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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爱丽丝》
刚刚看完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一个关于青春、成长、爱情的故事。
两个女孩爱上了同一个男孩子，尽管爱丽丝开始是为了帮助花圆谎才参与进来的。也因此两个人有了矛盾和隔阂。最终两个人的和好，象征着她们的成熟，成长在一段感情之后，她们更加珍视彼此的友谊。
那个男孩子多多少少有些懦弱，或许是为了衬托两位可爱的女孩子坚强、诚实面对感情和人生的态度。当爱丽丝用中文向他说出“我爱你”的时候，他是不了解的；当花向他说“如果你喜欢爱丽丝，可以去和她在一起，她是一个好女孩，你会得到幸福的”，但是由于那个相声演员在台上的歇斯底里的表演和台下的喧闹，他也没有听到他应该听到的话。或许，他之后的生活和感情也许还是会这样随波逐流，但是我们可爱的女主角们却真正的成长起来，成为可以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喜欢花对于失忆的观点，其实我们都是失忆的，或者我们都可以利用告诉自己失忆来欺骗自己相信某件事情曾经真的发生过。
爱丽丝在现实中总是充当着一种表演者的角色，为了花欺骗“正”，为了妈妈欺骗妈妈的男朋友，但是她还是表演不来，尽管陷在一个骗局中，却自己真地爱上了“正”，面对妈妈的谎言，她最终没有吃饭而匆匆离开了餐厅。在摄像机前，她同样是表演不来，也因此在一次次的表演面试中失去机会，直到最后一次，她用芭蕾舞博得了摄影师的喜爱，但是那个也是她本真的自己，没有任何的表演成分。就像最后她在杂志封面的照片，也是有一颗标志进入青春的小痘痘，那就是她原来的自己，不曾过分修饰的真正的自我。
《我，机器人》
昨天去华纳又看了一遍这部电影。觉得阿西莫夫的这篇科幻小说，不仅仅想要表达机器人进化这个单纯的观点，而是关于进化本身的一次思考。
我们肯定的是viki和sonny都是引领机器人进化的领袖式的人物。但是它们象征了不同的进化方向。假设viki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更多的是集权式的、压抑人性的最高统治的社会形态。无论人类和机器人，都是在集权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生活，而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质。
进化应该是向着更加自由的方向，也就是sonnY的方向，如果说人类完成了机器人科技本身的进化，使得它们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生理属性)更加完美，sonny则是它们在社会组织和集体属性的进化——自由，而且更加的“人情味”。
作者在这里表明了他的政治上的观点，反对集权，反对法西斯，反对扼杀人性的任何意识形态。
我们再回到“进化”这个词本身来探讨这部电影。也许机器人是一种更加幸运的物种，因为它们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上帝”，也许兰宁博士更像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了机器人的完美的自由的进化。它们的“上帝”——更准确地称之为“造物主”——可以为它们的成长、进化负起该有的责任，使它们的社会形成少走一些弯路，从而避免人类历史上的屠杀和侵吟(或许电影中的战争，就是这个的暗示)。然而我们的上帝在什么地方?
《出海》和《勇往直前》
这个周末看了这两部去年在柏林和威尼斯获得好评的电影。
先说说《出海》，这是一部温馨的、讲述生命意义的电影。男主角凭借他自己精彩的演出，只用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为了争取自己自由选择生存权利不懈奋斗的男人心里全部的情绪波动。
如果没有自由，生命是否还有意义?是生命的意义全部建立在自由上面，还是自由依靠生命而存在的?两者哪一个更为基础、更接近人的本质属性?人是否没有决定自身生死的权利，因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人不能超越自身去获得神的权利，因此死同样只能由上帝决定。
尽管导演的意图更倾向于自由，因此也给与了这位争取安乐死的病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影片最后导演向我们展示了律师的生命——没有意识，没有记忆，没有热情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如同植物，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尽管如此，这样的二元论的论题自古就存在，因此不能把它做一个简单论断，无论人们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都是可以的。
再看《勇往直前》这部勇夺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电影，如果你喜欢《老男孩》，你可以在15分钟内爱上这部电影。开片从风格到内容，充满了绝望和痛苦。它表现了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的状态，表现了一个人类传统的主题：异乡人的存在方式、思乡的情怀和漂泊的无归宿状态，暂时性和永久性的琢磨不定。电影以男女最终双双回到故乡为结尾，象征了人内心的归属需求和不可磨灭的归乡情结。尽管在sibel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对故乡的陌生，好像自己身处在故乡和异乡之间的鸿沟里面，一个新的生活等待她去融入。
sibel最终没有随他原来的丈夫去Mension，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在伊斯坦布尔有了新的稳定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女儿，潜在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才是她的故乡，而对于Mension来说，自己又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而存在。她厌倦了漂泊，尽管漂泊曾经是她的追逐。
《维拉·德雷克》
威尼斯金狮奖，迈克·李导演的影片《维拉·德雷克》，故事就像外界宣传的那样，讲述了一个妇人为年轻女孩堕胎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针对“堕胎”这个社会敏感话题，进行一系列的道德上或宗教上的探讨。或者说，“堕胎”只不过是电影的一个引线，这个引线爆炸了家庭疏离这个炸弹。
就像《秘密与谎言》一样，导演探讨了当一个家庭面对一个严重妁突发事件时，内部产生的种种矛盾。不同的是，《秘密与谎言》为大家留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尾：家庭成员在秘密爆发的时刻，彼此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状，从而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所有人彼此敞开心扉，接受彼此，宽容过去。
但是对于悲剧《维拉·德雷克》，当堕胎的秘密在一次极其欢乐的家庭聚会上暴露出来，留给这个家庭的只有儿子的愤怒、朋友的疏离，家庭因此处在崩溃的边缘。最后几个场景：维拉，这个善良、平凡的老妇人，在监狱的长廊里越走越远；家中的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四个人围坐在一起，无语而且沉重。
影片中的女演员赋予这个角色一个善良而卑微的灵魂，面对警官和法官的审问，她总是充满了迷惑和怯懦，她自己只不过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女孩们。从某种角度来讲，道德和善良成为一种对立，法律成为了道德的基础。
深度解析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和影片主题不相吻合的细节：(1)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被人强暴，却在正规的医院得到同样不合法的流产治疗，然而她所要付出的只不过是高额的费用，但是这对于普通家庭却是场恶梦。(2)当维拉面对一个个不同的女性的时候，她们对于堕胎的态度是不相同，的，但是堕胎的理由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对不负责任的男人，她们必须选择流产才能在这个男权社会生存下去。当维拉面对那些第一次堕胎的女孩的那种恐惧和绝望，那眼神表露了什么呢?悲悯，还是无奈?
刚刚看完岩井俊二的《花与爱丽丝》，一个关于青春、成长、爱情的故事。
两个女孩爱上了同一个男孩子，尽管爱丽丝开始是为了帮助花圆谎才参与进来的。也因此两个人有了矛盾和隔阂。最终两个人的和好，象征着她们的成熟，成长在一段感情之后，她们更加珍视彼此的友谊。
那个男孩子多多少少有些懦弱，或许是为了衬托两位可爱的女孩子坚强、诚实面对感情和人生的态度。当爱丽丝用中文向他说出“我爱你”的时候，他是不了解的；当花向他说“如果你喜欢爱丽丝，可以去和她在一起，她是一个好女孩，你会得到幸福的”，但是由于那个相声演员在台上的歇斯底里的表演和台下的喧闹，他也没有听到他应该听到的话。或许，他之后的生活和感情也许还是会这样随波逐流，但是我们可爱的女主角们却真正的成长起来，成为可以对自己负责任的人。
喜欢花对于失忆的观点，其实我们都是失忆的，或者我们都可以利用告诉自己失忆来欺骗自己相信某件事情曾经真的发生过。
爱丽丝在现实中总是充当着一种表演者的角色，为了花欺骗“正”，为了妈妈欺骗妈妈的男朋友，但是她还是表演不来，尽管陷在一个骗局中，却自己真地爱上了“正”，面对妈妈的谎言，她最终没有吃饭而匆匆离开了餐厅。在摄像机前，她同样是表演不来，也因此在一次次的表演面试中失去机会，直到最后一次，她用芭蕾舞博得了摄影师的喜爱，但是那个也是她本真的自己，没有任何的表演成分。就像最后她在杂志封面的照片，也是有一颗标志进入青春的小痘痘，那就是她原来的自己，不曾过分修饰的真正的自我。
《我，机器人》
昨天去华纳又看了一遍这部电影。觉得阿西莫夫的这篇科幻小说，不仅仅想要表达机器人进化这个单纯的观点，而是关于进化本身的一次思考。
我们肯定的是viki和sonny都是引领机器人进化的领袖式的人物。但是它们象征了不同的进化方向。假设viki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更多的是集权式的、压抑人性的最高统治的社会形态。无论人类和机器人，都是在集权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生活，而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质。
进化应该是向着更加自由的方向，也就是sonnY的方向，如果说人类完成了机器人科技本身的进化，使得它们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生理属性)更加完美，sonny则是它们在社会组织和集体属性的进化——自由，而且更加的“人情味”。
作者在这里表明了他的政治上的观点，反对集权，反对法西斯，反对扼杀人性的任何意识形态。
我们再回到“进化”这个词本身来探讨这部电影。也许机器人是一种更加幸运的物种，因为它们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上帝”，也许兰宁博士更像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了机器人的完美的自由的进化。它们的“上帝”——更准确地称之为“造物主”——可以为它们的成长、进化负起该有的责任，使它们的社会形成少走一些弯路，从而避免人类历史上的屠杀和侵吟(或许电影中的战争，就是这个的暗示)。然而我们的上帝在什么地方?
《出海》和《勇往直前》
这个周末看了这两部去年在柏林和威尼斯获得好评的电影。
先说说《出海》，这是一部温馨的、讲述生命意义的电影。男主角凭借他自己精彩的演出，只用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为了争取自己自由选择生存权利不懈奋斗的男人心里全部的情绪波动。
如果没有自由，生命是否还有意义?是生命的意义全部建立在自由上面，还是自由依靠生命而存在的?两者哪一个更为基础、更接近人的本质属性?人是否没有决定自身生死的权利，因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人不能超越自身去获得神的权利，因此死同样只能由上帝决定。
尽管导演的意图更倾向于自由，因此也给与了这位争取安乐死的病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影片最后导演向我们展示了律师的生命——没有意识，没有记忆，没有热情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如同植物，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尽管如此，这样的二元论的论题自古就存在，因此不能把它做一个简单论断，无论人们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都是可以的。
再看《勇往直前》这部勇夺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电影，如果你喜欢《老男孩》，你可以在15分钟内爱上这部电影。开片从风格到内容，充满了绝望和痛苦。它表现了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的状态，表现了一个人类传统的主题：异乡人的存在方式、思乡的情怀和漂泊的无归宿状态，暂时性和永久性的琢磨不定。电影以男女最终双双回到故乡为结尾，象征了人内心的归属需求和不可磨灭的归乡情结。尽管在sibel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对故乡的陌生，好像自己身处在故乡和异乡之间的鸿沟里面，一个新的生活等待她去融入。
sibel最终没有随他原来的丈夫去Mension，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在伊斯坦布尔有了新的稳定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女儿，潜在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才是她的故乡，而对于Mension来说，自己又是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而存在。她厌倦了漂泊，尽管漂泊曾经是她的追逐。
《维拉·德雷克》
威尼斯金狮奖，迈克·李导演的影片《维拉·德雷克》，故事就像外界宣传的那样，讲述了一个妇人为年轻女孩堕胎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并不是针对“堕胎”这个社会敏感话题，进行一系列的道德上或宗教上的探讨。或者说，“堕胎”只不过是电影的一个引线，这个引线爆炸了家庭疏离这个炸弹。
就像《秘密与谎言》一样，导演探讨了当一个家庭面对一个严重妁突发事件时，内部产生的种种矛盾。不同的是，《秘密与谎言》为大家留了一个喜剧性的结尾：家庭成员在秘密爆发的时刻，彼此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状，从而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所有人彼此敞开心扉，接受彼此，宽容过去。
但是对于悲剧《维拉·德雷克》，当堕胎的秘密在一次极其欢乐的家庭聚会上暴露出来，留给这个家庭的只有儿子的愤怒、朋友的疏离，家庭因此处在崩溃的边缘。最后几个场景：维拉，这个善良、平凡的老妇人，在监狱的长廊里越走越远；家中的丈夫、儿子、女儿、女婿四个人围坐在一起，无语而且沉重。
影片中的女演员赋予这个角色一个善良而卑微的灵魂，面对警官和法官的审问，她总是充满了迷惑和怯懦，她自己只不过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女孩们。从某种角度来讲，道德和善良成为一种对立，法律成为了道德的基础。
深度解析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和影片主题不相吻合的细节：(1)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被人强暴，却在正规的医院得到同样不合法的流产治疗，然而她所要付出的只不过是高额的费用，但是这对于普通家庭却是场恶梦。(2)当维拉面对一个个不同的女性的时候，她们对于堕胎的态度是不相同，的，但是堕胎的理由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对不负责任的男人，她们必须选择流产才能在这个男权社会生存下去。当维拉面对那些第一次堕胎的女孩的那种恐惧和绝望，那眼神表露了什么呢?悲悯，还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