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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铜仁地区通志》历经14年的编修苦旅，终于在2016年玉成版就，公开发行。全志上溯远古，下讫2011年铜仁地区建制撤销重建新市之时，上下数千年历史，汇为一书。这一鉴古知今、泽惠后人的宏章巨制，凝聚了“300余众采搜资料，近30余人相继编纂，十易寒暑，寂寞孤灯，殚精竭虑”的智慧与心血。全书分为地理、经济（上）、经济（下）、政治、文化、社会6大卷，共24编、112章、557节、3466目，通幅800余万字，卷帙浩繁，统合古今，内容宏富，详今明古，完整而系统地记述了铜仁地区地域自有建制以来的历史政事、百科各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堪称当代铜仁方志文化建设之大成，贵州方志丛林之宏篇，全国新编志苑文献宝库之佳构。虽说微瑕难免，但其所表现出的诸如体例、结构、资料、记载文风以及编纂精神、创新意识等诸多方面实有值得总结、学习和借鉴的价值。以下对其优点和特色略加评述：
一、体例科学完善
“通志”为我国记载一省人、事、物的志书，又称省志、大志、全志、省图经、图志，始于元代的行省建立，现存最早的省志为元至元五年刊行的《齐乘》，清顺治年间的《河南通志》是通志的代表作。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通志有337部之多，其中明代43部、清代174部、民国120部。通志虽为一省之古今与百业之总览，但其记述范围有大于一省者，如《滇黔志略》，有记述省下之辖地者，如《辽阳图志》，即是说，通志是主要记述一省、兼及两省或省下较大区域的统合古今人、事、物的具有特定体例的资料性著述。
改革开放后新修方志启动编纂至今，省、地区志严格谨囿于行政区划具名，且多以各自完全独立的部门志形式所集成，几乎未有以《通志》为名者。绝大多数不仅无统一体例之规范而问题多多，而且不利于保存与利用，更难以体现一方文献之整体性、严谨性与著述性。《铜仁地区通志》（以下简称《通志》）既克服了上述之弊端，又重在于“通”“会”“特”方面的着力；既是“地区”的“全史”，又是新“市”的开篇，是继往开来、再谱新篇的召唤。
方志体例是方志体裁、凡例、结构与章法的总称，是志书表现自身内容特有的、不同于其它著述的体裁形式，是志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是一部志书的大法，其对于志书优劣影响重大。《通志》体例，严谨、完备而又科学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一是体裁齐备，记、述、志、传、图、表、录一应俱有，以志为主，排列科学，其中卷首精致编排的一系列区域各历史建制单位区位图、城池图、舆地图、分布图以及政区图、地形地貌图、水系图、名胜图、建设成就图等特别起着引人入胜、穿域古今之效；二是时限清楚，界限分明。铜仁地区自有建制以来至2011年12月撤地改市的历史政事、自然变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全形大势在志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三是纲目体结构鲜明。除序言、凡例、总述、大事记外，按政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附录排列，“以编章节为纲，以目为基本记述单元”，结构明了，总述、大事记经纬作用凸显，附录文献价值突出；四是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已故入志人物，按其生年先后为序，“对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人随事出”；五是整个志书文体规范，在坚持述而不论、据实直书的前提下，较好地处理了“述而略论”的关系，整个志稿语言朴实，简洁明了，具有可读性；六是事以类聚，类以横排，事近相并，化繁求简。“按照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部类记述，不受现有行政部门隶属关系之限制”，“对域内同类之事物，不论其部门隶属，均按事物性质编排。”同时，在记述上强调综合处理，注重交叉重复，突出设置目的，凸显方志功用。
二、内容丰富翔实、特色生动鲜明
“资治、教化、存史”是我国古今学者对方志功能的科学总结，是对方志这一客观事物所作的正确概括。而方志功能的发挥，又必然建立在方志是否提供系统的科学而又翔实的资料之上。《通志》字数八百万有余，对于反映发展历史的一方综合性著述，资料丰富翔实，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明晰往古，通其脉络。《通志》广搜博采境内历代各建制单位的旧志资料、私家著述或案牍文献，对历史上境内的建制沿革、版图变更、山川道理、物产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姓氏人物等“适其当”“扼其要”，往古相通，史脉相续。
其次，详于当代，博于百业。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修志定则，志书以六成以上的篇幅展示了铜仁地区解放后经济、社会、文化等百业各科的巨大变化，反映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铜仁地区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及其之于社会建设、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一方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真实解读。
其三，资料可信，有据可稽。《通志》所志资料，均采自地区第一轮方志编修地区部门专志稿、资料长编，以及旧志、文献、典籍、报刊、档案、口碑等，“均作考证、鉴别”。而“统计资料与计算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按统计部门口径，统计部门缺项的按主管部门统计口径使用”，“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的统计资料和计算、计量单位按当时的实际口径资料使用”。通观全志，资料翔实、出之有据、源有可稽、用有所得之感无不油然而生。
其四，升位设计，特色鲜明。《通志》主修者基于对铜仁地区区情的准确提炼与把握，采用“升格法”“內容详述法”将具有明显地域优势与显著特色的梵净山、黔东特区、汞工业升格为编，傩文化升格为章，印江书法、松桃锰业升格为节，玉屏箫笛、黔东事变等升格为目，同时设置“社情民俗”“历史文化整理与研究”“军事体育”“支援前线”等体现铜仁独特地理与人文的章节并着力记述，不仅避免了方志类目的“趋同化”现象，而且很好地反映了铜仁的优势，突出了铜仁的特色品牌，对于激发人们对铜仁山水的热爱和对铜仁的向往作用明显，教化意义突出。
三、著述性、整体性强
著述性，是新方志的重要特性，是对地方志编纂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方志的著述是观点、材料、分析的结合，是创造性的著作活动。 首先表现为篇目设计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统观《通志》的24编设计状况，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的横分门类囊括全体原则、突出特色原则、重点与统筹平衡原则、排列合理有序原则、标题准确简朴原则。
其次是《通志》“总述”概而有要，提升总揽全局的宏观性强。“总述”大致按区域区位、自然地理、历史建置、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商贸交通、文化文明、教育人文、当代建设成就与未来展望等顺序展开，成功地处理了宏观资料的运用与著述性的结合，表现在：着眼于“全”——从全地区的高度，鸟瞰全局，反映全貌；“通”——贯通古今，沟通各项，纵横相通，统筹兼顾；“概”——高度概括，简明扼要。通过“全”“通”“概”，梳理历史轨迹，凸现兴衰脉络，彰显特点亮点，勾勒大势大略，彰明因果联系，揭示发展规律。整个总述，文字精炼，篇幅适中，实现了“树木成林”而无臃肿庞杂的编纂效果，体现了编纂者宏观全局的驾驭功力和较高的文字功底。
再次是直书其事，述而不论，保持历史面貌的客观性。志书与史学论著及其他学术著作、教科书、工作总结等著述最大的区别就是述而不论，是把观点寓于资料之中。用事实说话，以资料表态，这是志书著述的艺术，是志书独有的著述性特征。既要坚持志书述而不论的原则，又要体现志书的著述性，这是编纂中的一个难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通志》在直书其事、述而不论上作出了积极的实践，如在标题上文字朴实无华，没有粉饰渲染；在对民国及以前的施政记载，客观地还其历史真实面貌，历史功过记述恰如其分；记载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施政，实事求是，全面辩证，客观公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业方面，客观翔实的史料记述中也无不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四是注重记述的深度性和整体性。如居民生活类记载了就业收入、生活消费、膳食、衣着、日用品、业余文化生活以及社会保障，特别是居民寿命，列载了具有两个国家级“长寿之乡”（石阡、印江）的铜仁地区49位105岁以上的老寿星，由面、线到点充分展示了铜仁地区的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折射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代际和谐的区域文化氛围。再如，对傩文化的记述，从傩的起源与传说、傩的组织与形式，到傩的剧目与道具、傩的音乐与舞蹈、傩的傩技与表演，再到傩文化的整理与推介，傩文化的完整情形及其传承状况和影响记载全面、深刻，有利于人们对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重视。
四、地域文化彰显
地方历史中蕴藏着形形色色的地域文化，方志应无愧于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处黔东的铜仁地区为贵州建置之较早，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与黔中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发育的重要区域，集中了中国著名的书法之乡、长寿之乡、矿泉水之乡、温泉之乡、苔茶之乡、箫笛之乡、民族文化之乡等众多品牌与名片。通过志书这一载体，展示地域文化之大概、之精辟、之影响、之价值，以为志书编纂者视为义不容辞而又无上光荣的职责。《通志》在着力反映上述地情特点、物产优势、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翔实的记述，这在“文化资源与传媒”“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艺文撷录”以及“民族”“宗教信仰”“人口·民族”“社情民俗”等章节中均有着翔实而又较为系统的反映，文字的记述辅之以图片与个案的佐证，地域文化的特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演，只要读者翻阅诸如“梵净山”“旅游资源”“古城遗址遗迹”以及上述之章目，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无不在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而上述系列可资传世的地域文化内容的记载表明，《通志》既是一部高质量的地域文化综合汇集，又是一部空前的反映铜仁历史与发展的百科全书，不仅有着较强的“资治、存史、教化”功能，而且对于其他地方，如何在志书篇目及其记载中将自己具有优势和影响力的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好，各种文化要素在志书中如何表现得充分、明了，其文化内涵的提炼与影响如何展现得到位，相关文化的图照又如何对之起到恰如其分的映衬，可以说是提供了的较好的经验借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动力及其精神支柱在于“经世致用”。当今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文化建设已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外一些国家政要也视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建设为21世纪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无疑，《铜仁地区通志》作为全体修志人员潜心笔耕、默默奉献、艰辛努力的结果，它的问世为了解铜仁历史，研究铜仁市情，提供了系统翔实的资料，不仅会在铜仁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会作为一方信史，惠泽后人，传之久远。
一、体例科学完善
“通志”为我国记载一省人、事、物的志书，又称省志、大志、全志、省图经、图志，始于元代的行省建立，现存最早的省志为元至元五年刊行的《齐乘》，清顺治年间的《河南通志》是通志的代表作。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通志有337部之多，其中明代43部、清代174部、民国120部。通志虽为一省之古今与百业之总览，但其记述范围有大于一省者，如《滇黔志略》，有记述省下之辖地者，如《辽阳图志》，即是说，通志是主要记述一省、兼及两省或省下较大区域的统合古今人、事、物的具有特定体例的资料性著述。
改革开放后新修方志启动编纂至今，省、地区志严格谨囿于行政区划具名，且多以各自完全独立的部门志形式所集成，几乎未有以《通志》为名者。绝大多数不仅无统一体例之规范而问题多多，而且不利于保存与利用，更难以体现一方文献之整体性、严谨性与著述性。《铜仁地区通志》（以下简称《通志》）既克服了上述之弊端，又重在于“通”“会”“特”方面的着力；既是“地区”的“全史”，又是新“市”的开篇，是继往开来、再谱新篇的召唤。
方志体例是方志体裁、凡例、结构与章法的总称，是志书表现自身内容特有的、不同于其它著述的体裁形式，是志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是一部志书的大法，其对于志书优劣影响重大。《通志》体例，严谨、完备而又科学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一是体裁齐备，记、述、志、传、图、表、录一应俱有，以志为主，排列科学，其中卷首精致编排的一系列区域各历史建制单位区位图、城池图、舆地图、分布图以及政区图、地形地貌图、水系图、名胜图、建设成就图等特别起着引人入胜、穿域古今之效；二是时限清楚，界限分明。铜仁地区自有建制以来至2011年12月撤地改市的历史政事、自然变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全形大势在志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三是纲目体结构鲜明。除序言、凡例、总述、大事记外，按政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附录排列，“以编章节为纲，以目为基本记述单元”，结构明了，总述、大事记经纬作用凸显，附录文献价值突出；四是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已故入志人物，按其生年先后为序，“对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人随事出”；五是整个志书文体规范，在坚持述而不论、据实直书的前提下，较好地处理了“述而略论”的关系，整个志稿语言朴实，简洁明了，具有可读性；六是事以类聚，类以横排，事近相并，化繁求简。“按照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部类记述，不受现有行政部门隶属关系之限制”，“对域内同类之事物，不论其部门隶属，均按事物性质编排。”同时，在记述上强调综合处理，注重交叉重复，突出设置目的，凸显方志功用。
二、内容丰富翔实、特色生动鲜明
“资治、教化、存史”是我国古今学者对方志功能的科学总结，是对方志这一客观事物所作的正确概括。而方志功能的发挥，又必然建立在方志是否提供系统的科学而又翔实的资料之上。《通志》字数八百万有余，对于反映发展历史的一方综合性著述，资料丰富翔实，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明晰往古，通其脉络。《通志》广搜博采境内历代各建制单位的旧志资料、私家著述或案牍文献，对历史上境内的建制沿革、版图变更、山川道理、物产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姓氏人物等“适其当”“扼其要”，往古相通，史脉相续。
其次，详于当代，博于百业。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修志定则，志书以六成以上的篇幅展示了铜仁地区解放后经济、社会、文化等百业各科的巨大变化，反映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铜仁地区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及其之于社会建设、人民生活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一方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真实解读。
其三，资料可信，有据可稽。《通志》所志资料，均采自地区第一轮方志编修地区部门专志稿、资料长编，以及旧志、文献、典籍、报刊、档案、口碑等，“均作考证、鉴别”。而“统计资料与计算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按统计部门口径，统计部门缺项的按主管部门统计口径使用”，“此前各个历史时期的统计资料和计算、计量单位按当时的实际口径资料使用”。通观全志，资料翔实、出之有据、源有可稽、用有所得之感无不油然而生。
其四，升位设计，特色鲜明。《通志》主修者基于对铜仁地区区情的准确提炼与把握，采用“升格法”“內容详述法”将具有明显地域优势与显著特色的梵净山、黔东特区、汞工业升格为编，傩文化升格为章，印江书法、松桃锰业升格为节，玉屏箫笛、黔东事变等升格为目，同时设置“社情民俗”“历史文化整理与研究”“军事体育”“支援前线”等体现铜仁独特地理与人文的章节并着力记述，不仅避免了方志类目的“趋同化”现象，而且很好地反映了铜仁的优势，突出了铜仁的特色品牌，对于激发人们对铜仁山水的热爱和对铜仁的向往作用明显，教化意义突出。
三、著述性、整体性强
著述性，是新方志的重要特性，是对地方志编纂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方志的著述是观点、材料、分析的结合，是创造性的著作活动。 首先表现为篇目设计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统观《通志》的24编设计状况，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的横分门类囊括全体原则、突出特色原则、重点与统筹平衡原则、排列合理有序原则、标题准确简朴原则。
其次是《通志》“总述”概而有要，提升总揽全局的宏观性强。“总述”大致按区域区位、自然地理、历史建置、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商贸交通、文化文明、教育人文、当代建设成就与未来展望等顺序展开，成功地处理了宏观资料的运用与著述性的结合，表现在：着眼于“全”——从全地区的高度，鸟瞰全局，反映全貌；“通”——贯通古今，沟通各项，纵横相通，统筹兼顾；“概”——高度概括，简明扼要。通过“全”“通”“概”，梳理历史轨迹，凸现兴衰脉络，彰显特点亮点，勾勒大势大略，彰明因果联系，揭示发展规律。整个总述，文字精炼，篇幅适中，实现了“树木成林”而无臃肿庞杂的编纂效果，体现了编纂者宏观全局的驾驭功力和较高的文字功底。
再次是直书其事，述而不论，保持历史面貌的客观性。志书与史学论著及其他学术著作、教科书、工作总结等著述最大的区别就是述而不论，是把观点寓于资料之中。用事实说话，以资料表态，这是志书著述的艺术，是志书独有的著述性特征。既要坚持志书述而不论的原则，又要体现志书的著述性，这是编纂中的一个难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通志》在直书其事、述而不论上作出了积极的实践，如在标题上文字朴实无华，没有粉饰渲染；在对民国及以前的施政记载，客观地还其历史真实面貌，历史功过记述恰如其分；记载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施政，实事求是，全面辩证，客观公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业方面，客观翔实的史料记述中也无不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四是注重记述的深度性和整体性。如居民生活类记载了就业收入、生活消费、膳食、衣着、日用品、业余文化生活以及社会保障，特别是居民寿命，列载了具有两个国家级“长寿之乡”（石阡、印江）的铜仁地区49位105岁以上的老寿星，由面、线到点充分展示了铜仁地区的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折射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代际和谐的区域文化氛围。再如，对傩文化的记述，从傩的起源与传说、傩的组织与形式，到傩的剧目与道具、傩的音乐与舞蹈、傩的傩技与表演，再到傩文化的整理与推介，傩文化的完整情形及其传承状况和影响记载全面、深刻，有利于人们对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重视。
四、地域文化彰显
地方历史中蕴藏着形形色色的地域文化，方志应无愧于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处黔东的铜仁地区为贵州建置之较早，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与黔中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发育的重要区域，集中了中国著名的书法之乡、长寿之乡、矿泉水之乡、温泉之乡、苔茶之乡、箫笛之乡、民族文化之乡等众多品牌与名片。通过志书这一载体，展示地域文化之大概、之精辟、之影响、之价值，以为志书编纂者视为义不容辞而又无上光荣的职责。《通志》在着力反映上述地情特点、物产优势、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翔实的记述，这在“文化资源与传媒”“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艺文撷录”以及“民族”“宗教信仰”“人口·民族”“社情民俗”等章节中均有着翔实而又较为系统的反映，文字的记述辅之以图片与个案的佐证，地域文化的特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演，只要读者翻阅诸如“梵净山”“旅游资源”“古城遗址遗迹”以及上述之章目，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无不在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而上述系列可资传世的地域文化内容的记载表明，《通志》既是一部高质量的地域文化综合汇集，又是一部空前的反映铜仁历史与发展的百科全书，不仅有着较强的“资治、存史、教化”功能，而且对于其他地方，如何在志书篇目及其记载中将自己具有优势和影响力的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好，各种文化要素在志书中如何表现得充分、明了，其文化内涵的提炼与影响如何展现得到位，相关文化的图照又如何对之起到恰如其分的映衬，可以说是提供了的较好的经验借鉴。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动力及其精神支柱在于“经世致用”。当今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文化建设已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外一些国家政要也视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建设为21世纪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无疑，《铜仁地区通志》作为全体修志人员潜心笔耕、默默奉献、艰辛努力的结果，它的问世为了解铜仁历史，研究铜仁市情，提供了系统翔实的资料，不仅会在铜仁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会作为一方信史，惠泽后人，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