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皇家禁城之外，太平坐在临街刚开张的馄饨摊位前，品尝到了少时记忆中那碗来自于民间的野菜馄饨。谁都愿意怀念过往的葱茏岁华，而太平的年少记忆却被面具下薛绍那明丽的温情所占据。之后，一张昆仑奴的面具，一碗官外初尝的民间小吃——野菜馄饨，都将伴随着她至纯的初恋热情长久地保留下来。
　　的确，政治的法则只能容许太平站立在长相守之外，公主的辉赫身份也只能容许她在民间片刻小憩，最稚嫩的生命，却要遭遇注定炎凉的宿命。与母亲的冷战，换来太平的成长，她轻轻地放下那只盛放过野菜馄饨的土碗，辞别勤恳的店家，轻拭泪痕严整衣装缓缓步向命运中那另一段曲折的旅程。长相守，长相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中国人包食馄饨的历史可谓久矣，西汉著名的学人扬雄在他的《方言》中就曾写道：“饼谓之饨。”和饼的重要区别在于，馄饨内中有馅需蒸煮之后方可食用，而饼则无馅，且饼的烹制方法亦不拘于蒸煮二法。
　　其实，馄饨作为民间的特色小吃在百姓中间得到真正的普及是从南宋开始的，市民经济的疾速发展使得城市里出现了不少走街串巷挑着古老馄饨担子叫卖馄饨的小贩的身影。
　　南方冬夜苦寒，呼啸的北风沿着窄窄的弄堂灌成一个个风口。逢年过节，走街坊串邻居的大人们带上小孩子们在主人家用过晚膳玩过几圈麻将以后，呵着阵阵暖气摩挲着孩子们红彤彤的小脸严严地挂上毛线围巾戴上厚实的遮耳帽提提精神告辞回家。大人和小孩子手牵手一步步走过细长的弄堂，黑黝黝的冬夜小巷，耳畔是呼隆隆的北风，直灌到大衣领子里去，“梆梆梆!梆梆梆!”巷口的自炽路灯放着青白的光泽，卖馄饨的小贩用一根木棒有规律地敲响他们的独特的买卖声。两个正方形的半人多高的木头笼子一边一个整齐地搁在竹扁担的两头，一个笼子里放着烫煮馄饨的煤球炉子，炉子上置一大锅，膛内的炉火扇扇便旺，火苗舔着碳黑的锅底，锅内咕嘟咕嘟，都是老汤；另一个笼子分为上下好多格子，最上面一层是包裹馄饨用的案板，案板下面又划分好几格，分别归置着馅心、调料、蓝釉宽口粗瓷碗、铁皮调羹、白布巾等买卖用物。每常走到巷子口，大人总会摸出几枚钱币，驻足于馄饨摊前叫上两三客热腾腾的馄饨，小孩子最贪嘴，只要见到新鲜的馄饨扑通扑通地滑入汤中，冬季再寒冷似乎也能在此刻变得温暖如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长于江南的老百姓们几乎都是吃着馄饨长大的。南方的老食客讲求“食有其味”，而对于馄饨这类面皮馅心的汤水之物，汤味的浓鲜与汤色的清浊成为食客考量馄饨品质好坏的重要的一个标准。在味精还没有被人工研制出来以前，南方的馄饨担子上总会炖熬着一锅浓浓的高汤，锅底沉满鸡架猪骨，这些寻常人家不屑于拿来煮食的食材，此时却能物尽其用。这样熬煮出来的馄饨汤，滋润、利落，绝不会腻嘴腻舌，鲜美之至，因为谁家都不会用这么多的骨头熬汤，而且又能熬煮得这么久。因此，食用馄饨，第一要诀在于品汤观色，这就好像喝茶，贵在寻味其虚实交杂的滋味：第二才是馄饨本身。
　　好的馄饨皮，面皮白净，咬之滑嫩，南方包裹小馄饨用的皮子几薄如纸，而包上海大馄饨所需的皮子就相对要厚实些。馄饨摊子上在卖的大多都是小馄饨，馅子是金肉的，驰名全国的温州沙县燕皮馄饨的肉馅打得实在好，首先是得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各类肉，细细切碎之后另用小木槌子将肉糜敲打成为肉酱，然后即刻冰冻起来，待包裹馄饨时再一并取出。这样包煮出来的燕皮馄饨，肉馅细爽劲道，嚼上一口，肉汁四溢，果然名不虚传。
　　上海大馄饨依照的是苏式的包裹传统，这种大馄饨不但个儿要较一般的小馄饨大个三四倍，而且里面的馅心也是花色多样，最常见的馅料包括青菜、荠莱、猪肉、虾肉，《大明官词》中令太平久久难忘的“野菜馄饨”正是用荠菜和猪肉配合制成的。当然，从前老百姓家中清苦，能够配制全肉大馄饨馅儿的毕竟是极少数的，百姓自家包煮大馄饨时肉料总是比菜料要少的。
　　如今，躲藏在记忆深处的馄饨摊子早已经走逝在时空的暗轨之中，惟有母亲亲手包制的馄饨，依旧传承着国人千年的美食传统，一枚馄饨，一片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