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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年，于古人不短，处于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可以说“不惑”;四十年，于今人不长，当下社会变化太快，个人、组织乃至一个国家“不惑”很难。但回首四十年的种种努力，总会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发轫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全面的开放、全方位的改革，既有包干到户等经济领域的创新，也有干部任期制等政治领域的突破，这其中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领域的改革创新同样波澜壮阔、清风劲鼓。
四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乃至党委政府不断在约束权力、铲除腐败上“摸着石头过河”，各种创新与探索灿若星河，有的是中央顶层设计，有的是地方解决问题的摸索，有些仍在被期待进一步拓展，有些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
禁止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
改革开放6年后的1984年，中央认识到有些党政机关和在职干部利用社会上存在多种价格和多种调节手段的客观条件，以牟利为目的而经商或办企业，并用所得利润变相增加工资，这不仅不利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利于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且危害党风党纪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从1984年开始，此后两年中央不断下文严禁、制止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此后从1998年禁止军队不再经商，到今年强调按照军队不经营、资产不流失、融合要严格、收支两条线的标准，到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与此一脉相承。
【点评】 在当时的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任其发展下去，不仅败坏改革的声誉，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必将严重破坏党群关系，腐蚀党的机体，毁掉一批干部。”从历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经商办企业确实是很多落马干部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实即便没有腐败，边做“官”、边经商，难免公私不分，以权谋私，至少会使广大群众、其他没有“官”商背景的“经济人士”产生“合理怀疑”。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1993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则消息，“从今年开始，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合署后的监察部按照宪法规定仍然属于国务院序列，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当时对此事的报道较少，这与今日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网络、电视、报刊立体报道的局面，可称天壤之别。而这则报道，也透露出两大机关合署的目的，就是解决“职能交叉，机构重叠”问题，“从总体上协调两个部门的工作，更好地发挥监督机关的整体作用”。此后合署办公逐渐在各地推行，2016年深圳最后一个实行合署办公，全国纪委和监察局全部合署，为纪委监委合署打下了基础。
【点评】 此次合署办公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了“反腐败斗争”概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往、引进外资情况的增多，“官倒”、涉外经济交往中索贿受贿、出卖国家经济利益等腐败问题“来势汹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犯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这个形势和社会环境下，合署办公的纪检监察机关“聚指成拳”，查办了一批大案，以图尽快打开局面，树反腐败之威。
浏阳廉政保证金制度
2000年，湖南浏阳市出台了《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制度》及《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实施方案》的文件。根据该方案，个人可与单位签订协议加入廉政保证金体系，并设立个人专门账户，由个人交纳和集体配套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的5%交纳，集体配套部分由单位按个人交存的两倍交纳。如果加入对象在当地任职期内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所有专户资金均属个人权益;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从该专户资金中按规定比例扣除，在有扣除记录的次年，单位不予配套交纳。后来，广东珠海、横琴等十多个省市也曾实行过。
【点评】 廉政保证金制度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用传统的道德观察，一些视廉洁为公务员职责的人多对此难以理解——有什么法律、政策上的支持？但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确实可以缓解现实中激励性制度的稀缺。如一些反腐专家所言用理性人的成本效益分析，为了降低未来的司法风险，这个制度还是能够起作用的。
杭州三墩镇成全国取消公车第一地
2002年，杭州的西湖、余杭、下沙等地部分乡镇街道因为干部外出任务多，有限的公车满足不了需要，购置新车又需增加财政经费，因此开始尝试取消公车，以补贴的方式发放给干部，由他们自行安排公务出行。在最早“吃螃蟹”的西湖区三墩镇，改革当年就节约财政经费50万元，相当于上年度该镇公共交通支出的70%。更重要的是，镇纪委没接到一封关于干部公车私用方面的信访件。随后，公车改革在浙江全省推广，但由于标准不一、福利化倾向让浙江不久后暂缓。直到2009年，杭州才启动新一轮车改，公车一律不留，被称为最彻底的车改。这些为2014年全国推行公车改革提供了經验。
【点评】 党员干部待遇包括办公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作人员配备、休假休息等等，不同级别各不相同，公车是群众关注比较多的一部分。一段时期，这些待遇成了级别、身份的象征。中央在1999年出台《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等，约束干部福利待遇，但不同程度陷入改革、反弹、再改革的循环，直到十八大后，党中央以上率下，干部福利待遇才逐步得到规范。
河北试点“权力清单”制度
2005年2月，经过河北省委常委会两次研究讨论，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了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开展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先在邯郸等地进行试点。一场被称为“对权力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活动，由此启幕。邯郸64个部门申报了2781项行政权力，最后保留行政权力2272项，其中市长的行政权力有92项。2014年3月17日，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
【点评】 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可以说是杜绝腐败的发生、扎牢不能腐的笼子的有效手段，从一开始试点就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权力公开可以说是一场革命，需要继续攻坚，强力探索，既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又要积极稳妥，争取实现更大的突破和进展。 新疆阿勒泰千名官员财产公示
与政府花钱相比，官员财产公开更受关注。2008年5月25日，新疆阿勒泰印发《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和以往的干部收入申报制相比，这个规定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将我国普遍实行的收入申报，扩大到财产申报，包括家庭财产;二是申报对象不仅看行政级别，还看其是否有权，除了县（处）级干部，审计、财政等部门关键岗位的科级干部也要申报;三是明确规定与职权密切相关的财产收入都将向社会公示。此后，荆门掇刀区、浙江慈溪、徐州贾汪区等都有此方面的探索。
【点评】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一直被赋予预防腐败利器的重责，在中国国内首次提出是1987年。目前来看，一方面阿勒泰、慈溪等地的探索大多没有下文，一方面随着“表哥”“房叔”们不停被舆论曝光，大学生接二连三申请官员工资公开，每隔一段时间这总会成为舆论热点。也许，财产公示确实有一些条件制约，但如果没有探索，如何知道制约在哪里呢？
全国首部党政一体化的问责制度
2010年6月，本刊曾推出公车改革专题策划报道。
2009年3月，南京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对党政干部的6类17种情形实行问责。从决策失误、责任意识淡薄，到效能低下、作风不正，分别给予告诫或责令检查、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离岗位，乃至责令辞职、免职的处分;凡被免职或责令辞职，一年内不得提拔或安排到同级岗位。这是全国首部党政一体化的问责制度，改变只问行政责任的惯例，将各级党政领导全部纳入问责范围。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政一体化问责在全国推行。
【点评】 “问责”是舶来词，2000年从港台引入内地。自“非典”危机启动官员问责始，至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大批官员被处理，问责经历自下而上的实践，逐渐成为政治领域的重要制度。在南京问责办法之后不久，中央即正式出台文件，提出对党政领导若干行为予以问责。从中央到地方出台问责制度，补上了责任追究体系的重要一环。
广东佛山“大部制”改革
2009年8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启动后来被称为“最大胆”的大部制改革，顺德区委区政府41个部门被大幅削减至16个。改革后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大都由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和副区长兼任，而原“部局”的正职全部成了副职，原来部门的副职成了新设的“局务委员”。其实早在1992年顺德撤县设市，成为广东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市”，全市5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8个。而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全国大部制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至25个。
【点评】 大部制改革不是部门越大越好，而是要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削减政府的权力，剥夺政府的部门利益，这才是最核心的，如果没有这些内涵的改革，简单的部门合并其意义并不大。从目前來看，大部门体制不会一步到位，只会积累经验，逐步推进，任重而道远。
四川舆论监督“麻辣烫”
2016年四川省纪委提出“坐南朝北，站在政府立场考察民意;坐北朝南，站在百姓立场监督政府”的党风廉政舆论监督理念，之后从将媒体记者引入正风肃纪督查组，到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意见》文件，再到创新打造“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节目，四川不断给舆论监督这盆火锅加料，让“麻辣烫”的味儿更足。“麻”就是让监督无处不在，密密麻麻;“辣”就是让批评直言不讳，警醒辛辣;“烫”就是让“四风”无处遁形，违者烫手。
【点评】 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不是纪委一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体制内的事情，而应该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力量。不管是“电视问政”，还是四川实行的“阳光问廉”、媒体记者参与四风督查，都是发挥媒体、群众监督力量的有益尝试。
监察委员会成立
从2016年10月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先行试点到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四个月时间里，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系已经建立。监委成立让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更加健全，并且全要素试用调查措施。
【点评】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成立监委，正如四十年前纪委恢复重建一样，意义深远。这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经过这几年“打虎拍蝇”，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如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所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发轫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全面的开放、全方位的改革，既有包干到户等经济领域的创新，也有干部任期制等政治领域的突破，这其中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领域的改革创新同样波澜壮阔、清风劲鼓。
四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乃至党委政府不断在约束权力、铲除腐败上“摸着石头过河”，各种创新与探索灿若星河，有的是中央顶层设计，有的是地方解决问题的摸索，有些仍在被期待进一步拓展，有些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
禁止党政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
改革开放6年后的1984年，中央认识到有些党政机关和在职干部利用社会上存在多种价格和多种调节手段的客观条件，以牟利为目的而经商或办企业，并用所得利润变相增加工资，这不仅不利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利于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且危害党风党纪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从1984年开始，此后两年中央不断下文严禁、制止机关和干部经商办企业。此后从1998年禁止军队不再经商，到今年强调按照军队不经营、资产不流失、融合要严格、收支两条线的标准，到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与此一脉相承。
【点评】 在当时的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话：“任其发展下去，不仅败坏改革的声誉，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必将严重破坏党群关系，腐蚀党的机体，毁掉一批干部。”从历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经商办企业确实是很多落马干部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实即便没有腐败，边做“官”、边经商，难免公私不分，以权谋私，至少会使广大群众、其他没有“官”商背景的“经济人士”产生“合理怀疑”。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1993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则消息，“从今年开始，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开始合署办公”。“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合署后的监察部按照宪法规定仍然属于国务院序列，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当时对此事的报道较少，这与今日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网络、电视、报刊立体报道的局面，可称天壤之别。而这则报道，也透露出两大机关合署的目的，就是解决“职能交叉，机构重叠”问题，“从总体上协调两个部门的工作，更好地发挥监督机关的整体作用”。此后合署办公逐渐在各地推行，2016年深圳最后一个实行合署办公，全国纪委和监察局全部合署，为纪委监委合署打下了基础。
【点评】 此次合署办公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了“反腐败斗争”概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往、引进外资情况的增多，“官倒”、涉外经济交往中索贿受贿、出卖国家经济利益等腐败问题“来势汹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犯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这个形势和社会环境下，合署办公的纪检监察机关“聚指成拳”，查办了一批大案，以图尽快打开局面，树反腐败之威。
浏阳廉政保证金制度
2000年，湖南浏阳市出台了《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制度》及《浏阳市廉政保证金实施方案》的文件。根据该方案，个人可与单位签订协议加入廉政保证金体系，并设立个人专门账户，由个人交纳和集体配套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的5%交纳，集体配套部分由单位按个人交存的两倍交纳。如果加入对象在当地任职期内没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所有专户资金均属个人权益;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从该专户资金中按规定比例扣除，在有扣除记录的次年，单位不予配套交纳。后来，广东珠海、横琴等十多个省市也曾实行过。
【点评】 廉政保证金制度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用传统的道德观察，一些视廉洁为公务员职责的人多对此难以理解——有什么法律、政策上的支持？但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确实可以缓解现实中激励性制度的稀缺。如一些反腐专家所言用理性人的成本效益分析，为了降低未来的司法风险，这个制度还是能够起作用的。
杭州三墩镇成全国取消公车第一地
2002年，杭州的西湖、余杭、下沙等地部分乡镇街道因为干部外出任务多，有限的公车满足不了需要，购置新车又需增加财政经费，因此开始尝试取消公车，以补贴的方式发放给干部，由他们自行安排公务出行。在最早“吃螃蟹”的西湖区三墩镇，改革当年就节约财政经费50万元，相当于上年度该镇公共交通支出的70%。更重要的是，镇纪委没接到一封关于干部公车私用方面的信访件。随后，公车改革在浙江全省推广，但由于标准不一、福利化倾向让浙江不久后暂缓。直到2009年，杭州才启动新一轮车改，公车一律不留，被称为最彻底的车改。这些为2014年全国推行公车改革提供了經验。
【点评】 党员干部待遇包括办公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作人员配备、休假休息等等，不同级别各不相同，公车是群众关注比较多的一部分。一段时期，这些待遇成了级别、身份的象征。中央在1999年出台《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等，约束干部福利待遇，但不同程度陷入改革、反弹、再改革的循环，直到十八大后，党中央以上率下，干部福利待遇才逐步得到规范。
河北试点“权力清单”制度
2005年2月，经过河北省委常委会两次研究讨论，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了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开展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先在邯郸等地进行试点。一场被称为“对权力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活动，由此启幕。邯郸64个部门申报了2781项行政权力，最后保留行政权力2272项，其中市长的行政权力有92项。2014年3月17日，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
【点评】 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可以说是杜绝腐败的发生、扎牢不能腐的笼子的有效手段，从一开始试点就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权力公开可以说是一场革命，需要继续攻坚，强力探索，既不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又要积极稳妥，争取实现更大的突破和进展。 新疆阿勒泰千名官员财产公示
与政府花钱相比，官员财产公开更受关注。2008年5月25日，新疆阿勒泰印发《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和以往的干部收入申报制相比，这个规定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将我国普遍实行的收入申报，扩大到财产申报，包括家庭财产;二是申报对象不仅看行政级别，还看其是否有权，除了县（处）级干部，审计、财政等部门关键岗位的科级干部也要申报;三是明确规定与职权密切相关的财产收入都将向社会公示。此后，荆门掇刀区、浙江慈溪、徐州贾汪区等都有此方面的探索。
【点评】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一直被赋予预防腐败利器的重责，在中国国内首次提出是1987年。目前来看，一方面阿勒泰、慈溪等地的探索大多没有下文，一方面随着“表哥”“房叔”们不停被舆论曝光，大学生接二连三申请官员工资公开，每隔一段时间这总会成为舆论热点。也许，财产公示确实有一些条件制约，但如果没有探索，如何知道制约在哪里呢？
全国首部党政一体化的问责制度
2010年6月，本刊曾推出公车改革专题策划报道。
2009年3月，南京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对党政干部的6类17种情形实行问责。从决策失误、责任意识淡薄，到效能低下、作风不正，分别给予告诫或责令检查、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调离岗位，乃至责令辞职、免职的处分;凡被免职或责令辞职，一年内不得提拔或安排到同级岗位。这是全国首部党政一体化的问责制度，改变只问行政责任的惯例，将各级党政领导全部纳入问责范围。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政一体化问责在全国推行。
【点评】 “问责”是舶来词，2000年从港台引入内地。自“非典”危机启动官员问责始，至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件，大批官员被处理，问责经历自下而上的实践，逐渐成为政治领域的重要制度。在南京问责办法之后不久，中央即正式出台文件，提出对党政领导若干行为予以问责。从中央到地方出台问责制度，补上了责任追究体系的重要一环。
广东佛山“大部制”改革
2009年8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启动后来被称为“最大胆”的大部制改革，顺德区委区政府41个部门被大幅削减至16个。改革后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大都由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和副区长兼任，而原“部局”的正职全部成了副职，原来部门的副职成了新设的“局务委员”。其实早在1992年顺德撤县设市，成为广东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市”，全市5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8个。而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全国大部制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至25个。
【点评】 大部制改革不是部门越大越好，而是要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削减政府的权力，剥夺政府的部门利益，这才是最核心的，如果没有这些内涵的改革，简单的部门合并其意义并不大。从目前來看，大部门体制不会一步到位，只会积累经验，逐步推进，任重而道远。
四川舆论监督“麻辣烫”
2016年四川省纪委提出“坐南朝北，站在政府立场考察民意;坐北朝南，站在百姓立场监督政府”的党风廉政舆论监督理念，之后从将媒体记者引入正风肃纪督查组，到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舆论监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意见》文件，再到创新打造“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节目，四川不断给舆论监督这盆火锅加料，让“麻辣烫”的味儿更足。“麻”就是让监督无处不在，密密麻麻;“辣”就是让批评直言不讳，警醒辛辣;“烫”就是让“四风”无处遁形，违者烫手。
【点评】 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不是纪委一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体制内的事情，而应该充分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的力量。不管是“电视问政”，还是四川实行的“阳光问廉”、媒体记者参与四风督查，都是发挥媒体、群众监督力量的有益尝试。
监察委员会成立
从2016年10月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先行试点到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的四个月时间里，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系已经建立。监委成立让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更加健全，并且全要素试用调查措施。
【点评】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成立监委，正如四十年前纪委恢复重建一样，意义深远。这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是对国家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经过这几年“打虎拍蝇”，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正如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所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