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意识
　　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务实坦诚，报告在阐述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和部署今年工作的同时，不回避、不掩饰当前我们面临的各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可以说，报告的基调充满着危机意识。
　　危机感来自于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中国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率先成功地渡过危机的侵袭，而备受国内外赞扬，并把中国这套应对危机的做法和手段总结为一种可以输出的“中国模式”。
　　客观而言，从人类文明史的意义来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历史都非常庞大和悠久的国家，有必要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创造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和特点，又有一定推广价值的“中国模式”，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改革30余年中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实施的一套做法和手段，还远未到可以成为模式的时候。过早地陶醉于模式的建构中，只看到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些非常手段而取得的成绩，看不到或少看到这些非常手段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及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某种意义上，无异于掩耳盗铃。
　　并不夸张地说，过去30余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强化政府作用乃至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几乎耗尽了大自然和人们本身的潜能，留下了环境赤字和权利赤字，致使人与环境、人与人、民与官之间陷入了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如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层出不穷的矿难和安全事故，谈虎色变的食品，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腐败的蔓延，道德的溃败，人口危机……等等，并最终以社会群体抗争的形式涌现出来。
　　
　　坦承缺点和不足
　　以投资和增长的关系为例，中国30余年的高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投资，这在最近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4万亿政府投资扩张及为此配套的宽松货币发行为保经济有一个快速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且不论由此产生的“国进民退”，在当前这种只问投资规模而少问效益的体制机制下，它势必会产生宏观调控的两难局面：要大规模刺激经济，必然会导致货币的扩张，而货币的扩张，又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这就是去年物价调控未能完成预期目标的原因；但如果不采取扩张的刺激政策，紧缩货币，物价虽然能够控制，又可能产生经济增速的下滑后果。
　　从中国2011年的情况看，下半年物价的回落还不能单纯看作是货币发行由宽松转向稳健的结果，更多的是对物价和房价的行政管制所致；因此，对2011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经济增速跌破9%，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刺激政策趋向正常的结果，而可能更多显示出政府在现有体制下将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模式发挥到极致，透支了未来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
　　道理很简单，任何政策工具和手段的运用，都是有成本的，非常时期包括投资在内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它的成本也肯定要超过正常情形下采取的一些措施。
　　正因为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外压力、困难和挑战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所以，报告在回顾2011年的政府工作时，能够坦承政府工作之不足，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首次下调到8%以下。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要坦然地承认自己工作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实地向人民汇报哪些工作未能做好，没有完成预定目标，是要些勇气的—在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表现出这种难能可贵的坦诚。
　　另外，以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力和掌握的资源，尽管扩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在递减，但要使今年经济增长达到8%，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这样一来，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保增长中，就势必会减少用于民生和其他方面的支出，这于社会的全面和平衡发展是不利的；其次，它还会进一步扭曲经济中已经失衡的各种关系，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要实现起来更加困难；第三，由于中国政治中存在“上行下效”的传统，中央政府如果为保增长而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这无异于为地方政府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增长目标而大开方便之门，政治效果很不好。
　　从上述两点，人们就可以看出一个诚实的、负责任的政府的可贵。
　　
　　有些问题和挑战并非不可避免
　　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学界比照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来形容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麻烦和困难。中国是否必然也会遇到这个陷阱，笔者看不一定。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的问题都不是现在才有的，从中国30年前开启转型过程就陆续产生。因为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程，它不是简单的某一社会现象的变化，而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在内，是这样一个整体、全面的发展与变迁。
　　历史表明，这种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动，并不都一帆风顺，而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何况中国的转型是一个双重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像中国这样的双重转型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独一个”，历史提供不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经验，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因此，失误也就不可避免。
　　但我们说，承认转型给中国带来非常艰难和严峻的挑战，并不等于有些问题和挑战就不可避免。这里的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转型向广度和深度进展时，本该开展的一些改革或者成为改革对象的一些事物迟迟推行不下去，甚至借着外围的危机和内部的困难而回潮。如政府刺激经济的发展方式，从改革之初就很明确，要减少政府的作用，后来更明确提出政府应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但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改革过程中一直没有削弱过，而在金融危机后，更是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挥到一个极点。
　　另一方面，随改革而来的利益的生成以及权利意识的提升，再加之现在信息的开放，以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在人们的心里已经种下，这使得人们对过去种种侵犯个人权益和福祗的行为的容忍度大大降低，可政府的治理方式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导致现实中种种矛盾和暴力行为的发生，无疑也给政府的管制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假如政府的作用不随危机而强化，假如政府的治理手段能够顺应人们权利增强的事实，虽说问题可能还会存在，但程度肯定会大大降低。
　　因此，要解决因改革滞后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唯有继续推进改革。
　　
　　改革成功本身就是对完全政府主导的否定
　　这就有必要对中国前期改革相对成功进行一个客观分析。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概括，其中一个重要和关键的方面，是对政府作用的高度肯定。但只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看法就无法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而中国前期改革为什么成功。因为不管再怎么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实际所起作用也比不过计划时期。所以，中国改革本身，就是对完全政府主导作用的一个否定。
　　真实情况是，中国前期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放权让利和多种所有制的出现。由于放权让利，过去那种被意识形态和计划机制压制的牟利冲动释放了出来，国家很大程度上也退出了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致使社会和个体获得了更大更多的自主权，以及较多的独立自由的空间，从而使得被禁锢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改革到后来之所以停滞不前，也在于国家在放权的过程中，其政治结构和政府职能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行相应改革，相反，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手中更有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实行干预。换言之，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并没有伴随政治的民主化改革，使得社会能够监督和约束政府过大的权力。
　　对中国改革经验的这个简要分析告诉我们，改革要取得突破，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约束政府的冲动，在人们获得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而这必然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在内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而不会是单一的经济改革。因为只有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组织化、中产的公民化才能有效约束政府。因而，未来的改革一定要以宪政、民主、法治、市场为目标。这也就是报告特别强调改革的原因，用专节阐述改革的重要性和对改革的部署，并特别指明要推进政府的改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民生保障，前提是必须对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和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这样开出的药方才不会因罔顾真实情况而无效，甚至起反作用。换言之，中国要加强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前提是判断的准确性。而要对事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就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恣意骄纵从来都不能正确地认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