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可能是港岛东区的第一条街，位于东行路线尽头的尽头，1860年左右渐成规模，开始有各行各业。未有电车之前，这里固然与世隔绝，即使后来有了电车，人们在总站下车之后也不会走进去，除非是街上的居民，因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偶然有货车驶过，卸货之后必须开到阿公岩再转回来，循原路离去。然而这条街十分兴旺，有成百号的商铺，鱼类统营市场亦建于此。事实上，它的对外交通一直以水路为主，向整个海域的渔民开放，是他们的物资补给站和渔获物的倾销点。街上全是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从一开始就如此，没有游客，没有什么殖民地色彩，居民也不大理会外面的事情。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整条街仍是人字瓦顶的两层石屋，楼下是店铺，楼上是店家的居所，保留着香港开埠时期的形态。如果一切能维持到今天，拍那个年代的电影是不用搭布景的，到这里取景就成了。街上的天后庙始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在同治十一年重修，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已经相当现代化，社会上有很多活动，有两家大学，中西思潮在此相汇，一切都在变，但这条街上的人仍过着清末民初的日子。随便捉住一个人，譬如我祖母，问她港督是谁，她也是糊里糊涂的。1967年香港动乱，这条街没有什么感觉，是看了报纸才知道外面竟然这么可怕。但这里逢年过节张灯结彩菩萨出巡的盛大声势，人们对生活所投注的热情，外面的人也难以想象。这让我想起鸦片战争的英方翻译官费伦（Samuel T. Fearon，1819-1854），凭着卓越的翻译能力，战后他获委任为首任“香港总登记官”。因为居民看不懂英方的文件，搞不清楚时局的变迁，费伦就站在一艘战舰上在香港水域巡回，以广东话宣读条文。当时这里已聚居不少人口，东大街更是一个密集点，恐怕人们对条文都是半懂不懂的，听完，继续忙自己的事，日子照旧过，该拜神就拜神，该过节就过节。那年代，大家都没有身份证，也不需要登记，他们世代相识，谁是谁的儿孙，谁是谁的爷爷嫲嫲，居民比登记官更清楚，这种心态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因为兴建地下铁路，整个街区清拆重建，一切就随着砖瓦的四散而消失。这之后，原本曲折的街道被填高拉直，跟别的道路驳通了，也跟别的道路一样，接上高速公路，是无限复杂的网络中的一小段。街变得很短，全是高楼大厦，街上有大家熟悉的超级市场和连锁店，还有现代化的多层停车场，街名虽然跟以前一样，但它完完全全是另一条街了。

　　母亲说：“你可知道，我们那条街，如今已经变成一条食街，街上全是各种风味的食店，人来人往的，不过这些人我没有一个认得，老街坊都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一档鱼蛋粉，我真不明白，在天后庙旁边摆了几十年，忽然间就变成了名店，墙上贴满了记者的报道，店面扩充了还是要排队等位，好长的人龙！连什么高官和名人都开着大房车来帮衬。为什么他们非要等到今天才知道这档鱼蛋粉的好处呢？”
　　我答不上来。或许，店家改变了经营的手法，到处卖广告。或许，以前没有地铁，这条街又是走不通的，不容易被路过的人发现。母亲望着我，我唯有似是而非地答：“嗯……可能……可能以前的高官是英国人，他们不喜欢吃鱼蛋粉……”
　　“结果，这店的隔离左右都开了名字差不多的鱼蛋粉店，排队的人以为是分店，看见有空位就进去，于是他们又闹着哪一家才是正宗的。家家都说自己是正宗。其实，它本来在鱼类统营市场和鲤鱼门码头对面，因为货源充足，人流密集，就有这么一档生意。那时鲤鱼门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不像我们这条街，热闹多了，人们从这里上岸，不是为了办事情，就是来找吃的用的，哪会留心这档鱼蛋粉！街上和电车总站一带都有酒家，小吃店也不错的，那些粉粿、糯米卷、萝卜糕、咸肉粽和菜干粥，如今那些大酒楼的点心都比不上。还有广记和广胜隆的烧味，如果他们能经营到今天，大概来吃东西的人要排到街尾了，为什么那时候这条街又不变成食街呢？” 　　这个我是有点印象的，特别是广记和广胜隆，因为就在我们药店的对面，成天的肉香四溢，即使晚上关了门，仍像个余韵无穷的女子，所到之处全是她的气息。那时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做同样的生意？因为药店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好吃的。这两家店虽然是竞争对手但并排在一起，处于转角位的广胜隆较气派，旁边的广记借了他的势，彼此的烧鹅烧鸭在灯光下红亮红亮的争嫣斗丽，架上的油鸡像滋润的黄玉，烧猪是一块块火钻镶造的盾牌。师傅们手起刀落地切肉斩骨，一群妇女围在那里指指点点。人们被香气和闹哄哄的流光肆彩吸引，越聚越多，显得热闹非凡。后来这里变成一家银行，苍白的外墙，每次走过我就想起口袋里没有零钱，目光只顾着搜索它的提款机。我明白，建设地铁和填海工程让整个街区的结构改变了，原来的中心变成边沿地带，渐渐清冷下来，是没有什么生意好做才变成食街的，难得的是本来毫不起眼的鱼蛋粉成了引子，像火种那样把活气传下來，重燃了这条街的生命力。
　　“你不是说后来有空置的铺位吗？为什么广记和广胜隆不重振旗鼓？要是他们能经营下去，如今不是更精彩？”我说。
　　“哪有这么容易！铺位卖的时候是旧楼的价钱，重建后再买就是天价。租吧，年年加租，谁敢把手上那点钱再押下去投资！小摊小档根本没有资本，即使大铺如广记和广胜隆，也不敢轻举妄动。广记早就死了，是他女儿二姑跟一个侄仔在维持局面，卖店刚好分家。广胜隆年纪也大了，传统烧腊是很辛苦的行业，他那养子又不争气，喜欢赌钱，广胜隆买了一个铺位给他，结果输掉了。他二房生的那个男孩才几岁，其他的全是女儿，谁帮他？如果没有地产商收购，说不定他也做到儿子能接手的一天，是时间上对不上了。他还有个残障的妹妹，跛的，叫跛蓓，长得不好看，一直嫁不掉。也不知道是广胜隆还是她，看中我们店里一个小伙计，叫伍仔，你们叫他伍叔的。广胜隆愿意出一大笔嫁妆，他还是不要娶她。后来伍仔离开了药店，大家再没有听到为跛蓓提亲的事。她一直在店里帮忙，执头执尾的直到卖铺那一天，广胜隆也肯定会养她一辈子的。之后，她在附近买了一个单位自住，生活应该是挺安稳的，但没事做，在街上游游荡荡，后来得了老人痴呆症。有天我见她木无表情地坐在路边，似乎认不得人，晚境似乎挺凄凉的。”
　　我记得，小伙计是个年轻人，头发梳得油光闪亮的，模样有点像粤语片中的林家声，时常逗我们玩，讲鬼故事，吓得我们哇哇直叫才住口。或许，跛蓓在店里进进出出，是为了看见他；他跟我们胡闹，是为了避开她。说不定她一生就只喜欢这个男子，可惜店还未拆情已随风散了。
　　“说是食街，但我走来走去，也不知道买些什么。点心不对口味，没道理我也排队买鱼蛋粉吧？以前我就不常吃鱼蛋粉，这么多好吃的哪轮到它呢！这些店就没有一家像刘明记，咸点甜点都有。他那些皮蛋酥、合桃酥已没有多少人做了，更别提月饼，如今的月饼来来去去就只得那几家名店，好多创新的名堂，我都不懂。虽然我不大爱吃月饼，但我看见刘明记每年中秋节竖起的花牌就高兴，灯光灿灿的，照亮了半条街，五颜六色的饼盒堆起来，花灯似的，领月饼的人涌进涌出，多喜气洋洋！那时流行做月饼会，每个月付点钱，到了中秋节就可以拿一份月饼，单黄双黄五仁火腿净莲蓉，各种味道齐全，单盒买是很贵的。我也有做，为了送礼，那时候人家送礼也得回礼，礼尚往来嘛！刘明记也不容易，几兄弟一起经营饼店，那年代，每家都有五六个小孩，几家合起来就十多二十个了，一屋都是人，每顿饭都得开几桌，幸好他们是卖饼的，至少油盐糖是不缺的。小孩窜进窜出，人太多顾不上，谁吃了谁没吃也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拉拉扯扯的长大了。你记得吗？有一个小孩还是你同学，她一直瘦瘦小小的，不知道是否老没吃上饭的那一个，有天我在街上碰到她的母亲，聊起来，就约个时间大家都把女儿带出来喝早茶，让你们见见面。”
　　我当然记得！奇怪的是，几十年之后，我的小学同学还是梳着那个发型，看起来还是那个神情，以致我极其迷惑，不知道时间究竟有没有过去。她坐在我旁边，是这样的亲切，这样的熟悉，让我错觉喝完早茶之后要跟她一起回学校上课。
　　“可是，一条街怎能只卖食物？虽然人人都喜欢吃，除了吃，还有其他的需要呀。以前街上什么行业都有，像培记，从针线文具化妆品，到裁剪纸样小刀小钳，床单被套花边丝带，只要讲得出来的东西，几乎都有，方便不少街坊，如今我的衣服掉了钮扣，真的不知道去哪里配呢！你说，有什么道理，经营了几代人的金铺，都敌不过卖咖喱饭的？老金铺曾经多么兴旺！哪家人没有小孩满月年轻人嫁娶老人家做寿？谁不要弄点金器？还有渔民吃了我们的药，病好了特别去金铺打一对金牙签答谢呢！拆楼之后太子爷一搬再搬，最后搬到西湾河，我每次经过都会跟他聊几句，我有一对耳环还特别拿去给他镶的，从跟他父亲打交道到看着他接管生意，再看着他关门，那心情真的讲不出来。不是到处都有金铺吗？不是游客都来买金吗？为何他就做不下去？再说药店，街上本来有三家中药店，一家生草药，街坊生病，三更半夜拍门，都有人应门卖药的。如今一家都没有，有事，要捱到第二天看医生，或自行去急诊室。要说人们都不看中医了，电视上又有这么多节目介绍中医养生的好处，那时没有人介绍反而到处都有药店。其实拆迁之后，我也劝过你父亲回去再开一间小药店，做惯做熟，跟行家赊货也容易，可是他不听我的。米铺杂货铺也不见了，油盐酱醋全都要去超市买，超市的东西不可靠，放在那里任人挑挑拣拣的，都不知道有没有变坏，全都要自己看货品的有效日期，我哪看得清楚！问人又找不到人，以前哪用这么麻烦！我买蛋，只要跟卖蛋妈说：给我挑几只好的，几十年，我没买过一只坏蛋，后来她搬了……”
　　我不敢再答腔。母亲那装满回忆的柜子似乎摇摇欲坠，里面的东西纷纷掉落，看样子，她有点忙不过来，我犯不着再提醒她还有什么要收拾，怕她招架不住，晚上睡梦中还翻箱倒箧的在忙，累坏了。
　　（选自香港《香港文学》201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