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15日，一个灿烂的秋日，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顺着蜿蜒的山路，浩浩荡荡地开来一个车队，为首的是一辆解放牌卡车，车顶是一群长发飘逸的青年，弹着吉他，敲着架子鼓，放声高歌。他们是丁武、张炬、老五、李彤、何勇、张岭等人，还有几十人的自行车队紧随其后，几辆大客中载满了来自京城的青年艺术家，八大艺术院校都加入了这个队伍。众人齐聚在慕田峪长城的入口处，等待着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温普林站在人群中，只说了短短的一句话：“兄弟们，记住今天，这一天肯定是空前绝后的！”站在温普林身旁的一位乐队成员插了一句：“大哥，咱别绝后行吗？还得接着玩儿呀。”
　　整卡车成吨的白布被众人从车上卸了下来，运往山顶。乐队的乐器、音响、灯光等设备也都被运至山顶的烽火台上，上千米的电线也被架接到山顶，5台摄像机被安排到预定机位，只等待艺术家们登场。
　　事后，中国美术报头版发表了标题为“电视艺术片《大地震》将进入后期制作”的文章，对这次艺术活动进行了全面报道，文中写道：今年10月15-16日，该摄制组在长城组织并拍摄了一次特别节目，来自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的青年艺术家，有组织或自发地参加了这次“告别20世纪”的艺术活动。一天一夜的长城狂欢，从青年人追随卡车上的摇滚乐队上长城开始，而后用成千尺白布捆绑长城，接着是一系列行动艺术：从京剧演化出来的跳神舞，现代舞剧片段、独舞；捆扎、纹身的身体艺术；关于21世纪的讲演；充满世纪末情调的戏剧场面；一部无人能解的“天书”；烽火台上滚滚的狼烟，最后是长城上的摇滚之夜，人们在演唱和狂舞中达到高潮，第二天清晨又回到古老而寂静的都市。
　　可以看出，这个艺术活动的主题是非常明确的，“告别二十世纪”表现了当时艺术青年们的一种心态，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一种心情。温普林在《中国美术报》同期发表的文章“编导的废话”中写道：据说世纪末总会产生这样一些“混蛋”。这群怪物很是“神经”，他们急不可待地要走向下一世纪，从内心到行为都充满了惶惑不安，而外表却又努力做出很是潇洒的模样……
　　我熟悉身边这一切，熟悉他们的选择、熟悉他们的悲欢，我喜爱这些混蛋，但愿也有人喜欢我，我自己也是个大混蛋。
　　文中还有两首温普林为影片创作的摇滚歌词：
　　随着末日的来到/我不在希望中寻找/希望实在是虚无飘渺/我只会乱蹦乱跳/长辈的教导和劝告/全部是唠唠叨叨/死亡的路自有千万条/要摆脱希望的缠绕/要实实在在的需要/要一段香肠一杯酒/要为潇洒和幽默自豪
　　鼻青脸肿两千年/踉踉跄跄万里路/从前现在和后来/神话传说和典故/烽火箭垛123/青砖绿草345/将你的全身都裹住/残破的四肢也会露出/裹住你的胳膊露出你的腿/裹住你的屁股露出你的嘴/裹不严、包不紧、绑不牢、绷不住/叮叮当当擂战鼓/踉踉跄跄走你的路
　　在今天看来，这就是80年代中国的嬉皮精神，长城的一天一夜已成为80年代这种嬉皮精神的经典记忆。在那一天，长城成为艺术家们自由表达的大舞台。
　　那是个周末，大批游客不断涌入拍摄场地，这是摄制团队所没有预料到的，分布在几处表演场地的摄制小组分别用步话机告知温普林现场失控的局面，此时的温普林坐在一个可以俯瞰全局的山头喝着啤酒，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兴奋不已，告知各个山头的副导演，不要阻止人民群众的介入。此时，剧组的制片们也纷纷告急：按照四百人规模准备的食物远远不够，因为不断有年轻艺术家陆续赶来。温普林的回答是：“按原样儿再来一套！”当时准备的食物主要有面包、香肠、啤酒、汽水，还有咸菜等等。
　　张明伟带了几十个舞蹈学院的学生，表演了现代舞剧“大地震”的选场；戏曲学院的郑子茹创作的“招魂”；艺术家盛奇将自己包扎起来，表演了“太极”；徐冰在现场分发了印有他作品“天书”的背心，并带着助手拓印长城，实施他的作品“鬼打墙”；更多的年轻人在鼓乐喧天的狂欢气氛中，用上千尺白布开始包裹长城，作为摇滚演出舞台背景的烽火台顶上垂下来的是牟森绘制在白布上的扑克牌图案，像巨幅的舞台幕布，山谷中飘荡着成卷儿的白色卫生纸，随风飞舞，当时京城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也参与了此次狂欢。暮霭之中，艺术家们点燃了他们从八一电影制片厂淘换来的，用来拍摄战争场面的烟饼，绵延十几里，烽火台上狼烟四起。牟森放飞了象征着潘多拉匣子的“天灯”。摇滚之夜开始了，登台演出的有当时“黑豹”乐队的丁武、张炬、李彤等人，“五月天”乐队何勇、张岭等人，其他的有秦齐、窦唯、峦树等等，几乎汇聚了当时京城所有的摇滚青年，那一夜的狂欢直接影响了后来许多新乐队的诞生。下山之后，丁武、张炬创立了“唐朝”乐队，第一个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也诞生了。
　　秋日的北京，山区的温差已经很大，年轻人们蜷缩在白布之中，沿着城墙两边，躺倒一片。后半夜，顺着长长的甬道，在睡倒的人群中间，张明娟披着红色缎面长袍，在人群中跳起了她的作品“巫”，像一个迷幻的萨满巫师在宣示着一个不祥的预言。温普林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提到：艺术家就是巫师，具有预言的本能。
　　回放“大地震”的影像，无疑就是后来真正地震到来之日的一次预演，大地震其实记录的就是真正地震到来的前兆。
　　80年代的艺术家们普遍对于成长过程中的伤痛有着深深的记忆，最早的行为艺术家几乎都选择包扎作为艺术的表现手段，表达了他们对伤痛的记忆、反思和迷恋。而把长城作为一种伤痛、残败和屈辱的象征，这与当时刚刚播放不久的一部电视片《河殇》也有着直接的关联，影片哀叹黄河文明的衰落，主张拥抱蔚蓝、拥抱大海，融入世界文明。片中把长城作为闭关锁国的象征，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出路在于打破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超稳定结构。
　　美术报的报道中还详细的介绍了这次活动的缘起：由“盲流”艺术家温普林编导，并与众多青年艺术家合作拍摄的电视艺术片《大地震》，已于今年9月正式得到民间文化学术团体21世纪研究院的主持与资助。21世纪研究院的前身—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主持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杂志，主办《走向未来》画展，主谋电视片《河殇》，闻名海内外。
　　80年代中期，温普林主动放弃高校的教职，开始以“盲流艺术家”自居。那时，北京的艺术院校出现了一批不服从国家分配，不愿意回到家乡或偏远地区工作的艺术青年。在北京，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收入；在当时的中国，他们被认为是社会上的“盲流”。这批“盲流”最早的落脚点就是圆明园的福临门村，他们是华庆、吕力、张大力、王德仁、盛奇、张念、牟森等人，温普林《大地震》的镜头最早对准的就是他们。
　　温普林回忆：“我在大学里一直玩儿实验戏剧，最初这帮哥们儿都是跟我一起拍戏做舞美的，当时我们还成立了中国大学生艺术团，由八大艺术院校组成，大地震最早的影像记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也是后来“包扎长城”有那么多艺术院校参与的原因。”
　　1988年，《河殇》的播出震撼了一代人，温普林决定直接登门拜访《河殇》的总策划、《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先生。叩开金先生家门，温普林直接表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告诉金先生：河殇表达的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而他们要表达的是当下压抑不住的震荡在艺术界的反映，他们希望打碎、推翻、重新来过，利用长城搭建一个舞台，让艺术家自由表达，展现这个躁动的时代和他们不安分的内心，以及对跨越到21世纪的渴望。
　　当时的金观涛正在筹建21世纪研究院，温普林的狂想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
　　金先生问道：“你的活动需要多少资金？”
　　温普林说：“您能给我多少支持？”
　　金先生转而问他的助手陈越光，“我们账上有多少钱？”
　　陈越光回答：“还有28000。”
　　温普林：“够了！”
　　陈越光笑了一下，“总得给我们账上留点儿钱吧。”
　　于是，温普林拿到了27000元。
　　真正的地震来了，温普林离开了震中北京，远赴西藏。十年之后，由于种种不可抗力，当年拍摄的素材仅剩不足三分之一，温普林制作了一部短片《前卫十年》。他请来刚从美国回来的洪晃帮他撰写英文解说词，看过影片，洪晃脱口而出：“普林，这是中国的WOODSTOCK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