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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楞严变》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单纯，就是想给《楞严经》这部伟大的书籍做个广告。这个广告也许有些笨拙，但传达了我一直以来潜伏在心底的愿望：希望更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重视这部集古代人智慧之大成的经书。这部经书以十分严密的逻辑，破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世界的认知，进而揭示出精神世界的真相。
今天的主流伦理观是虚无主义，相信生命是一次性消费，为了利益和快感的最大化，人可以胡作非为，霸悍凶蛮。只要没有俗世的力量可以制衡，那么自己的任何行为都不能算作罪行。就像尼采认为的那样，强者区分强弱、美丑，弱者才区分善恶。尼采的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观念。生活在是非界限早已被蛮力撕毁的今日，尤其能够体会尼采的话。当然，某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尼采不可能欣赏，因为只有下作和残酷，没有美和崇高，就像尼采不可能欣赏希特勒一样。
在这一伦理危机之下，回到古典时代的智慧就显得尤为迫切。原因显而易见：恶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源于对生命的本质缺乏认知，对作恶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基本的估量。
回归古人的智慧，即是老子说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只有重新开启古今之争，才能发现今人思维方式的盲点。
经过数年对儒释道经典的学习、对看话禅的体验之后，我隐隐想写一部揭示因果轮回的作品，来对抗这个彻底虚无、几乎全然丧失了是非标准的时代。
《楞严经》揭示了生死轮回的真相，揭示了杀、盗、淫三重业所感召的地狱果报，这些真相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久违了，但是对我们的祖先来说，不过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常识而已。
除了惩戒恶行，《楞严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探寻生命意义和本质的努力重新成为可能。由于思想上的现代性危机，即使是哲学教授们，大多也不再把探索生命本质作为己任，但不可否认，那是人类的一项本能。我在履行这项本能的那些年，内心凄苦、迷茫，几度陷入彻底无望。好在这种苦苦追寻，最终召唤来了《楞严经》，就像在黑洞中呼喊的人，最终看到虚空之中飘来一支蜡烛，并且照出一架走出黑洞的梯子。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楞严变》中，我虚构了一群取经人，让他们在后世的轮回中不断相遇，以此展开因果律，以及生命的解脱之道。我没有直接引用经文，但小说的精神内核无疑是与经义相通的，那就是三界皆噩梦，福祸常翻覆，唯有证悟大道才是唯一的出路。
传统
中国拥有伟大的叙事传统，它由笔记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构成，然而发展到今天，叙事的无力和乏味已经笼罩了整个文学领域。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叙事语言的变乱。古白话来源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因而生动活泼，鲜活隽永，如《水浒》《儒林外史》和“三言”，语言都精彩纷呈，极具表现力，仿佛能把读者瞬间拉进那个时空，不会产生丝毫疏离感。今天的小说语言，已找不到这种表现力，其中的原因，我写作这部新长篇之后忽然明白了。
《楞严变》是一部佛教寓言，尝试使用《一千零一夜》的古老叙事方式，但我在语言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唯中先生翻译的全译八卷本《一千零一夜》非常精彩，我写《楞严变》的冲动即来源于此。但《一千零一夜》的语言毕竟是翻译体，朴实无华，不能完全照搬。写作时，我一方面尝试用套盒故事的结构，同时，也试图加入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方式。但我发现，这种语言方式背后，其实是中国古代发达的民间文化，这种民间文化背后，又是儒释道文明和各类民间信仰的身影。
只是今天的民间文化，差不多已经彻底死亡，没有民间文化支撑的市井叙事是不可能的，这就导致我向中国古典小说借用语言难以实现。最后，我的叙事风格成了一种东西方的杂糅：一部分是朴实的《一千零一夜》语体，另一部分是古白话的变体。这其中自然有一些抵牾之处，也是我所体会到的缺憾。
在第一部长篇《尼禄王》中，不存在语言的难题，写得酣畅淋漓。因为十年以前，我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西化的，叙事语言也得益于翻译小说的滋养，两者可谓门当户对，相得益彰。但到了第二部小说《楞严变》，我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更新，我的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儒释道三家。尤其是禅宗失修对我影响深远，我经常跟随台湾慧门禅师修习看话禅，在心性上也有所体会，这些让我的精神天翻地覆，写作质地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
观念的更新，使我不能再使用《尼禄王》时期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小说首先是语言和氛围的艺术，语言自然会影响到氛围的营造，这是我写作时感到的最大遺憾。
从古白话到今白话，中间最大的改变就是思想观念的变迁。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对生命本质的揭示，对现世伦理的关照，以及最重要的，引领我们觉悟自身本质的心法，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主要的财富。由于文化断层，今天多数人已不知晓那些财富的存在。可以说，文化的日益浅薄化、粗鄙化，是导致今天的口语和书面语单调乏味的主要原因，让今天的文学语言早已惨不忍睹。没有了儒释道文化灌溉的文学，成了一具具干瘪的僵尸，争夺着墓穴里发霉的血液。这是汉语的悲哀，也是今日汉语人的共业。
近日读金圣叹批水浒，忽生一个想法：汉语小说自魏晋笔记体出现，到明代长篇的巅峰期，经过了上千年的积累沉淀，如金圣叹所言，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小说已如同诗词一般精致，且叙述方式不断丰沛、直至成熟，至《水浒传》已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化境。
现代汉语抛弃了这一积淀千年的传统，相当于另起炉灶，语言的美感及表现力大大下降。民国的语言改革，已经把传统书面语玩残，又经过“文革”，书面语彻底被玩坏。
这是当代文学基因性的疾病，想短期内满血复活是不现实的。现当代所有文学作品，一放在《水浒》、《三言》这类高峰面前，立即变成了矮锉穷，从语言美感到思想内蕴皆是如此。汉语文学想重回明代式的巅峰，至少也要数百年积淀才有可能，且前提是古典文明复兴。
想象 文学之所有还有最后一丝魅力，在于它能带领作者和读者，到一片虚构的宇宙中驰骋、飞翔，让钢筋水泥阵地里烦闷的人群，得到片刻喘息的机会。
激发《楞严变》写作的，是全译本《一千零一夜》，它令我萌生了写作一部故事集的冲动。
全译本《一千零一夜》影响较大的有两个版本，李维中先生译本，以及纳训先生译本，但后者对所谓情色描写的不当删减，已经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比如原本中，国王杀王后，是因为看到王后和黑奴在花园里做爱，但纳训译本翻译成主仆在园中晒太阳，结果被杀，逻辑都不通了。
《一千零一夜》是千年文学世界的奇迹，后世诸多文学大家无不以之为源头：卡夫卡、博尔赫斯、安徒生、帕维奇，如此等等。不过在我看来，再未有人达到那样白雪世界琉璃红梅般纯净奇诡的文学境界。前年我读完了全译本，深受震动，享受到极大的阅读乐趣。这本书中有阴谋与罪行，有光明与黑暗的恒久斗争，但始终让人心怀温暖，永远不致陷于阴暗和绝望。
老子云：“抟气致柔，能婴儿乎？”一个得道的人，去除了一切心地杂质，拥有了婴儿的朴素。《一千零一夜》正如一个凝固的童年，面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时刻准备扬帆远航，面对一朵野花也能生出无穷遐想。因此，对它的阅读总能让我感觉回到了好奇心爆棚的童年时光，对抟气致柔的婴儿状态有了一番切实的体会。
此前只读过《一千零一夜》节选本，里面只剩下故事，而全本中随处可见的伦理道德教化部分，都被各节选本淡化或删除了。
据说，《一千零一夜》中的多数故事雏形来自印度，经过聪明智慧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高手们代代加工，把伊斯兰教的许多伦理营养融入其中。这些伦理观念，比如提倡慷慨好施、扶危济困、因果报应，提倡英雄气概，等等，许多方面是与中国的儒释道世俗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相通的。那些精彩绝伦、美不胜收的奇妙故事，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精神上也能得到许多有益的教化。
所以阿拉伯人的通俗文学，我觉得是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体系中最出色的。佛教中虽有不少佛经故事流传，有变文的戏剧传统，但影响力远逊于《一千零一夜》，因为偏重质，也就是教化，而文采不足，也没在故事的精彩性上下功夫，所以渐渐被遗忘。当然，这也与中华古典文明的整体衰落有关。基督教作家的作品，最近的我读过北村，觉得说教意图太强，显得过于生硬，艺术感染力偏弱，也是质胜于文的例子。
当然，《一千零一夜》里也有很糟糕的东西，有原教旨主义的流毒。比如有篇故事，大概叫《石头城的故事》吧，说一个伊斯兰国家派兵入侵一个异教国家，但那个国家顽强抵抗，不愿归顺。于是先知帮助入侵者，把不愿皈依的异教国民统统变成了石头，只有这个国家的公主幸免于难，因为她之前就与入侵的伊斯兰国王子偷情，暗中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种暴力传教的思想非常糟糕。所有需要用暴力强迫来让人接受的信仰或观念，本身就是邪恶的化身，更不用说指望它为人类带来什么福祉了。
土耳其人拍了部大片《征服1453》，描述奥斯曼帝国攻陷拜占庭的“壮举”，电影以传播信仰为名，美化赤裸裸的侵略，嘴脸丑恶，居然被土耳其人作为一项重要精神成果广为宣扬，实在令人无语。《一千零一夜》中，也有少量类似《征服1453》立场的故事，这是文胜于质，把肉麻当有趣、粗暴当壮举的典型例子。好在《一千零一夜》中这类故事数量不多，显得没那么扎眼，但已然成为难以抹去的污点。
当然，《一千零一夜》中的主流故事是精彩而富有教益的，它开启了我想象的阀门。事实上，在佛教看来，整个宇宙以及我们坚执的这个自我，都基于妄心的虚构和想象。在这一点上，世界的本质与文学存在同构关系，自我是心的镜像，而文学又是自我和心的双重镜像，文学同时容纳虚构之我和心性本体。
《楞严变》的想象空间，包括了三界六道。事实上，这并非古人的空想，而是佛陀觉悟后，所揭示的现象世界的真相。我笔下的人物在三界六道轮回，他们像许多人一样，带着各種此生没有满足的愿望，进入下一个轮回，但在下一个轮回中，愿望依然被打碎，甚至遭受了更大的不幸。其中比较幸运的人，得以在此转身，走向觉悟之路，就像我的许多同参道友一样。我们都因为各种痛苦的打击，最终了悟到现世和自我不过是亲手虚构的罗网，要冲破四大五蕴编织的重重罗网，才有希望重获自由。
禅宗公案集《五灯会元》所记载的，就是一群极度渴望自由的人，在师父的指引下，经过苦心参学，最终得偿所愿，获得了人人本具的自由。这种觉悟了生命根本的自由，是现代人最为匮乏的。现代人即使能摆脱暴政，得以拥有选举的自由、旅行的自由以及财务自由等，在生死面前却仍是个十足的囚徒。也就是说，现代人追求的自由固然值得为之努力，但终究不过是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罢了。
【责任编辑】 陈 曹
作者简介：
姚伟，1982年生于河南信阳，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曾就职于媒体和传统文化公益机构，现为自由作家，兼习书画。著有长篇历史幻想小说《尼禄王》（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长篇幻想传奇小说《楞严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艺术随笔《银碗盛雪：禅宗滋养下的古典艺术》等。
《楞严变》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单纯，就是想给《楞严经》这部伟大的书籍做个广告。这个广告也许有些笨拙，但传达了我一直以来潜伏在心底的愿望：希望更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重视这部集古代人智慧之大成的经书。这部经书以十分严密的逻辑，破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世界的认知，进而揭示出精神世界的真相。
今天的主流伦理观是虚无主义，相信生命是一次性消费，为了利益和快感的最大化，人可以胡作非为，霸悍凶蛮。只要没有俗世的力量可以制衡，那么自己的任何行为都不能算作罪行。就像尼采认为的那样，强者区分强弱、美丑，弱者才区分善恶。尼采的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观念。生活在是非界限早已被蛮力撕毁的今日，尤其能够体会尼采的话。当然，某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尼采不可能欣赏，因为只有下作和残酷，没有美和崇高，就像尼采不可能欣赏希特勒一样。
在这一伦理危机之下，回到古典时代的智慧就显得尤为迫切。原因显而易见：恶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源于对生命的本质缺乏认知，对作恶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基本的估量。
回归古人的智慧，即是老子说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只有重新开启古今之争，才能发现今人思维方式的盲点。
经过数年对儒释道经典的学习、对看话禅的体验之后，我隐隐想写一部揭示因果轮回的作品，来对抗这个彻底虚无、几乎全然丧失了是非标准的时代。
《楞严经》揭示了生死轮回的真相，揭示了杀、盗、淫三重业所感召的地狱果报，这些真相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久违了，但是对我们的祖先来说，不过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常识而已。
除了惩戒恶行，《楞严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探寻生命意义和本质的努力重新成为可能。由于思想上的现代性危机，即使是哲学教授们，大多也不再把探索生命本质作为己任，但不可否认，那是人类的一项本能。我在履行这项本能的那些年，内心凄苦、迷茫，几度陷入彻底无望。好在这种苦苦追寻，最终召唤来了《楞严经》，就像在黑洞中呼喊的人，最终看到虚空之中飘来一支蜡烛，并且照出一架走出黑洞的梯子。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在《楞严变》中，我虚构了一群取经人，让他们在后世的轮回中不断相遇，以此展开因果律，以及生命的解脱之道。我没有直接引用经文，但小说的精神内核无疑是与经义相通的，那就是三界皆噩梦，福祸常翻覆，唯有证悟大道才是唯一的出路。
传统
中国拥有伟大的叙事传统，它由笔记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构成，然而发展到今天，叙事的无力和乏味已经笼罩了整个文学领域。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叙事语言的变乱。古白话来源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因而生动活泼，鲜活隽永，如《水浒》《儒林外史》和“三言”，语言都精彩纷呈，极具表现力，仿佛能把读者瞬间拉进那个时空，不会产生丝毫疏离感。今天的小说语言，已找不到这种表现力，其中的原因，我写作这部新长篇之后忽然明白了。
《楞严变》是一部佛教寓言，尝试使用《一千零一夜》的古老叙事方式，但我在语言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唯中先生翻译的全译八卷本《一千零一夜》非常精彩，我写《楞严变》的冲动即来源于此。但《一千零一夜》的语言毕竟是翻译体，朴实无华，不能完全照搬。写作时，我一方面尝试用套盒故事的结构，同时，也试图加入一些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方式。但我发现，这种语言方式背后，其实是中国古代发达的民间文化，这种民间文化背后，又是儒释道文明和各类民间信仰的身影。
只是今天的民间文化，差不多已经彻底死亡，没有民间文化支撑的市井叙事是不可能的，这就导致我向中国古典小说借用语言难以实现。最后，我的叙事风格成了一种东西方的杂糅：一部分是朴实的《一千零一夜》语体，另一部分是古白话的变体。这其中自然有一些抵牾之处，也是我所体会到的缺憾。
在第一部长篇《尼禄王》中，不存在语言的难题，写得酣畅淋漓。因为十年以前，我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完全是西化的，叙事语言也得益于翻译小说的滋养，两者可谓门当户对，相得益彰。但到了第二部小说《楞严变》，我的思想观念已经完全更新，我的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儒释道三家。尤其是禅宗失修对我影响深远，我经常跟随台湾慧门禅师修习看话禅，在心性上也有所体会，这些让我的精神天翻地覆，写作质地也随之发生了根本转变。
观念的更新，使我不能再使用《尼禄王》时期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小说首先是语言和氛围的艺术，语言自然会影响到氛围的营造，这是我写作时感到的最大遺憾。
从古白话到今白话，中间最大的改变就是思想观念的变迁。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对生命本质的揭示，对现世伦理的关照，以及最重要的，引领我们觉悟自身本质的心法，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主要的财富。由于文化断层，今天多数人已不知晓那些财富的存在。可以说，文化的日益浅薄化、粗鄙化，是导致今天的口语和书面语单调乏味的主要原因，让今天的文学语言早已惨不忍睹。没有了儒释道文化灌溉的文学，成了一具具干瘪的僵尸，争夺着墓穴里发霉的血液。这是汉语的悲哀，也是今日汉语人的共业。
近日读金圣叹批水浒，忽生一个想法：汉语小说自魏晋笔记体出现，到明代长篇的巅峰期，经过了上千年的积累沉淀，如金圣叹所言，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小说已如同诗词一般精致，且叙述方式不断丰沛、直至成熟，至《水浒传》已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化境。
现代汉语抛弃了这一积淀千年的传统，相当于另起炉灶，语言的美感及表现力大大下降。民国的语言改革，已经把传统书面语玩残，又经过“文革”，书面语彻底被玩坏。
这是当代文学基因性的疾病，想短期内满血复活是不现实的。现当代所有文学作品，一放在《水浒》、《三言》这类高峰面前，立即变成了矮锉穷，从语言美感到思想内蕴皆是如此。汉语文学想重回明代式的巅峰，至少也要数百年积淀才有可能，且前提是古典文明复兴。
想象 文学之所有还有最后一丝魅力，在于它能带领作者和读者，到一片虚构的宇宙中驰骋、飞翔，让钢筋水泥阵地里烦闷的人群，得到片刻喘息的机会。
激发《楞严变》写作的，是全译本《一千零一夜》，它令我萌生了写作一部故事集的冲动。
全译本《一千零一夜》影响较大的有两个版本，李维中先生译本，以及纳训先生译本，但后者对所谓情色描写的不当删减，已经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比如原本中，国王杀王后，是因为看到王后和黑奴在花园里做爱，但纳训译本翻译成主仆在园中晒太阳，结果被杀，逻辑都不通了。
《一千零一夜》是千年文学世界的奇迹，后世诸多文学大家无不以之为源头：卡夫卡、博尔赫斯、安徒生、帕维奇，如此等等。不过在我看来，再未有人达到那样白雪世界琉璃红梅般纯净奇诡的文学境界。前年我读完了全译本，深受震动，享受到极大的阅读乐趣。这本书中有阴谋与罪行，有光明与黑暗的恒久斗争，但始终让人心怀温暖，永远不致陷于阴暗和绝望。
老子云：“抟气致柔，能婴儿乎？”一个得道的人，去除了一切心地杂质，拥有了婴儿的朴素。《一千零一夜》正如一个凝固的童年，面对世界，永远充满好奇，时刻准备扬帆远航，面对一朵野花也能生出无穷遐想。因此，对它的阅读总能让我感觉回到了好奇心爆棚的童年时光，对抟气致柔的婴儿状态有了一番切实的体会。
此前只读过《一千零一夜》节选本，里面只剩下故事，而全本中随处可见的伦理道德教化部分，都被各节选本淡化或删除了。
据说，《一千零一夜》中的多数故事雏形来自印度，经过聪明智慧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高手们代代加工，把伊斯兰教的许多伦理营养融入其中。这些伦理观念，比如提倡慷慨好施、扶危济困、因果报应，提倡英雄气概，等等，许多方面是与中国的儒释道世俗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相通的。那些精彩绝伦、美不胜收的奇妙故事，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精神上也能得到许多有益的教化。
所以阿拉伯人的通俗文学，我觉得是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体系中最出色的。佛教中虽有不少佛经故事流传，有变文的戏剧传统，但影响力远逊于《一千零一夜》，因为偏重质，也就是教化，而文采不足，也没在故事的精彩性上下功夫，所以渐渐被遗忘。当然，这也与中华古典文明的整体衰落有关。基督教作家的作品，最近的我读过北村，觉得说教意图太强，显得过于生硬，艺术感染力偏弱，也是质胜于文的例子。
当然，《一千零一夜》里也有很糟糕的东西，有原教旨主义的流毒。比如有篇故事，大概叫《石头城的故事》吧，说一个伊斯兰国家派兵入侵一个异教国家，但那个国家顽强抵抗，不愿归顺。于是先知帮助入侵者，把不愿皈依的异教国民统统变成了石头，只有这个国家的公主幸免于难，因为她之前就与入侵的伊斯兰国王子偷情，暗中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种暴力传教的思想非常糟糕。所有需要用暴力强迫来让人接受的信仰或观念，本身就是邪恶的化身，更不用说指望它为人类带来什么福祉了。
土耳其人拍了部大片《征服1453》，描述奥斯曼帝国攻陷拜占庭的“壮举”，电影以传播信仰为名，美化赤裸裸的侵略，嘴脸丑恶，居然被土耳其人作为一项重要精神成果广为宣扬，实在令人无语。《一千零一夜》中，也有少量类似《征服1453》立场的故事，这是文胜于质，把肉麻当有趣、粗暴当壮举的典型例子。好在《一千零一夜》中这类故事数量不多，显得没那么扎眼，但已然成为难以抹去的污点。
当然，《一千零一夜》中的主流故事是精彩而富有教益的，它开启了我想象的阀门。事实上，在佛教看来，整个宇宙以及我们坚执的这个自我，都基于妄心的虚构和想象。在这一点上，世界的本质与文学存在同构关系，自我是心的镜像，而文学又是自我和心的双重镜像，文学同时容纳虚构之我和心性本体。
《楞严变》的想象空间，包括了三界六道。事实上，这并非古人的空想，而是佛陀觉悟后，所揭示的现象世界的真相。我笔下的人物在三界六道轮回，他们像许多人一样，带着各種此生没有满足的愿望，进入下一个轮回，但在下一个轮回中，愿望依然被打碎，甚至遭受了更大的不幸。其中比较幸运的人，得以在此转身，走向觉悟之路，就像我的许多同参道友一样。我们都因为各种痛苦的打击，最终了悟到现世和自我不过是亲手虚构的罗网，要冲破四大五蕴编织的重重罗网，才有希望重获自由。
禅宗公案集《五灯会元》所记载的，就是一群极度渴望自由的人，在师父的指引下，经过苦心参学，最终得偿所愿，获得了人人本具的自由。这种觉悟了生命根本的自由，是现代人最为匮乏的。现代人即使能摆脱暴政，得以拥有选举的自由、旅行的自由以及财务自由等，在生死面前却仍是个十足的囚徒。也就是说，现代人追求的自由固然值得为之努力，但终究不过是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罢了。
【责任编辑】 陈 曹
作者简介：
姚伟，1982年生于河南信阳，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曾就职于媒体和传统文化公益机构，现为自由作家，兼习书画。著有长篇历史幻想小说《尼禄王》（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长篇幻想传奇小说《楞严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艺术随笔《银碗盛雪：禅宗滋养下的古典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