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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刘邦从一介布衣到成功登上帝皇之位,其军事上和政治上必有过人之处毋庸置疑。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多次采用互见手法,使刘邦的负面形象在《项羽本纪》、《季布栾布列传》等诸多篇什中都有所展现,而这种展现应该出于特殊的原因。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刘邦 负面特点
《史记》中的刘邦是个瑕瑜互见的帝王形象,这在历代帝王传记中颇为突出。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刘邦的传记?这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一.《史记》中透露的刘邦的主要缺点
刘邦出身草莽,能够登上帝王之位,自然有其长处,然而求真务实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屡屡暴露出刘邦的明显缺点。
1.地痞无赖,好色贪婪
在《高祖本纪》的开头,就有这样的描写:“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刘邦的家中并不富裕,却游手好闲,且仗着酒家每当年终总是将他欠下的账通通勾销,更是得寸进尺,每次喝了大量的酒之后不给钱而只打白条。寥寥数语,却已经描绘出了一个地痞无赖的形象。
汉元年十月,他带领着军队进入咸阳城之后,看着宫中“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止宫休舍”,幸亏有樊哙和张良的劝说,他才封死秦宫里的仓库和各种珍宝,带着人马重又回到霸上。一个简单的细节描写,让刘邦好色贪财的痞子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展现。
不止如此,《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借助于范增之口,对刘邦的这一性格作了侧面的描绘:“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此外,刘邦在攻入彭城之后,“收其货宝美人”,沉迷于酒色之中,只顾享乐而已然忘了项羽军队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伺机而发的威胁,从而导致了他在彭城一战中的战败。而《张丞相列传》中,又描绘了周昌奏事的一幕:周昌在汉高祖休息之时进宫奏事,撞见汉高祖正和戚姬拥抱,他扭头就跑,却被高祖骑在脖子上问“我何主也?”这样可笑荒唐的事情,却恰好揭示了刘邦放荡的生活,使刘邦的形象在读者的面前又一次呈现出来。
2.卑怯自私,冷漠寡情
从“斩白蛇起义”,到“楚汉之争”,刘邦作为一名领袖,其遇到过的重重危机,自不必多说。《项羽本纪》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彭城战役之后,刘邦战败落荒而逃的情形:“楚骑追汗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当与自己的子女共同陷入险境的时候,刘邦实际上是有三个选择的,一是一起逃亡,和子女生死与共,二是让子女先行离开,自己下车避开追兵,三是抛下孩子,自己出逃。而他正是选择了最冷酷的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若不是因为随行的夏侯婴于心不忍,三次下车抱回孝惠和鲁元,只怕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命丧铁骑之下。刘邦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一连三次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子女,掩盖不住他自私自利、凶狠残暴的个性。
不仅仅是子女,就连对于抚养他长大的父亲,刘邦也同样冷酷薄情。虽然在《高祖本纪》之中写“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表现出刘邦对父亲表面的孝顺尊敬,但是在后面就笔锋一转,写“太公家令”劝太公应该对高祖行君臣之礼,高祖在发现此事之后“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让人在感叹他的虚伪圆滑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对于亲情的淡薄。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还有更细致的描述。项羽将刘邦的扶父亲绑在案板上,威胁刘邦若是再不投降,就煮了刘邦的父亲,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邦却说出了“则幸分我一杯羹”的话语来。这样的言语,不仅符合刘邦本性中地痞无赖的形象,尤其让人对他的刻薄寡情感到心寒。可以想象,要不是项伯在旁边劝说,刘邦的老父亲早已成了项羽的刀下亡魂。
3.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未央宫建成之后,汉高祖宴请诸侯群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向太上皇敬酒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不难想象,太上皇此时此刻定是羞得无地自容,难堪至极。
不止如此,据《楚元王世家》中记载:“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刘邦的兄长已经去世,他的嫂子并不富裕,然而他经常性的蹭饭,还带着宾客一起,他的嫂子最终拒绝再正常不过。然而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而给侄子刘信封了这样一个带有浓浓的戏谑嘲讽味道的诸侯,让读者不得不感慨刘邦爱记仇的性格。
写到这里,司马迁似乎并不满足,他还在《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载:“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身为楚国人,为项羽所用非常自然。然而刘邦只不过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几次受到季布的围困,在坐上帝王之位后,就不惜重金想要季布的性命。将个人恩怨放置到国事地位处理,可见其睚眦必报的个性。
4.猜忌多疑,阴忍刻毒
刘邦的猜忌多疑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他便开始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登基同年的十月,他灭了燕王臧荼;十二月在有人告发了韩信想要造反过后,便将韩信贬为了淮阴侯……
“狡兔亡,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他在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以《淮阴侯列传》为例,不过是因为有人告发韩信有叛乱之心,刘邦便动了杀死韩信的念头,后将其从楚王一职贬为淮阴侯。韩信意识到自己受到刘邦猜忌,虽然常常托病不上朝,他却仍不知收敛锋芒,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幕:“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只怕这个时候,刘邦便因为韩信卓越的领军才能而对他又起了杀心。韩信也应该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得开始补救,“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只不过,当猜忌的种子在心中种下,便再难除去。或许正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韩信才会拼上一把。可以说,他的造反,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刘邦的逼迫。 到了最后,所有的异姓诸侯王和功臣骁将都为刘邦所害,即便是他的心腹功臣萧何、连襟樊哙、女婿张敖等人,也没有逃出这样的悲剧命运,让闻者不禁感到心寒。
二.《史记》中暴露刘邦缺点的原因
刘邦从一介平民坐上帝皇之位,肯定有不少他人没有的长处,例如善于纳谏、用人等,这些在《史记》中也有许多生动的体现。但是对汉朝开国之君暴露那么多负面特点,毕竟在历代帝王传记中是极为罕见的,司马迁为什么要那么做?一般人多从司马迁自身遭受汉武帝凌辱角度去思考。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其全部。
我国史学有悠久且优秀的传统,直露无隐,不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乃史家之法。不过,遍观古代史书真如此者相当罕见。司马迁作为继承春秋精神的第一个汉代史官,尊重历史是他著史的铁定原则。俗话说人无完人,像刘邦这样出身草莽的底层政治家,其基本素质之差是可以想见的。若隐去其缺点必然无真实的历史,所以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且大量地存留了刘邦的劣迹恶行,还原了尽可能真实的汉高祖。从这个角度说,《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得“春秋笔法”精神的史家。其次,司马迁著述是学术活动,保持着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与后来的史书以集体编著是不同的。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准则,因此对于史实一断于己。后代集体著史或者在特殊情境下编著,史家个人的主张和见解是被淹没在群体中的,唐代的刘知几就是如此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实去写自己觉得真实的历史,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著述是个体的,独立的。其次,汉代还没有文网、文字狱之类的文化迫害制度。秦代虽然有过“焚书坑儒”,但那是临时性的举措,不是制度性问题。但是我国后来,尤其是明、清文字方面形成了一个制度性政策,不断有人因文字关碍而遭受灭族等。汉代武帝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废黜百家”,但是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字方面的刑律,这应该也是司马迁敢于直露无隐的重要因素。虽然他自己也深知此书有不少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大不敬”之处,司马迁也设想到著作会遭遇不幸而“藏之名山”,但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使他大胆地真实暴露汉朝最高统治者的负面特征。
当然,作为朝廷一员,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大量统治者的尔诈我虞、阴险恶劣行径,特别是亲身遭受了羞辱,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统治者的本质,也促使他大胆地写出真实历史。
(作者介绍:屠忻悦,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刘邦 负面特点
《史记》中的刘邦是个瑕瑜互见的帝王形象,这在历代帝王传记中颇为突出。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刘邦的传记?这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一.《史记》中透露的刘邦的主要缺点
刘邦出身草莽,能够登上帝王之位,自然有其长处,然而求真务实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屡屡暴露出刘邦的明显缺点。
1.地痞无赖,好色贪婪
在《高祖本纪》的开头,就有这样的描写:“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刘邦的家中并不富裕,却游手好闲,且仗着酒家每当年终总是将他欠下的账通通勾销,更是得寸进尺,每次喝了大量的酒之后不给钱而只打白条。寥寥数语,却已经描绘出了一个地痞无赖的形象。
汉元年十月,他带领着军队进入咸阳城之后,看着宫中“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止宫休舍”,幸亏有樊哙和张良的劝说,他才封死秦宫里的仓库和各种珍宝,带着人马重又回到霸上。一个简单的细节描写,让刘邦好色贪财的痞子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展现。
不止如此,《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还借助于范增之口,对刘邦的这一性格作了侧面的描绘:“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此外,刘邦在攻入彭城之后,“收其货宝美人”,沉迷于酒色之中,只顾享乐而已然忘了项羽军队正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伺机而发的威胁,从而导致了他在彭城一战中的战败。而《张丞相列传》中,又描绘了周昌奏事的一幕:周昌在汉高祖休息之时进宫奏事,撞见汉高祖正和戚姬拥抱,他扭头就跑,却被高祖骑在脖子上问“我何主也?”这样可笑荒唐的事情,却恰好揭示了刘邦放荡的生活,使刘邦的形象在读者的面前又一次呈现出来。
2.卑怯自私,冷漠寡情
从“斩白蛇起义”,到“楚汉之争”,刘邦作为一名领袖,其遇到过的重重危机,自不必多说。《项羽本纪》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彭城战役之后,刘邦战败落荒而逃的情形:“楚骑追汗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当与自己的子女共同陷入险境的时候,刘邦实际上是有三个选择的,一是一起逃亡,和子女生死与共,二是让子女先行离开,自己下车避开追兵,三是抛下孩子,自己出逃。而他正是选择了最冷酷的一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若不是因为随行的夏侯婴于心不忍,三次下车抱回孝惠和鲁元,只怕这两个孩子都已经命丧铁骑之下。刘邦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一连三次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子女,掩盖不住他自私自利、凶狠残暴的个性。
不仅仅是子女,就连对于抚养他长大的父亲,刘邦也同样冷酷薄情。虽然在《高祖本纪》之中写“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表现出刘邦对父亲表面的孝顺尊敬,但是在后面就笔锋一转,写“太公家令”劝太公应该对高祖行君臣之礼,高祖在发现此事之后“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让人在感叹他的虚伪圆滑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他对于亲情的淡薄。这一点,在《项羽本纪》中还有更细致的描述。项羽将刘邦的扶父亲绑在案板上,威胁刘邦若是再不投降,就煮了刘邦的父亲,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邦却说出了“则幸分我一杯羹”的话语来。这样的言语,不仅符合刘邦本性中地痞无赖的形象,尤其让人对他的刻薄寡情感到心寒。可以想象,要不是项伯在旁边劝说,刘邦的老父亲早已成了项羽的刀下亡魂。
3.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未央宫建成之后,汉高祖宴请诸侯群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向太上皇敬酒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不难想象,太上皇此时此刻定是羞得无地自容,难堪至极。
不止如此,据《楚元王世家》中记载:“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刘邦的兄长已经去世,他的嫂子并不富裕,然而他经常性的蹭饭,还带着宾客一起,他的嫂子最终拒绝再正常不过。然而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而给侄子刘信封了这样一个带有浓浓的戏谑嘲讽味道的诸侯,让读者不得不感慨刘邦爱记仇的性格。
写到这里,司马迁似乎并不满足,他还在《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载:“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身为楚国人,为项羽所用非常自然。然而刘邦只不过是因为在战争时期几次受到季布的围困,在坐上帝王之位后,就不惜重金想要季布的性命。将个人恩怨放置到国事地位处理,可见其睚眦必报的个性。
4.猜忌多疑,阴忍刻毒
刘邦的猜忌多疑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他便开始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登基同年的十月,他灭了燕王臧荼;十二月在有人告发了韩信想要造反过后,便将韩信贬为了淮阴侯……
“狡兔亡,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他在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以《淮阴侯列传》为例,不过是因为有人告发韩信有叛乱之心,刘邦便动了杀死韩信的念头,后将其从楚王一职贬为淮阴侯。韩信意识到自己受到刘邦猜忌,虽然常常托病不上朝,他却仍不知收敛锋芒,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幕:“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只怕这个时候,刘邦便因为韩信卓越的领军才能而对他又起了杀心。韩信也应该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得开始补救,“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只不过,当猜忌的种子在心中种下,便再难除去。或许正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韩信才会拼上一把。可以说,他的造反,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刘邦的逼迫。 到了最后,所有的异姓诸侯王和功臣骁将都为刘邦所害,即便是他的心腹功臣萧何、连襟樊哙、女婿张敖等人,也没有逃出这样的悲剧命运,让闻者不禁感到心寒。
二.《史记》中暴露刘邦缺点的原因
刘邦从一介平民坐上帝皇之位,肯定有不少他人没有的长处,例如善于纳谏、用人等,这些在《史记》中也有许多生动的体现。但是对汉朝开国之君暴露那么多负面特点,毕竟在历代帝王传记中是极为罕见的,司马迁为什么要那么做?一般人多从司马迁自身遭受汉武帝凌辱角度去思考。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其全部。
我国史学有悠久且优秀的传统,直露无隐,不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乃史家之法。不过,遍观古代史书真如此者相当罕见。司马迁作为继承春秋精神的第一个汉代史官,尊重历史是他著史的铁定原则。俗话说人无完人,像刘邦这样出身草莽的底层政治家,其基本素质之差是可以想见的。若隐去其缺点必然无真实的历史,所以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且大量地存留了刘邦的劣迹恶行,还原了尽可能真实的汉高祖。从这个角度说,《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得“春秋笔法”精神的史家。其次,司马迁著述是学术活动,保持着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与后来的史书以集体编著是不同的。司马迁以“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准则,因此对于史实一断于己。后代集体著史或者在特殊情境下编著,史家个人的主张和见解是被淹没在群体中的,唐代的刘知几就是如此而不能作为。司马迁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实去写自己觉得真实的历史,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著述是个体的,独立的。其次,汉代还没有文网、文字狱之类的文化迫害制度。秦代虽然有过“焚书坑儒”,但那是临时性的举措,不是制度性问题。但是我国后来,尤其是明、清文字方面形成了一个制度性政策,不断有人因文字关碍而遭受灭族等。汉代武帝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废黜百家”,但是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字方面的刑律,这应该也是司马迁敢于直露无隐的重要因素。虽然他自己也深知此书有不少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大不敬”之处,司马迁也设想到著作会遭遇不幸而“藏之名山”,但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使他大胆地真实暴露汉朝最高统治者的负面特征。
当然,作为朝廷一员,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大量统治者的尔诈我虞、阴险恶劣行径,特别是亲身遭受了羞辱,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了统治者的本质,也促使他大胆地写出真实历史。
(作者介绍:屠忻悦,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