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日记全编》收录了郑氏自上个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日记，许多文字颇为优美，亦时见妙语。譬如，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日记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感慨：
　　……少航来，谈甚畅。他说：近有许多人，心已死尽，仅存口与生殖器尚在活动耳。因相与慨叹纵欲者多而好事者少。不仅乾嘉诸老之风荡然，亦若光宣民初之好事者亦绝无。新官僚与流氓文化、买办资本三位一体，便演至“天理、国法、人情”俱丧尽斩绝之境。资本主义社会自有其道德与文化，我们这个社会，则不古不今，非农、非商、非工，大家相“攘夺”、相掠取，恬不为耻。人人均为极端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为所欲为，无所约束，纲纪法守，一切不顾，所谓“青黄不接”之时代是也。穷则变，变则通，将必有不同之时代接踵而起也。
　　上述的这段慨叹可谓深沉，从中可见，郑振铎似乎非常憧憬新时代的来临。六十年后，重读这段文字，亦令人感慨良多——看来，世道轮回，“青黄不接”时代的特征总是颇相仿佛。在那样的一个旧时代，“好事者”郑振铎检索群籍，“且拥图书称富叟”。
　　出于对徽派版画的关注，郑振铎穷搜博访，与各地书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来自徽州的文献更是留心。郑振铎在《求书目录》中指出：“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间，他居留在上海，前四年，致力于罗致、访求文献，与来自杭州、绍兴、宁波、苏州、徽州、天津、北平以及本地的书商过从甚密。在抗战时期，郑振铎收集到不少来自徽州的古籍，其中也包括一些徽派版画作品。据他的同好赵万里说：抗战前后，从徽州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郑振铎所有。除了杂剧传奇外，这一阶段收集到的其他徽派版画作品也有不少，比较著名的如《古今女范》。《古今女范》是传统社会规范女子道德的读物，为明代歙县虬村黄氏所刻，雍容大度，形态毕现。对此，郑振铎称赏不置：“线条细若毛发，柔如绢丝，是徽派版画书最佳者之一。”该书原先一直是由版本学家陈乃乾收藏，对此，郑振铎“十余年来，未尝瞬息忘此书也”。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上海，陈乃乾因经济困难，“忽持此书来，欲以易米”，郑见此书，“大喜过望，竭力筹款以应之，殆半月之粮，然不遑顾也。斗室避难，有此豪举，自诧收书之兴竟未稍衰也”。虽然举债，然而名刻在手，郑振铎自感犹如富翁。
　　郑振铎从徽州收集到的书籍相当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山歌》。当时，有人在徽州觅得冯梦龙编选的《山歌》，郑氏不但怂恿书主排版重印，而且还将原书作价收归己有。另外，婺源人程任卿的《丝绢全书》，是有关明末徽州府丝绢分担纷争的文献汇编，对于这部书，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认为，该书反映的明末丝绢分担纷争，无论是从明清社会史、经济史，还是法制史或政治史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丝绢全书》现存国家图书馆（收入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这应当也是郑振铎从徽州收集而来的。尽管郑振铎并不研究历史，对于明代社会经济史更没有涉猎，但他对于各类古籍学术价值的敏感，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四八年，郑振铎在南京的快活林吃过“徽州家乡菜”，对于徽菜，他的感觉“甚佳”。不过，他从来未曾涉足过新安山水之乡，所购买的源自徽州之各类书籍，均辗转来自书商。关于抗战时期郑振铎与书商的交往，他在一九四三年的“蛰居日记”中指出：
　　二月十四日，遇朱遂翔，彼云：在徽州，有明刻本《珍珠记》及《樱桃梦》出现。亦即嘱其设法，彼云：邮包不通，不知何时可到也。
　　朱遂翔是浙江绍兴曹娥（今属上虞市）人，杭州文元堂书庄学徒出身，后自设抱经堂书局，及至三十年代，抱经堂书局已发展成为全国资金最为雄厚、影响最大的一家专业古旧书店，业界将他与在北京的孙殿起（《贩书偶记》之作者）并称为“南朱北孙”。朱遂翔的主要货源就来自皖南的徽州一带，他每年都派其弟朱遂轩前往徽州两次，每次都能收到不少好书，而且价格极为低廉。就这样，徽州的一些文献由此流入杭州等地。而从“蛰居日记”可见，至迟到四十年代，郑振铎就通过朱遂翔这样的书商从徽州收集文献。
　　书商与藏书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称职的书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与藏书家的交往中，出于商人对市场把握的直觉和敏感，他们往往很快就能摸准藏书家的爱好以及学者的学术理路，为藏书家寻找到对路的各类学术秘籍。书商赚到银子，当然高兴。而学者或藏书家则通过书商搜求异书，透过此一途径，往往能寻找到学界罕见的珍稀秘籍，这同样也令人振奋。
　　当然，天下的读书人对于书商总是既爱又恨。尤其是长期保持联系的双方，彼此知根知底：书商搜到好书，往往奇货可居，一朝精刻在手，即窃喜暗笑磨刀霍霍，不斩得读书人血淋滴答绝不肯罢休；而读书人既见“可欲”，未有不动心者，虽经艰苦砍价，但有时只能象征性地略作抵抗便乖乖就范，就像《书之幸运》中的那位主人公一样，除了刻意用“秃头”二字状摹天一书局的老板之外，便只能坐在书斋里以“不贵不贵”、“一点也不贵”、“真的不贵”聊以自慰。
　　对于朱遂翔，郑振铎也是既恨又爱。他在《精选点板昆调十部集乐府先春三卷》题跋中指出：
　　杭州书客朱遂翔，擅将不全书挖割目录冒作全书，售得善价，予甚少与之交易。然彼爪牙遍布徽郡、萧山一带，往往多得奇书善本。……劫中予闭户索居，绝人世庆吊往来。唯结习未除，偶三数日辄至古书肆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一日天阴欲雨，正坐中国书店与石麒闲话，以无书可阅为叹。朱忽持一包来，予曰：此中何书？朱解包出之，乃《昆调乐府先春》也。予惊喜过望，即询其值，立赏之，挟书以归。书首尾破烂，貌不惊人，然实未见诸家著录之奇书也。书凡三卷，不作上中下，却为首卷及上下各一卷，不知何意。题松江陈眉公选，徽郡谢少连校。无序跋，殆已佚去。首附图八帧，未知全否？草书小字题曰：黄氏应光镌。画法古雅，大类《吴骚集》，当是徽郡版画作家黄金时代之初期作品也。
　　“陈眉公”即明代著名的山人陈继儒，而谢少连亦即谢陛，为万历《歙志》的作者。郑振铎极为鄙视朱遂翔其人，认为他在商业经营中多有欺诈行为，所以称他的商业网络为“爪牙遍布”，付钱买他的书，称之曰“赏”……这些，都是贬斥书商的笔法。但与此同时，郑振铎又不得不承认，朱氏手头的确有一些奇书善本。他自朱遂翔手上买来的《昆调乐府先春》，就是由徽州版画作家黄氏刊刻的著作。后来，在《秦词正讹存一卷》题跋中，郑振铎还提及：“朱遂翔售予万历本《乐府先春》，最为惬意当心！”欣喜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除了朱遂翔外，郑振铎还与一位叫韩世保的书商过从甚密。以“写在一九四七年台历上”的日记为例，四月六日，“韩世保送书来”，四月八日，“世保送书来”，七月二十日，“韩世保来催款，颇不高兴”。此后，几乎天天都有“世保来”，“世保送书来”的记载。可见，郑振铎与韩世保的交往从解放前就已开始。
　　韩世保是位上海的书商，兼做古董生意。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他曾带来汉俑二只，令正在编纂《陶俑图谱》的郑振铎极感兴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自己“今日‘俑’运、‘书’运之好，大可贺也！”有了这些第一手的文物资料，郑振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觉得自己编出的《陶俑图谱》“当为今代第一矣，颇自豪！”可见，韩世保四处收集到的古籍文物，对于郑振铎的学术研究极有助益。当然，对于这样一位书商、古董商人，郑振铎同样亦是爱恨交加。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韩世保一早就登门，“第一个人来，即为索款，甚为不快！”一月八日，“世保来，又是迫款之人！不高兴极了！”在郑振铎日记中，“世保”有时似乎亦写成“士保”。当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晨，士保来，取款一千六百万元去。如此贪得，实在不该！”过了十几天，“士保来，其画册因议价不谐，任其取回，此尚系一二年来第一次事也”。可见，藏书家与书商之间，屡屡因书价谈不拢而发生龃龉。不过，尽管发生过许多的不愉快，但郑振铎与韩世保的密切关系一直保持到了解放后。而正是这位书商韩世保，间接导致了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
　　郑振铎在《西谛书话》中有一篇文章，介绍余象斗的《列国志传》一册（原书共八册），他说：
　　这部书大有历史。它是一家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到徽州收书的时候，从废纸堆里“救”出来的。……余象斗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的福建省建安县的一个“出版家”。曾经刻过不少书，而以小说书刻得最多。他刻过水浒，刻过三国，刻过两晋志传，刻过四游记。这部列国志传也便是他所刻的。……安徽省是一个文献之邦，徽州一带，尤为古旧书籍集中之地。据上海的那位“专家”告诉我，一扎一扎的古书，不知道有多少，在等待着“入锅化浆”。他想仔细地检查一番，但造纸厂的人却不耐烦了，只好草草地收场回来。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绵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炮仗，会放得特别响。他和他们商量，能否在纸堆里捡些什么出来。但他们干脆拒绝了，连纸捆子也不让打开。……有的地方，收废纸的人为了怕文化部门的人打麻烦，在打包运出之前，就把整本、整部的书，故意地先行撕破扯烂，省得有人来捡拾什么……
　　这一段文字，概述了徽州地区古籍惨遭严重破坏的情形，迄今读来仍觉触目惊心。在传统徽州，因迎神赛会频仍，鞭炮的需求量极大，皖南的“徽州炮”遂相当著名。及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明清时代的大批珍稀秘籍竟落溷飘茵，成为手工制造鞭炮的心子，于是，诚如清代俗谚所云：“徽州炮，发火时浑身粉碎。”就这样，大批的珍稀文献亦随之灰飞烟灭。此种情形，又怎不让人痛心与慨叹？文中提及的这位上海古书铺的“专家”，可能就是书商韩世保。
　　一九五六年前后，韩世保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工作，他经常到屯溪收购徽州古籍图书，一到屯溪就住进黄山旅社，让当地一个叫余庭光的书商陪他到老大桥等地去淘古籍。据他了解，当时屯溪的老大桥附近，有百余位当地的旧书商，他们将在徽州各地买进的古书，转卖给上海、杭州来的古籍商人。除了古籍外，其他的文书则被当做制纸原料，卖给造纸厂，或是做雨伞和爆竹的材料，或是用做山林产品的包装纸等转卖他处。韩世保通过余庭光从屯溪老大桥等地淘购到的徽州古籍，有一部分辗转到了爱书的中央高官郑振铎、李一氓、康生等人的手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也正是一九五六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南下各地视察，四月五日到了上海，其间曾多次回到自己的旧居庙弄整理藏书，与老友周而复、巴金等人见面叙谈，并与书商过从甚密：
　　四月十日，……八时半，回庙弄。各书肆有人送书来。
　　五月二日，……曾到三马路各肆一行，在文海见到不少好书。《启祯野乘二集》尤为重要。……下午，在文海，又见到新寄来的《陈大声乐府全集》，即挟之归，不暇问价矣。
　　五日三日，……九时许，回庙弄。文海及修文堂送书来。理书甚苦。
　　五月十二日，……近四时，到三马路，还书账一部分。
　　根据此前郑振铎写在“一九四七年台历上”的日记，韩世保有时也被记作“文海韩君”，这显然是指韩氏曾在文海书店从业，不知这种状况是否一直持续到此时的一九五六年。不过，大概也就在此时，郑振铎从韩世保那里了解到徽州珍稀文献面临厄运的惨状。
　　也就在这一阶段，郑振铎正以极大的热情，潜心于《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的编辑。据“一九五六年断续日记”记载：
　　四月十九日（四），继到图书馆，见到《盛明杂剧二集》，有刻工“古歙黄真如”字样，又“寂光镜”刻工“黄秀野镌”字样。
　　五月九日（三），八时许，到庙弄。整理抽屉，忽觅得《徽派刻工姓氏录》一小册，大喜不禁。此录已觅之数年未见，因之，版画选未能出版。现既得之，就可入手写史略了。
　　五月十日（四），八时许，到庙弄。在乱纸堆里和抽屉里，发现了不少关于版画史的材料和稿子，很高兴。
　　不难想见，作为一名学者，当他专心致志于某一研究，却突然听说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正有不少珍稀资料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破坏，这无疑会令之极为震惊，亦会引起他的迅速反应。现代有的文章说郑振铎只是愤激地发发牢骚，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古书遭毁的命运，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分管文物工作。他听韩世保说，近两年，在徽州“土改”运动中，各地抄家都抄出了成批的古籍。对于古籍的处理，人们通常是将之用来烧火、做鞭炮、造纸或包东西，有的村庄则将抄出的古籍集中焚毁，但因数量太多，有时几天几夜都没能烧完。有鉴于此，当地一些敏感的书贩就偷偷地跑去抢购，这次他到徽州就收了不少古籍。听完韩世保的介绍，郑振铎显然相当着急。
　　据“一九五六年断续日记”记载，四月二十五日，郑振铎曾对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文物工作者有个讲话，这在日记中保留了当时的讲话提纲，其中仅有“废铜，废纸”寥寥四字。半年多后，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苏州文艺界座谈会上提到“搜集文献资料、艺术遗产问题”，其中的一条就是“从废铜、废纸、废铁中搜集。这是文管会主要工作，也是图书馆、博物馆要做的工作”。这同样也只是讲话提纲，但从中却可以清楚看出，听到韩世保的介绍后，郑振铎马上就在各种场合，呼吁主管单位要从“废纸”中抢救文献资料。
　　苏州座谈会后一星期，也就是十一月三十日，他听说“苏州阊门外有破布废纸生产合作社门市部，堆了不少古书，而不让人看，选取的残本，索价奇昂”，他马上表示“应即行处理一下”。过了一天，十二月一日（六），他就“发苏州季（？）市长信一。六时许起。为了‘破布废纸生产合作社’事，写一信给苏州市李市长及范烟桥局长，要其做处理，并打电话给江苏文化局。……三时许，到神州造纸厂看造‘还魂纸’的经过”。十二月三日，他又在杭州听说“龙泉有三个塔，被拆除，中有唐人写经及唐画像等，均被该县民政科长付之一炬，仅被文化馆保存了少数写本。可叹！”大概是有鉴于此，十二月六日，他在对浙江文艺界座谈会的讲话提纲中提及：
　　抢救废纸的工作，十分必要。“文献”无征，散在各地，如何收集起来？好东西不少，曲本不少。《南北时尚青昆徽池雅调》。访书团的组织。
　　此处谈到从废纸中抢救文献、组织访书团等等，这些，都在郑振铎的掌控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从一九五六年起，郑振铎每到一处，即留心于当地的废纸收购处：
　　十二月十日，九时，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废纸收购处，和他们谈话，知道轻工业部亦有收购废纸的“造纸原料联购处”，继至一个收购店及其库房参观。……下午二时半，轻工业部的造纸厂管理处来一人，偕往虹口的万利分厂，和长宁路的华孚新分厂去看，都是小厂，每月产量不过四五吨。所产的都是包装纸，全部原料用旧书及纸边和马粪纸。叶铭山正在检书。检出不少好的东西，像棉白纸《庾子山集》、康熙本《重修南通州志》等。检字［纸］女工们也已知道古书的重要。独惜这制度未能遍及各地耳。
　　另外，他还指示文化部直接采取行动。前文述及，在浙江文艺界座谈会上，他提出组织访书团前往各地收书（抢救废纸）的计划。关于这一点，从他“一九五七年日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二月五日，五时许醒。到部办公。……赵万里、路工等来谈，他们今晚即赴安徽了。
　　赵万里、路工等人前往安徽，从一九五七年的二月五日到四月二日，为时近两个月。据四月二日条：
　　路工、赵万里等来汇报安徽、江西的访书小组的工作。见到他们所购的书单，并无十分出色惊人的东西。
　　不过，路工后来著有《访书见闻录》，著录了不少他所搜访到的珍稀文献。而在事实上，在此之前，路工就经常前往屯溪收书，多所斩获。譬如，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五函收录的《酣酣斋酒牌》，卷首说明有：
　　路工于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一册，予甚羡之，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又得到这个酒牌一册，乃以归予，殊感之。酒牌之制，为时颇古，明人尤尚之，陈老莲水浒、博古二牌，传遍天下，此册是明万历末所镌，亦出新安黄氏手，较老莲二牌尤早数十年也。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西谛。
　　陈老莲亦即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陈洪绶，其人擅长人物绘画，构图富于夸张，曾作水浒叶子四十幅，博古叶子四十八幅。早在一九四○ 年郑振铎编著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就收录了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和博古叶子二种。十数年后，由路工转让的《酣酣斋酒牌》，所绘多为历史上著名的高阳酒徒（如李白、孔融、嵇康、刘伶、阮籍、陶潜、贺知章、郑虔、张旭、石曼卿等），因出自歙县虬村刻工黄氏之手，而且又比水浒、博古二牌早上数十年，让郑振铎禁不住大喜过望。
　　与路工一起前往安徽、江西访书的赵万里，后来在一九五七年第六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意见，指出——当时各地古书遭受严重破坏，“文化局对抢救工作没有给以重视，甚至还有许多清规戒律”。他说：安徽做得比较好，但仍然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徽州屯溪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每天都有很多人抱着一包一包的书去卖，其中有很重要的东西，但当地领导干部却把这样的事情看得很简单，认为小商小贩捣乱，要限制他们。此外，当地用明版书来做纸浆和包雪梨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相比之下，江西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江西，当年给供销合作社规定的收购任务是二百万斤，估计至少一百五十万斤是古书。江西省文化局一位姓石的局长说：许多地方干部是在土改中提拔起来的，土改时为了“挖掉封建根”，将地主家藏书的一部分烧了，现在再要这些干部去收集和保护那些古籍，简直不可思议。“这种糊涂思想支配了石局长的行动，所以直到今年三月，江西省还没展开抢救工作。”赵万里的发言，显然是就一九五七年皖赣二省访书时的见闻有感而发。
　　赵万里当时是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他长期与古籍打交道。早在二十年代，他就与海外的学术同行展开竞争。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此人曾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一九二七年以后屡次来华访书、购书。某年，他曾在琉璃厂书店廉价购得宋版医书并携之归国，引起北京图书馆的极大关注。此后，长泽就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控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特别关照。当他再度来华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赵万里，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他的前面，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参见［日］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如果说当年赵万里是在与外国人展开激烈的竞争，那么，此次则是与国内各地的领导官员争夺古籍珍本。
　　赵万里的这一发言刊登在《揭露矛盾，大胆鸣放》的一篇文章上，副标题为“文化部约请在京文物专家举行座谈”。尽管此次座谈中谈到的不少事情，后来都作为右派言论加以清算，但其中的确揭露了安徽、江西一带古书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形。
　　除了文化部的直接行动外，郑振铎还努力对地方当局施加影响。他专程找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告诉他徽州发现的古籍正遭受严重的破坏。曾希圣当即表态“要抢救、保护徽州古籍”，事隔不久，安徽相关部门就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合肥、芜湖、屯溪、安庆四地成立古籍书店，专门负责收集管理这四地发现的古籍。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徽州的大批文献得到了抢救。
　　一九五六年九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比较珍贵的古籍八百多斤。同年十月，屯溪古籍书店开业，仅头四个月就收购古籍七万多册，其中有明成化刊本《沧海遗珠》、嘉靖刊本《新安大族志》、万历刊本《三关图说》、李卓吾的《初潭集》等珍本一千多册。从大批珍本秘籍中，仅北京中国书店、上海旧书店一次就选购去六千七百多册。
　　随着徽州的古籍源源不断地输入北京、上海，郑振铎与屯溪的新华书店也直接取得了联系。据“一九五八年日记”三月十日条：
　　十二时，到开通书社，购《振绮堂丛书》等数种。有《京锲皇明通俗演义全像戚南塘剿平倭寇全传》一书，系上图下文的万历建本，新从屯溪寄来，绝为佳妙。即挟之而归，心里充满了喜悦。虽非全帙，亦足十分珍视。
　　过了半个多月，他又买到不少好书，自感“书运大亨，甚是高兴”。八月二十二日条：“下午，看书、理书。安徽屯溪古书店中人，送书来看。”可见，安徽屯溪古籍书店的人，已直接将书送到郑振铎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