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家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启从他的父亲禹手中接过了部落联盟的统治权，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夏王朝建立了。这同时也表明，以贤能为考量标准的首领选拔制度——禅让制变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王位继承制——世袭制。这是一个首领权位不断加重的过程，以及权力不断集中于中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比如禹对有苗的征伐。这其实也是从部落联盟转变到统一王朝的过程中首领权位加重的一个必然结果，权位的加重必然导致争夺的加剧，世袭制是要稳定首领更替的秩序，从而稳定政治秩序。
　　另一方面，在部落联盟时代，首领权力不大，主要靠道德感召力实施领导，道德力量不足则无法领导，所以首领必须由各个部落推举，得到大家认可；而在王朝时代，首领具有了制度化的强制权力，即使道德力量不够，同样能够凭借强硬的权力实施领导，所以首领就无须民主推举，而可以世袭。于是，某一个家族就可以世代统治王朝。在尧舜禹时代，担任首领的天命只在于个人，而在此后天命则在于某个家族，这实际就是说，天命所系的利益主体特殊化了，政治领导权凝固在某个特殊家族中，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转变到“天下为家”“大人世及”（《礼运》）。
　　在尧舜禹时代，首领是大家实际推举并任命的，大家都没有异义，并不特别需要“天”来任命，所以天命观念并不强烈，舜“受终于文祖”（《舜典》），禹“受命于神宗”（《大禹谟》），都没有明确的“天命”。而在后世，首领并不由大家推举任命，不经过大家的认可，而是靠血缘关系世袭，为了强化首领的政治合法性，就有必要强调首领是上天所命，此后天命观作为不容置疑的宗教观念日益发展起来，以为首领权力辩护。
　　既然首领是天任命的，那么首领的政治行动也就是履行天命，启在征讨有扈氏的誓师词中毫不含糊地说：“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而当年在讨伐有苗的誓师词中，禹仅敢说：“奉辞罚罪。”同样是誓师词，禹只能号召：“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而启则可以这样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表明启所掌握的权力之强硬已经不是禹所能同日而语的，禹是联盟的首领，而启则已经是王朝国家的君王，禹要以德号召，而启可以赏罚生杀大权进行统治。
　　道德危机
　　世袭制代替禅让制确实是从“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但同时这个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国家权力的树立和增强实际上又将天下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但是，这个转变过程也必定包涵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因为道德的凭借被权力的凭借代替了。权力是双刃剑，一方面方便了统治，另一方面也削弱了道德。统治可以更多地凭借强权，于是，道德的作用下降了，至少直接的作用下降了，于是，统治者的道德也就衰弱了。《五子之歌》即哀叹：“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而太康是启的儿子，可见败德之快。
　　但是道德恰恰规定着统治的目的，即社会公利，权力失去道德约束，必会成为私欲的工具，而私欲又因得到权力的支持而膨胀，又加剧了道德的败坏，最后道德败坏者掌握的权力又必定会造成暴政，这就是权力的异化，从促进社会利益的工具变成社会的祸害。正如汤对夏桀的指责：“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汤誓》）
　　权力的双刃还在于，一方面是统治者的强大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当也会反过来伤害甚至灭亡统治者。运用权力如果不遵循道德原则，就必定要伤害民众的利益，必定引起民众的仇恨和反抗，仇恨和反抗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强大的权力也不能维持，最终必然要令统治者自身陷入绝境。
　　太康因为败德而“黎民咸贰”，“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之）于河”（《五子之歌》），甚至五个兄弟都埋怨他（“五子咸怨”）；夏桀因为暴政而“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所以，统治权力对统治者而言，不但是力量，而更是巨大的危险。所谓“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五子之歌》）。
　　强权不足恃
　　权力越大，危险也就越大。要避免权力的伤害，就必须谨慎地运用权力，正确地运用权力，而要正确运用权力，又莫过于用道德来指导和约束权力的运用。所以，权力越大，道德的必要性也越大。权力越大，就越要以更大的道德力量驾驭权力的车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又必然获得复兴和新的发展。这种道德是要指导已建立起来的强大权力，实质也是要维护这种权力。
　　考虑到统治权力是在某个特殊家族中世袭传递，道德不是获得权力的主要资本，血缘才是主要资本，这更容易导致道德的衰弱，那么权力的危险也就始终盯住这个家族，挥之不去，因此，为了保持家族的利益，道德的必要性也就更加强烈，一代传一代的道德教育更加意义深重。
　　统治权力的危险正在于其可能引起人民反抗，如果人民群起而反抗，任何的统治权力都将不堪一击，所以强权不可恃，权力的基础在于人民的支持，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善待人民，这是政治道德的根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