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的长子，我出生时，他已近四十。父亲生于苏北小城兴化，17岁时外出谋生，在上海数年之后，父亲和叔父在闸北盘下一个小铺子，开了一家钟表店。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父亲和三叔把店交出，进了全民国企。对此，他们是很高兴的。
　　在我印象中，父亲脾气暴躁，他牙咬下唇双眼圆睁，就是发作的开端，接下来，肯定是一顿“生活”（上海话体罚之意），而起因，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洗手没及时擦干手水滴到了地上，比如鞋子踩脏把外面的泥带到家里。
　　因为父亲偏心，弟弟挨打的次数要远远少于我，还发生过弟弟犯错我挨揍的情况。但即使如此，暴躁的父亲并未赢得弟弟的好感。我们兄弟俩同仇敌忾，甚至怀疑父亲是美蒋特务，一起在卫生间里寻找发报机，如果真的找到了，我们一定会“大义灭亲”。
　　如果说，在我的孩提时代父亲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那么，随着我长大，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也慢慢立体、完整了。
　　父亲是长子。祖母生了十个孩子，活下来七个，都是男孩子。父亲年少便离乡背井来上海，挣来的钱，大多数都寄回兴化补贴家用。最小的叔叔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上海了。小叔叔曾跟我回忆说，有一年冬天，家里的米吃光钱花光，祖母正跟祖父商量要不要去借点米，邮差送来了父亲的汇款单。因此，父亲在他弟弟那里享有崇高的威望。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父亲一生节俭，在用钱上，不仅对自己，连带对孩子都很苛刻。因此，我和弟弟从来没有玩具，从来没吃过冰激凌，从来没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子。
　　到了我和弟弟都读了小学，父亲手艺荒废而打杂，工作之一是分发报纸。每天一早，把报纸放进厂领导的办公室，第二天，以新换旧。换下来的旧报纸，父亲拿回家来慢慢看。在信息匮乏年代，我如饥似渴地读报，后来，我读新闻系，投身报业，父亲拿回家的旧报纸，是发端。
　　长大后，我知道了男人也会有更年期。我想，我青少年时代遇到的父亲，是一个更年期症状特别严重的中年男人。随着父亲慢慢老去，他的脾气越来越好，性格越来越温顺。他身上的优点慢慢凸现，甚至焕发出光芒来。
　　父亲晚年，最高兴的事情有两件：1997年，他有了孙子;1999年，他的儿子到他最喜欢的《新民晚报》工作。中国许多严父到了晚年，会变身无比慈爱的爷爷。父亲也如此，为了让孙子张口吃饭，他会爬到桌子上“跳舞”。而我在晚报上写了小文章，父亲也会剪下来压在玻璃台板下面，读了一遍又一遍。
　　2009年，父亲患了恶疾，身体衰退得很快，很快，连上厕所也要人搀扶了。但他处处为他人着想，我和弟弟都有车，他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要用，他最后一次去医院，也是拖着虚弱的病体，公交加步行前去的。
　　他提出海葬，是我说最好让我们有个地方去看看他，他才答应改为树葬。后来，我们把他的骨灰，埋在一棵母亲亲自选的松树下。
　　父親在最后几年里，胃口越来越不好。我们一再问他想吃什么，他总是摆摆手说，不用了，不想吃什么。那年春节前，我又问他，他说想吃金橘。我赶紧去买来，他吃了大半个，就摆摆手，不吃了。
　　金橘，是父亲提出的想吃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我为他买的最后一样东西。父亲走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金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