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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众在灾难中的守秩序,究竟是出于对秩序的追求,还是出于对失去秩序的深层恐惧?
福岛核电事故泄露了日本民族的三大致命伤:日本中心的世界观、对刚性秩序的固执,以及举国心灵深处的恐惧感。这三点,颇值得中国参考。
先谈世界观。
在整个核污染危机中,日本政府及东电都以“处理内政”的意识在应急。他们的谈话、语气、表情、服饰、内容、数据,都仅在日本的框架下考虑。日本老百姓担心什么,他们就谈什么;日本老百姓对数据错误比较宽容,他们就不认为仓促公布数据是一桩罪;日本人对官商综合体下的官僚决策失误习以为常,他们就认为自己“不眠不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如果只发生地震、海啸,西方不会察觉日本人意识中其实还未真正加入世界,但,这次是会飘到全世界的核子辐射颗粒。危机的一个月中,日本已经展示,在紧急关头,它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的“第一反应”中,没有国际观、没有世界观。也许在事件缓和后日本会开始用国际的、世界的说词来争取谅解,但在一场核污染事件下那恐怕已经太迟了。
二战后的六十几年间,日本参与世界经济及文化的力度不可谓不深,西方人以为日本已经“国际化”、“现代化”了,到了此次核泄露事件,西方人才猛然警觉,到了紧要关头,日本还只是个内向的封闭意识国度。
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脱亚入欧”,力争国际化、现代化的日本,为何在将近150年之后,在如此富裕、经济早已世界化的条件下,竟然在危难时没有国际观、世界观?西方甚至怀疑,日本文化究竟在二战后学到了什么?是心胸的开放,还是更精致幽微的内向?
东北亚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经济重心,但是它离“世界公民”还有一段距离。许多人期望,东北亚在经济起飞后,它的文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性”,成就某种更丰富的“世界现代性”。日本此次核灾中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式,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经济上的国际化与生活上的现代化,并不足以真正让日本文化的心灵向世界开放。
日本民族对刚性秩序的固执,也警醒了世界。
福岛核危机中一些细节,让西方记者吓了一大跳。地震发生的十分钟内,各地政府就接到了民众的乐捐电话,但是,一直要到整整一个礼拜后,第一批来自民间的赠援物资才离开东京。为什么需要花上一礼拜?原来,几十个长官必须先开协商会议,如何集中?如何派送?决定仓储该放到哪里就花了整整半天,虽然两个相关单位就在楼上楼下;该怎么包装,又花了半天时间来回请示。好不容易物资入了仓,前来接货的卡车司机却拒绝接受成捆的尿片、口罩、方便面,他们坚持必须用正规的纸箱包装,这是规定。于是,负责的单位动员了500名志愿者,整整花了四天把所有物资按照规定,重新包装了一遍,第一辆卡车这才开动。
日本不是以“及时物流”(Just-in-time)闻名于世吗?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日本人按照手册办事,有了这次经验之后,他们就可以编手册了。
日本究竟是一个理性驱动的民族,还是一个恐惧驱动的民族?
日本民众在灾难中的守秩序,令世人震动。排队五小时领救灾物资,无一人插队;公路上逃难车辆形成长龙,无一人按喇叭。但回过头想,不禁开始怀疑,不插队、不按喇叭,是不是和卡车司机宁可灾民受饥也拒收包装不良的方便面、政府官员在大难临头时也必须走公文,同出一辙?
日本人的经济成就、精益管理理念,究竟是出自对秩序的追求,还是出于对失去秩序的深层恐惧?
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差异,有助于他国对日本的宏观政策制定。如果答案是前者,我们可以推论,无论冲突多大,日本会理性地从维持秩序的角度考虑对策。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可以推论,当事态混乱到超出日本既有的“手册”、“流程”范围时,日本的反应模式将基于恐惧而不是理性。
中日文化虽有本质差异,但亦有本质相同之处。二者都具有威权式家长照顾作风、讲究刚性层级、家丑不可外扬、民族一致对外的传统。二者能否摆脱恐惧驱动,脱胎换骨成为理性驱动,将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编辑 谢康利]
E-mail:xcl@chinabr.com
福岛核电事故泄露了日本民族的三大致命伤:日本中心的世界观、对刚性秩序的固执,以及举国心灵深处的恐惧感。这三点,颇值得中国参考。
先谈世界观。
在整个核污染危机中,日本政府及东电都以“处理内政”的意识在应急。他们的谈话、语气、表情、服饰、内容、数据,都仅在日本的框架下考虑。日本老百姓担心什么,他们就谈什么;日本老百姓对数据错误比较宽容,他们就不认为仓促公布数据是一桩罪;日本人对官商综合体下的官僚决策失误习以为常,他们就认为自己“不眠不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如果只发生地震、海啸,西方不会察觉日本人意识中其实还未真正加入世界,但,这次是会飘到全世界的核子辐射颗粒。危机的一个月中,日本已经展示,在紧急关头,它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的“第一反应”中,没有国际观、没有世界观。也许在事件缓和后日本会开始用国际的、世界的说词来争取谅解,但在一场核污染事件下那恐怕已经太迟了。
二战后的六十几年间,日本参与世界经济及文化的力度不可谓不深,西方人以为日本已经“国际化”、“现代化”了,到了此次核泄露事件,西方人才猛然警觉,到了紧要关头,日本还只是个内向的封闭意识国度。
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脱亚入欧”,力争国际化、现代化的日本,为何在将近150年之后,在如此富裕、经济早已世界化的条件下,竟然在危难时没有国际观、世界观?西方甚至怀疑,日本文化究竟在二战后学到了什么?是心胸的开放,还是更精致幽微的内向?
东北亚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经济重心,但是它离“世界公民”还有一段距离。许多人期望,东北亚在经济起飞后,它的文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性”,成就某种更丰富的“世界现代性”。日本此次核灾中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式,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经济上的国际化与生活上的现代化,并不足以真正让日本文化的心灵向世界开放。
日本民族对刚性秩序的固执,也警醒了世界。
福岛核危机中一些细节,让西方记者吓了一大跳。地震发生的十分钟内,各地政府就接到了民众的乐捐电话,但是,一直要到整整一个礼拜后,第一批来自民间的赠援物资才离开东京。为什么需要花上一礼拜?原来,几十个长官必须先开协商会议,如何集中?如何派送?决定仓储该放到哪里就花了整整半天,虽然两个相关单位就在楼上楼下;该怎么包装,又花了半天时间来回请示。好不容易物资入了仓,前来接货的卡车司机却拒绝接受成捆的尿片、口罩、方便面,他们坚持必须用正规的纸箱包装,这是规定。于是,负责的单位动员了500名志愿者,整整花了四天把所有物资按照规定,重新包装了一遍,第一辆卡车这才开动。
日本不是以“及时物流”(Just-in-time)闻名于世吗?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日本人按照手册办事,有了这次经验之后,他们就可以编手册了。
日本究竟是一个理性驱动的民族,还是一个恐惧驱动的民族?
日本民众在灾难中的守秩序,令世人震动。排队五小时领救灾物资,无一人插队;公路上逃难车辆形成长龙,无一人按喇叭。但回过头想,不禁开始怀疑,不插队、不按喇叭,是不是和卡车司机宁可灾民受饥也拒收包装不良的方便面、政府官员在大难临头时也必须走公文,同出一辙?
日本人的经济成就、精益管理理念,究竟是出自对秩序的追求,还是出于对失去秩序的深层恐惧?
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差异,有助于他国对日本的宏观政策制定。如果答案是前者,我们可以推论,无论冲突多大,日本会理性地从维持秩序的角度考虑对策。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可以推论,当事态混乱到超出日本既有的“手册”、“流程”范围时,日本的反应模式将基于恐惧而不是理性。
中日文化虽有本质差异,但亦有本质相同之处。二者都具有威权式家长照顾作风、讲究刚性层级、家丑不可外扬、民族一致对外的传统。二者能否摆脱恐惧驱动,脱胎换骨成为理性驱动,将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编辑 谢康利]
E-mail:xcl@chinab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