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本已经“休息”一年半了。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后，他的中学阶段结束了，他迎来了无限的自由。凭借毕业证书上的成绩，他可以申请大学，而且这个成绩终生有效，这意味着他并不需要马上开始学业。本可以去遥远的国家旅游，完成实习，做各种尝试，也可以开始大学生活或参加一项培训。他可以做一切可能的事情。“然而问题是，究竟该做什么呢？”本说。
　　自2017年3月离校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但是毫无结论，因此他决定干脆先什么都不做。“我只是还没有任何计划。”本不想向媒体透露自己的真名，他并不为自己无所事事的状态感到自豪。有些人甚至将高中毕业考试后的这种休息期称为“自愿厌世年”。
　　现在，本家里没有其他人，他的父母去工作了，姐姐在实习。“她也正处于寻找人生方向的阶段。”除本之外，家里只有一条狗。本已经遛过狗了，也像每天早上一样用吸尘器做了清洁，之后他还会去参加足球训练或是去健身俱乐部，在网飞上看电视剧。“我其实每天都没闲着，”本说，“但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程表。”
　　本这代人大都享有所谓的“缺口年”。它是指高中生在毕业后不是直接开始下一阶段的人生，而是让自己享受一年的“空白期”——至少一年。本的故事告诉我们：这种“缺口年”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懒散放松。这个社会一方面给它的青少年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对他们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于是，明日的“效率之星”选择先成为一个“避世者”。

　　这个社会一方面给它的青少年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对他们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于是，明日的“效率之星”选择先成为一个“避世者”。

　　2001年，在本还是儿童时，德国经历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带来的震惊，开始了一些教育改革，致力于让学生学得更快更多，以跟上国际水平，应对国际竞争。“社会节奏的加快影响了整个教育体系。”梅拉尼·博文-施马伦布洛克和提里·勒克斯在他们为德国青少年研究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道。孩子们的入学年龄提前了，在以上大学为目标的文理中学中，学制也从九年降到了八年。这样年轻人可以更早地进入职场，以填补专业劳动力的空缺，为养老体系付费。
　　引人注目的是，如今很大一部分青少年都不愿再迎合这种期望。两位作者表示：“目前的趋势是，比起以前，最近几年的中学毕业生需要更长时间来开始一项职业培训或大学学业。”
　　市场调查研究所“趋势”（Trendence）的一项研究表明，约一半学生在高中毕业考试后开始了一年的“空白期”。很多人出国旅行，在法国做交换生，坐火车环游欧洲，有些则自愿做一年公益，总之绝对不是无所事事地懒散放松。梅拉尼·博文-施马伦布洛克和提里·勒克斯表示，“缺口年”常常是毕业生们特意安排好的，“很有意义，能加到简历中去”。
　　这些毕业生想结识保护环境的志同道合者，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找到人生的方向，变得成熟，或者只是想装饰一下自己的简历，以便找工作时能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很多服务商也开始提供价格不菲的异国体验，比如在亚洲照顾孤儿，或是在塞舌尔群岛拯救海龟。
　　本没有去往远方，他选择了宅在家里，虽然他本是全球化劳动市场的完美候选人。他5岁入学，17岁通过高中毕业考试，一直都是好学生，在双语环境中长大，上的也是双语的八年制文理中学，参加了德法双语的毕业考试。
　　“为准备毕业考试而学习的过程十分艰苦，”本说，“有很多难啃的学习资料。”高中时，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毕业后的生活。就在几年前，像本这样的毕业生还别无选择，只能去服兵役，但2011年德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这种状况也就随之结束了。同时中学学制也变短了。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上八年文理中学的毕业生比上九年的更加迷茫。他们在大学第一年更频繁换专业，也更容易完全中断学业。专家也将之归因于中学时代的压力和多年的疲惫状态。
　　但其实每个青少年的感觉都不尽相同。本觉得他的中学时代并没有压力很大，但他到最后已经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了。“我只是不再有学习的动力，希望能尽快通过毕业考试。”本说。他坦承：“现在我很后悔。如果我年龄大一些，可能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考试为何如此重要，从而更加专注地学习，更好地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问题。”不管怎样，他毕业证书上的总成绩——3.1分（德国实行6分制，1分为优秀，4分为及格）——比他以往的成绩都要差。

　　本原来是打算去上大学的，但他觉得很难选出适合自己的专业，而他的成绩也让他选择的可能性不多，如果他还想待在朋友和家人身边的话就更是如此。
　　“我本想去学企业经济学。”本说。他也发出了申请，但是被拒绝了。他表示：“私立高校也有十分有趣的专业，但是由于上大学意味着一笔很大的支出，如果我无法确定我会学完这个专业，就不想把学费负担加在父母身上。”另一种选择是学习一种语言，本觉得他在马耳他参加的为期三个月的语言课“超级酷”，是他“缺口年”中的亮点。那之后很多天他都在不断询问自己：“我想做什么工作？”

　　家人，朋友，健康——对我来说这些是最重要的。

　　“在大学和职業培训方面，很多选择都让人摸不着头脑。”教育研究者克劳斯·胡乐尔曼说。有些人会迷失在这种混乱中。同时，很多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都非常迷茫，也是因为他们对不得不妥协感到不满。“对很多人来说，工作的意义绝对不仅仅是挣钱。”这位科学家说。一份职业应该充满意义，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应该足够灵活，尽量不要太过艰辛或需要上夜班和加班。“这样，期望的清单就会越来越长，和严酷的现实情况不符。”胡乐尔曼说。他认为毕业生常常会将职场生活想象得太过美好，对企业抱有太高的期待。 　　本则更倾向于认为，在职业选择上，社会比父母给了他更大的压力。“毕竟人们问对方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你是做什么的？’我们也常常会依据职业评价一个人，比如税务官很快就会被认为是无趣的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归类。”
　　本认为这不正确。他当然希望做一份让自己开心的工作，但是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家人，朋友，健康——对我来说这些是最重要的。”他说。也因此他想留在家乡，而不是作为“全球公民”為了工作在各个国家飞来飞去。
　　根据Shell青少年研究报告，超过90%的德国青少年认为将来不能因为工作而太亏欠家庭和孩子，认为有必要为取得职场成就而加班的受访者只占不到一半。
　　胡乐尔曼说，与深尝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艰难，乐于做出成绩，内心总是紧绷着一根弦的千禧一代不同，接下来的这代青少年大多无法接受任何“职业倦怠期”。
　　“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想每周7天、全天24小时供老板差遣。”胡乐尔曼说，“他们不想做无谓的牺牲，而是会设定界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抗议来自社会的过高期望。”
　　但是心态放松的真的只有青少年吗？马尔堡社会学家马尔汀·施罗德对此表示怀疑。“应该说是社会总体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对青少年产生了影响。”很多成年人都希望更多地关注生命的意义，为个人生活留出更多时间。
　　施罗德指出，我们的社会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希望休公休假的雇员，想利用育儿假去环球旅行的家庭，想将工资补贴转化为休假的罢工者，以及关于慢生活和工作生活平衡的探讨。
　　显然，只要经济条件允许，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抗拒并质疑这个效率指向型社会的要求。作家比约恩·克恩的《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无所事事》一书已经再版了六次，书中的主要观点就是：“无所事事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事情都不做，而只意味着我不做错误的事。”
　　这句话感觉就像20岁的路易斯可能说出的。这是个化名，他住在离本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几乎两年的时间，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打点零工，玩点音乐，试图上网找出自己最适合做什么工作，并且能在哪儿接受相关培训。“我不想随便学习某个专业，以便将来凭此随便做点什么工作。”路易斯说，“那样我会不开心，早晚会退学。”
　　“他的这种态度有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忍受。”路易斯的母亲说。她的丈夫是个工作狂，她自己的工作压力也很大。除了路易斯外，他们还得照顾两个更小的孩子，支撑起一个五口之家。
　　路易斯的父母都是学者。“我很难想象无所事事的状态。”母亲说。她表示工作和家务有时会太多，导致她的生活压力非常大。
　　和很多父母一样，路易斯的父母奉行自由主义精神养育孩子，并不期待他们一定要上大学。他们不会对孩子们染成绿色的头发和鼻环感到震惊，也决定让儿女自由选择职业，但是“无所事事”的状态仍然让他们很难接受。而恰恰是这些父母的孩子乐于享有“空缺年”，可能并不是巧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抗议或挑衅吗？
　　“不，和这些都没关系。”路易斯说，“我只是和我的母亲不一样，我更加放松，不会让自己有压力。我的母亲则总是会制定计划，就是在休假时也不能安静躺在沙滩上。”在他这样说时，他的母亲大笑道：“是这样没错。我当然也会问自己，在这方面，我们为自己的孩子做出了怎样的榜样。”对她来说，凭感觉行事，悠悠闲闲，毫无计划……这些都很难想象。高中毕业之后，她在国外学了外语，然后十分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出于对新知的好奇，但也是带着如果不这样做就很难找到工作的想法。
　　儿子的冷静曾让她愤怒。“同时我也可能还有些嫉妒他，因为我想：‘我也想有点自己的时间，想想我到底想要什么——是的，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尽管如此，她还是给了儿子一年的“寻找期”，她自己却因此觉得压力很大。“熟人告诉我，他们不会同意孩子这样做。毕业后，孩子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唯独不能什么都不做。很早就对孩子期望很高的家长常常抱有这种想法，却只给孩子很少的独立空间。他们会管孩子的家庭作业，让孩子上无数个兴趣班。”
　　她的朋友为女儿申请了做一年社会福利志愿者，虽然这个女孩完全是不情不愿的态度。“一个邻居和他儿子断绝了关系，把他赶了出去。”这位母亲讲述道，“我觉得这样做太冷酷无情了。”
　　父母面对无所事事的孩子该作何反应？对此没有标准答案。路易斯的母亲肯定是不想和他断绝关系，但是也不会无条件地让他寄生在家里。她通过WhatsApp给路易斯写了一个“待办任务清单”，向他施加压力，每周至少问他一次目前的计划。
　　只要想到这件事，路易斯就有些烦心，但他仍然承认：“那之后我就知道了，我的‘寻找期’差不多是该结束了。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我的父母给了我这段时间，现在我已经找好了大学和专业。”作为一名大一新生，他当然也还需要做些“无聊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正确的事情。”
　　本还没有到这一步。“我原以为，说不定何时就会出现灵感，然后我就会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这灵感就是迟迟没有出现。”后来，他决定接受成为批发和外贸商的培训。这不是他的梦想职业，但是很实用。近几周以来，他每天都要花3～4小时写求职信。但是他说：“我觉得无比困难。也许第一句话就错了，或是表达有问题，然后我立刻就被淘汰掉了。”19岁的他对工作的期待很高，同时又很担心自己因不满足要求而被拒绝，因此有些求职信他根本就没有寄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每月，本会在餐馆打几天工。他的朋友们目前都已经“在做点什么”了。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失去了一年的生命。”
　　本很沮丧，但是现在他至少有了变得积极主动的强大动力和下定决心的勇气，哪怕是错误的决定。在谈话的最后，他终于透露自己目前已经有了多个计划。计划A：成为公务员。计划B：学习语言。计划C：做一年的社会福利志愿者。
　　但所有这些他都不愿意告诉别人，也许也是因为压力太大。“我的母亲最近庆祝了她的生日，我感觉所有25个客人都真的很想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仿佛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问题可以问了。我很平静也很耐心地给出了我的标准答案：‘我还没有计划。’”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责任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