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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湖南一位作者来我社洽谈出书事宜，事后提出要到河南巩义石窟寺看看，我便陪同他一起来到了位于邙岭脚下的石窟寺。说起石窟寺，从郑州驱车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多年前我也曾去参观过，但该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名气上都不是太大，因此始终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只有认真聆听了当地专家朋友的介绍后，我才意识到了它蕴藏的极其重要的出版价值。
石窟寺位于河南巩县城西北1公里的河洛镇寺湾村，座落在黄河南岸、伊洛河北岸、邙岭余脉的大力山下。因在砂岩石之断崖上凿有众多石窟，故名石窟寺，被誉为中国第八大石窟。该寺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517），一说景明年间（500-503）；原名“希玄寺”，宋代改称“十方净土寺”，清代改为石窟寺至今，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据唐龙朔二年（662）《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记载，北魏孝文帝在此创建伽蓝。明弘治七年（1494）重修。碑载：“自后魏宣武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嗣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相继于此造窟凿像。大力山的上部为厚4.5米的黄土层，下为岩石层，石窟群就开凿于岩石层上。现有主要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及历代造像龛328个；总计大小造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186则，碑刻题记200余块。石窟寺的精华部分是5个洞窟和3尊摩崖佛像。洞窟从西到东一字排开，被分别编为1～5号窟。头两窟是一组统一规划的双窟。最精美的是第一号石窟，窟门外侧的两侧山岩上先是对称地雕刻着拱卫的金刚力士。再往外，各是一铺龛像，龛内为一佛二菩萨。石窟寺的雕凿刀法相当洗炼，形象造型的艺术概括性很高。如第一窟的主佛头像，眉棱骨至鼻两侧的轮廓线条明确干练，双目不作细部加工，只雕出圆形弧球状，再加浅线刻出上下眼睑，唇部两角微上翘，均有含蓄生动的神韵；重叠的衣褶处理也显示了利落干练的平刀技法是十分娴熟的。在第一窟、第三窟和第四窟窟门内两侧都有精美的《帝后礼佛图》，共存18幅。石窟寺的第15幅《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情形，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又因另一处位于洛阳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往国外，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就成为国内孤品，更显其珍贵。而第三窟中心塔柱正面龛楣右侧的一幅飞天景象曾被作为《中国美术全集》（60卷本）的环衬图画，广受世人瞩目。这里的雕刻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唐朝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石窟寺各种雕塑、帝后礼佛图等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外，从书法的角度去衡量，石窟寺虽没有龙门石窟那么辉煌宏大，但其以张扬的个性、多样的风格、较长的历史跨度，亦足以在中国书法的殿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石窟寺发现的大量的碑刻题记中，年代最早的当数1977年在石窟旁边的土窑洞里发现的一方摩崖题记，通常认为其时代在东汉末年。与佛教艺术相关的造像石刻碑记数量更多，据统计，总数达242种（《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较早的是北魏普泰元年（531）《苏魏造释伽像题记》，较晚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重修石窟寺碑记》，前后跨度长达1200多年，其内容主要是刊刻于造像旁侧的发愿文（造像记）。通览这些碑记，几乎可以视其为一部中原简明书法小史。东汉摩崖题记位于第一窟西向约25米处，过去的金石学家对石窟寺的造像记著录得比较完备，但竟然遗漏了这方汉刻。其书字为隶书，横平竖直，没有蚕头燕尾，虽缺少抑扬韵致但落落大方，与《大开通》之类的摩崖隶书颇为相似。东魏西魏时期有碑刻计10余方，多东魏天平、西魏大统年间；盖其时东西魏互相战伐，疆域互有消长，石窟寺其地先属于东魏，后又属于西魏。所见诸刻中惟《惠庆造像题记》最为完整，书法亦颇精擅。此刻存于第130龛下，时属东魏，碑文曰：“天平四年（537）九月五日惠庆为亡弟僧贤造释迦像一区，亡者生□解脱，现在安隐，令见诸佛隍□尚在，□一切内外眷属，蒙佛普及，法界众生，速成佛道。”碑文与大多数造像记的程式相似，记某年某月某造佛，愿诸生蒙佛福之类。其书法结体，中宫紧密而稍伸撇捺，放笔直书，一任天机，有解衣般礴之意。第310龛下西魏大统四年（538）《魏文显造像记》，结字出于常规的不少，还略参行草笔意，书者似不甚经意，刻工也似不计工拙，沿续了《石门颂》一路的笔意。可谓无意于佳乃佳。石窟寺的北齐造像题记最多，所知有40余品，多见于第二、第三大窟之间崖面的龛佛旁，龛形较小，或系民间信士雕造。书刻均无署名。其中第298龛天保二年《道荣造像记》曰：“天保二年四月十五日，沙弥道荣造像一区，为亡父托生西方妙洛国土，愿舍此形秽，供养诸佛因此之福，愿弟子聪明知惠，普及一切众生大同是庆。”此刻书法气韵生动，拙中寓巧，实为书法之精品。唐室混同宇内，文化振发，石窟寺再度繁盛。所知唐刻有120品之多，占石窟寺造像题记之半数。其书法有初唐楷书的通行特色，字形平正，时见磊落出奇之笔，始见大国堂皇气象。但亦觉工整有余而浪漫不足。唐以后以北宋至民國，亦有许多造像题记，但书法水平参差不齐，与北朝相比，无论艺术成就或规模都逊色甚多矣。
关于石窟寺的雕塑、壁画，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也有许多出版社出版了精装本的大型画册，若再出版，只不过是简单地重复，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而那些镌刻在洞窟内以及门外墙壁上的一些造像题记，以其淳朴的书风和构图，个性张扬的线条，不拘形式的布局，正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从目前的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在浮躁的心态下，人们急于彰显自己的书法艺术，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十分渴望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现代感，作品中表达的是个性张扬和与众不同。而石窟寺中的许多造像题记，恰恰暗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鉴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本《石窟寺造像题记精粹》，既可以供专业人士借鉴参考之用，又是美术爱好者、书法爱好者以及篆刻爱好者临摹的极佳范本。在我们的艰苦努力下，该书共收集到精美拓片200余品，并且进行了认真的遴选，对那些漶漫不清、刻工粗劣、艺术水准低下之作进行去粗取精，抛开其在史料上、宗教上的价值，仅从书法的艺术角度去选材，共精选了北魏为主的各种造像题记40品。这些造像题记虽形制较小，但刻画自然、增减随意，粗放直露，质朴率真，于稚拙中见真淳，不规中生奇妙，不仅于文字考古、书法美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中国书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石窟寺造像题记多镌刻在石窟外部，受自然侵蚀较为严重，有些作品清晰度欠佳，好的拓本已很难觅得了，因而此书的出版更显得弥足珍贵。
《石窟寺造像题记精粹》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立足河南资源优势，相继推出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精粹》一书；并继续关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拟推出系列图书，以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白立献/河南美术出版社书法编辑室主任）
石窟寺位于河南巩县城西北1公里的河洛镇寺湾村，座落在黄河南岸、伊洛河北岸、邙岭余脉的大力山下。因在砂岩石之断崖上凿有众多石窟，故名石窟寺，被誉为中国第八大石窟。该寺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517），一说景明年间（500-503）；原名“希玄寺”，宋代改称“十方净土寺”，清代改为石窟寺至今，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据唐龙朔二年（662）《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记载，北魏孝文帝在此创建伽蓝。明弘治七年（1494）重修。碑载：“自后魏宣武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嗣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相继于此造窟凿像。大力山的上部为厚4.5米的黄土层，下为岩石层，石窟群就开凿于岩石层上。现有主要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及历代造像龛328个；总计大小造像7743尊，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186则，碑刻题记200余块。石窟寺的精华部分是5个洞窟和3尊摩崖佛像。洞窟从西到东一字排开，被分别编为1～5号窟。头两窟是一组统一规划的双窟。最精美的是第一号石窟，窟门外侧的两侧山岩上先是对称地雕刻着拱卫的金刚力士。再往外，各是一铺龛像，龛内为一佛二菩萨。石窟寺的雕凿刀法相当洗炼，形象造型的艺术概括性很高。如第一窟的主佛头像，眉棱骨至鼻两侧的轮廓线条明确干练，双目不作细部加工，只雕出圆形弧球状，再加浅线刻出上下眼睑，唇部两角微上翘，均有含蓄生动的神韵；重叠的衣褶处理也显示了利落干练的平刀技法是十分娴熟的。在第一窟、第三窟和第四窟窟门内两侧都有精美的《帝后礼佛图》，共存18幅。石窟寺的第15幅《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情形，构图严谨，技法娴熟，人物性格鲜明，可谓佛教艺苑中的珍品。又因另一处位于洛阳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被盗往国外，石窟寺的《帝后礼佛图》就成为国内孤品，更显其珍贵。而第三窟中心塔柱正面龛楣右侧的一幅飞天景象曾被作为《中国美术全集》（60卷本）的环衬图画，广受世人瞩目。这里的雕刻既保留着北魏浓重的艺术特点，又孕育着北齐、隋代的雕刻艺术萌芽，形成由北朝向唐朝过渡的一种艺术风格，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石窟寺各种雕塑、帝后礼佛图等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外，从书法的角度去衡量，石窟寺虽没有龙门石窟那么辉煌宏大，但其以张扬的个性、多样的风格、较长的历史跨度，亦足以在中国书法的殿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石窟寺发现的大量的碑刻题记中，年代最早的当数1977年在石窟旁边的土窑洞里发现的一方摩崖题记，通常认为其时代在东汉末年。与佛教艺术相关的造像石刻碑记数量更多，据统计，总数达242种（《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较早的是北魏普泰元年（531）《苏魏造释伽像题记》，较晚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重修石窟寺碑记》，前后跨度长达1200多年，其内容主要是刊刻于造像旁侧的发愿文（造像记）。通览这些碑记，几乎可以视其为一部中原简明书法小史。东汉摩崖题记位于第一窟西向约25米处，过去的金石学家对石窟寺的造像记著录得比较完备，但竟然遗漏了这方汉刻。其书字为隶书，横平竖直，没有蚕头燕尾，虽缺少抑扬韵致但落落大方，与《大开通》之类的摩崖隶书颇为相似。东魏西魏时期有碑刻计10余方，多东魏天平、西魏大统年间；盖其时东西魏互相战伐，疆域互有消长，石窟寺其地先属于东魏，后又属于西魏。所见诸刻中惟《惠庆造像题记》最为完整，书法亦颇精擅。此刻存于第130龛下，时属东魏，碑文曰：“天平四年（537）九月五日惠庆为亡弟僧贤造释迦像一区，亡者生□解脱，现在安隐，令见诸佛隍□尚在，□一切内外眷属，蒙佛普及，法界众生，速成佛道。”碑文与大多数造像记的程式相似，记某年某月某造佛，愿诸生蒙佛福之类。其书法结体，中宫紧密而稍伸撇捺，放笔直书，一任天机，有解衣般礴之意。第310龛下西魏大统四年（538）《魏文显造像记》，结字出于常规的不少，还略参行草笔意，书者似不甚经意，刻工也似不计工拙，沿续了《石门颂》一路的笔意。可谓无意于佳乃佳。石窟寺的北齐造像题记最多，所知有40余品，多见于第二、第三大窟之间崖面的龛佛旁，龛形较小，或系民间信士雕造。书刻均无署名。其中第298龛天保二年《道荣造像记》曰：“天保二年四月十五日，沙弥道荣造像一区，为亡父托生西方妙洛国土，愿舍此形秽，供养诸佛因此之福，愿弟子聪明知惠，普及一切众生大同是庆。”此刻书法气韵生动，拙中寓巧，实为书法之精品。唐室混同宇内，文化振发，石窟寺再度繁盛。所知唐刻有120品之多，占石窟寺造像题记之半数。其书法有初唐楷书的通行特色，字形平正，时见磊落出奇之笔，始见大国堂皇气象。但亦觉工整有余而浪漫不足。唐以后以北宋至民國，亦有许多造像题记，但书法水平参差不齐，与北朝相比，无论艺术成就或规模都逊色甚多矣。
关于石窟寺的雕塑、壁画，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也有许多出版社出版了精装本的大型画册，若再出版，只不过是简单地重复，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而那些镌刻在洞窟内以及门外墙壁上的一些造像题记，以其淳朴的书风和构图，个性张扬的线条，不拘形式的布局，正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从目前的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在浮躁的心态下，人们急于彰显自己的书法艺术，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十分渴望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现代感，作品中表达的是个性张扬和与众不同。而石窟寺中的许多造像题记，恰恰暗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鉴于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本《石窟寺造像题记精粹》，既可以供专业人士借鉴参考之用，又是美术爱好者、书法爱好者以及篆刻爱好者临摹的极佳范本。在我们的艰苦努力下，该书共收集到精美拓片200余品，并且进行了认真的遴选，对那些漶漫不清、刻工粗劣、艺术水准低下之作进行去粗取精，抛开其在史料上、宗教上的价值，仅从书法的艺术角度去选材，共精选了北魏为主的各种造像题记40品。这些造像题记虽形制较小，但刻画自然、增减随意，粗放直露，质朴率真，于稚拙中见真淳，不规中生奇妙，不仅于文字考古、书法美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中国书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石窟寺造像题记多镌刻在石窟外部，受自然侵蚀较为严重，有些作品清晰度欠佳，好的拓本已很难觅得了，因而此书的出版更显得弥足珍贵。
《石窟寺造像题记精粹》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立足河南资源优势，相继推出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精粹》一书；并继续关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拟推出系列图书，以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白立献/河南美术出版社书法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