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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导与西门子的战略联盟，正在融入当今中国企业国际化、国际公司本土化的时尚之中，林林总总的类似事件似乎让国人看到了中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的“曙光”。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仍不禁要再追问一个明白：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究竟怎样去补足自己的“技术短板”？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技术部部长郭励弘的一番交谈，颇有答疑解惑之感。
波导获取“核心”路还长
《中外管理》：这样的合作，跨国公司有可能提供最核心的技术吗？
郭励弘：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不会无偿地把技术给你，你必须付费。它跟你合作的好处，是你可能永远捆绑在他的技术系列上，不会再去跟别的跨国公司合作了。当然，大家都要从技术中得到好处。实际上，波导每卖出一部手机，西门子也能得到一部分利润。甚至它们这种合作，可以深入到国外市场，也就是以国外的技术优势和中国的制造优势，来共同形成一个市场。
但是它们又没形成实质性的合资公司，将来波导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后，会不会“离开”西门子？那要完全看波导的研发力度。在培训过程中，波导肯定会越来越深地掌握技术，但是从目前看，双方只是各自得益，共同去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各自的利益。因为对国内企业来说，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低成本竞争，而不是靠核心技术竞争。
《中外管理》：也就是说，对波导掌握核心技术，还不能很快乐观？
郭励弘：不能很快乐观。
《中外管理》：但波导本身是技术力量成长起来的企业，对于合作的技术层面应该是能够准确判断的。
郭励弘：那是肯定的。合作的技术，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也起码是你西门子当前最先进的！你不给我好的技术，咱就拼不过诺基亚、摩托罗拉呀！应该说，波导本来就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它才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厂家。但是波导通过这种方式，要把国外的硬技术转化成自己的核心技术，甚至自己将来在硬技术上要有自己的开发，真正的创新性开发，那还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技术合作，切记遵守合同
《中外管理》：类似这样的合作，如何避免利益冲突?
郭励弘：那就看双方是不是各自遵守协议了。一般来讲，欧美企业比较规范，签了合同，坚决遵守。中国企业要注意：签完合同，那就要遵守合同。比如说：运用西门子的技术，我每卖一部手机得给它多少钱？双方共同研发的技术，每卖一部手机得给它多少钱？这都有合同规定。
国外大量的技术企业，它就搞发明，不搞生产线，而别人用了它的技术，就得根据合同给它多少钱，大家都必须遵守。所以一般不会去偷技术，偷技术在国外被罚得是很厉害的。所以，就是双方要遵守合同。波导与西门子的合作如果能不断做下去，那就需要双方都能确保合同兑现。这样，西门子哪怕将来一部手机都不生产了，但是它的技术体现在波导手机里，实际也就是专利的性质。即使不转让的专利，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它也可以交给波导，但这是很长的过程。
合作何必牺牲品牌
《中外管理》：波导明确提出：合作将来要做我的品牌。这是不是意味着摆脱OEM的形式了？跨国公司为什么愿意这样合作？
郭励弘：有了品牌那就不是OEM了。西门子完全可以接受这种合作。甚至西门子可能会想：现在全世界这么多制造手机的，包括诺基亚好像也在失落，那干脆就“波导制造”吧，反正我俩合作打全球。如果他俩说打美国市场也是它，打德国市场也是它，这里就要有一个更紧密的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到国外市场打品牌很困难。对波导来说，就一定要有其实际的核心技术，打出实力来了。
实际从细化分工来讲，很可能我某一部分技术就靠西门子给我提供了。其实手机跟飞机一样，一个飞机的技术是全球分包啊，但是它品牌在那，就是波音，而制造、技术，全是别人的。哪个公司都需要做我最核心的，我不擅长的就包出去。越是大企业，越爱这么干。
“技术瓶颈”其实在融资
《中外管理》：那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为什么那么痛苦?
郭励弘：波导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要想壮大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太多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初万燕搞VCD。VCD是中国技术，国外一搞碟片就是DVD，成本很高。但是VCD，万燕搞出来了，它适合低层次消费呀。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有一个好的融资环境，它搞出这么好的一种产品后可以迅速融资，迅速做大，这样别人还没学到它的技术时，它可以进行全球销售。但是中国没这个条件，就得靠你慢慢去卖，一点点攒钱。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技术，又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于是几十家的VCD生产厂家就出来了，大家都在一个低层次上竞争，结果万燕没法搞了。手机也一样。所以说这种市场环境下，能够出来一个波导，就应该说已经很难了。总的来说，我们的市场环境、我们的经济体制，制约了企业，很难就靠着技术去迅速做大。至少这个市场环境里的融资，就不允许你这么干。当然波导现在做大了，融资环境比较好了，但是它到这一步，多难呐！
寡头控制、多元制造是趋势
《中外管理》：将来波导有没有可能把西门子这块业务整个盘下来？
郭励弘：那得看他们俩合作的情况。市场发展就是这样，像飞机制造业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是几十家，欧洲是几十家，最后大家就得合并，就剩一家空中客车，一家波音，其他谁也别进来！它是一步步形成的。手机也一样，我估计国内现在公司还太多了，而国外就剩那么几家了。而且那几家甚至把在欧洲、美国的生产线全放弃了，全都到低成本的亚洲等地区去制造。在这个竞争中，谁又知道手机后面是什么东西？手机向哪个方向发展？手机现在能照相，将来还能干什么？这都很难说，竞争是个长过程。现在波导肯定已经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了，人家才能找它合作。
当然代工做好了也有核心技术的，台湾的企业，全是有核心技术的，要不它为什么能干得那么漂亮？大家对核心技术千万不要以为就是硬技术。
《中外管理》：那么跨国公司不断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来，这对中国企业的技术提升意义有多大？
郭励弘：很难说，还要看，研发机构要看它的扩散效应。它吸收了大量的中国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不会永远在那儿干的，中国人都想当老板。这是比其它国家的长处所在。他出来干，在跨国公司里学到的东西他就都可以复制了。硅谷有好多台湾学生、大陆学生，后来都这么干。台湾的电子业很多都是靠这些人，大陆也有好多“海龟”，这就是一种外溢。跨国公司“一招鲜”想永远吃下去，是不可能的。你只有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取得技术进步。那些人出来了，带走了一部分技术，形成了一定气候，我这里技术又往前走了。扩散效应是阻挡不住的。但是有一点，原来是我的技术，你出去仰仗，那不行，那是知识产权问题。
“世界的”不应压制“民族的”
《中外管理》：这个过程中，最终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跨国公司会占居主导地位吗？
郭励弘：对啊，这就是一个全球制造、全球研发的好处啊。我到成本最低的地方去制造，我到成本最低的地方去研发，这就是跨国优势啊。如果把最好的待遇都给它们，而不给国内民间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么一个趋势了。所以我们说给国外多好待遇，也应该给国内民间多好待遇啊。所以我们才要有保护。过去有关税保护，今后要有非关税、技术保护，都应该有。
《中外管理》：如果这个意识淡化，跨国公司挣了钱，对中国经济也有带动，那么我们还很在乎一定是民族的，或者一定是跨国公司的吗？
郭励弘：不，我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压制民族的！民营企业现在还很艰难呀，我们的环境应该是让民间资本尽快地成长起来，将来才能跟国外对抗。至于怎样竞争，那要看企业的了。
波导获取“核心”路还长
《中外管理》：这样的合作，跨国公司有可能提供最核心的技术吗？
郭励弘：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不会无偿地把技术给你，你必须付费。它跟你合作的好处，是你可能永远捆绑在他的技术系列上，不会再去跟别的跨国公司合作了。当然，大家都要从技术中得到好处。实际上，波导每卖出一部手机，西门子也能得到一部分利润。甚至它们这种合作，可以深入到国外市场，也就是以国外的技术优势和中国的制造优势，来共同形成一个市场。
但是它们又没形成实质性的合资公司，将来波导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后，会不会“离开”西门子？那要完全看波导的研发力度。在培训过程中，波导肯定会越来越深地掌握技术，但是从目前看，双方只是各自得益，共同去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各自的利益。因为对国内企业来说，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低成本竞争，而不是靠核心技术竞争。
《中外管理》：也就是说，对波导掌握核心技术，还不能很快乐观？
郭励弘：不能很快乐观。
《中外管理》：但波导本身是技术力量成长起来的企业，对于合作的技术层面应该是能够准确判断的。
郭励弘：那是肯定的。合作的技术，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也起码是你西门子当前最先进的！你不给我好的技术，咱就拼不过诺基亚、摩托罗拉呀！应该说，波导本来就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它才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厂家。但是波导通过这种方式，要把国外的硬技术转化成自己的核心技术，甚至自己将来在硬技术上要有自己的开发，真正的创新性开发，那还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技术合作，切记遵守合同
《中外管理》：类似这样的合作，如何避免利益冲突?
郭励弘：那就看双方是不是各自遵守协议了。一般来讲，欧美企业比较规范，签了合同，坚决遵守。中国企业要注意：签完合同，那就要遵守合同。比如说：运用西门子的技术，我每卖一部手机得给它多少钱？双方共同研发的技术，每卖一部手机得给它多少钱？这都有合同规定。
国外大量的技术企业，它就搞发明，不搞生产线，而别人用了它的技术，就得根据合同给它多少钱，大家都必须遵守。所以一般不会去偷技术，偷技术在国外被罚得是很厉害的。所以，就是双方要遵守合同。波导与西门子的合作如果能不断做下去，那就需要双方都能确保合同兑现。这样，西门子哪怕将来一部手机都不生产了，但是它的技术体现在波导手机里，实际也就是专利的性质。即使不转让的专利，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它也可以交给波导，但这是很长的过程。
合作何必牺牲品牌
《中外管理》：波导明确提出：合作将来要做我的品牌。这是不是意味着摆脱OEM的形式了？跨国公司为什么愿意这样合作？
郭励弘：有了品牌那就不是OEM了。西门子完全可以接受这种合作。甚至西门子可能会想：现在全世界这么多制造手机的，包括诺基亚好像也在失落，那干脆就“波导制造”吧，反正我俩合作打全球。如果他俩说打美国市场也是它，打德国市场也是它，这里就要有一个更紧密的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到国外市场打品牌很困难。对波导来说，就一定要有其实际的核心技术，打出实力来了。
实际从细化分工来讲，很可能我某一部分技术就靠西门子给我提供了。其实手机跟飞机一样，一个飞机的技术是全球分包啊，但是它品牌在那，就是波音，而制造、技术，全是别人的。哪个公司都需要做我最核心的，我不擅长的就包出去。越是大企业，越爱这么干。
“技术瓶颈”其实在融资
《中外管理》：那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为什么那么痛苦?
郭励弘：波导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要想壮大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太多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初万燕搞VCD。VCD是中国技术，国外一搞碟片就是DVD，成本很高。但是VCD，万燕搞出来了，它适合低层次消费呀。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有一个好的融资环境，它搞出这么好的一种产品后可以迅速融资，迅速做大，这样别人还没学到它的技术时，它可以进行全球销售。但是中国没这个条件，就得靠你慢慢去卖，一点点攒钱。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技术，又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于是几十家的VCD生产厂家就出来了，大家都在一个低层次上竞争，结果万燕没法搞了。手机也一样。所以说这种市场环境下，能够出来一个波导，就应该说已经很难了。总的来说，我们的市场环境、我们的经济体制，制约了企业，很难就靠着技术去迅速做大。至少这个市场环境里的融资，就不允许你这么干。当然波导现在做大了，融资环境比较好了，但是它到这一步，多难呐！
寡头控制、多元制造是趋势
《中外管理》：将来波导有没有可能把西门子这块业务整个盘下来？
郭励弘：那得看他们俩合作的情况。市场发展就是这样，像飞机制造业在二次大战后，美国是几十家，欧洲是几十家，最后大家就得合并，就剩一家空中客车，一家波音，其他谁也别进来！它是一步步形成的。手机也一样，我估计国内现在公司还太多了，而国外就剩那么几家了。而且那几家甚至把在欧洲、美国的生产线全放弃了，全都到低成本的亚洲等地区去制造。在这个竞争中，谁又知道手机后面是什么东西？手机向哪个方向发展？手机现在能照相，将来还能干什么？这都很难说，竞争是个长过程。现在波导肯定已经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了，人家才能找它合作。
当然代工做好了也有核心技术的，台湾的企业，全是有核心技术的，要不它为什么能干得那么漂亮？大家对核心技术千万不要以为就是硬技术。
《中外管理》：那么跨国公司不断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来，这对中国企业的技术提升意义有多大？
郭励弘：很难说，还要看，研发机构要看它的扩散效应。它吸收了大量的中国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不会永远在那儿干的，中国人都想当老板。这是比其它国家的长处所在。他出来干，在跨国公司里学到的东西他就都可以复制了。硅谷有好多台湾学生、大陆学生，后来都这么干。台湾的电子业很多都是靠这些人，大陆也有好多“海龟”，这就是一种外溢。跨国公司“一招鲜”想永远吃下去，是不可能的。你只有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取得技术进步。那些人出来了，带走了一部分技术，形成了一定气候，我这里技术又往前走了。扩散效应是阻挡不住的。但是有一点，原来是我的技术，你出去仰仗，那不行，那是知识产权问题。
“世界的”不应压制“民族的”
《中外管理》：这个过程中，最终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跨国公司会占居主导地位吗？
郭励弘：对啊，这就是一个全球制造、全球研发的好处啊。我到成本最低的地方去制造，我到成本最低的地方去研发，这就是跨国优势啊。如果把最好的待遇都给它们，而不给国内民间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么一个趋势了。所以我们说给国外多好待遇，也应该给国内民间多好待遇啊。所以我们才要有保护。过去有关税保护，今后要有非关税、技术保护，都应该有。
《中外管理》：如果这个意识淡化，跨国公司挣了钱，对中国经济也有带动，那么我们还很在乎一定是民族的，或者一定是跨国公司的吗？
郭励弘：不，我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压制民族的！民营企业现在还很艰难呀，我们的环境应该是让民间资本尽快地成长起来，将来才能跟国外对抗。至于怎样竞争，那要看企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