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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金融中心无非是二三十万专业从事者的问题，这些专业人才在酒吧、咖啡厅、讨论班的言谈兴许就决定了下一波金融规则。
2005年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出版后，全球舆论在一夜之间转向全球化的2.0版本。在这个新版本的世界中，原先分裂的东、西方日渐融合成整体性的无边界国际社会。但现实主义者显然不同意世界扁平化的概括，他们强调七大洲、五大洋为基础的地理环境依然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基本状况，晚近以来跨国公司构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更是让世界凹凸不平。
全球性城市构成的先进世界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社会并没有造就平稳均衡的增长。在这份题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城市化、地区发展和全球一体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简单而言，集中是发展的法则。手段则是一体化。
从发展的过程来看，要素密集程度松散的地方最终要转变为集中的地区，落后地区的发展模式通常都是靠与先进地区建立关联取得进步。从发展速度来看，地方层次的集中最为迅速，围绕某一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非常显眼；国家范围内的要素集中要慢一些，它往往受限于千差万异的地理地貌与尚未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国际层次的集中速度最慢、持续时间也最长。
但即便是缓慢密集化的国际层次，也往往在若干全球性城市上显现出紧密度。查看网络搜索供应商谷歌(Goolge)提供的全球地图，特别是夜晚拍摄的地图，北美东西海岸、欧洲中西部还有日本东南部显现为耀眼的白色亮点，全球的其余地区则融入闪烁着群星的漆黑夜空。
谷歌全球地图呈现的夜景很美，但现实主义者却忍不住感叹世界远远不是平的。这些亮点背后的动力是发光发热的电，而用电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最直接的指标。
世界经济史研究表明，很长时段内工业化的进程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开。18世纪晚期以前，亚洲的经济还占据世界一半左右。但是自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地理、文化上邻近英国的地区开始模仿英国、享受工业化的成果，结果这些经济体构成的地区性经济开始异军突起，让原本看上去还算平展的世界变得不平。
在英国经济模式向外传播过程中，依托城市兴盛的欧洲文明也逐渐向全球拓展。19世纪后期美国逐渐赶超，成长为世界性大国，世界经挤也因此变成双中心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东亚地区的日本加入这一行列，形成全球经济的三大核心区，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余地区。直到最近几年，新兴市场的崛起才开始逐渐改变这种局势。
国际性经济力量集中的背后，是国家范围内全球性城市群的兴起。《商业周刊》2008年10月份刊登了一份《世界最具全球性的城市》报告，这份由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和芝加哥全球问题委员会合作产生的报告认为，以商业活跃性、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氛围和政府参与度衡量，纽约的“全球性”名列第一，伦敦第二，巴黎第三，亚洲地区的东京、香港、新加坡、首尔分别名列第四、第五、第七、第九。前十名还有洛杉矶、芝加哥、多伦多，而北京、上海、台北依次是第十二、二十、三十四名，距离美国、欧洲、日本的全球性城市质量还有一定的差距。
粗略看来，进入该排行榜的城市数量与地理区位和所在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相当。以美国为例，可发现全球性城市控制经济的重要性。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纽约是美国跨国公司总部的首选地，全球500强有三分之一的公司落户于此。经过信息革命的洗礼之后，9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异军突起。
《商业周刊》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2008年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第一年。据世界银行数据，1900年至2000年间，全球生活在工业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地区人口的比例从15％上升到47％，全球从事农业工作的就业人口则从1960年的55％以上降至2004年的33％左右。同时，全球100座最大城市占据全球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00年的4.3％上升为目前的10.5％。这样一来，经济板块日益集中在特大型城市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世界银行用以解释这种高度集中现象的原因是集聚经济。
集聚经济的价值扩增
尽管贸易商早就到了东方，西方人发现美洲以来的“全球化”毕竟还主要是地理意义的全球化。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时代，英国的企业正从行会制度向公司制慢慢转变，斯密强调的分工原则支持了市场的全球化，英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逐渐浮出水面。
至少中国人能够从《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那些港口中见到英国国内分工国际扩散的结果。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首先占领的是中国历代向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这些港口交通体系自然、便利，基础设施优良，有利于商业的集中。英国企业家来中国经商采取的这一策略，从根本上讲并没有离开斯密总结的：从出海口开展海上贸易甚为有利，围绕某一地区进行商业竞争更有利于维持优势。
当商业利益开始显著影响城市发展时，防卫性的“城”的功能就让位于开放性的“市”的功能。古代出于卫戍目的构筑的城，渐渐丧失其军事功能，而近代城市的发展更多依赖商业利益。自然，交易越来越多之后，商人就必须想办法竞争胜出、越活越好。如此一来，企业家为寻求最优的生产地点和销售地点的努力必然是很可观的活动。
同时，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产业大发展结果，人们日益观察到，某些工厂和产业总是聚集在一定地区。这种工业聚居的现象在欧洲大陆甚为频繁，德国人或许以为这是德国有可能超越英国的方式。
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Weber)出版了《工业区位论》，提供了地方层次内产业集中的集聚因素解释。韦伯当时观察到的现象是制造业而非贸易导致的规模较大的迁移，这个集中和分散的持续性进程就成为了研究对象。书中描述分析的内容至少反映了德国工业进程的某个侧面，这个侧面与德国作为内陆国家的特性息息相关，即减少陆地运输成本的考虑成为企业主动集聚的重要原因。
韦伯的“集聚经济”概念提出之后，迅速成为“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蒂尔·俄林(B.G.Ohlin)认为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就是区位理论。
随着推动国际贸易的行为体逐渐由地方型企业转变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就成为了研究者关心的课题。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计算出全球贸易额的一半左右由跨国公司完成。自然，我们也常常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观察到地方政府努力寻求吸引外资的举动。这些城市的领导者与跨国公司的领袖们对于相互之间能够提供多少好处心里有数，而且时常讨价还价。
除了政策层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之外，城市所拥有的集聚经济成为解释跨国公司集中于某地的重要原因。 在俄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国际贸易理论的革新已经开始了。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生产多样性》一文，把已经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企业内的贸易用模型表述出来。
在此之前，人们对贸易的理解一般是原材料和制成品之间的互换有无，不太考虑同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的国际贸易。经过这两位学者的努力，杂乱无章的现象被漂亮、清晰的语言所概括。之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判断渐渐让位于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现状。
毫无疑问，《商业周刊》列出的那些全球性城市正是如今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重要节点。地理集中对于生产和服务都产生积极的作用，譬如某些生产资料的共享、雇主云集产生的需求配置以及激发创新的知识外溢。除了大家公认的自然资源禀赋、成本节约、分工深化等原因之外，集聚经济所具有的知识溢出效应越来越重要。举凡重要的跨国公司总部、国内金融机构以及教育科研机构，彼此都相互关联，它们之间形成了支持这种全球运作的知识基础。正是这些机构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将发轫于小团体沟通过程中的奇思妙想铺展开来，把地方资源升级为真正全球性的收益。
大城市集聚的人才创造知识、信息的能力是惊人的。二十年前的美国才刚刚进入信息时代，从那个正在转型的机制中我们或许能瞧见点什么。一份利用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数据完成于1989年的研究指出，纽约是当之无愧的信息流动主导者，其余十个首府扮演了命令和控制中心的角色。
在这项研究中，信息主要是指信件、包裹以及物品箱，主要假设是，一个首府如果是信息中心则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其接受信息的量少于发出的量，第二，信息的流出量比上流入量的自然对数为正。从下表可以看出，纽约遥遥领先。由此可知，信息中心的地位与跨国公司的选择极为相关。
信息的制造一般是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企业家作为拓展国际贸易的先锋，毕竟不怎么考虑条条框框的束缚，哪里有钱赚、能赚得持久，就应该到哪里发展。先锋打到哪里，粮草就得支援到哪里。但没有知识溢出，企业家的先锋作用就得不到有力的后备队。
集聚经济特有的知识密集度不断带动分析性概念往前走，就像100年前韦伯提出的集聚经济概念的演变历史那样，如今专家已经不仅仅是从概念上讨论，而是利用积累的数据来衡量比较全球集聚经济的规模以及效应。例如，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近期的发展几乎都是围绕城市，尤其是围绕城市中心地带一公里范围内创造的，不仅如此，就连工作机会也是集中在这一公里范围内的。
生产者服务业
跨国公司聚集于大型城市正反映了国际商学界近期的争议。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2005年出版的《地区性跨国公司》一书中传承日本商业战略家大前研一的观点，认为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越来越集中于某些地区，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
鲁格曼在书中计算了2001年全球500强企业的销售额地区分布，结果发现380家公司的80％的销售额都是在公司总部所在的地区内完成，而非全球范围内获得。因此，他认为：“全球化和全球战略的使用是个神话。一个单一的全球性市场远没有形成，大型企业的绝大多数商业活动都发生于地区范围内。政府管制和文化差异性把世界划分为北美、欧盟和亚太地区。”
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利用美国跨国公司1980年和2000年的地区分布数据进行验证，以获得更为精准、确切的认识。在他们的100家企业样本中，2000年这些跨国公司拥有310兆美元资产，雇用了650万工人，产业覆盖了石油等资源型产业、办公设备以及银行业。这些公司具有全球影响力，它们过去20年的区位选择可以反映出不同经济集聚的重要与否。
结果显示，美国公司并不仅仅在鲁格曼强调的三大区域活动，而日益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三大区域之外的地区。就美国跨国公司20年来的区位变迁而言，非洲、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而资源型地区比如欧佩克国家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在鲁格曼的分类中，2000年亚太已经和欧盟平起平坐，但对地区进行细分之后，东亚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相反，西亚和东南亚的影响渐渐开始追赶上来。
如此一来，如果对产业进行细分，更可以发现新的规律。根据南京财经大学高春亮2005年的总结，在最近一轮全球化／地方化发展竞争中，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相当引人注目。从国际层而来看，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制造业从先进国家往具有大量低廉劳动力的第三世界转移，就产生了如何管理生产、销售等流程以及不同司法体系下的法律、会计等专门为生产而设置的服务业。
所谓生产者服务业本来是蕴涵在制造业企业内，随着国际化的进展而逐渐分离出来。尽管在生产者服务业涉及哪些部门上还存有不同见解，但基本的范围已被圈定，它包括商业服务、法律、金融保险、大众传播等。
这些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三个典型特征。首先是知识的高度密集，新型的服务业远比传统的服务业更需要专业知识。其次是空间的可分性，像最近盛行的软件外包业务就属于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缩短了那些地理约束，播种和收获并非在同一处。这样，生产者服务也就可以变革产业结构，发达国家可以避免产业空心化。最后一个特点是集聚经济，典型的是研发活动以及金融业务。曾有人戏言，所谓的金融中心无非是二三十万专业从事者的问题，这些专业人才在酒吧、咖啡厅、讨论班的言谈兴许就决定了下一波金融规则。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城市发展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者服务也呈现出共生关系。大型城市以管理和信息密集型活动见长。而小城市则专注于发展专业化生产，因此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商业服务业集中在少数城市。从数量和规模上看，商业中心只有少数，而且往往越长越大；制造业中心数量众多但规模不大。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必须通过两手抓：制造业的升级重要，但不能落后的还有生产者服务业。因为生产者服务业中心是稀缺资源。
2005年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出版后，全球舆论在一夜之间转向全球化的2.0版本。在这个新版本的世界中，原先分裂的东、西方日渐融合成整体性的无边界国际社会。但现实主义者显然不同意世界扁平化的概括，他们强调七大洲、五大洋为基础的地理环境依然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基本状况，晚近以来跨国公司构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更是让世界凹凸不平。
全球性城市构成的先进世界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社会并没有造就平稳均衡的增长。在这份题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专家认为，城市化、地区发展和全球一体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简单而言，集中是发展的法则。手段则是一体化。
从发展的过程来看，要素密集程度松散的地方最终要转变为集中的地区，落后地区的发展模式通常都是靠与先进地区建立关联取得进步。从发展速度来看，地方层次的集中最为迅速，围绕某一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非常显眼；国家范围内的要素集中要慢一些，它往往受限于千差万异的地理地貌与尚未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国际层次的集中速度最慢、持续时间也最长。
但即便是缓慢密集化的国际层次，也往往在若干全球性城市上显现出紧密度。查看网络搜索供应商谷歌(Goolge)提供的全球地图，特别是夜晚拍摄的地图，北美东西海岸、欧洲中西部还有日本东南部显现为耀眼的白色亮点，全球的其余地区则融入闪烁着群星的漆黑夜空。
谷歌全球地图呈现的夜景很美，但现实主义者却忍不住感叹世界远远不是平的。这些亮点背后的动力是发光发热的电，而用电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最直接的指标。
世界经济史研究表明，很长时段内工业化的进程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开。18世纪晚期以前，亚洲的经济还占据世界一半左右。但是自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地理、文化上邻近英国的地区开始模仿英国、享受工业化的成果，结果这些经济体构成的地区性经济开始异军突起，让原本看上去还算平展的世界变得不平。
在英国经济模式向外传播过程中，依托城市兴盛的欧洲文明也逐渐向全球拓展。19世纪后期美国逐渐赶超，成长为世界性大国，世界经挤也因此变成双中心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东亚地区的日本加入这一行列，形成全球经济的三大核心区，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余地区。直到最近几年，新兴市场的崛起才开始逐渐改变这种局势。
国际性经济力量集中的背后，是国家范围内全球性城市群的兴起。《商业周刊》2008年10月份刊登了一份《世界最具全球性的城市》报告，这份由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和芝加哥全球问题委员会合作产生的报告认为，以商业活跃性、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氛围和政府参与度衡量，纽约的“全球性”名列第一，伦敦第二，巴黎第三，亚洲地区的东京、香港、新加坡、首尔分别名列第四、第五、第七、第九。前十名还有洛杉矶、芝加哥、多伦多，而北京、上海、台北依次是第十二、二十、三十四名，距离美国、欧洲、日本的全球性城市质量还有一定的差距。
粗略看来，进入该排行榜的城市数量与地理区位和所在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相当。以美国为例，可发现全球性城市控制经济的重要性。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纽约是美国跨国公司总部的首选地，全球500强有三分之一的公司落户于此。经过信息革命的洗礼之后，9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异军突起。
《商业周刊》在文章中还特意强调，2008年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第一年。据世界银行数据，1900年至2000年间，全球生活在工业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地区人口的比例从15％上升到47％，全球从事农业工作的就业人口则从1960年的55％以上降至2004年的33％左右。同时，全球100座最大城市占据全球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00年的4.3％上升为目前的10.5％。这样一来，经济板块日益集中在特大型城市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世界银行用以解释这种高度集中现象的原因是集聚经济。
集聚经济的价值扩增
尽管贸易商早就到了东方，西方人发现美洲以来的“全球化”毕竟还主要是地理意义的全球化。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时代，英国的企业正从行会制度向公司制慢慢转变，斯密强调的分工原则支持了市场的全球化，英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逐渐浮出水面。
至少中国人能够从《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那些港口中见到英国国内分工国际扩散的结果。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首先占领的是中国历代向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这些港口交通体系自然、便利，基础设施优良，有利于商业的集中。英国企业家来中国经商采取的这一策略，从根本上讲并没有离开斯密总结的：从出海口开展海上贸易甚为有利，围绕某一地区进行商业竞争更有利于维持优势。
当商业利益开始显著影响城市发展时，防卫性的“城”的功能就让位于开放性的“市”的功能。古代出于卫戍目的构筑的城，渐渐丧失其军事功能，而近代城市的发展更多依赖商业利益。自然，交易越来越多之后，商人就必须想办法竞争胜出、越活越好。如此一来，企业家为寻求最优的生产地点和销售地点的努力必然是很可观的活动。
同时，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产业大发展结果，人们日益观察到，某些工厂和产业总是聚集在一定地区。这种工业聚居的现象在欧洲大陆甚为频繁，德国人或许以为这是德国有可能超越英国的方式。
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Weber)出版了《工业区位论》，提供了地方层次内产业集中的集聚因素解释。韦伯当时观察到的现象是制造业而非贸易导致的规模较大的迁移，这个集中和分散的持续性进程就成为了研究对象。书中描述分析的内容至少反映了德国工业进程的某个侧面，这个侧面与德国作为内陆国家的特性息息相关，即减少陆地运输成本的考虑成为企业主动集聚的重要原因。
韦伯的“集聚经济”概念提出之后，迅速成为“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蒂尔·俄林(B.G.Ohlin)认为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就是区位理论。
随着推动国际贸易的行为体逐渐由地方型企业转变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就成为了研究者关心的课题。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计算出全球贸易额的一半左右由跨国公司完成。自然，我们也常常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观察到地方政府努力寻求吸引外资的举动。这些城市的领导者与跨国公司的领袖们对于相互之间能够提供多少好处心里有数，而且时常讨价还价。
除了政策层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之外，城市所拥有的集聚经济成为解释跨国公司集中于某地的重要原因。 在俄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国际贸易理论的革新已经开始了。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生产多样性》一文，把已经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企业内的贸易用模型表述出来。
在此之前，人们对贸易的理解一般是原材料和制成品之间的互换有无，不太考虑同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的国际贸易。经过这两位学者的努力，杂乱无章的现象被漂亮、清晰的语言所概括。之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判断渐渐让位于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现状。
毫无疑问，《商业周刊》列出的那些全球性城市正是如今全球经济体系运作的重要节点。地理集中对于生产和服务都产生积极的作用，譬如某些生产资料的共享、雇主云集产生的需求配置以及激发创新的知识外溢。除了大家公认的自然资源禀赋、成本节约、分工深化等原因之外，集聚经济所具有的知识溢出效应越来越重要。举凡重要的跨国公司总部、国内金融机构以及教育科研机构，彼此都相互关联，它们之间形成了支持这种全球运作的知识基础。正是这些机构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将发轫于小团体沟通过程中的奇思妙想铺展开来，把地方资源升级为真正全球性的收益。
大城市集聚的人才创造知识、信息的能力是惊人的。二十年前的美国才刚刚进入信息时代，从那个正在转型的机制中我们或许能瞧见点什么。一份利用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数据完成于1989年的研究指出，纽约是当之无愧的信息流动主导者，其余十个首府扮演了命令和控制中心的角色。
在这项研究中，信息主要是指信件、包裹以及物品箱，主要假设是，一个首府如果是信息中心则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其接受信息的量少于发出的量，第二，信息的流出量比上流入量的自然对数为正。从下表可以看出，纽约遥遥领先。由此可知，信息中心的地位与跨国公司的选择极为相关。
信息的制造一般是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企业家作为拓展国际贸易的先锋，毕竟不怎么考虑条条框框的束缚，哪里有钱赚、能赚得持久，就应该到哪里发展。先锋打到哪里，粮草就得支援到哪里。但没有知识溢出，企业家的先锋作用就得不到有力的后备队。
集聚经济特有的知识密集度不断带动分析性概念往前走，就像100年前韦伯提出的集聚经济概念的演变历史那样，如今专家已经不仅仅是从概念上讨论，而是利用积累的数据来衡量比较全球集聚经济的规模以及效应。例如，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近期的发展几乎都是围绕城市，尤其是围绕城市中心地带一公里范围内创造的，不仅如此，就连工作机会也是集中在这一公里范围内的。
生产者服务业
跨国公司聚集于大型城市正反映了国际商学界近期的争议。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2005年出版的《地区性跨国公司》一书中传承日本商业战略家大前研一的观点，认为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越来越集中于某些地区，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
鲁格曼在书中计算了2001年全球500强企业的销售额地区分布，结果发现380家公司的80％的销售额都是在公司总部所在的地区内完成，而非全球范围内获得。因此，他认为：“全球化和全球战略的使用是个神话。一个单一的全球性市场远没有形成，大型企业的绝大多数商业活动都发生于地区范围内。政府管制和文化差异性把世界划分为北美、欧盟和亚太地区。”
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利用美国跨国公司1980年和2000年的地区分布数据进行验证，以获得更为精准、确切的认识。在他们的100家企业样本中，2000年这些跨国公司拥有310兆美元资产，雇用了650万工人，产业覆盖了石油等资源型产业、办公设备以及银行业。这些公司具有全球影响力，它们过去20年的区位选择可以反映出不同经济集聚的重要与否。
结果显示，美国公司并不仅仅在鲁格曼强调的三大区域活动，而日益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三大区域之外的地区。就美国跨国公司20年来的区位变迁而言，非洲、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而资源型地区比如欧佩克国家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在鲁格曼的分类中，2000年亚太已经和欧盟平起平坐，但对地区进行细分之后，东亚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相反，西亚和东南亚的影响渐渐开始追赶上来。
如此一来，如果对产业进行细分，更可以发现新的规律。根据南京财经大学高春亮2005年的总结，在最近一轮全球化／地方化发展竞争中，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相当引人注目。从国际层而来看，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制造业从先进国家往具有大量低廉劳动力的第三世界转移，就产生了如何管理生产、销售等流程以及不同司法体系下的法律、会计等专门为生产而设置的服务业。
所谓生产者服务业本来是蕴涵在制造业企业内，随着国际化的进展而逐渐分离出来。尽管在生产者服务业涉及哪些部门上还存有不同见解，但基本的范围已被圈定，它包括商业服务、法律、金融保险、大众传播等。
这些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三个典型特征。首先是知识的高度密集，新型的服务业远比传统的服务业更需要专业知识。其次是空间的可分性，像最近盛行的软件外包业务就属于典型的生产者服务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缩短了那些地理约束，播种和收获并非在同一处。这样，生产者服务也就可以变革产业结构，发达国家可以避免产业空心化。最后一个特点是集聚经济，典型的是研发活动以及金融业务。曾有人戏言，所谓的金融中心无非是二三十万专业从事者的问题，这些专业人才在酒吧、咖啡厅、讨论班的言谈兴许就决定了下一波金融规则。
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城市发展和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者服务也呈现出共生关系。大型城市以管理和信息密集型活动见长。而小城市则专注于发展专业化生产，因此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商业服务业集中在少数城市。从数量和规模上看，商业中心只有少数，而且往往越长越大；制造业中心数量众多但规模不大。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必须通过两手抓：制造业的升级重要，但不能落后的还有生产者服务业。因为生产者服务业中心是稀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