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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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是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性工作,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是有关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全局性、全域性、复合性的“国之大者”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复合治理,政党、政府、社会缺一不可,需要各个民族相互嵌入与团结奋斗,努力探索制度、法治、社会治理结合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多种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家与社会以及中华民族的整合性力量,在民族事务的复合性治理中发挥领导与凝聚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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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是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性工作,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是有关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全局性、全域性、复合性的“国之大者”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复合治理,政党、政府、社会缺一不可,需要各个民族相互嵌入与团结奋斗,努力探索制度、法治、社会治理结合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多种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国家与社会以及中华民族的整合性力量,在民族事务的复合性治理中发挥领导与凝聚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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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中具有重大意义.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要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要深刻理解做好党的民族工作需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四对关系;要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朱熹“桃应问”章解释中君心之公、律法之公、民心之公与其“正君心”“立纲纪”“合公议”“应天人”等为政要求相呼应,体现了通过道德与制度为政治立法的思想,蕴含着以制度制约君主、由民意检验政治的思考理路.其中,政治决策以及对天下公论的判断皆遵循“本于天理、验于人心”的原则,体现为动态的过程.“天理”作为公共政治法则,借由个体职分、个体与公众、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实现.由具体性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实现“天理之公”是全面理解其“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理念的关键点.
陈抟被视为宋代图书易学的开山宗师,朱熹深为推崇.但自宋讫明,"破陈抟之学"此起彼伏.黄宗羲、黄宗炎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驳斥陈抟的图书之学,指其《河图》《洛书》之说无所依据,与《无极图》等皆藏道术于易学,其后又被朱熹等人引入儒学,致使儒学发展偏离孔子六经的道路.黄氏兄弟所论并非只针对陈抟,而是基于明末清初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学术史、儒家学说乃至遗民精神归属加以反思、批评和重建.他们的哲学思想批评,所呈现的历史考证、文献辨伪、批评逻辑与思想建构等诸多层次性,以及史实与价值、思想与方法、观点与立场、辨伪
明清之际的封建郡县之辨有三种典型论述模式:一是“回向三代”的复古派,着眼周制与秦制的政体之辨,强调“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二是“经世致用”的折中派,关注集权与分权的治道之辨,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三是“理势相成”的厚今派,侧重势异与理异的天人之辨,指出郡县“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尽管这三种模式在论说方式上各有不同,但都触及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症结.
后殖民主义主要描述的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通过对殖民话语解构的方式反抗宗主国的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以达到重构西方“主体”概念并建构“地方”主体身份和权力的目的 .从学术话语史来看,其流变过程体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深化趋势,方法论上体现为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追踪,观点上体现为从殖民话语的分析到文化霸权的抵抗和后殖民主体的建构.在与马克思的“遭遇”过程中,后殖民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主体解放策略提出了系统性挑战.然而,当代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建构抽象统治形式和结构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斯密将人类日常情感互动中所蕴含的道德和价值视为政治的出发点.政治最多只能对之作出少量的限定和修正.然而,他也看到,人类和少数政治精英都可能表现出极端的政治情感,而试图对社会加以乌托邦式的改造.针对前者,斯密认为,我们的道德情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阂是不能完全以现实的政治手段加以消除的,而只能通过个人的宗教信念纾解.针对后者,斯密认为,只有始终将人民的日常情感纳入政治家的视野,才能避免乌托邦式的政治计划.
斯密在第六版《道德情操论》中对斯多葛派的处理具有相当的矛盾性.一方面,斯密在人性预设和道德观等方面的确采用了斯多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斯密在该书第七卷中对斯多葛学派进行了猛烈而彻底的批判.从自然论的角度来回应这一矛盾,同时拒绝将斯密理解为一个纯粹的自然神论者,能够相对完善地解决该矛盾.具体来说,斯密与斯多葛派的一致性在于两者都将“自然”看作人类社会的前提条件,该前提性体现在其“设计论”与“目的论”两个意义上.但在此基础上,斯密为人的能动性留下了空间.
阿玛蒂亚·森将“超验制度论”看作一种设定了一个“完全正义”的理想并以制度为关注焦点的对社会正义的探讨.森论证说,只要我们能够对一个社会的正义状况作出比较判断,我们就可以在正义事业上取得进步.他由此认为,超验制度论对于实现社会正义来说既不必要也不充分.然而,他将罗尔斯的理论理解为超验制度论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恰当理解了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方法论及其对正义之目的的设想,就能发现罗尔斯不仅有思想资源回应森的批评,而且其理论也优越于森所倡导的对正义的“比较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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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步发展,重要主题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共同富裕.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中等收入倍增,二是如何解决收入倍增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本文聚焦美国和日本与当前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相近的历史阶段,研究美日两国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增量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发现,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实现中等收入倍增的关键,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是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也会带来社会问题,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必须有效应对,此外,还需妥善处理收入倍增、人口聚集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