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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刘邦从一介布衣到成功登上帝皇之位，其军事上和政治上必有过人之处毋庸置疑。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多次采用互见手法，使刘邦的负面形象在《项羽本纪》、《季布栾布列传》等诸多篇什中都有所展现，而这种展现应该出于特殊的原因。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刘邦 负面特点
《史记》中的刘邦是个瑕瑜互见的帝王形象，这在历代帝王传记中颇为突出。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刘邦的传记？这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一.《史记》中透露的刘邦的主要缺点
刘邦出身草莽，能够登上帝王之位，自然有其长处，然而求真务实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屡屡暴露出刘邦的明显缺点。
1.地痞无赖，好色贪婪
在《高祖本纪》的开头，就有这样的描写：“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刘邦的家中并不富裕，却游手好闲，且仗着酒家每当年终总是将他欠下的账通通勾销，更是得寸进尺，每次喝了大量的酒之后不给钱而只打白条。寥寥数语，却已经描绘出了一个地痞无赖的形象。
汉元年十月，他带领着军队进入咸阳城之后，看着宫中“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止宫休舍”，幸亏有樊哙和张良的劝说，他才封死秦宫里的仓库和各种珍宝，带着人马重又回到霸上。一个简单的细节描写，让刘邦好色贪财的痞子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展现。
不止如此，《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借助于范增之口，对刘邦的这一性格作了侧面的描绘：“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此外，刘邦在攻入彭城之后，“收其货宝美人”，沉迷于酒色之中，只顾享乐而已然忘了项羽军队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伺机而发的威胁，从而导致了他在彭城一战中的战败。而《张丞相列传》中，又描绘了周昌奏事的一幕：周昌在汉高祖休息之时进宫奏事，撞见汉高祖正和戚姬拥抱，他扭头就跑，却被高祖骑在脖子上问“我何主也？”这样可笑荒唐的事情，却恰好揭示了刘邦放荡的生活，使刘邦的形象在读者的面前又一次呈现出来。
2.卑怯自私，冷漠寡情
从“斩白蛇起义”，到“楚汉之争”，刘邦作为一名领袖，其遇到过的重重危机，自不必多说。《项羽本纪》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彭城战役之后，刘邦战败落荒而逃的情形：“楚骑追汗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当与自己的子女共同陷入险境的时候，刘邦实际上是有三个选择的，一是一起逃亡，和子女生死与共，二是让子女先行离开，自己下车避开追兵，三是抛下孩子，自己出逃。而他正是选择了最冷酷的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若不是因为随行的夏侯婴于心不忍，三次下车抱回孝惠和鲁元，只怕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命丧铁骑之下。刘邦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一连三次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子女，掩盖不住他自私自利、凶狠残暴的个性。
不仅仅是子女，就连对于抚养他长大的父亲，刘邦也同样冷酷薄情。虽然在《高祖本纪》之中写“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表现出刘邦对父亲表面的孝顺尊敬，但是在后面就笔锋一转，写“太公家令”劝太公应该对高祖行君臣之礼，高祖在发现此事之后“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让人在感叹他的虚伪圆滑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对于亲情的淡薄。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还有更细致的描述。项羽将刘邦的扶父亲绑在案板上，威胁刘邦若是再不投降，就煮了刘邦的父亲，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邦却说出了“则幸分我一杯羹”的话语来。这样的言语，不仅符合刘邦本性中地痞无赖的形象，尤其让人对他的刻薄寡情感到心寒。可以想象，要不是项伯在旁边劝说，刘邦的老父亲早已成了项羽的刀下亡魂。
3.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未央宫建成之后，汉高祖宴请诸侯群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向太上皇敬酒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不难想象，太上皇此时此刻定是羞得无地自容，难堪至极。
不止如此，据《楚元王世家》中记载：“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刘邦的兄长已经去世，他的嫂子并不富裕，然而他经常性的蹭饭，还带着宾客一起，他的嫂子最终拒绝再正常不过。然而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而给侄子刘信封了这样一个带有浓浓的戏谑嘲讽味道的诸侯，让读者不得不感慨刘邦爱记仇的性格。
写到这里，司马迁似乎并不满足，他还在《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载：“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身为楚国人，为项羽所用非常自然。然而刘邦只不过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几次受到季布的围困，在坐上帝王之位后，就不惜重金想要季布的性命。将个人恩怨放置到国事地位处理，可见其睚眦必报的个性。
4.猜忌多疑，阴忍刻毒
刘邦的猜忌多疑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他便开始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登基同年的十月，他灭了燕王臧荼；十二月在有人告发了韩信想要造反过后，便将韩信贬为了淮阴侯……
“狡兔亡，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他在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以《淮阴侯列传》为例，不过是因为有人告发韩信有叛乱之心，刘邦便动了杀死韩信的念头，后将其从楚王一职贬为淮阴侯。韩信意识到自己受到刘邦猜忌，虽然常常托病不上朝，他却仍不知收敛锋芒，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幕：“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只怕这个时候，刘邦便因为韩信卓越的领军才能而对他又起了杀心。韩信也应该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得开始补救，“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只不过，当猜忌的种子在心中种下，便再难除去。或许正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韩信才会拼上一把。可以说，他的造反，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刘邦的逼迫。 到了最后，所有的异姓诸侯王和功臣骁将都为刘邦所害，即便是他的心腹功臣萧何、连襟樊哙、女婿张敖等人，也没有逃出这样的悲剧命运，让闻者不禁感到心寒。
二.《史记》中暴露刘邦缺点的原因
刘邦从一介平民坐上帝皇之位，肯定有不少他人没有的长处，例如善于纳谏、用人等，这些在《史记》中也有许多生动的体现。但是对汉朝开国之君暴露那么多负面特点，毕竟在历代帝王传记中是极为罕见的，司马迁为什么要那么做？一般人多从司马迁自身遭受汉武帝凌辱角度去思考。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其全部。
我国史学有悠久且优秀的传统，直露无隐，不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乃史家之法。不过，遍观古代史书真如此者相当罕见。司马迁作为继承春秋精神的第一个汉代史官，尊重历史是他著史的铁定原则。俗话说人无完人，像刘邦这样出身草莽的底层政治家，其基本素质之差是可以想见的。若隐去其缺点必然无真实的历史，所以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且大量地存留了刘邦的劣迹恶行，还原了尽可能真实的汉高祖。从这个角度说，《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得“春秋笔法”精神的史家。其次，司马迁著述是学术活动，保持着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与后来的史书以集体编著是不同的。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准则，因此对于史实一断于己。后代集体著史或者在特殊情境下编著，史家个人的主张和见解是被淹没在群体中的，唐代的刘知几就是如此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实去写自己觉得真实的历史，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著述是个体的，独立的。其次，汉代还没有文网、文字狱之类的文化迫害制度。秦代虽然有过“焚书坑儒”，但那是临时性的举措，不是制度性问题。但是我国后来，尤其是明、清文字方面形成了一个制度性政策，不断有人因文字关碍而遭受灭族等。汉代武帝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废黜百家”，但是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字方面的刑律，这应该也是司马迁敢于直露无隐的重要因素。虽然他自己也深知此书有不少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大不敬”之处，司马迁也设想到著作会遭遇不幸而“藏之名山”，但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使他大胆地真实暴露汉朝最高统治者的负面特征。
当然，作为朝廷一员，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大量统治者的尔诈我虞、阴险恶劣行径，特别是亲身遭受了羞辱，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统治者的本质，也促使他大胆地写出真实历史。
（作者介绍：屠忻悦，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刘邦 负面特点
《史记》中的刘邦是个瑕瑜互见的帝王形象，这在历代帝王传记中颇为突出。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刘邦的传记？这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一.《史记》中透露的刘邦的主要缺点
刘邦出身草莽，能够登上帝王之位，自然有其长处，然而求真务实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屡屡暴露出刘邦的明显缺点。
1.地痞无赖，好色贪婪
在《高祖本纪》的开头，就有这样的描写：“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刘邦的家中并不富裕，却游手好闲，且仗着酒家每当年终总是将他欠下的账通通勾销，更是得寸进尺，每次喝了大量的酒之后不给钱而只打白条。寥寥数语，却已经描绘出了一个地痞无赖的形象。
汉元年十月，他带领着军队进入咸阳城之后，看着宫中“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止宫休舍”，幸亏有樊哙和张良的劝说，他才封死秦宫里的仓库和各种珍宝，带着人马重又回到霸上。一个简单的细节描写，让刘邦好色贪财的痞子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展现。
不止如此，《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借助于范增之口，对刘邦的这一性格作了侧面的描绘：“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此外，刘邦在攻入彭城之后，“收其货宝美人”，沉迷于酒色之中，只顾享乐而已然忘了项羽军队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伺机而发的威胁，从而导致了他在彭城一战中的战败。而《张丞相列传》中，又描绘了周昌奏事的一幕：周昌在汉高祖休息之时进宫奏事，撞见汉高祖正和戚姬拥抱，他扭头就跑，却被高祖骑在脖子上问“我何主也？”这样可笑荒唐的事情，却恰好揭示了刘邦放荡的生活，使刘邦的形象在读者的面前又一次呈现出来。
2.卑怯自私，冷漠寡情
从“斩白蛇起义”，到“楚汉之争”，刘邦作为一名领袖，其遇到过的重重危机，自不必多说。《项羽本纪》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彭城战役之后，刘邦战败落荒而逃的情形：“楚骑追汗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当与自己的子女共同陷入险境的时候，刘邦实际上是有三个选择的，一是一起逃亡，和子女生死与共，二是让子女先行离开，自己下车避开追兵，三是抛下孩子，自己出逃。而他正是选择了最冷酷的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若不是因为随行的夏侯婴于心不忍，三次下车抱回孝惠和鲁元，只怕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命丧铁骑之下。刘邦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一连三次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子女，掩盖不住他自私自利、凶狠残暴的个性。
不仅仅是子女，就连对于抚养他长大的父亲，刘邦也同样冷酷薄情。虽然在《高祖本纪》之中写“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表现出刘邦对父亲表面的孝顺尊敬，但是在后面就笔锋一转，写“太公家令”劝太公应该对高祖行君臣之礼，高祖在发现此事之后“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让人在感叹他的虚伪圆滑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对于亲情的淡薄。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还有更细致的描述。项羽将刘邦的扶父亲绑在案板上，威胁刘邦若是再不投降，就煮了刘邦的父亲，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邦却说出了“则幸分我一杯羹”的话语来。这样的言语，不仅符合刘邦本性中地痞无赖的形象，尤其让人对他的刻薄寡情感到心寒。可以想象，要不是项伯在旁边劝说，刘邦的老父亲早已成了项羽的刀下亡魂。
3.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未央宫建成之后，汉高祖宴请诸侯群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向太上皇敬酒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不难想象，太上皇此时此刻定是羞得无地自容，难堪至极。
不止如此，据《楚元王世家》中记载：“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刘邦的兄长已经去世，他的嫂子并不富裕，然而他经常性的蹭饭，还带着宾客一起，他的嫂子最终拒绝再正常不过。然而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而给侄子刘信封了这样一个带有浓浓的戏谑嘲讽味道的诸侯，让读者不得不感慨刘邦爱记仇的性格。
写到这里，司马迁似乎并不满足，他还在《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载：“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身为楚国人，为项羽所用非常自然。然而刘邦只不过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几次受到季布的围困，在坐上帝王之位后，就不惜重金想要季布的性命。将个人恩怨放置到国事地位处理，可见其睚眦必报的个性。
4.猜忌多疑，阴忍刻毒
刘邦的猜忌多疑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他便开始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登基同年的十月，他灭了燕王臧荼；十二月在有人告发了韩信想要造反过后，便将韩信贬为了淮阴侯……
“狡兔亡，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他在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以《淮阴侯列传》为例，不过是因为有人告发韩信有叛乱之心，刘邦便动了杀死韩信的念头，后将其从楚王一职贬为淮阴侯。韩信意识到自己受到刘邦猜忌，虽然常常托病不上朝，他却仍不知收敛锋芒，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幕：“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只怕这个时候，刘邦便因为韩信卓越的领军才能而对他又起了杀心。韩信也应该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得开始补救，“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只不过，当猜忌的种子在心中种下，便再难除去。或许正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韩信才会拼上一把。可以说，他的造反，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刘邦的逼迫。 到了最后，所有的异姓诸侯王和功臣骁将都为刘邦所害，即便是他的心腹功臣萧何、连襟樊哙、女婿张敖等人，也没有逃出这样的悲剧命运，让闻者不禁感到心寒。
二.《史记》中暴露刘邦缺点的原因
刘邦从一介平民坐上帝皇之位，肯定有不少他人没有的长处，例如善于纳谏、用人等，这些在《史记》中也有许多生动的体现。但是对汉朝开国之君暴露那么多负面特点，毕竟在历代帝王传记中是极为罕见的，司马迁为什么要那么做？一般人多从司马迁自身遭受汉武帝凌辱角度去思考。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其全部。
我国史学有悠久且优秀的传统，直露无隐，不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乃史家之法。不过，遍观古代史书真如此者相当罕见。司马迁作为继承春秋精神的第一个汉代史官，尊重历史是他著史的铁定原则。俗话说人无完人，像刘邦这样出身草莽的底层政治家，其基本素质之差是可以想见的。若隐去其缺点必然无真实的历史，所以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且大量地存留了刘邦的劣迹恶行，还原了尽可能真实的汉高祖。从这个角度说，《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得“春秋笔法”精神的史家。其次，司马迁著述是学术活动，保持着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与后来的史书以集体编著是不同的。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准则，因此对于史实一断于己。后代集体著史或者在特殊情境下编著，史家个人的主张和见解是被淹没在群体中的，唐代的刘知几就是如此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实去写自己觉得真实的历史，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著述是个体的，独立的。其次，汉代还没有文网、文字狱之类的文化迫害制度。秦代虽然有过“焚书坑儒”，但那是临时性的举措，不是制度性问题。但是我国后来，尤其是明、清文字方面形成了一个制度性政策，不断有人因文字关碍而遭受灭族等。汉代武帝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废黜百家”，但是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字方面的刑律，这应该也是司马迁敢于直露无隐的重要因素。虽然他自己也深知此书有不少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大不敬”之处，司马迁也设想到著作会遭遇不幸而“藏之名山”，但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使他大胆地真实暴露汉朝最高统治者的负面特征。
当然，作为朝廷一员，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大量统治者的尔诈我虞、阴险恶劣行径，特别是亲身遭受了羞辱，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统治者的本质，也促使他大胆地写出真实历史。
（作者介绍：屠忻悦，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