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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从孙中山的铁甲车队队长到贺龙麾下兵团司令
周士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有好几项第一：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陆海军铁甲车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是该团首批骨干之一。他先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讨伐叛军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两次北伐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可以说，周士第军事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与人民军队的创建是同步的，并有着辉煌的闪光点。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士第离开部队到香港向党组织汇报，后又一度在曲折中探索。1929年冬，他在上海参加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2年春，作为第三党抗日义勇军的队长，他率队同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抗击进攻上海的日军。1933年夏，周士第到福建，被蔡廷锴任命为第十九路军闽西善后委员会特派员；秋天，任第四十九师参谋处长；初冬，又任第一团团长，期间，他曾准备带这个团投奔红军，但没有成功；12月底，周士第从闽西永定县出发，辗转一个多月来到中央苏区，重回党的怀抱，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走上了新的征程。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周士第任指挥科科长。1935年7月，经过万里长征的严峻考验，周士第升任上干队队长，并于长征胜利前夕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党的信任，加上军事素质高，周士第在1935年11月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出任第一二〇师参谋长，1940年10月任晋西北军区参谋长，1942年10月任晋绥军区参谋长，1943年8月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就这样重新起步，又达到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二个辉煌点。因长年征战在晋绥地区，他与张宗逊、王震、甘泗淇、贺炳炎一起，被誉为“晋绥五虎上将”。
这期间，周士第先是协助徐海东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之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接着，他又协助贺龙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如雁门关伏击战、晋西北反“五路围攻”作战、冀中平原游击战、黑马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伏击战、1939年晋察冀边区冬季反“扫荡”作战、1939年晋西北春季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兴县战斗等，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壮大，在军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周士第积极协助贺龙创建和发展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除主力一部继续巩固与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开赴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并相机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三五九旅全部开赴恒山山脉的浑源、广灵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晋察冀军区创建恒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第三五八旅和战动总会各一部汇合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姚喆率领挺进绥远，使晋西北与大青山连成一片，形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善于总结战斗经验的周士第还撰写了大量军事论文，如《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斗》、《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等，对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反“蚕食”、反“扫荡”作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长期担任一个战略区参谋长的过程中，周士第为协助军事主官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全军优秀的参谋长之一。
1946年6月，周士第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3月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并任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5月任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周士第先转战在晋绥和华北战场，后率部挺进大西北和大西南，前后受晋绥军区、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等4个战略区统辖指挥，征战区域之广大，在开国上将中也十分突出。他或独立指挥或协助主官指挥，打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好仗。
1946年7月，周士第独立指挥晋北战役。经一个月战斗，他率部攻克与收复县城5座、大小据点103个，歼敌8100余人。其中，在攻打崞县时，周士第命令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为主攻，以晋察冀军区第十一旅和雁北分区部队担任打援。经4个小时激战，独立第二旅攻克崞县城，毙俘守军2800余人。战役总结时，贺龙十分肯定攻克崞县是一次成功的攻坚战斗，他归纳了4条经验：一是集中火力，突破一点，应坚决迅速上城，不得犹豫；二是预备击退敌人连续的反冲锋，才能解决战斗；三是预先划分各部进城后的作战区域，以免混乱；四是敌人将近肃清时，应迅速集中主力，以便打援和追击逃敌。贺龙将此经验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专门电示贺龙：“攻崞经验甚好。”
1948年6月，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在此役中，我军采取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方针。战役发起后，我军抓住敌人粮食极端困难，必然会组织抢收麦子的弱点，先敌进入汾阳、孝义、灵石产麦区，调动了介休、平遥、祁县敌主力向西，然后以主力进击介、平、祁，歼灭了一部分回援之敌，开局得胜。接着，我军利用敌军指挥官赵承绶惧怕后路被切断而无法北返太原老巢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太谷敌北撤榆次通路，迫敌主力北撤，并在敌北撤途中迅速包围和歼灭了赵部主力。晋中战役历时40天，我军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克县城14座，歼灭阎锡山所部7.4万人、民卫军等2.6万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晋中战役，是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的我军战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堪称用兵奇略，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周士第协助徐向前进行指挥。战役第一阶段，我参战部队10万余人经过11天激战，全歼阎锡山部共1.2万余人，从南北两翼突破守军第一道防线。16日，攻城部队从南北两面向东山要塞发起攻击。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至11月13日，我军攻占牛驼寨等4个据点，歼守军2万余人，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战役第二阶段，由罗瑞卿、周士第协助彭德怀指挥对太原的总攻。1949年4月20日，我军3个兵团外加1个军共32万人，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迅速突破守军防线。至22日，全部攻占太原外围据点，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24日晨，攻城部队在1300门火炮的支援配合下，对城垣发起总攻。至上午10时，歼国民党最后守军3万余人，被阎锡山统治长达38年的太原获得解放。太原战役是我军对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进行的一次成功的阵地攻坚战，中共中央专门致电祝贺。周士第先后协助两位主帅指挥攻城，为此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军区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和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投入西北大决战的序列，消灭盘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6月中旬，周士第命令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赶赴咸阳，抢修工事阻敌。凶悍的马步芳以第八十二军采取集团式冲锋，从北面猛攻第一八一师阵地。指战员们顽强与敌人拼杀，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经近两昼夜激战，终于取得了歼敌2000余人的阻击战胜利。周士第在总结战斗经验时，特别指出：马家骑兵不可怕，咸阳一战，解除了部分战士没接触过骑兵的恐惧心理，打破了西北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西安老百姓向第一八一师赠送了“百战百胜”的锦旗。7月上旬，以彭德怀为首的第一野战军前委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命令第十九兵团于乾县、礼县地区，钳制青、宁二马；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7月11日，一野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发起进攻。许光达第二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攻击敌人。而王震第一兵团，则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胡宗南的集团防御仅一天时间即被我军分割瓦解。经过两昼夜激战，第一野战军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周士第率部一到西北就打了大胜仗，可谓喜获开门红。
1949年12月初，在贺龙领导下，周士第率领第十八兵团兵分三路日夜兼程，由陕南入川北，奋勇追击南下，参加规模浩大的西南战役第二阶段行动。周士第率部采取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先巧妙佯攻，但却故意攻而不破，使敌军误认为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从而将胡宗南集团抑留于秦岭地区。当第二野战军主攻部队将国民党军的退路切断后，第十八兵团即采取穷追猛打的战术追歼逃敌。27日，周士第率部进抵什邡、广汉、三台一线，正面佯攻成都，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包围并聚歼成都及其周围以胡宗南部为主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为西南战役的完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尔陆：年深日久搞粮弹开国后抓核导弹
赵尔陆是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时唯一一位在国务院任职（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同时又保留军籍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是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仅有的4位担任过军级以上单位军事、政治和后勤部门领导职务的人之一，其他3位是洪学智、周纯全和李聚奎。
赵尔陆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经历了赣南三整，坚持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至第四次反“进剿”、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一直在井冈山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战斗和工作。
1927年8月至1931年10月，赵尔陆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六连党代表、第二十八团辎重队队长、第一纵队教导队党代表、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第二支队支队长兼党代表、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可谓军政后全能，素质俱佳。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作为连党代表，机智地抵制营长袁崇全的叛变行为，参加了著名的七溪岭、大柏地、长汀、梅县等战斗；作为支队长，他参加了赣南水南、湘东文家市等战斗；作为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10月至1937年11月，赵尔陆由军政岗位转掌后勤事务，先后担任红四军经理处处长、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红一军团后方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八路军供给部部长等职。
红四军在初创时期，之所以让赵尔陆这样的主力团长来当经理处长，管钱管物，是因为一是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负责，二是需要一个有严谨态度的人来管理稀少的物资补给，三是需要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来制定严密的财经制度。而赵尔陆正是符合这三项条件的人选，首先他是太原著名的进山中学的高才生，其次是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其三他是山西人，具有精打细算的晋商头脑。
赵尔陆在担任经理处处长后，立即挑起了红四军物资补给领导工作的重担。
他根据中革军委总经理部统一拟定的伙食费、办公费、擦枪费、津贴费、杂支费等标准，改进会计工作，把单一记账改用复式簿记，正式实行领款证，不再只凭司务长的账目记账；初步建立起人员、马匹、武器的旬报、月报制度，从而在红四军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理工作制度。
他组织经理处积极筹集粮款，制定物资分配计划，建立运输线，依据战局的发展做好运动中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占福建漳州，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主力大部，缴获颇丰，计有枪支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赵尔陆一面组织人员将缴获的各种物品如实造册，钱物归公，建立规章制度，按章办事，避免浪费和混乱；一面筹款和筹集军需物资，仅筹款就达百万银元。这些经费和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财政、物资上的困难。与此同时，赵尔陆迅速组织人员，把漳州城里原国民党军的修械所、印刷厂和被服厂里的设备、机器及原材料，统统送往后方，并动员一部分技术工人参加红军，这对苏区的军工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们还将筹集到的大量布匹，动员当地裁缝为红军赶制成服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红一军团参战部队指战员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1933年5月底，在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的编制实行改编，方面军和各军团均设供给部。赵尔陆升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他迅速组织人员筹措粮食和军需物资，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同时要求经理处做好接收缴获国民党军武器弹药及各种军需物资的准备，以装备红军。
在黄陂和草台岗战斗中，红一军团打了两个歼灭战，缴枪1万余支，还有大量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赵尔陆想尽一切办法，迅速组织供给部及时清运、登记、管理缴获的战利品，随时准备配发给部队，供下一次战役使用。由于赵尔陆认真积极地搞好后勤供给，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需要。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赵尔陆任红一军团后方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
长征途中，红军作战物资的主要来源：一是靠自力更生，取之于我；二是靠就地取材，取之于民；三是靠战场缴获，取之于敌。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赵尔陆领导供给部认真执行总政治部的训令，在与钱和物打交道中，他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对自己做到“一尘不染”；对别人，只要是制度外的非分要求，他都“一毛不拔”。每次筹集到款项、缴获到物资，除了按规定补给红一军团外，其余的都不折不扣上缴，从不多留一个铜板和一件物资。在严格遵守规定的同时，为了让前线部队打好仗，他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搞好供应保障。
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后继续北上，部队日夜行军作战，人困马乏，无法做饭。赵尔陆就派人赶到部队前边去打前站，尽可能多买些吃的东西，白薯、芋头煮一大锅，挑到大路边发给过路的部队，使指战员们能够暂时充饥解渴。
红军来到夹金山下时，仍然衣着单薄。要翻越这座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大山，如果没有较厚的被服，是非常困难的。在缺乏布匹和棉花的情况下，赵尔陆就地取材，组织供给人员买了一批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毛帽。后来，指战员们穿着自己编织的毛衣、毛裤，胜利翻越了夹金“神山”。
部队过茫茫大草地时，数百公里路上，沼泽遍布，渺无人烟。途中，指战员自带的干粮没两天就吃完了，赵尔陆就发动大家找野菜煮着吃。他还要求军团后勤工作人员哪怕扔掉个人行装，也决不能丢弃行军锅、盐巴等后勤物资。
红一方面军在进行直罗镇战役之后，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一要保证自身给养，二要征集扩充兵员。部队仅服装一项，就需要不少原材料。但陕甘地区资源缺乏，怎么办？赵尔陆带领后勤人员筹集来大量土布，用染料染成灰色，请当地缝衣工人加工成衣服、绑带、帽子等；还组织后勤人员把部队的破衣服、破袜子回收起来，加上买来的新土布，发动群众做军鞋。最终，基本上解决了部队的服装问题。
针对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物资紧缺的实际情况，赵尔陆还领导军团供给部制定了一套供给工作制度，要求军团所属各级供给部门，只要没有意外情况，都要按时发给部队伙食费。制度规定：平时10天结算一次账目；行军宿营时，用晚上的时间结算；打仗时，在战斗结束后马上结算；账目结算完，要及时公布，多余的伙食尾子要分给个人；士兵委员会每天要派人值日，监督本部门、本部队的经费开支，等等。这些规定，对形成官兵一致、经济民主等优良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6年12月，赵尔陆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结业。在考虑工作岗位再分配问题上，他还是更愿意去领兵打仗，但组织上给他下了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的命令。毕竟，经过几年的磨炼，他已成为理财专家和后勤高手。夙愿没有实现，赵尔陆因此没有马上到任。最后，还是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将了他一军：“讲了半天，是你自己领命呢，还是我下命令呢？”赵尔陆此时无话可说：“我服从命令！”
在抗战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赵尔陆先后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和八路军供给部部长的身份，冒险潜入西安、武汉以及太原，为部队筹集武器装备、粮秣、服装和经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7年11月至1946年9月，赵尔陆终于实现了领兵打仗的夙愿，重新回到军政主官的岗位上。在之后的9年时间内，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晋军区司令员、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先后与搭档郭天民、王平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晋察冀军区一系列抗日、反蒋、反顽的战役战斗。如针对日伪军的反“围攻”作战、反“扫荡”作战，反“蚕食”作战等，参加我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攻势作战、全面大反攻等。
1946年9月至1952年8月，赵尔陆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区后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
晋察冀军区部队转入战略进攻后，后勤保障在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涞水战役中都满足了部队作战的需求。之后，在三大战略决战中，赵尔陆又率领华北军区后勤部担负起支援淮海战役、保障平津战役的繁重工作，又一次出色完成任务。
1952年8月至1967年2月，赵尔陆在前8年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后6年半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及政治部主任等职，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期间，1962年11月，赵尔陆进入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15人专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央专委”），担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的重任。赵尔陆参与领导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两弹一星”，即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近、中、远程）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亲眼见证了我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辉煌，却没能看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尔陆受到造反派无休止的冲击和批斗，1967年2月2日，被造反派批斗得身心交瘁的赵尔陆含冤逝世在工作岗位上。
（责任编辑：徐 嘉）
周士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有好几项第一：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陆海军铁甲车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是该团首批骨干之一。他先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讨伐叛军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两次北伐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可以说，周士第军事生涯的第一个阶段，与人民军队的创建是同步的，并有着辉煌的闪光点。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士第离开部队到香港向党组织汇报，后又一度在曲折中探索。1929年冬，他在上海参加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2年春，作为第三党抗日义勇军的队长，他率队同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抗击进攻上海的日军。1933年夏，周士第到福建，被蔡廷锴任命为第十九路军闽西善后委员会特派员；秋天，任第四十九师参谋处长；初冬，又任第一团团长，期间，他曾准备带这个团投奔红军，但没有成功；12月底，周士第从闽西永定县出发，辗转一个多月来到中央苏区，重回党的怀抱，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走上了新的征程。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周士第任指挥科科长。1935年7月，经过万里长征的严峻考验，周士第升任上干队队长，并于长征胜利前夕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党的信任，加上军事素质高，周士第在1935年11月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出任第一二〇师参谋长，1940年10月任晋西北军区参谋长，1942年10月任晋绥军区参谋长，1943年8月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就这样重新起步，又达到革命军事生涯的第二个辉煌点。因长年征战在晋绥地区，他与张宗逊、王震、甘泗淇、贺炳炎一起，被誉为“晋绥五虎上将”。
这期间，周士第先是协助徐海东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之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接着，他又协助贺龙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如雁门关伏击战、晋西北反“五路围攻”作战、冀中平原游击战、黑马张庄伏击战、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伏击战、1939年晋察冀边区冬季反“扫荡”作战、1939年晋西北春季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兴县战斗等，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壮大，在军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周士第积极协助贺龙创建和发展根据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除主力一部继续巩固与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开赴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并相机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三五九旅全部开赴恒山山脉的浑源、广灵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晋察冀军区创建恒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第三五八旅和战动总会各一部汇合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姚喆率领挺进绥远，使晋西北与大青山连成一片，形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善于总结战斗经验的周士第还撰写了大量军事论文，如《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斗》、《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等，对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反“蚕食”、反“扫荡”作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长期担任一个战略区参谋长的过程中，周士第为协助军事主官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全军优秀的参谋长之一。
1946年6月，周士第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3月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并任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5月任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周士第先转战在晋绥和华北战场，后率部挺进大西北和大西南，前后受晋绥军区、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等4个战略区统辖指挥，征战区域之广大，在开国上将中也十分突出。他或独立指挥或协助主官指挥，打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好仗。
1946年7月，周士第独立指挥晋北战役。经一个月战斗，他率部攻克与收复县城5座、大小据点103个，歼敌8100余人。其中，在攻打崞县时，周士第命令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为主攻，以晋察冀军区第十一旅和雁北分区部队担任打援。经4个小时激战，独立第二旅攻克崞县城，毙俘守军2800余人。战役总结时，贺龙十分肯定攻克崞县是一次成功的攻坚战斗，他归纳了4条经验：一是集中火力，突破一点，应坚决迅速上城，不得犹豫；二是预备击退敌人连续的反冲锋，才能解决战斗；三是预先划分各部进城后的作战区域，以免混乱；四是敌人将近肃清时，应迅速集中主力，以便打援和追击逃敌。贺龙将此经验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专门电示贺龙：“攻崞经验甚好。”
1948年6月，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在此役中，我军采取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方针。战役发起后，我军抓住敌人粮食极端困难，必然会组织抢收麦子的弱点，先敌进入汾阳、孝义、灵石产麦区，调动了介休、平遥、祁县敌主力向西，然后以主力进击介、平、祁，歼灭了一部分回援之敌，开局得胜。接着，我军利用敌军指挥官赵承绶惧怕后路被切断而无法北返太原老巢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太谷敌北撤榆次通路，迫敌主力北撤，并在敌北撤途中迅速包围和歼灭了赵部主力。晋中战役历时40天，我军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连克县城14座，歼灭阎锡山所部7.4万人、民卫军等2.6万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晋中战役，是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的我军战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堪称用兵奇略，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周士第协助徐向前进行指挥。战役第一阶段，我参战部队10万余人经过11天激战，全歼阎锡山部共1.2万余人，从南北两翼突破守军第一道防线。16日，攻城部队从南北两面向东山要塞发起攻击。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至11月13日，我军攻占牛驼寨等4个据点，歼守军2万余人，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战役第二阶段，由罗瑞卿、周士第协助彭德怀指挥对太原的总攻。1949年4月20日，我军3个兵团外加1个军共32万人，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采取勇猛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战法，迅速突破守军防线。至22日，全部攻占太原外围据点，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24日晨，攻城部队在1300门火炮的支援配合下，对城垣发起总攻。至上午10时，歼国民党最后守军3万余人，被阎锡山统治长达38年的太原获得解放。太原战役是我军对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进行的一次成功的阵地攻坚战，中共中央专门致电祝贺。周士第先后协助两位主帅指挥攻城，为此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军区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和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投入西北大决战的序列，消灭盘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6月中旬，周士第命令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赶赴咸阳，抢修工事阻敌。凶悍的马步芳以第八十二军采取集团式冲锋，从北面猛攻第一八一师阵地。指战员们顽强与敌人拼杀，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经近两昼夜激战，终于取得了歼敌2000余人的阻击战胜利。周士第在总结战斗经验时，特别指出：马家骑兵不可怕，咸阳一战，解除了部分战士没接触过骑兵的恐惧心理，打破了西北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西安老百姓向第一八一师赠送了“百战百胜”的锦旗。7月上旬，以彭德怀为首的第一野战军前委制定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命令第十九兵团于乾县、礼县地区，钳制青、宁二马；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7月11日，一野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发起进攻。许光达第二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攻击敌人。而王震第一兵团，则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胡宗南的集团防御仅一天时间即被我军分割瓦解。经过两昼夜激战，第一野战军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周士第率部一到西北就打了大胜仗，可谓喜获开门红。
1949年12月初，在贺龙领导下，周士第率领第十八兵团兵分三路日夜兼程，由陕南入川北，奋勇追击南下，参加规模浩大的西南战役第二阶段行动。周士第率部采取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先巧妙佯攻，但却故意攻而不破，使敌军误认为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从而将胡宗南集团抑留于秦岭地区。当第二野战军主攻部队将国民党军的退路切断后，第十八兵团即采取穷追猛打的战术追歼逃敌。27日，周士第率部进抵什邡、广汉、三台一线，正面佯攻成都，配合第二野战军主力包围并聚歼成都及其周围以胡宗南部为主的数十万国民党军，为西南战役的完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赵尔陆：年深日久搞粮弹开国后抓核导弹
赵尔陆是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时唯一一位在国务院任职（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同时又保留军籍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是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仅有的4位担任过军级以上单位军事、政治和后勤部门领导职务的人之一，其他3位是洪学智、周纯全和李聚奎。
赵尔陆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经历了赣南三整，坚持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至第四次反“进剿”、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一直在井冈山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战斗和工作。
1927年8月至1931年10月，赵尔陆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第六连党代表、第二十八团辎重队队长、第一纵队教导队党代表、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第二支队支队长兼党代表、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可谓军政后全能，素质俱佳。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作为连党代表，机智地抵制营长袁崇全的叛变行为，参加了著名的七溪岭、大柏地、长汀、梅县等战斗；作为支队长，他参加了赣南水南、湘东文家市等战斗；作为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1931年10月至1937年11月，赵尔陆由军政岗位转掌后勤事务，先后担任红四军经理处处长、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红一军团后方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八路军供给部部长等职。
红四军在初创时期，之所以让赵尔陆这样的主力团长来当经理处长，管钱管物，是因为一是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负责，二是需要一个有严谨态度的人来管理稀少的物资补给，三是需要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来制定严密的财经制度。而赵尔陆正是符合这三项条件的人选，首先他是太原著名的进山中学的高才生，其次是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其三他是山西人，具有精打细算的晋商头脑。
赵尔陆在担任经理处处长后，立即挑起了红四军物资补给领导工作的重担。
他根据中革军委总经理部统一拟定的伙食费、办公费、擦枪费、津贴费、杂支费等标准，改进会计工作，把单一记账改用复式簿记，正式实行领款证，不再只凭司务长的账目记账；初步建立起人员、马匹、武器的旬报、月报制度，从而在红四军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理工作制度。
他组织经理处积极筹集粮款，制定物资分配计划，建立运输线，依据战局的发展做好运动中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占福建漳州，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主力大部，缴获颇丰，计有枪支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赵尔陆一面组织人员将缴获的各种物品如实造册，钱物归公，建立规章制度，按章办事，避免浪费和混乱；一面筹款和筹集军需物资，仅筹款就达百万银元。这些经费和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财政、物资上的困难。与此同时，赵尔陆迅速组织人员，把漳州城里原国民党军的修械所、印刷厂和被服厂里的设备、机器及原材料，统统送往后方，并动员一部分技术工人参加红军，这对苏区的军工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们还将筹集到的大量布匹，动员当地裁缝为红军赶制成服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红一军团参战部队指战员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1933年5月底，在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红一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按照中国工农红军新的编制实行改编，方面军和各军团均设供给部。赵尔陆升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他迅速组织人员筹措粮食和军需物资，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同时要求经理处做好接收缴获国民党军武器弹药及各种军需物资的准备，以装备红军。
在黄陂和草台岗战斗中，红一军团打了两个歼灭战，缴枪1万余支，还有大量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赵尔陆想尽一切办法，迅速组织供给部及时清运、登记、管理缴获的战利品，随时准备配发给部队，供下一次战役使用。由于赵尔陆认真积极地搞好后勤供给，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需要。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赵尔陆任红一军团后方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
长征途中，红军作战物资的主要来源：一是靠自力更生，取之于我；二是靠就地取材，取之于民；三是靠战场缴获，取之于敌。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赵尔陆领导供给部认真执行总政治部的训令，在与钱和物打交道中，他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对自己做到“一尘不染”；对别人，只要是制度外的非分要求，他都“一毛不拔”。每次筹集到款项、缴获到物资，除了按规定补给红一军团外，其余的都不折不扣上缴，从不多留一个铜板和一件物资。在严格遵守规定的同时，为了让前线部队打好仗，他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地搞好供应保障。
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后继续北上，部队日夜行军作战，人困马乏，无法做饭。赵尔陆就派人赶到部队前边去打前站，尽可能多买些吃的东西，白薯、芋头煮一大锅，挑到大路边发给过路的部队，使指战员们能够暂时充饥解渴。
红军来到夹金山下时，仍然衣着单薄。要翻越这座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大山，如果没有较厚的被服，是非常困难的。在缺乏布匹和棉花的情况下，赵尔陆就地取材，组织供给人员买了一批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毛帽。后来，指战员们穿着自己编织的毛衣、毛裤，胜利翻越了夹金“神山”。
部队过茫茫大草地时，数百公里路上，沼泽遍布，渺无人烟。途中，指战员自带的干粮没两天就吃完了，赵尔陆就发动大家找野菜煮着吃。他还要求军团后勤工作人员哪怕扔掉个人行装，也决不能丢弃行军锅、盐巴等后勤物资。
红一方面军在进行直罗镇战役之后，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一要保证自身给养，二要征集扩充兵员。部队仅服装一项，就需要不少原材料。但陕甘地区资源缺乏，怎么办？赵尔陆带领后勤人员筹集来大量土布，用染料染成灰色，请当地缝衣工人加工成衣服、绑带、帽子等；还组织后勤人员把部队的破衣服、破袜子回收起来，加上买来的新土布，发动群众做军鞋。最终，基本上解决了部队的服装问题。
针对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物资紧缺的实际情况，赵尔陆还领导军团供给部制定了一套供给工作制度，要求军团所属各级供给部门，只要没有意外情况，都要按时发给部队伙食费。制度规定：平时10天结算一次账目；行军宿营时，用晚上的时间结算；打仗时，在战斗结束后马上结算；账目结算完，要及时公布，多余的伙食尾子要分给个人；士兵委员会每天要派人值日，监督本部门、本部队的经费开支，等等。这些规定，对形成官兵一致、经济民主等优良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6年12月，赵尔陆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结业。在考虑工作岗位再分配问题上，他还是更愿意去领兵打仗，但组织上给他下了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的命令。毕竟，经过几年的磨炼，他已成为理财专家和后勤高手。夙愿没有实现，赵尔陆因此没有马上到任。最后，还是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将了他一军：“讲了半天，是你自己领命呢，还是我下命令呢？”赵尔陆此时无话可说：“我服从命令！”
在抗战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赵尔陆先后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和八路军供给部部长的身份，冒险潜入西安、武汉以及太原，为部队筹集武器装备、粮秣、服装和经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7年11月至1946年9月，赵尔陆终于实现了领兵打仗的夙愿，重新回到军政主官的岗位上。在之后的9年时间内，他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晋军区司令员、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先后与搭档郭天民、王平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晋察冀军区一系列抗日、反蒋、反顽的战役战斗。如针对日伪军的反“围攻”作战、反“扫荡”作战，反“蚕食”作战等，参加我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攻势作战、全面大反攻等。
1946年9月至1952年8月，赵尔陆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区后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
晋察冀军区部队转入战略进攻后，后勤保障在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涞水战役中都满足了部队作战的需求。之后，在三大战略决战中，赵尔陆又率领华北军区后勤部担负起支援淮海战役、保障平津战役的繁重工作，又一次出色完成任务。
1952年8月至1967年2月，赵尔陆在前8年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后6年半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及政治部主任等职，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期间，1962年11月，赵尔陆进入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15人专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央专委”），担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的重任。赵尔陆参与领导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两弹一星”，即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近、中、远程）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亲眼见证了我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辉煌，却没能看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赵尔陆受到造反派无休止的冲击和批斗，1967年2月2日，被造反派批斗得身心交瘁的赵尔陆含冤逝世在工作岗位上。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