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街头流氓比沙俄时代更猖狂，这从他们给流氓团伙起的名字上即可见一斑，比如“苏联流氓协会”“苏联酒鬼协会”“苏联二流子协会”“中央痞子委员会”等。各大城市的中学校园不仅出现了“青少年流氓协会”，还选出了委员会，入会者还得向委员会交会费。中学流氓集团对学校威胁很大，当年奔萨市数所中学就因为流氓活动猖獗而被迫停课。中学流氓集团犯罪表现在传播淫秽歌曲和顺口溜、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制造噪音、敲门滋扰市民生活、打群架和使用枪械。
　　奔萨市的街头流氓曾经扒了奔萨到鲁萨耶夫卡市的铁路，致使鲁萨耶夫卡市铁路全线失控。1925年春季，街头流氓连续颠覆了104次列车，导致4节车厢出轨，9名工作人员受伤。由于警方管控失利，街头流氓猖獗，他们手上戴着拳套，挥着刺刀，腰间别着手枪，民众深感恐惧。
　　奔萨市档案资料显示，1926年冬季，街头流氓阻挠奔萨市民按时上下班，导致生产秩序紊乱。当时冬天天黑较早，下班的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经常被流氓打死或打伤。阿斯特拉罕市建筑公司员工因遭街头流氓袭击，停止了图书馆的晚读和参加市委会议的活动。
　　莫斯科也发生了状况。根据苏维埃1929年1月18日《复兴报》报道，一群女工在莫斯科郊外工厂区街心公园休息的时候，来了一群街头流氓，他们将死猫掷向女工，姑娘们受到惊吓，纷纷尖叫躲避，街头流氓在一旁狂笑不止。几位男工看不过去，挺身而出，流氓们见状立即拔枪或者举起匕首威胁，男工们只得退到一旁，敢怒不敢言。
　　1928年至1929年，苏俄街头流氓滋事遍布全国，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几乎无一幸免，仅1928年俄罗斯联邦就受理街头流氓案达10万件。《复兴报》说，苏俄大规模街头流氓事件引发百姓的不满、绝望和恐惧，那时他们在街头听到最多的，就是流氓冲他们狂吼：“我杀了你！”民众纷纷投诉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门对街头流氓整治不力。直到1930年代初期，蘇俄街头流氓的势头仍未得到遏制。究其原因，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之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苏俄1930年代城市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两化”）大规模展开，农村人口持续大规模涌入城市，而苏俄政权虽已意识到城市治安趋于复杂，但因忙于“两化”而无暇顾及整治街头流氓。
　　根据苏联国家档案馆档案文件记载，1920年代末，城市街头流氓被抓进警察局后，经警察问讯后填写事件登记书，羁押4至5天即可获释，几乎没有刑事问责。原因很简单：街头流氓均来自社会底层，按照苏俄倡导的阶级成分论，他们都属于根红苗正的工农阶级，而作为警察局的国家专政机关不能对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工农阶级痛下狠手。
　　另一方面，苏俄政权又不愿意姑息流氓犯罪而使社会生活无序，所以1920年代末，苏俄一些大城市警察组织了骑警对付街头流氓，每周发动两次围剿，逮捕了不少人，却未刹住他们的气焰，相反街头流氓的暴行愈加猖狂。
　　奔萨市流氓头子阿尔申因罪大恶极，当地法庭经过长达27个小时的审理，最终决定判处其死刑。他死后，奔萨市的街头流氓竟然前来抢尸，还在奔萨市莫斯科大街的百货商场橱窗里陈尸数日。
　　1930年中期，苏俄政权终于不堪容忍街头流氓的暴行，于1935年3月29日颁布了《打击流氓条例》，其中规定流氓犯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1940年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出台了一些法律，如“关于生产中小规模盗窃和流氓行为的刑事责任”等。那时苏俄政权已不再顾及所谓的阶级成分论，对逮捕的暴徒，只要流氓犯罪证据确凿，便立即宣判。除判处5年有期徒刑之外，还规定他们出狱后5年之内不得在大城市居住，这才逐渐遏制蔓延十余年的苏俄街头流氓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