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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所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意愿和心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通过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大大提高。本期重庆党史系列故事推出第四个专题：《重庆谈判：一次民心向背的大较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总的来说，战后的政治形势对中国人民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十分有利。国际层面上，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帝国主义遭到削弱，已经难以集中力量干涉中国革命;国内层面上，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解放区人口扩大到近1亿人。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主力量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努力实现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内和平民主的积极努力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严重阻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上。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中共是我们的国内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更为严峻的是，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并在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大力援助国民党政府，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国内外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加之国民党精锐军队还在后方等因素，蒋介石难以立即发动内战。因此，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不得不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就立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
中共中央收到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后，没有立即复电。8月16日，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刘少文的电文中判断：“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邀毛往渝全系欺骗。”此后几天里，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到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止。8月22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复蒋介石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电：“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前来。”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判断：当前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中央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会议提出，今后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以推进国内和平等目标的实现。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在收到蔣介石第三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的电报后，8月25日，毛泽东又接到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的再电邀请。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会后，周恩来致电南方局，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等做了具体指示。毛泽东在给魏德迈的回电中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大使两次表示愿来延安。”“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重庆谈判问题时指出：“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商谈，决心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美、英、苏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由于中共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既是谈判，就有妥协，就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谈判中将作出必要让步的策略，以及对全党全军工作作出的新部署。当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历史性接触，成为当时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为迎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南方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8月25日晚，当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决定后，周恩来立即致电南方局，指示做好迎接的各项准备。随即，在南方局担任领导工作的徐冰、刘少文、钱之光在红岩召集南方局、重庆“八办”、《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开动员会，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安排，尤其对舆论宣传做了周密部署;同时，指示大后方各级党组织，要求党员在各校、厂矿、党团组织，向学生、工人、群众和民主人士、工商业主宣传和平民主建国，宣传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意义，提高民众的认识，提高共产党的影响。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书面讲话稿当场发给了前来迎接的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毛泽东一行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根据国共双方商定，这次国共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二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
蒋介石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他以为毛泽东不会成行，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所以对国共谈判的具体方案并没有认真准备。当毛泽东等人飞临重庆时，他才召开会议研究与中共谈判腹案，确定“在政治上可以宽容，对军事不稍迁就”的原则，且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为国民党谈判代表。蒋介石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不简单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惟所有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以此为中心也。”除此之外，国民党没有任何具体方案。
相反，中国共产党对谈判表现出极大诚意。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十一项主要问题提要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提要还表示拥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也不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
9月8日，国民党根据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要作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基本同意，但对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有种种限制。这些问题即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其已获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先后作出多次让步。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1比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少至20个师，并将南方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线以北地区。但是，国民党方面坚持不肯松动，反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一再要求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对此，周恩来、王若飞据理驳斥，谈判陷入僵局。
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努力与各方交流看法：在桂园会见各方人士30余次，还登门拜访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与他们促膝交谈，交换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应邀会见了民主同盟、青年党、九三学社等在渝中委和几十位国民参政员;与中国妇女联谊会、工商产业界、科教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等代表人物见面、交流，听取他们对谈判的意见;往访苏、美、英、法、加等国驻华大使、在渝各国援华团体以及国际友好人士，向他们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对毛泽东的每一次活动，周恩來、王若飞和南方局都进行了周密准备和妥善安排。
为进一步宣传中共的和平建国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积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争取其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减少谈判阻力。在与于右任、翁文灏、何应钦、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邹鲁、程潜、叶楚伧、陈诚、张伯苓、贺耀祖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交谈中，毛泽东着重阐明共产党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在与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民主派交流时，毛泽东对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前途，与中共真诚合作的崇高精神深表谢意。
为进一步团结组织中间力量，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积极和民主人士交往。8月30日，毛泽东在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向民主人士张澜、鲜英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9月1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与重庆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2日，民主同盟在特园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民盟主席张澜，以及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冷御秋、张申府出席宴会作陪。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在渝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知识界的马寅初、褚辅成、傅斯年、史良、李德全，以及工商界的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与他们就政治民主、国内团结、和平建国、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普遍支持。9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拜访，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在获悉谈判的情况后，中间派人士纷纷表示：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同感威胁。在军队问题上，中间派人士的态度前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再附合国民党“中共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说法，开始为中共鸣不平。
南方局领导的港澳、东南亚地区及欧美各国的中共党员，也积极在侨胞和华侨中如实宣传重庆谈判的情况。侨胞和华侨逐步认识到这次谈判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关系，纷纷在所在地报刊上发表言论或致电国内，希望战后中国走和平民主之路，期盼两党谈判成功。9月13日，纽约侨领李国钦致电毛泽东，要求尽最大努力实现中国团结，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18日，菲律宾洪门复兴委员会、抗日锄奸义勇军、进步党、致公党、竹林协议团、侨商公报社、尚武国术社、洪光学校、洪门青年团九团体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暨国民参政会，要求政府释放张学良、叶挺暨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保甲及新闻检查制度，严惩汉奸，肃清日、伪法西斯残余，实现真正民主政治。 这些来自国内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代表人士和来自海外侨胞的声音，对中共争取谈判成功以很大支持。毛泽东回到延安后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
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也充分发挥战斗作用。为加强《新华日报》的工作，周恩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将从延安随毛泽东来渝的胡乔木派到报馆，协助该报领导抓好有关谈判的宣传报道。周恩来和南方局工委主要领导多次指示，《新华日报》应尽全力作好对谈判情况和毛泽东在渝活动的正确报道，及时反映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国共谈判的要求和期望，充分反映广大民众和各党派社团的意见。从8月中旬起的两个月时间里，《新华日报》刊登了几百份与国共谈判相关的稿件，加上该报人员直接与新闻界同仁往来交谈的影响，形成了一股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的强大舆论力量。
正在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和平汉铁路沿线发动了对人民军队的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其中，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三万多人，在山西上党地区实施了上党战役，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部3.5万余人，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感到，如继续施压导致谈判破裂，对自己未必有利。国际上，苏联加强了对中共的支持，要求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东北;美国舆论出现了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声音，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表示出怀疑。在国内，如果重庆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执政的国民党必然要承担主要政治责任，受到各方舆论的抨击。9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国民党元老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周恩来、王若飞表示同意，并向国民党方面建议：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代表的赞同。
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代表，后经双方代表斟酌修改形成定稿。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过谈判，国民党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中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了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運动的发展。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总的来说，战后的政治形势对中国人民实现和平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十分有利。国际层面上，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帝国主义遭到削弱，已经难以集中力量干涉中国革命;国内层面上，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解放区人口扩大到近1亿人。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主力量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努力实现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内和平民主的积极努力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严重阻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上。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中共是我们的国内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更为严峻的是，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并在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大力援助国民党政府，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国内外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加之国民党精锐军队还在后方等因素，蒋介石难以立即发动内战。因此，国民党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不得不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就立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
中共中央收到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后，没有立即复电。8月16日，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刘少文的电文中判断：“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邀毛往渝全系欺骗。”此后几天里，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到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止。8月22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复蒋介石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电：“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前来。”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判断：当前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中央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会议提出，今后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以推进国内和平等目标的实现。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在收到蔣介石第三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的电报后，8月25日，毛泽东又接到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的再电邀请。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会后，周恩来致电南方局，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等做了具体指示。毛泽东在给魏德迈的回电中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大使两次表示愿来延安。”“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重庆谈判问题时指出：“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商谈，决心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美、英、苏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由于中共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既是谈判，就有妥协，就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谈判中将作出必要让步的策略，以及对全党全军工作作出的新部署。当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历史性接触，成为当时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为迎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南方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8月25日晚，当中央政治局作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决定后，周恩来立即致电南方局，指示做好迎接的各项准备。随即，在南方局担任领导工作的徐冰、刘少文、钱之光在红岩召集南方局、重庆“八办”、《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开动员会，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安排，尤其对舆论宣传做了周密部署;同时，指示大后方各级党组织，要求党员在各校、厂矿、党团组织，向学生、工人、群众和民主人士、工商业主宣传和平民主建国，宣传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意义，提高民众的认识，提高共产党的影响。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称：“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书面讲话稿当场发给了前来迎接的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毛泽东一行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根据国共双方商定，这次国共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二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
蒋介石虽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他以为毛泽东不会成行，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所以对国共谈判的具体方案并没有认真准备。当毛泽东等人飞临重庆时，他才召开会议研究与中共谈判腹案，确定“在政治上可以宽容，对军事不稍迁就”的原则，且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四人为国民党谈判代表。蒋介石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不简单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惟所有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以此为中心也。”除此之外，国民党没有任何具体方案。
相反，中国共产党对谈判表现出极大诚意。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十一项主要问题提要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提要还表示拥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也不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
9月8日，国民党根据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要作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基本同意，但对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有种种限制。这些问题即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其已获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先后作出多次让步。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1比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少至20个师，并将南方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线以北地区。但是，国民党方面坚持不肯松动，反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一再要求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对此，周恩来、王若飞据理驳斥，谈判陷入僵局。
为推动谈判顺利进行，毛泽东努力与各方交流看法：在桂园会见各方人士30余次，还登门拜访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与他们促膝交谈，交换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应邀会见了民主同盟、青年党、九三学社等在渝中委和几十位国民参政员;与中国妇女联谊会、工商产业界、科教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等代表人物见面、交流，听取他们对谈判的意见;往访苏、美、英、法、加等国驻华大使、在渝各国援华团体以及国际友好人士，向他们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对毛泽东的每一次活动，周恩來、王若飞和南方局都进行了周密准备和妥善安排。
为进一步宣传中共的和平建国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积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争取其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减少谈判阻力。在与于右任、翁文灏、何应钦、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邹鲁、程潜、叶楚伧、陈诚、张伯苓、贺耀祖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交谈中，毛泽东着重阐明共产党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在与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民主派交流时，毛泽东对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前途，与中共真诚合作的崇高精神深表谢意。
为进一步团结组织中间力量，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积极和民主人士交往。8月30日，毛泽东在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向民主人士张澜、鲜英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8月25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9月1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与重庆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2日，民主同盟在特园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民盟主席张澜，以及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冷御秋、张申府出席宴会作陪。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在渝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知识界的马寅初、褚辅成、傅斯年、史良、李德全，以及工商界的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与他们就政治民主、国内团结、和平建国、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普遍支持。9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拜访，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在获悉谈判的情况后，中间派人士纷纷表示：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同感威胁。在军队问题上，中间派人士的态度前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再附合国民党“中共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说法，开始为中共鸣不平。
南方局领导的港澳、东南亚地区及欧美各国的中共党员，也积极在侨胞和华侨中如实宣传重庆谈判的情况。侨胞和华侨逐步认识到这次谈判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关系，纷纷在所在地报刊上发表言论或致电国内，希望战后中国走和平民主之路，期盼两党谈判成功。9月13日，纽约侨领李国钦致电毛泽东，要求尽最大努力实现中国团结，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18日，菲律宾洪门复兴委员会、抗日锄奸义勇军、进步党、致公党、竹林协议团、侨商公报社、尚武国术社、洪光学校、洪门青年团九团体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暨国民参政会，要求政府释放张学良、叶挺暨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保甲及新闻检查制度，严惩汉奸，肃清日、伪法西斯残余，实现真正民主政治。 这些来自国内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代表人士和来自海外侨胞的声音，对中共争取谈判成功以很大支持。毛泽东回到延安后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
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也充分发挥战斗作用。为加强《新华日报》的工作，周恩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将从延安随毛泽东来渝的胡乔木派到报馆，协助该报领导抓好有关谈判的宣传报道。周恩来和南方局工委主要领导多次指示，《新华日报》应尽全力作好对谈判情况和毛泽东在渝活动的正确报道，及时反映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国共谈判的要求和期望，充分反映广大民众和各党派社团的意见。从8月中旬起的两个月时间里，《新华日报》刊登了几百份与国共谈判相关的稿件，加上该报人员直接与新闻界同仁往来交谈的影响，形成了一股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的强大舆论力量。
正在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和平汉铁路沿线发动了对人民军队的进攻，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其中，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三万多人，在山西上党地区实施了上党战役，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部3.5万余人，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感到，如继续施压导致谈判破裂，对自己未必有利。国际上，苏联加强了对中共的支持，要求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东北;美国舆论出现了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声音，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表示出怀疑。在国内，如果重庆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执政的国民党必然要承担主要政治责任，受到各方舆论的抨击。9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国民党元老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周恩来、王若飞表示同意，并向国民党方面建议：拟将一个月来的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代表的赞同。
10月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代表，后经双方代表斟酌修改形成定稿。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经过谈判，国民党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中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了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運动的发展。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