民选省长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过了“总统”李登辉,但在他省长任期刚刚过半时,李登辉喊出“冻省”,宋李关系由此急转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布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李登辉为保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将宋楚瑜开除出党。同年12月,李抛出“兴票案”,指责宋楚瑜之子的“中兴票券”账户中有来历不明的1.4亿元新台币。宋楚瑜长期树立的清廉形象毁于一旦,原本领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终以3个百分点之差输给陈水扁,苦涩地“成就”了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李宋至此彻底反目,再无往来。
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其动力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族群主义,党外人士经常高呼“台湾人出头天”的口号就是一个佐证。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李登辉在掌权后的一系列举动便不难理解:因为仓促接位时缺乏权力根基,为了对抗国民党内的既有势力,故必须通过民粹的方式,吸纳民进党“族群动员”的资源,同时,为了斗垮国民党的非主流派(1993年分离出去,成立新党),必须拉拢财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和地方派系,于是也造成了黑金政治的蔓延。
1993年,马英九任连战内阁下的“法务部长”,严办地方上的黑金势力,由于办案力度过猛,成为党内箭靶,“总统”李登辉干脆直言,马“差点把国民党搞垮”。在强大压力下,1996年,马英九转任闲职。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1988年以来的台湾,由于报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体政治时代,官员的形象以及对民意的回应,迅速成为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焕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有一次在主持“国建会”并向海外学人介绍政府首长时,刻意透露,“英俊潇洒的马主委(时任研考会主委),最近受到许多女性的‘打扰’……”此话并非“新闻”,但藉由“行政院长”口中说出,倒确实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某种变化。
事实上,从政这些年,马英九一直是媒体宠儿。资深媒体人王铭义说,记者打电话找小马哥,不管是马秘书、马副主委、马发言人,或者马“部长”,他都会亲自接听,电话留言也尽可能回电——此外,记者们还赠他一绰号“马更正”,盖因他经常来函报社要求更正相关报道。
有人说,过去20年的台湾政治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政治人物的“变脸史”,马英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洁的形象,殊为不易。
1997年,白晓燕命案后,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对治安表示担忧,民众对政府处置口蹄疫事件也极为不满,游行中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猪死了,没有人下台
人死了,没有猪下台
马英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拒绝“行政院长”连战的一再请求,坚决请辞,“治安败坏,政府难辞其咎,这不是某一个人有责任,我个人感到愧对国人,我要认清自己有共犯的责任。”
对于他的辞官,有人质疑他“以退为进”、“维护自我的政治洁癖”,而他激动地回应:“我不能再蒙着眼睛,继续混下去了!现在当政务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一年后的1998年,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并由李登辉出马,以“新台湾人”的称呼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击败希望续任的陈水扁,台湾政坛开始响起清晰的“马”蹄声。
10年后的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第十二任“总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按照亨廷顿“双翻转”(two turn-over)理论,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若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和平转移政权的过程,则可视为完成民主化。如是观之,马英九胜利,标志着台湾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蓝营过去和现在的领袖们是否会借这个机会实现“大和解”尚不得而知,但当他们向蒋经国的遗像三鞠躬时,想必会有难以尽言的况味。时代,真的不同了。
参考资料:
彭怀恩《从政成功到马英九:台湾政治变迁史》,(台北)风云论坛,2008年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1998年
王铭义《该出马时就出马——金鱼缸里的马英九》,(台北)商业周刊出版公司,1998年
李登辉《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年
张炎宪等《李登辉先生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2004年
“你等会”
在就任“副总统”前,李登辉曾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同游。李洁明后来说,这是因为蒋经国希望日本背景浓厚的李登辉也能“熟悉美国观点”,通过私下接触,他评价李登辉“是聪明的政治人物”,对民心颇有了解,公开场合谨守国民党路线,私底下却很有主见。
李登辉后来说,当时虽然身居国民政府高位,但也经常看党外杂志,“这些杂志很有趣,我可以让秘书帮我去买,就说我要检查就好了。”只是,在涉及到政论杂志的言论问题如何处理时,他仍对蒋经国提出个人看法报告:“希望以刑法为主。”
“那时候《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还没公布,我的主张是依法处理,不要用行政命令取缔,我建议以刑法处理,其实就是建议用《出版法》处理,有明确犯罪事实时,依明文规定以有期徒刑方式处理。”他为自己辩解。
1985年3月28日,《中央日报》以本报记者名义刊载李登辉访问(巴拉圭)归来一文,主标题“李‘副总统’远行归来”,副标题“工作繁忙了无倦容”,文章特别赞誉李登辉“深获‘蒋总统’倚重”、“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李登辉说,他当时就觉得报道“殊有不同”,“一看就知是有意写成。蒋经国只要跟文工会说:写点东西。他们就会刊出一大堆这样的文章。”
当时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正是宋楚瑜,文工会也是戒严时代国民党管制媒体的重要机构,李宋有时需要沟通,以确定如何把握舆论导向。以4月9日为例,李登辉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报告‘总统’:‘十信案’后,民众士气低落,如何回复?文宣工作如何处理,与宋主任谈论事,请示‘总统’裁示。”
讨论的结果是,“加强文宣”。
“情同父子”
在“蒋经国学校”,“校长”通常不会把话讲得很具体,“他的话都要让人去猜,最多他只是告诉我,‘我身体不好,有些事请你多帮忙。’”如是,李登辉不仅学习了如何面对民间问题,更修炼了官场的手腕——这一点,未来宋楚瑜会有切身感受。
1986年2月7日,农历前一天,蒋经国特别指示:新年度,与党外人士之间,设立管道沟通,指示李登辉多参与。“他可能会想:党外的力量愈大愈好吧?如果是我,也会抱持这种想法。毕竟党外的力量一旦壮大,国民党内的人就不好过日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改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有所改变。领导者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事情,不是说单单只考虑国民党要如何发展。”李登辉说。
这一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访问台湾,蒋经国认为邮报旗下的《新闻周刊》对台湾不友善而不愿见她,宋楚瑜劝他:“你把一些重要的政策向她说明,也许会有好的效果。”9天后,蒋经国接受葛兰姆独家专访,表示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坐在两人中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我把经国先生对访客所说的‘我们即将研究终止紧急命令(解除戒严)’”、“开放政治团体合法化(开放组党)”等关键词汇,逐字、逐句,精准地翻译传递给访客知悉后,当时强烈地感受到,身体犹如有电流通过任督二脉一般,通体舒畅,有一股参与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令人振奋不已!”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任“代总统”,在之后的13天里,他每天上班前,都会到蒋经国灵前祭拜,以显示自己不会改变其路线,直到第14天。
1月2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登辉入选代理国民党主席一事,宋美龄不希望看到本省势力坐大,故反对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兼任党主席,会议陷入僵局。此时,宋楚瑜越次发言,站起来质问中常委,要他们拿出党心和公心来,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李登辉当选的提案。
这“临门一脚”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也成为此后五六年李宋“情同父子”蜜月期的开始。次年5月,李登辉投桃报李,宋楚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更近权力中枢。
“被李登辉骗了”
李登辉执政之初,为免引发党内反弹,尚谨言慎行,但从1990年起,开始以渐进变革的方式瓦解国民党内的各派力量,并最终大权在握。
为了拔除掌握军权的郝柏村的力量,李登辉在1990年6月出人意料地任命郝柏村为“行政院长”,依法郝柏村必须辞去军职。李借助郝柏村的强势作为,动员军警力量扫荡犯罪,赢得了民众对“治安内阁”的支持。可是在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李登辉于1993年以“修宪”完成为理由,要求“内阁”总辞,郝柏村被迫辞职,由李所提名的连战出任“行政院长”。
1992年12月,“立法委员”全面改选,改选后的“立法院”,本省人的比例已达八成以上。此时,李登辉想要换掉郝柏村的意图极为明显,台北街头出现以外省老兵为主的示威游行,高喊“拥护郝柏村、打倒李登辉”,这个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外省人、本省人的势力消长——在此之前,只有民进党等本省人势力才会采取街头活动。1994年4月30日,李登辉更发表了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场所的悲哀》,提到了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及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令不少国民党人直呼“被李登辉骗了”。
但李登辉推动的三次修宪,也进一步终结了威权体制,推动了台湾民主进程。1991年5月1日零时起,台湾终止“动员勘乱时期”,1994年12月3日,台湾省省长与台北高雄两市市长选举举行,地方自治得以落实。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政治就是硬球,不知道到底是你玩它还是它玩你。1994年以拿下六成票数当选首任民选省长的宋楚瑜,就被玩了——他的民意支持度一度超过了“总统”李登辉,但在他省长任期刚刚过半时,李登辉喊出“冻省”,宋李关系由此急转直下。
1999年,宋楚瑜自行宣布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李登辉为保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将宋楚瑜开除出党。同年12月,李抛出“兴票案”,指责宋楚瑜之子的“中兴票券”账户中有来历不明的1.4亿元新台币。宋楚瑜长期树立的清廉形象毁于一旦,原本领先的民意支持率一路狂跌,最终以3个百分点之差输给陈水扁,苦涩地“成就”了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李宋至此彻底反目,再无往来。
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台湾196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运动,其动力并非自由主义,而是族群主义,党外人士经常高呼“台湾人出头天”的口号就是一个佐证。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李登辉在掌权后的一系列举动便不难理解:因为仓促接位时缺乏权力根基,为了对抗国民党内的既有势力,故必须通过民粹的方式,吸纳民进党“族群动员”的资源,同时,为了斗垮国民党的非主流派(1993年分离出去,成立新党),必须拉拢财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和地方派系,于是也造成了黑金政治的蔓延。
1993年,马英九任连战内阁下的“法务部长”,严办地方上的黑金势力,由于办案力度过猛,成为党内箭靶,“总统”李登辉干脆直言,马“差点把国民党搞垮”。在强大压力下,1996年,马英九转任闲职。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1988年以来的台湾,由于报禁的解除,很快步入媒体政治时代,官员的形象以及对民意的回应,迅速成为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柏村的前任李焕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有一次在主持“国建会”并向海外学人介绍政府首长时,刻意透露,“英俊潇洒的马主委(时任研考会主委),最近受到许多女性的‘打扰’……”此话并非“新闻”,但藉由“行政院长”口中说出,倒确实反映出台湾社会的某种变化。
事实上,从政这些年,马英九一直是媒体宠儿。资深媒体人王铭义说,记者打电话找小马哥,不管是马秘书、马副主委、马发言人,或者马“部长”,他都会亲自接听,电话留言也尽可能回电——此外,记者们还赠他一绰号“马更正”,盖因他经常来函报社要求更正相关报道。
有人说,过去20年的台湾政治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政治人物的“变脸史”,马英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持了其清新廉洁的形象,殊为不易。
1997年,白晓燕命案后,政府形象跌入谷底,除了对治安表示担忧,民众对政府处置口蹄疫事件也极为不满,游行中一幅标语这样写道:
猪死了,没有人下台
人死了,没有猪下台
马英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拒绝“行政院长”连战的一再请求,坚决请辞,“治安败坏,政府难辞其咎,这不是某一个人有责任,我个人感到愧对国人,我要认清自己有共犯的责任。”
对于他的辞官,有人质疑他“以退为进”、“维护自我的政治洁癖”,而他激动地回应:“我不能再蒙着眼睛,继续混下去了!现在当政务官,走在街上都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一年后的1998年,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并由李登辉出马,以“新台湾人”的称呼为他“刷新”外省人之身份,成功击败希望续任的陈水扁,台湾政坛开始响起清晰的“马”蹄声。
10年后的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第十二任“总统”,台湾完成第二次政党轮替,按照亨廷顿“双翻转”(two turn-over)理论,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若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和平转移政权的过程,则可视为完成民主化。如是观之,马英九胜利,标志着台湾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
2009年4月13日,在蒋经国百年冥诞的纪念会上,马英九、李登辉、宋楚瑜悉数出席,李宋两人更是10年来首次同台,蓝营过去和现在的领袖们是否会借这个机会实现“大和解”尚不得而知,但当他们向蒋经国的遗像三鞠躬时,想必会有难以尽言的况味。时代,真的不同了。
参考资料:
彭怀恩《从政成功到马英九:台湾政治变迁史》,(台北)风云论坛,2008年
若林正丈《蒋经国与李登辉》,台北远流,1998年
王铭义《该出马时就出马——金鱼缸里的马英九》,(台北)商业周刊出版公司,1998年
李登辉《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年
张炎宪等《李登辉先生与台湾民主化》,(台北)玉山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