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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开展了对嫌犯的捉拿工作。1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全世界公布了两名嫌犯的照片及视频。19日，主要嫌犯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被击毙。19日晚，另一名嫌犯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塔梅尔兰的弟弟，在波士顿郊区水镇被抓捕，焦哈尔因受伤而大量出血，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
他们是怎样走向极端道路的
案件侦破后，对于两名主要嫌犯的生平与作案动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察尔纳耶夫兄弟来自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于2003年左右移居美国。
哥哥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1986年生，在波士顿邦克山社区学院的工程学专业学习，平常酷爱拳击，经常参加拳击比赛。2007年，塔梅尔兰获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
焦哈尔，塔梅尔兰的弟弟，1993年生，在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学习，曾是大波士顿联盟冬季摔跤明星班的一名成员。2011年，剑桥市还曾授予了他奖学金。2012年，焦哈尔成为美国公民。在同学眼里，焦哈尔是一位非常惹人喜爱、懂礼貌、对人友善、值得尊敬的孩子。焦哈尔的父亲称他为“真正的天使”。
对于兄弟俩制造了爆炸案，他们的叔叔感到很震惊。
兄弟俩是怎样走向极端化道路的？
塔梅尔兰2003年从达吉斯坦移居美国时，并不信奉宗教。他酷爱拳击，并梦想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他的行为有点放荡不羁：酗酒、抽烟，戴着反光的太阳镜，穿着紧身的牛仔裤，颇像个皮条客。他还能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一次，在等待报名参加拳击锦标赛时，他坐在了钢琴前，即兴演奏了20分钟的古典钢琴曲，引来了阵阵掌声。
慢慢地，塔梅尔兰周围的人感觉到了他的变化。他停止了抽烟和酗酒，并开始抱怨美国政府。他开始学习《可兰经》，拳击生涯也进入了死胡同。尽管他和一位美国姑娘结了婚（后来他的妻子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可是他变得愈来愈封闭与孤立，他曾经对别人说，他没有美国朋友。很快他在穿着上的浮华做派也没了踪影，有时还蓄起了胡须。他变得非常易怒，甚至逐渐有些挑衅，尤其是在宗教与社会问题上。
2011年，塔梅尔兰与他现居住在达吉斯坦的母亲的一段电话交谈被俄罗斯安全部门录了下来。在这段谈话中，他们谈到了伊斯兰圣战。为此，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曾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警告“塔梅尔兰有极端主义倾向”。
那时，美国联邦调查部门也开始对塔梅尔兰做出评估。虽然没有公开对他进行审讯，但也对其进行了调查，判断他是否是潜在的威胁。联邦调查局在联邦反恐数据库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网页中曾撞见过塔梅尔兰的名字，并且核实了他的电话纪录，看他是否与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电话。在对他分别采取了十种不同的调查步骤后，联邦调查局结了案，下结论说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迹象，他不是威胁。
2012年1月，塔梅尔兰曾回到达吉斯坦。他回去的真实目的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他的父亲说他曾访问了当地一所在达吉斯坦共和国伊斯兰战士中深受欢迎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清真寺。目前美国正在调查塔梅尔兰是否与当地的一些激进分子进行了接触，包括一名加拿大裔俄罗斯拳击手，他在2012年7月14日与俄罗斯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而就在该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塔梅尔兰回到了美国。
塔梅尔兰的这次海外旅行并未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当他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美国国土安全部通知了波士顿联合反恐部队，那里的一名特工在审查自动警报后，未采取任何行动。
在回到位于波士顿剑桥市的家中后，塔梅尔兰偶尔会去参加波士顿清真寺伊斯兰社团活动。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激进主义分子，他似乎对清真寺任何一点现代化的事务都不能容忍。11月中旬，当阿訇在每周的祷告时间说“穆斯林可以庆祝美国世俗的节日，如7月4日美国独立日和感恩节”时，塔梅尔兰突然站了起来，斥责说这是伊斯兰教义所禁止的。在布道结束后，他继续与布道者争论着这一话题。两个月后，在马丁·路德·金日即将到来前的一个星期五，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节日，塔梅尔兰与阿訇发生了一次大的冲突。在被清真寺警告：要么不能打断布道，要么不能出席清真寺活动的情况下，塔梅尔兰选择了前者。
也许，更加能够说明情况的是塔梅尔兰在互联网上的一些行为。2012年8月，他创建了YouTube账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在账户上发布了几个宣扬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的录像。其中一个以“恐怖分子”为标题，另一个讲述了伊斯兰圣战组织战士庆祝击败异教徒的故事。从现在来看，如果是一名很警觉的特工，很容易从中发现危险的信号。
可惜的是，在爆炸案发生前，对于塔梅尔兰的这些行为，联邦调查局并不知道。美国有官员认为，塔梅尔兰的激进意识是自发产生的，即他的世界观，是通过在网上所看到的，以及他所了解到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一些作为而形成的。塔梅尔兰的弟弟焦哈尔被捕后在医院的病床上曾对调查人员透露，他和哥哥的行为是被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所诱发的。
据透露，塔梅尔兰所形成的政治理念很有可能在老家达吉斯坦的一所清真寺里得到了强化。在塔梅尔兰回家休假的六个月时间里，他曾专门拜访了这所清真寺。那里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很快就会崩溃，不复存在”。“阿拉伯的哈里发统治了多少年？几百年。哈里发是一个完美的统治者，现在美国只是拥有强权，明天就会垮塌”等等。
爆炸案为什么会发生
从塔梅尔兰走向极端主义道路的过程能得出怎样的结论，目前还没有答案。是否应该对塔梅尔兰进行监控或采取行动，一直是当前美国政府热议的话题。波士顿爆炸案有点像9.11的一次重演，有人指出，美国情报部门与执法部门缺乏沟通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此外，爆炸案的发生还反映出美国在反恐上存在信息过量的问题。2011年春天，当俄罗斯人把塔梅尔兰当成一个潜在的隐患时，美国官方也把塔梅尔兰的名字列入了国际反恐中心恐怖分子的数据库中。但是，在这份有超过74万个名字的名册中，数据库更多地变成了一个跨部门的垃圾场。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是，为了识破他们兄弟的计划，调查人员能够多大程度地介入塔梅尔兰的私人生活。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划分了隐私与安全的界限，增加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新的规定打破了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犯罪与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调查之间的界限，允许联邦调查人员动用一切权限，即授予刑事犯罪官员与国家安全官员二者的权限，搜索恐怖分子。为了在恐怖分子计划实施前识破他们的计划，政府还赋予联邦调查局权力，可以进行更加积极与先发制人的调查，联邦调查人员可以在证据很不充分时采取行动。这一变化虽然很少有人注意，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奥巴马上任后，来自国内的恐怖威胁逐渐增多。9.11后，美国当局破获了21起受伊斯兰圣战思想影响的美国本土的恐怖计划以及两次袭击。从2009年5月到2012年12月，美国执法部门实施了42次逮捕。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消灭本土穆斯林极端分子是奥巴马团队的核心原则，但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广大穆斯林的信任。况且，“消灭基地组织那些荒诞谬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赢得其他广大的穆斯林”，奥巴马的白宫幕僚长麦克唐纳说。
这一看法和立场形成了2011年新的调查行动指导原则。事实上，美国裔穆斯林对于所谓的种族与宗教调查早已不满。就在2011年年初，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起诉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它雇用秘密特工，潜入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所清真寺任意进行监控，破坏了当地穆斯林的公民权和隐私权。在奥巴马颁布的新指导原则下，一名特工，即使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有异常情况将发生，要在清真寺“侦查、获得、利用”涉及国家安全实际或潜在威胁的信息时，必须要得到当地负责该地区特工的批准。如果想秘密进行，还必须获得华盛顿一个新组建的特别委员会的批准。
自由还是安全？
华盛顿特别委员会是在联邦调查局对塔梅尔兰进行核查之后成立的。联邦调查局对塔梅尔兰进行核查是在2011年的春夏。那次在对塔梅尔兰进行评估时，联邦调查局并未对他进行监控、四处搜寻证据或与知道他的人进行交谈。如果联邦调查局再逼紧些、甚至找到些证据，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允许，对他的电话进行监听，或许事情就不会发生。
但是，要对塔梅尔兰采取怎样的监控措施才能够识别像他这样处于萌芽状态的极端分子？据透露，去年纽约警察局情报中心雇用了不同类型的秘密官员，混入到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校园，在一些可以与潜在极端分子挂上钩的热点场所，如咖啡馆、清真寺以及其他一些当地住所，寻找蛛丝马迹。
有可能，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暴露像塔梅尔兰这样的极端分子。但是这种集中的、大范围的侦查活动的成本很高，不仅会招来强烈的抗议，而且是以警察局在当地穆斯林中的信任作为代价。一名纽约警官坦承“纽约市警察局的这一计划并没有给恐怖主义调查活动提供任何线索”，“相反还让那些遵纪守法的穆斯林蒙受了耻辱”。也正因此，波士顿的警察局称它不会对穆斯林的礼拜活动进行监控。
美国白宫也坚持认为，与穆斯林进行合作对于发现极端分子是至关重要的。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没有什么能够替代让穆斯林自己站出来”。2010年11月在俄勒冈波特兰发生的事情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地一位十几岁孩子的父亲向警方暗示，他的儿子固恋上了伊斯兰圣战运动。正是有了这一线索，警方才挫败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因此，奥巴马鼓励政府应该继续与一些有潜在倾向、容易产生自发性极端分子的社区进行接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律的范畴与适当的程序下进行。
从波士顿爆炸案可以得到什么教训是美国当前热议的话题。可是，许多美国人表示，相对于绝对的安全，他们更加关心对自由的保护。虽然过去十年，人们对于安装公共监控摄像头表示出更多的支持，但是当前，美国人比过去更加担心政府对他们隐私权会造成破坏。
是否能够得到绝对的安全？多数美国人认为，如果用自由与安全进行交易，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更多的法律诉讼。可以想象，美国公众将会比现在更加珍视他们的权利。当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阻止不合理调查行动的同时，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对于一个孤独的、可以从高压锅里制造出炸弹的作案者，怎样才是合理的调查？宪法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如何给予人民平等的保护。如果宪法仅仅将调查的目标锁定在与阿訇决裂的穆斯林，而放任与牧师存在意见分歧的基督徒，这样公平吗？
美国许多情报机构的专业人士都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阻止每一个校园枪击者一样，我们也不会轻易逮捕每一个具有暴力倾向或拥有爆炸物的人，我们拒绝政府轻易地就能窥探我们的电子邮件或电话记录，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存在极其微小可能会造成伤害的场所进行监视是错误的。“爆炸案也许是可以阻止的，但却是难以避免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海顿认为。美国人正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努力寻找平衡。
中美鹰派学者清华论剑
2013年4月24日至27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邀请美国2049 计划研究所代表团来华访问。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前副国家情报总监及前六方会谈美方代表狄传尼、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前国防部中国处处长石明凯、前助理国务卿高级顾问艾雪、美台商会现任主席韩儒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主任洛曼等。24日，代表团在清华大学出席了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4月24日的学术研讨会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和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联合主持。孙哲教授邀请多位国内一流学者参会、与美方对谈，包括国际关系著名学者阎学通教授、中美关系资深专家陶文昭研究员和周世俭研究员、台湾问题资深专家许世栓研究员、防务安全专家朱成虎将军、国家组织法与港澳台法专家王振民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先生等。会议分别就“亚太局势与美国再平衡战略”、“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议题展开讨论。
这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继多次举办在中美两国都产生积极影响的美国高级官员培训班之后，再次主办的极具创新和挑战意义的两国鹰派学者面对面的学术研讨会。
孙哲教授表示，在密切接触、急切调试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必须直面美国国内的不同声音，特别是美国两党在亚太的考虑，从而为中美关系得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怪圈、持续稳定发展做好充分的长期准备。
他们是怎样走向极端道路的
案件侦破后，对于两名主要嫌犯的生平与作案动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察尔纳耶夫兄弟来自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于2003年左右移居美国。
哥哥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1986年生，在波士顿邦克山社区学院的工程学专业学习，平常酷爱拳击，经常参加拳击比赛。2007年，塔梅尔兰获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
焦哈尔，塔梅尔兰的弟弟，1993年生，在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学习，曾是大波士顿联盟冬季摔跤明星班的一名成员。2011年，剑桥市还曾授予了他奖学金。2012年，焦哈尔成为美国公民。在同学眼里，焦哈尔是一位非常惹人喜爱、懂礼貌、对人友善、值得尊敬的孩子。焦哈尔的父亲称他为“真正的天使”。
对于兄弟俩制造了爆炸案，他们的叔叔感到很震惊。
兄弟俩是怎样走向极端化道路的？
塔梅尔兰2003年从达吉斯坦移居美国时，并不信奉宗教。他酷爱拳击，并梦想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他的行为有点放荡不羁：酗酒、抽烟，戴着反光的太阳镜，穿着紧身的牛仔裤，颇像个皮条客。他还能拉小提琴和弹钢琴。一次，在等待报名参加拳击锦标赛时，他坐在了钢琴前，即兴演奏了20分钟的古典钢琴曲，引来了阵阵掌声。
慢慢地，塔梅尔兰周围的人感觉到了他的变化。他停止了抽烟和酗酒，并开始抱怨美国政府。他开始学习《可兰经》，拳击生涯也进入了死胡同。尽管他和一位美国姑娘结了婚（后来他的妻子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可是他变得愈来愈封闭与孤立，他曾经对别人说，他没有美国朋友。很快他在穿着上的浮华做派也没了踪影，有时还蓄起了胡须。他变得非常易怒，甚至逐渐有些挑衅，尤其是在宗教与社会问题上。
2011年，塔梅尔兰与他现居住在达吉斯坦的母亲的一段电话交谈被俄罗斯安全部门录了下来。在这段谈话中，他们谈到了伊斯兰圣战。为此，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曾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警告“塔梅尔兰有极端主义倾向”。
那时，美国联邦调查部门也开始对塔梅尔兰做出评估。虽然没有公开对他进行审讯，但也对其进行了调查，判断他是否是潜在的威胁。联邦调查局在联邦反恐数据库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网页中曾撞见过塔梅尔兰的名字，并且核实了他的电话纪录，看他是否与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电话。在对他分别采取了十种不同的调查步骤后，联邦调查局结了案，下结论说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迹象，他不是威胁。
2012年1月，塔梅尔兰曾回到达吉斯坦。他回去的真实目的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他的父亲说他曾访问了当地一所在达吉斯坦共和国伊斯兰战士中深受欢迎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清真寺。目前美国正在调查塔梅尔兰是否与当地的一些激进分子进行了接触，包括一名加拿大裔俄罗斯拳击手，他在2012年7月14日与俄罗斯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而就在该事件发生后的两天，塔梅尔兰回到了美国。
塔梅尔兰的这次海外旅行并未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当他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美国国土安全部通知了波士顿联合反恐部队，那里的一名特工在审查自动警报后，未采取任何行动。
在回到位于波士顿剑桥市的家中后，塔梅尔兰偶尔会去参加波士顿清真寺伊斯兰社团活动。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激进主义分子，他似乎对清真寺任何一点现代化的事务都不能容忍。11月中旬，当阿訇在每周的祷告时间说“穆斯林可以庆祝美国世俗的节日，如7月4日美国独立日和感恩节”时，塔梅尔兰突然站了起来，斥责说这是伊斯兰教义所禁止的。在布道结束后，他继续与布道者争论着这一话题。两个月后，在马丁·路德·金日即将到来前的一个星期五，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节日，塔梅尔兰与阿訇发生了一次大的冲突。在被清真寺警告：要么不能打断布道，要么不能出席清真寺活动的情况下，塔梅尔兰选择了前者。
也许，更加能够说明情况的是塔梅尔兰在互联网上的一些行为。2012年8月，他创建了YouTube账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在账户上发布了几个宣扬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的录像。其中一个以“恐怖分子”为标题，另一个讲述了伊斯兰圣战组织战士庆祝击败异教徒的故事。从现在来看，如果是一名很警觉的特工，很容易从中发现危险的信号。
可惜的是，在爆炸案发生前，对于塔梅尔兰的这些行为，联邦调查局并不知道。美国有官员认为，塔梅尔兰的激进意识是自发产生的，即他的世界观，是通过在网上所看到的，以及他所了解到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一些作为而形成的。塔梅尔兰的弟弟焦哈尔被捕后在医院的病床上曾对调查人员透露，他和哥哥的行为是被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所诱发的。
据透露，塔梅尔兰所形成的政治理念很有可能在老家达吉斯坦的一所清真寺里得到了强化。在塔梅尔兰回家休假的六个月时间里，他曾专门拜访了这所清真寺。那里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很快就会崩溃，不复存在”。“阿拉伯的哈里发统治了多少年？几百年。哈里发是一个完美的统治者，现在美国只是拥有强权，明天就会垮塌”等等。
爆炸案为什么会发生
从塔梅尔兰走向极端主义道路的过程能得出怎样的结论，目前还没有答案。是否应该对塔梅尔兰进行监控或采取行动，一直是当前美国政府热议的话题。波士顿爆炸案有点像9.11的一次重演，有人指出，美国情报部门与执法部门缺乏沟通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此外，爆炸案的发生还反映出美国在反恐上存在信息过量的问题。2011年春天，当俄罗斯人把塔梅尔兰当成一个潜在的隐患时，美国官方也把塔梅尔兰的名字列入了国际反恐中心恐怖分子的数据库中。但是，在这份有超过74万个名字的名册中，数据库更多地变成了一个跨部门的垃圾场。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是，为了识破他们兄弟的计划，调查人员能够多大程度地介入塔梅尔兰的私人生活。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划分了隐私与安全的界限，增加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新的规定打破了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犯罪与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调查之间的界限，允许联邦调查人员动用一切权限，即授予刑事犯罪官员与国家安全官员二者的权限，搜索恐怖分子。为了在恐怖分子计划实施前识破他们的计划，政府还赋予联邦调查局权力，可以进行更加积极与先发制人的调查，联邦调查人员可以在证据很不充分时采取行动。这一变化虽然很少有人注意，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奥巴马上任后，来自国内的恐怖威胁逐渐增多。9.11后，美国当局破获了21起受伊斯兰圣战思想影响的美国本土的恐怖计划以及两次袭击。从2009年5月到2012年12月，美国执法部门实施了42次逮捕。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消灭本土穆斯林极端分子是奥巴马团队的核心原则，但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广大穆斯林的信任。况且，“消灭基地组织那些荒诞谬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赢得其他广大的穆斯林”，奥巴马的白宫幕僚长麦克唐纳说。
这一看法和立场形成了2011年新的调查行动指导原则。事实上，美国裔穆斯林对于所谓的种族与宗教调查早已不满。就在2011年年初，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和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起诉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它雇用秘密特工，潜入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所清真寺任意进行监控，破坏了当地穆斯林的公民权和隐私权。在奥巴马颁布的新指导原则下，一名特工，即使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有异常情况将发生，要在清真寺“侦查、获得、利用”涉及国家安全实际或潜在威胁的信息时，必须要得到当地负责该地区特工的批准。如果想秘密进行，还必须获得华盛顿一个新组建的特别委员会的批准。
自由还是安全？
华盛顿特别委员会是在联邦调查局对塔梅尔兰进行核查之后成立的。联邦调查局对塔梅尔兰进行核查是在2011年的春夏。那次在对塔梅尔兰进行评估时，联邦调查局并未对他进行监控、四处搜寻证据或与知道他的人进行交谈。如果联邦调查局再逼紧些、甚至找到些证据，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允许，对他的电话进行监听，或许事情就不会发生。
但是，要对塔梅尔兰采取怎样的监控措施才能够识别像他这样处于萌芽状态的极端分子？据透露，去年纽约警察局情报中心雇用了不同类型的秘密官员，混入到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校园，在一些可以与潜在极端分子挂上钩的热点场所，如咖啡馆、清真寺以及其他一些当地住所，寻找蛛丝马迹。
有可能，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暴露像塔梅尔兰这样的极端分子。但是这种集中的、大范围的侦查活动的成本很高，不仅会招来强烈的抗议，而且是以警察局在当地穆斯林中的信任作为代价。一名纽约警官坦承“纽约市警察局的这一计划并没有给恐怖主义调查活动提供任何线索”，“相反还让那些遵纪守法的穆斯林蒙受了耻辱”。也正因此，波士顿的警察局称它不会对穆斯林的礼拜活动进行监控。
美国白宫也坚持认为，与穆斯林进行合作对于发现极端分子是至关重要的。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说，“没有什么能够替代让穆斯林自己站出来”。2010年11月在俄勒冈波特兰发生的事情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地一位十几岁孩子的父亲向警方暗示，他的儿子固恋上了伊斯兰圣战运动。正是有了这一线索，警方才挫败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因此，奥巴马鼓励政府应该继续与一些有潜在倾向、容易产生自发性极端分子的社区进行接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律的范畴与适当的程序下进行。
从波士顿爆炸案可以得到什么教训是美国当前热议的话题。可是，许多美国人表示，相对于绝对的安全，他们更加关心对自由的保护。虽然过去十年，人们对于安装公共监控摄像头表示出更多的支持，但是当前，美国人比过去更加担心政府对他们隐私权会造成破坏。
是否能够得到绝对的安全？多数美国人认为，如果用自由与安全进行交易，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更多的法律诉讼。可以想象，美国公众将会比现在更加珍视他们的权利。当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阻止不合理调查行动的同时，人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对于一个孤独的、可以从高压锅里制造出炸弹的作案者，怎样才是合理的调查？宪法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如何给予人民平等的保护。如果宪法仅仅将调查的目标锁定在与阿訇决裂的穆斯林，而放任与牧师存在意见分歧的基督徒，这样公平吗？
美国许多情报机构的专业人士都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阻止每一个校园枪击者一样，我们也不会轻易逮捕每一个具有暴力倾向或拥有爆炸物的人，我们拒绝政府轻易地就能窥探我们的电子邮件或电话记录，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存在极其微小可能会造成伤害的场所进行监视是错误的。“爆炸案也许是可以阻止的，但却是难以避免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海顿认为。美国人正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努力寻找平衡。
中美鹰派学者清华论剑
2013年4月24日至27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邀请美国2049 计划研究所代表团来华访问。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前副国家情报总监及前六方会谈美方代表狄传尼、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前国防部中国处处长石明凯、前助理国务卿高级顾问艾雪、美台商会现任主席韩儒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主任洛曼等。24日，代表团在清华大学出席了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亚太战略变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研讨会。
4月24日的学术研讨会由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和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联合主持。孙哲教授邀请多位国内一流学者参会、与美方对谈，包括国际关系著名学者阎学通教授、中美关系资深专家陶文昭研究员和周世俭研究员、台湾问题资深专家许世栓研究员、防务安全专家朱成虎将军、国家组织法与港澳台法专家王振民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先生等。会议分别就“亚太局势与美国再平衡战略”、“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议题展开讨论。
这是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继多次举办在中美两国都产生积极影响的美国高级官员培训班之后，再次主办的极具创新和挑战意义的两国鹰派学者面对面的学术研讨会。
孙哲教授表示，在密切接触、急切调试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必须直面美国国内的不同声音，特别是美国两党在亚太的考虑，从而为中美关系得以超越美国党派政治的怪圈、持续稳定发展做好充分的长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