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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乱得就像一场大型招聘会。这是在创新工场新址、北京中关村鼎好大厦9层举办的一场天使投资见面会，李开复、薛蛮子等天使投资人都到场了，并且现场与创业者互动。
他们坐在一个个玻璃小隔间里，被助手环绕着，看上去严肃又疲惫。创业者们拥挤在门外望着，等待叫号后3个一组进去，展开不知将在几分钟时被打断的发言。
已经在国企内退的朱大姐，手上拿着写着第五号的号码，站在写着“李开复”三字的玻璃门外，忐忑不安。她来自四川绵阳，从郑州坐火车过来，公司的名字叫“源动力”，是做节能环保产品的，和李开复的投资方向，并不契合，但她还是就想找李讲讲自己的项目，请他帮忙介绍个可靠的投资人，原因无他，只因为他创办了“创新工场”。
门开了，3个人鱼贯而入。朱大姐先发言，李开复听了几句，很温和地告诉她，创新工场不投新能源项目，还介绍给她另一个投资人。朱大姐挤出门外，去找那位投资人。对方听了两三分钟，要她分清“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区别再来。
“我的项目是市场推广的起步期，属于短平快，天使和风投都可以，我做了6年了，为什么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呢？”朱大姐尽管很不满，但她的京城引资之旅的确就这样结束了，连夜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但对李开复和他的创新工场来说，这只是个周而复始的开始。
开复你好
作为豌豆荚创始人之一，冯锋到现在还记得刚进入创新工场时的情景。在成为创新工场第一批招聘来的员工之前，身为诺基亚西门子成都分公司工程师的他，刚刚遭遇了谷歌中国 的5次“鄙视”。
那天，在创新工场招聘接近尾声的时候，冯锋飞奔到招聘现场，蹲在地上完成了笔试试卷，之后他还开车送面试官赶往机场。因为他相信，创新工场不像很多媒体所说是“忽悠人的”。
2009年底，创新工场成立，第一天就收到了7000多封简历，随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招聘。与此同时，创新工场自我孵化的一批项目开始运作。2010 年，经过了 4 个月的研发调试，冯锋和当时仅7 个人的团队决定把产品推到市场看看反馈——这个产品的名字，就是现在为众多安卓手机用户熟知的豌豆荚。
那时，冯锋在创新工场的生活似乎与一个普通上班族无异，上班来工场做开发，下班就回家。但是，冯锋感觉到的是不同的压力，“工场有好的idea，但是能否为用户接受，都是未知数。为了工作，我经常会睡在工场。毕竟，工场不是无限期让你做的，只有1年时间，必须看到成果，如果没有起色项目就要砍掉。”
“不想再琢磨PPT怎么写，不想写完一个100多页的PPT再改上十几遍了。”应用汇后来的CEO、联合创始人罗川这样解释加入创新工场的理由。刚刚年过40岁的他，曾任微软MSN中国总经理、新闻集团MySpace中国CEO、中国移动139移动互联COO，来这里的唯一理由，是不想被移动互联时代淘汰。
“如果我不认识开复，我不会和他们联系，我的创业轨道就会不同。”罗说。他还记得来工场看项目时，应用汇当时的两个负责人王京和袁聪见到他之后，第一句话就问：“您觉得应用汇到底有没有前途？”
罗川很文艺地答道：“只要是移动互联，做一切都有前途，就好像站在北极，怎么走都是向着南方。”
“创新工场是点点的舅舅，一直帮助我这个父亲。但是，开复他们没有干预过我的决策。”点点网创始人许朝军这样定义点点和创新工场的关系，他不喜欢“校长”与“毕业生”的比喻。但他也不否认，2010年，正是李开复和汪华反复鼓励他创业，才让当时还在盛大边锋做总裁的他下定了决心。“如果错过这一波机会，我2012年再创业，可能拿不到这么多融资。” 2011年4月28日，点点获得联创策源、红杉资本和创新工场的A轮千万美元投资。
实际上，就在点点网加入创新工场之后，周鸿祎在一次会议上问过许朝军，他也有天使投资基金，为什么不找他？而许朝军的中学学长雷军，业余爱好也是天使投资。
“我希望我找的是专业的天使机构，只扮演投资者的角色。对方不会把自己的实业战略，绑在我的身上。开复也有裹挟的想法，但是相对中立。何况，我如果找周鸿祎，也可能得罪很多人。”许说，他的不少朋友想以个人身份投钱给他，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这种人情的风险。用机构的钱，他心安理得。
同桌异梦
谈及在创新工场的经历，冯锋开口闭口都是“工程师文化”，他不讳言，整个豌豆荚团队的文化都是在创新工场形成的。
实际上，冯锋来到创新工场之前，就视李开复为偶像。在他看来，工程师文化，比市场文化、销售文化都要优越得多。“销售文化的公司，特点是将利润作为第一目标，做产品就要挣钱。而谷歌这样工程师文化的公司，最初推出搜索引擎的时候，也没想过怎么挣钱，想到的是，只要能服务社会就有商业价值。我们做豌豆荚，想到的是把产品做好，服务大部分用户。好产品挣钱的日子，就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实际上，对于一群没有多少社会资源的年轻人而言，创新工场在人才招聘、法务、行政等等事务上的服务，弥足珍贵。而自豌豆荚诞生之日起，李开复的团队就从未有一刻放松过对他们的影响。
据冯锋回忆，豌豆荚第一个版本，是以管理个人信息为主，包括通讯录、短信，是一群年轻工程师凭自己喜好做出来的产品。产品做出来之后，汪华就催促他们，马上推出去让终端用户用。豌豆荚推出之后，信息管理的功能反应平平，而其中一个很小的功能——让用户装上PC里已经下载好的软件却很受欢迎。很快，整个团队修改了产品。“工场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思路，而不是具体的内容——你认为的再好东西只要用户不接受就要马上砍掉。”时至今日，冯锋忘记了最初的一年里，他们进行过多少次修改。在这样一个不断的研发、试验、修改的流程中，冯锋说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感觉到莫大的成就感。
罗川的感受明显和这个年轻工程师不同，对于这个大公司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来说，处理行政事务并不困难，如果没有李开复的存在，他不认为孵化器本身对他多么重要。40岁的罗川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他坦言从做企业第一天起就想着挣钱，工程师文化不是他需要的。无论产品的方向、战略甚至融资，罗川觉得都是来自自身团队的力量，而不是求助于他人。何况，创新工场也同样是一个创业公司，而李开复本人不参与每个项目的运营和融资，“他没有时间，他的精力都放在接受采访，对外传播创新工场和每个项目上。”
罗川最先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自从开始创业之后，每天唤醒他的，不是热情和梦想，而是焦虑和恐惧：“我若是哪一点做得不够好，用户抛弃我，我该怎么办？或者，竞争对手施以重拳，让我措手不及？”在他看来，创新工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互相取暖的感觉。如今，罗川和李开复等人仍保持着一个月会面一次的联络，通过李开复，罗川进入了一些以前没有进入的圈子，认识了做应用搜索的美国quxiey公司CEO、美国最早的应用商店公司getjob的CEO等一批移动互联网的前辈。通过他们，罗川可以及时得到业内最新鲜的一手资料。
“导师和天使投资机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许朝军说，天使投资和其所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平等的商业合作关系。何况，以许朝军在业界的广泛人脉，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非找李开复。
实际上，许朝军创业的idea“轻博客”，使用的是美国Tumblr网站的概念，“创新工场的孵化服务让我提前3个月做出了产品。”就算概念是山寨的，制作产品本身也需要时间，有了创新工场，许朝军不需要注册公司、找办公室、招前台、装修……因此，竞争对手的产品比他的产品晚了一步。很快，许朝军在2011年3月拿到了A轮融资，超过1000万美元。戏剧性的是，2011年秋天的欧债危机令全球资本市场疲软。“如果我们再晚几个月，融资热潮已经淡下去了，很多公司都没有拿到钱，或是贱卖了。”
在别处
在罗川看来，从创新工场毕业的标准，是拿到A轮融资，而他想毕业的第一个动力，就是人太多，工场里坐不下了。2011年12月，应用汇正式搬出创新工场，搬到离创新工场不远的中关村海龙大厦。
在创新工场的最后一天，罗川本来想搞一个小仪式，让李开复吹个蜡烛，跟他们告别，可惜，最后那个场面并没有出现。罗川觉得，搬出来之后，应用汇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变化，毕竟，产品已经有稳定用户，也拿到了足以支撑18个月运营的钱。如今，毕业已经近半年，罗川觉得，人才招聘还是最难的，因为，无论有没有创新工场的光环，创业公司找到合适的人，都是件难事。
在豌豆荚离开创新工场的时候，“毕业”还只是个模糊的标准。2011年2月，在创新工场孵化了一年的豌豆荚毕业了，其时他们还没有拿到A轮融资，冯锋和王俊煜一起，搞了一个小仪式，让全体成员在工作过的办公室前合影。那一刹那，冯锋说他的第一感觉是兴奋，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孩子，长到了18岁，要离开家和父母，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世界了。
这群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很快体会到了艰辛。做惯了研发，写惯了代码的冯锋此时才知道，对于创业公司而言，租房子、买电脑、甚至安装电线都是大事。在201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民宅里办公的豌豆荚，为了保证服务器正常运营，甚至一直无法开空调。
实际上，许朝军拿到的A轮融资，在整个互联网社交行业，都是一个大数目。许说，在整个融资的过程中，创新工场始终帮助他，以期不让VC机构占到太多股份使他丧失公司的控制权。
如今，许朝军马上就要搬离中关村，来到文艺青年聚集的酒仙桥，离开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没有流露出太多留恋，就如同当初离开创新工场时一样，毕竟，点点只在工场呆了114天。
而朱大姐仍在寻找投资的路上。她已经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徐州转了一圈。她听说创新工场只投35岁以下的IT创业者，所以不打算再去麻烦“开复老师”了。但北京已经有两家投资公司在约她，她打算再去北京碰碰运气，然后再回绵阳。“这是我创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她说。
他们坐在一个个玻璃小隔间里，被助手环绕着，看上去严肃又疲惫。创业者们拥挤在门外望着，等待叫号后3个一组进去，展开不知将在几分钟时被打断的发言。
已经在国企内退的朱大姐，手上拿着写着第五号的号码，站在写着“李开复”三字的玻璃门外，忐忑不安。她来自四川绵阳，从郑州坐火车过来，公司的名字叫“源动力”，是做节能环保产品的，和李开复的投资方向，并不契合，但她还是就想找李讲讲自己的项目，请他帮忙介绍个可靠的投资人，原因无他，只因为他创办了“创新工场”。
门开了，3个人鱼贯而入。朱大姐先发言，李开复听了几句，很温和地告诉她，创新工场不投新能源项目，还介绍给她另一个投资人。朱大姐挤出门外，去找那位投资人。对方听了两三分钟，要她分清“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区别再来。
“我的项目是市场推广的起步期，属于短平快，天使和风投都可以，我做了6年了，为什么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呢？”朱大姐尽管很不满，但她的京城引资之旅的确就这样结束了，连夜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但对李开复和他的创新工场来说，这只是个周而复始的开始。
开复你好
作为豌豆荚创始人之一，冯锋到现在还记得刚进入创新工场时的情景。在成为创新工场第一批招聘来的员工之前，身为诺基亚西门子成都分公司工程师的他，刚刚遭遇了谷歌中国 的5次“鄙视”。
那天，在创新工场招聘接近尾声的时候，冯锋飞奔到招聘现场，蹲在地上完成了笔试试卷，之后他还开车送面试官赶往机场。因为他相信，创新工场不像很多媒体所说是“忽悠人的”。
2009年底，创新工场成立，第一天就收到了7000多封简历，随后，开始在全国各地招聘。与此同时，创新工场自我孵化的一批项目开始运作。2010 年，经过了 4 个月的研发调试，冯锋和当时仅7 个人的团队决定把产品推到市场看看反馈——这个产品的名字，就是现在为众多安卓手机用户熟知的豌豆荚。
那时，冯锋在创新工场的生活似乎与一个普通上班族无异，上班来工场做开发，下班就回家。但是，冯锋感觉到的是不同的压力，“工场有好的idea，但是能否为用户接受，都是未知数。为了工作，我经常会睡在工场。毕竟，工场不是无限期让你做的，只有1年时间，必须看到成果，如果没有起色项目就要砍掉。”
“不想再琢磨PPT怎么写，不想写完一个100多页的PPT再改上十几遍了。”应用汇后来的CEO、联合创始人罗川这样解释加入创新工场的理由。刚刚年过40岁的他，曾任微软MSN中国总经理、新闻集团MySpace中国CEO、中国移动139移动互联COO，来这里的唯一理由，是不想被移动互联时代淘汰。
“如果我不认识开复，我不会和他们联系，我的创业轨道就会不同。”罗说。他还记得来工场看项目时，应用汇当时的两个负责人王京和袁聪见到他之后，第一句话就问：“您觉得应用汇到底有没有前途？”
罗川很文艺地答道：“只要是移动互联，做一切都有前途，就好像站在北极，怎么走都是向着南方。”
“创新工场是点点的舅舅，一直帮助我这个父亲。但是，开复他们没有干预过我的决策。”点点网创始人许朝军这样定义点点和创新工场的关系，他不喜欢“校长”与“毕业生”的比喻。但他也不否认，2010年，正是李开复和汪华反复鼓励他创业，才让当时还在盛大边锋做总裁的他下定了决心。“如果错过这一波机会，我2012年再创业，可能拿不到这么多融资。” 2011年4月28日，点点获得联创策源、红杉资本和创新工场的A轮千万美元投资。
实际上，就在点点网加入创新工场之后，周鸿祎在一次会议上问过许朝军，他也有天使投资基金，为什么不找他？而许朝军的中学学长雷军，业余爱好也是天使投资。
“我希望我找的是专业的天使机构，只扮演投资者的角色。对方不会把自己的实业战略，绑在我的身上。开复也有裹挟的想法，但是相对中立。何况，我如果找周鸿祎，也可能得罪很多人。”许说，他的不少朋友想以个人身份投钱给他，但是他不愿意承担这种人情的风险。用机构的钱，他心安理得。
同桌异梦
谈及在创新工场的经历，冯锋开口闭口都是“工程师文化”，他不讳言，整个豌豆荚团队的文化都是在创新工场形成的。
实际上，冯锋来到创新工场之前，就视李开复为偶像。在他看来，工程师文化，比市场文化、销售文化都要优越得多。“销售文化的公司，特点是将利润作为第一目标，做产品就要挣钱。而谷歌这样工程师文化的公司，最初推出搜索引擎的时候，也没想过怎么挣钱，想到的是，只要能服务社会就有商业价值。我们做豌豆荚，想到的是把产品做好，服务大部分用户。好产品挣钱的日子，就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实际上，对于一群没有多少社会资源的年轻人而言，创新工场在人才招聘、法务、行政等等事务上的服务，弥足珍贵。而自豌豆荚诞生之日起，李开复的团队就从未有一刻放松过对他们的影响。
据冯锋回忆，豌豆荚第一个版本，是以管理个人信息为主，包括通讯录、短信，是一群年轻工程师凭自己喜好做出来的产品。产品做出来之后，汪华就催促他们，马上推出去让终端用户用。豌豆荚推出之后，信息管理的功能反应平平，而其中一个很小的功能——让用户装上PC里已经下载好的软件却很受欢迎。很快，整个团队修改了产品。“工场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思路，而不是具体的内容——你认为的再好东西只要用户不接受就要马上砍掉。”时至今日，冯锋忘记了最初的一年里，他们进行过多少次修改。在这样一个不断的研发、试验、修改的流程中，冯锋说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感觉到莫大的成就感。
罗川的感受明显和这个年轻工程师不同，对于这个大公司的高级职业经理人来说，处理行政事务并不困难，如果没有李开复的存在，他不认为孵化器本身对他多么重要。40岁的罗川已经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他坦言从做企业第一天起就想着挣钱，工程师文化不是他需要的。无论产品的方向、战略甚至融资，罗川觉得都是来自自身团队的力量，而不是求助于他人。何况，创新工场也同样是一个创业公司，而李开复本人不参与每个项目的运营和融资，“他没有时间，他的精力都放在接受采访，对外传播创新工场和每个项目上。”
罗川最先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自从开始创业之后，每天唤醒他的，不是热情和梦想，而是焦虑和恐惧：“我若是哪一点做得不够好，用户抛弃我，我该怎么办？或者，竞争对手施以重拳，让我措手不及？”在他看来，创新工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互相取暖的感觉。如今，罗川和李开复等人仍保持着一个月会面一次的联络，通过李开复，罗川进入了一些以前没有进入的圈子，认识了做应用搜索的美国quxiey公司CEO、美国最早的应用商店公司getjob的CEO等一批移动互联网的前辈。通过他们，罗川可以及时得到业内最新鲜的一手资料。
“导师和天使投资机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许朝军说，天使投资和其所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平等的商业合作关系。何况，以许朝军在业界的广泛人脉，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非找李开复。
实际上，许朝军创业的idea“轻博客”，使用的是美国Tumblr网站的概念，“创新工场的孵化服务让我提前3个月做出了产品。”就算概念是山寨的，制作产品本身也需要时间，有了创新工场，许朝军不需要注册公司、找办公室、招前台、装修……因此，竞争对手的产品比他的产品晚了一步。很快，许朝军在2011年3月拿到了A轮融资，超过1000万美元。戏剧性的是，2011年秋天的欧债危机令全球资本市场疲软。“如果我们再晚几个月，融资热潮已经淡下去了，很多公司都没有拿到钱，或是贱卖了。”
在别处
在罗川看来，从创新工场毕业的标准，是拿到A轮融资，而他想毕业的第一个动力，就是人太多，工场里坐不下了。2011年12月，应用汇正式搬出创新工场，搬到离创新工场不远的中关村海龙大厦。
在创新工场的最后一天，罗川本来想搞一个小仪式，让李开复吹个蜡烛，跟他们告别，可惜，最后那个场面并没有出现。罗川觉得，搬出来之后，应用汇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变化，毕竟，产品已经有稳定用户，也拿到了足以支撑18个月运营的钱。如今，毕业已经近半年，罗川觉得，人才招聘还是最难的，因为，无论有没有创新工场的光环，创业公司找到合适的人，都是件难事。
在豌豆荚离开创新工场的时候，“毕业”还只是个模糊的标准。2011年2月，在创新工场孵化了一年的豌豆荚毕业了，其时他们还没有拿到A轮融资，冯锋和王俊煜一起，搞了一个小仪式，让全体成员在工作过的办公室前合影。那一刹那，冯锋说他的第一感觉是兴奋，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孩子，长到了18岁，要离开家和父母，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世界了。
这群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很快体会到了艰辛。做惯了研发，写惯了代码的冯锋此时才知道，对于创业公司而言，租房子、买电脑、甚至安装电线都是大事。在201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民宅里办公的豌豆荚，为了保证服务器正常运营，甚至一直无法开空调。
实际上，许朝军拿到的A轮融资，在整个互联网社交行业，都是一个大数目。许说，在整个融资的过程中，创新工场始终帮助他，以期不让VC机构占到太多股份使他丧失公司的控制权。
如今，许朝军马上就要搬离中关村，来到文艺青年聚集的酒仙桥，离开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没有流露出太多留恋，就如同当初离开创新工场时一样，毕竟，点点只在工场呆了114天。
而朱大姐仍在寻找投资的路上。她已经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徐州转了一圈。她听说创新工场只投35岁以下的IT创业者，所以不打算再去麻烦“开复老师”了。但北京已经有两家投资公司在约她，她打算再去北京碰碰运气，然后再回绵阳。“这是我创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