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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开生活平滑光鲜的外表，看看真实的世界。这就是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的艺术世界。
何为艺术？它是通过形象塑造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因表现手段和方式不同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艺术的形式必须是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艺术的本质是表达，表达什么就是艺术的价值核心。一直以来，艺术在我们的意识里具有优雅装饰和抚慰的功能，其实艺术是被误会的存在，艺术解决的是精神性的、思想性的问题，艺术家本身首先应该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思想家，然后才是艺术语言的运用者，用艺术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是一个艺术家的灵魂。
马琳·杜马斯，20世纪90年代荷兰女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界的成就众人瞩目。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她把时代、女性群落、政治、种族、宗教、性、暴力等社会问题表现得触目惊心，她的作品直击心灵，令人久久不能忘记。她深入体察现实生活，把独特的感受带进艺术，重新审视传统观念下的现实生活与人类情感。她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但又超越了女性的格局与传统思维，在艺术语言与艺术思想方面开创了崭新的面貌；她有力地抨击了时代的病痛，勇敢地站在探索真相的孤独的斗争中；她敏感而才华横溢，大胆地逐梦，但又时刻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类的反思与悲悯。从男权社会的角度，女性是被看、他者、从属、温情、柔美、诱惑的符号，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她直面女性内心的恐惧、焦虑与不安，女性形象的本真甚至是丑陋的，却是真实的，不是男性眼中的意淫。从社会政治传媒的虚伪中，她通过对媒体照片的改造，讽刺暗喻掩盖真实世界的企图。从底层人民到精英阶层，人们的真实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想法被如此平滑光鲜的表面所粉饰，造成了一个怎样扭曲的世界。她呼唤一种脱去虚伪，直面现实，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让这个世界在病痛的折磨中找到救治的根源与药方——敢于直面真实。
一、怪异的形象与现实的关注
杜马斯画笔下的人物多是忸怩不安、被病痛折磨的狰狞面孔，这样的画面让人起初不敢直视，难以接受，对习惯了唯美装饰的架上艺术视觉的大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杜马斯不以取悦为前提，她所要表达的精神与思想，以及她想要表达的艺术存在的意义和艺术尝试，是为了说明艺术不是单方面的满足。艺术家是独立而有尊严的，是思想者，是对社会具有人文关怀的群体，艺术品要传达的内容，需要观者去直面与反思。这样的初衷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在当时，文艺的思潮也极力地提倡去揭露现实，这正是杜马斯及像她一样的一批艺术家所处时代背景的共性。当时，敏感的政治话题在国际艺术圈非常盛行，荷兰作为殖民主义专政的最后堡垒，杜马斯的南非身份使她深受其苦。
和威廉·肯特里奇[1]一样，杜马斯在她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异国集体罪恶感和个人愤怒的救赎，并且加入了女权主义色彩[2]。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其研究重心在于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大量的肖像、裸体油画和水彩画成为她的象征，也证明她的多产，虽然杜马斯已经接受了人物画的常规创作手法，但她的作品却常常探索社会认同等非常规的主题，题材十分广泛，包含恐怖分子、家庭成员、身体暴力的受害者、一些正受威胁的婴儿的脸庞及僵尸新娘的身体等。如被称为异类的黑人白化病人，在她笔下这些人总是表情凝重，眼神空洞无物，绝望中带着冷漠，紧闭的双唇显得忧郁紧张，同时又有一股坚强不屈的神情。丑陋的外表增加了画面的冲击感和持久度，它使人在苦涩和震撼中对形象难以忘怀。在她的作品中，文明社会中的丑陋与荒谬既熟悉又疏离，画面中的爱欲是如此的扭曲与放纵，人们如此的享受又如此的虚无。她破坏图像最根本的叙事、交流功能，剥下美好的外衣，挑起了人们的困惑和恐惧，从而凸显了一种自我的符号性。
二、图片的挪用与创造
她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既存图像资源的大胆挪用和再处理，是后现代主义艺术非常经典的做法。她的挪用是出于对图像信息的不信任，并借以表达情感，反映了她独立的思考。马琳·杜马斯早期的作品，常常将剪切过的图片和文字粗糙地拼贴在一起，探索影像与拼贴画及文字之间的关系。她说：“我的处理涉及第二手的形象与第一手的体验和感受，我用照片作画，借助这化学再产生的过程，过滤掉我笨拙的尝试，朝向自然的感受，并保存一种对事物半信半疑的、无把握的习惯。”她表示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没有一张是不存在有迹可循的图像来源。
身处于被来自各处、使人无法躲避的、过剩的圖像信息环绕的当代社会中，人们实际上对于接受到的信息的真实度，很难拥有准确的把握：照片成像反映的是在成像瞬间照片主体的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可以被图片使用者做出各种导向性，所以从图片中接受到的讯息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事实，马琳·杜马斯在作品中做出的努力，就是为了使观者对原始资料图片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以一种把对真实的探寻带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的形式，将对真实的探寻带入观看者心中。以问题的记录者和呈现者的身份进行创作，使得她的作品非常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科技与工业已经可以轻松地、无限量地制作无比精美的生活用品，而杜马斯却去捕捉现代人类在这种科技和物质繁盛下的敏感与不安，以及不知何去何从的生命原动力。她说：“传媒是暴力，如果人人都觉得是理所当然，那就是暴力，这个暴力没有给我任何思考的余地。”杜马斯强调图像本身的自我解读，而不是被媒体的观点或视角所限制。在影像受控制的时代，她很好地提出了怎样运用自我的经验去诠释作品，发出自我的声音。通过整理媒体的图片，她保持一个公民应有的警觉，用近乎混乱的方式创造一种视觉上的认识，最终目的还是绘画创作。 三、强调绘画性与对抗性
摄影具有静止性、客观性、疏离感，电影限制人的想象，绘画则带着很强的情绪性和模糊性，从而激发人们无限的想象。杜马斯作品中强调的绘画性，正是手工制作与机器化大生产的一种对抗。粗重的线条、中性的色彩、极少的修饰，不向观众提供任何安慰，唤起了人们对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isco Clemente）颓废的象征主义的思考。如果绘画的功能仅仅是再现，那么照相机的出现就已经能使绘画灭绝了。所以在杜马斯的绘画中，人们不会看到那些孤独冷漠的模特，而是一个个充满深意的面孔。在她看来，摄影只是作为画家的一种辅助手段，对线条的娴熟运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些流畅的线条和大片的彩墨运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物深邃的心理状态，以及带给观者的强烈冲击。
同时，她的人物画经常会表达出一种不符合逻辑的情感。比如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小女孩会有如此坚毅的表情，這种成人的状态会由如此幼小的身躯承担与展示，除了震撼，还能用什么形容？在杜马斯进行绘画创作中，和中国水墨画相似的人物水彩是她独特的技法，墨色的运用表现出她的率真，她利用水墨自然流动产生的偶然效果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她曾说：“我的作品是关于姿态、速度和行为的生命力，我喜欢古代中国人那样用毛笔蘸墨作画。”据说她的绘画创作也受到她六岁女儿的启发，她发现孩子的笔触是与成人的绘画完全不同的视觉语言，且这种纯粹的涂鸦与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传达更加动人的效果。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创作，她也在反思成人世界的虚伪与创造力的枯竭，从而用一颗赤子之心去表现与真实世界的对抗，人类失去的童真世界，让这个冰冷的成人世界感到绝望与窒息。孩子才是真正的画家，孩子的创造力是天赋的自然流淌，这与当今的矫揉造作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抗。毕加索一再说，“绘画是破坏的集成，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把概念化的、程序化的、你知道缘由的东西破坏掉，重新开始，这一点是现代艺术的精髓。”
四、精神的表达与自我的探求
杜马斯被称为“精神表现主义者”，她说：“作品给人以不尽的思考要比仅仅给人以视觉刺激更有意义。”她的艺术中隐藏着极具表现性的精神要素，似乎是把肉体背后的自己表现出来，粗糙的冷幽默和具有悲悯感的自我意识，把人性中的爱与欲望、凝重与悲凉、软弱与虚无一一展现，暗示了现实世界的精神混乱，让人们在抗拒中被刺激、被警醒，进而体认生命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她说：“艺术不是一面镜子，它是对你不知道的东西的转译。”从她的教育背景看，她曾在开普敦大学麦克里斯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尝试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来展现人类形态的复杂性。之后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研究所接受过一年的心理学教育，同时她一直对社会学研究充满兴趣。对当代人敏锐而深刻的表现力正是得益于她跨学科的研究。她曾说：“我曾经想成为一名诊疗家，但是现在我很庆幸，我不用去坐着一直听人们说，只要看观众对我作品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了。”
对于白种人在南非所具有的优越地位，一直让杜马斯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我的身份是属于特权阶级的，但我的内心又想表达种种不公的题材，你说我该如何面对别人的伤痛和我自己的羞愧与自责呢？”她说：“我在自己眼中看到了一种内疚……因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对的事情而产生的内疚。”杜马斯表达了她所说的“对”的事情，就像平常说话时，改变一下语调，承认一种长久以来对“存在”的讽刺：“无人知晓到头来能证明什么是对的，也没人知道向谁去证明。这样，选择相信，也就意味着把你的思想交给了意识形态。”杜马斯的这种道德困惑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困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所选择的行动都有可能令我们失望；即使现在没有，迟早也会发生。我们善意的想法无法保证我们做了对的事情。”她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关注这种道德不安感。她在本科论文里，就已经暗示了这种“因永远不知道”而产生的内疚感。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我是生命中体验的原点，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世界如何看你，你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看待他人，自我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何为人？人类寻找自己的历程，也正是艺术创造可遵循的规律。克里斯特瓦[3]说：“艺术的极致是生命的表达。”康定斯基从绘画的角度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在因素是艺术家灵魂中的情感。”艺术是情感表现，艺术的价值全在于它表现情感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威廉·德·库宁[4]把绘画看成是体验、表达、实现自由的过程。他创作时潮水般的情绪在其绘画中起落着，随着笔触的运行、色彩的变换而呈现出令人激动的美感。马琳·杜马斯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作为社会一员的社会责任，最终使她成就了伟大的艺术创造，为时代留下了一位灵魂艺术家的思考。
注释：
[1]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白人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Kentridge，1955—）具有艺术及政治学的背景。他的艺术实践从剧场开始，继而转向素描和动画。其创作主题则来自两大面向：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以及欧洲的文学、剧场和最早期的电影。他的炭笔素描，画风近似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表现派，尤以粗犷的线条为特点。他自1989年起将所绘的素描转化成动画电影，更充足地施展素描特有的不定性和变动的特质。曾获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Prize）”的艺术与哲学奖。
[2]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的议题。
[3]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Kristeva，1941—）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她生于保加利亚，后移居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成为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先人物以来，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等领域均有建树。
[4]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1904—1997），简称德·库宁，荷兰籍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新行动画派的大师之一。在他创作生涯中，人体成为其绘画创作的主体，加以风景及书写的符号来发展他的抽象世界。他将欧洲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风格融于自己大而有力的绘画行为之中，把激进艺术的理念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即使是极端的绘画作品也具有艺术美感，试图唤醒人们心中一种与所有生命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感。
何为艺术？它是通过形象塑造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因表现手段和方式不同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艺术的形式必须是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艺术的本质是表达，表达什么就是艺术的价值核心。一直以来，艺术在我们的意识里具有优雅装饰和抚慰的功能，其实艺术是被误会的存在，艺术解决的是精神性的、思想性的问题，艺术家本身首先应该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思想家，然后才是艺术语言的运用者，用艺术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是一个艺术家的灵魂。
马琳·杜马斯，20世纪90年代荷兰女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界的成就众人瞩目。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她把时代、女性群落、政治、种族、宗教、性、暴力等社会问题表现得触目惊心，她的作品直击心灵，令人久久不能忘记。她深入体察现实生活，把独特的感受带进艺术，重新审视传统观念下的现实生活与人类情感。她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但又超越了女性的格局与传统思维，在艺术语言与艺术思想方面开创了崭新的面貌；她有力地抨击了时代的病痛，勇敢地站在探索真相的孤独的斗争中；她敏感而才华横溢，大胆地逐梦，但又时刻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类的反思与悲悯。从男权社会的角度，女性是被看、他者、从属、温情、柔美、诱惑的符号，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她直面女性内心的恐惧、焦虑与不安，女性形象的本真甚至是丑陋的，却是真实的，不是男性眼中的意淫。从社会政治传媒的虚伪中，她通过对媒体照片的改造，讽刺暗喻掩盖真实世界的企图。从底层人民到精英阶层，人们的真实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想法被如此平滑光鲜的表面所粉饰，造成了一个怎样扭曲的世界。她呼唤一种脱去虚伪，直面现实，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让这个世界在病痛的折磨中找到救治的根源与药方——敢于直面真实。
一、怪异的形象与现实的关注
杜马斯画笔下的人物多是忸怩不安、被病痛折磨的狰狞面孔，这样的画面让人起初不敢直视，难以接受，对习惯了唯美装饰的架上艺术视觉的大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杜马斯不以取悦为前提，她所要表达的精神与思想，以及她想要表达的艺术存在的意义和艺术尝试，是为了说明艺术不是单方面的满足。艺术家是独立而有尊严的，是思想者，是对社会具有人文关怀的群体，艺术品要传达的内容，需要观者去直面与反思。这样的初衷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在当时，文艺的思潮也极力地提倡去揭露现实，这正是杜马斯及像她一样的一批艺术家所处时代背景的共性。当时，敏感的政治话题在国际艺术圈非常盛行，荷兰作为殖民主义专政的最后堡垒，杜马斯的南非身份使她深受其苦。
和威廉·肯特里奇[1]一样，杜马斯在她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异国集体罪恶感和个人愤怒的救赎，并且加入了女权主义色彩[2]。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其研究重心在于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大量的肖像、裸体油画和水彩画成为她的象征，也证明她的多产，虽然杜马斯已经接受了人物画的常规创作手法，但她的作品却常常探索社会认同等非常规的主题，题材十分广泛，包含恐怖分子、家庭成员、身体暴力的受害者、一些正受威胁的婴儿的脸庞及僵尸新娘的身体等。如被称为异类的黑人白化病人，在她笔下这些人总是表情凝重，眼神空洞无物，绝望中带着冷漠，紧闭的双唇显得忧郁紧张，同时又有一股坚强不屈的神情。丑陋的外表增加了画面的冲击感和持久度，它使人在苦涩和震撼中对形象难以忘怀。在她的作品中，文明社会中的丑陋与荒谬既熟悉又疏离，画面中的爱欲是如此的扭曲与放纵，人们如此的享受又如此的虚无。她破坏图像最根本的叙事、交流功能，剥下美好的外衣，挑起了人们的困惑和恐惧，从而凸显了一种自我的符号性。
二、图片的挪用与创造
她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既存图像资源的大胆挪用和再处理，是后现代主义艺术非常经典的做法。她的挪用是出于对图像信息的不信任，并借以表达情感，反映了她独立的思考。马琳·杜马斯早期的作品，常常将剪切过的图片和文字粗糙地拼贴在一起，探索影像与拼贴画及文字之间的关系。她说：“我的处理涉及第二手的形象与第一手的体验和感受，我用照片作画，借助这化学再产生的过程，过滤掉我笨拙的尝试，朝向自然的感受，并保存一种对事物半信半疑的、无把握的习惯。”她表示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几乎没有一张是不存在有迹可循的图像来源。
身处于被来自各处、使人无法躲避的、过剩的圖像信息环绕的当代社会中，人们实际上对于接受到的信息的真实度，很难拥有准确的把握：照片成像反映的是在成像瞬间照片主体的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可以被图片使用者做出各种导向性，所以从图片中接受到的讯息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事实，马琳·杜马斯在作品中做出的努力，就是为了使观者对原始资料图片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以一种把对真实的探寻带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的形式，将对真实的探寻带入观看者心中。以问题的记录者和呈现者的身份进行创作，使得她的作品非常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科技与工业已经可以轻松地、无限量地制作无比精美的生活用品，而杜马斯却去捕捉现代人类在这种科技和物质繁盛下的敏感与不安，以及不知何去何从的生命原动力。她说：“传媒是暴力，如果人人都觉得是理所当然，那就是暴力，这个暴力没有给我任何思考的余地。”杜马斯强调图像本身的自我解读，而不是被媒体的观点或视角所限制。在影像受控制的时代，她很好地提出了怎样运用自我的经验去诠释作品，发出自我的声音。通过整理媒体的图片，她保持一个公民应有的警觉，用近乎混乱的方式创造一种视觉上的认识，最终目的还是绘画创作。 三、强调绘画性与对抗性
摄影具有静止性、客观性、疏离感，电影限制人的想象，绘画则带着很强的情绪性和模糊性，从而激发人们无限的想象。杜马斯作品中强调的绘画性，正是手工制作与机器化大生产的一种对抗。粗重的线条、中性的色彩、极少的修饰，不向观众提供任何安慰，唤起了人们对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isco Clemente）颓废的象征主义的思考。如果绘画的功能仅仅是再现，那么照相机的出现就已经能使绘画灭绝了。所以在杜马斯的绘画中，人们不会看到那些孤独冷漠的模特，而是一个个充满深意的面孔。在她看来，摄影只是作为画家的一种辅助手段，对线条的娴熟运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些流畅的线条和大片的彩墨运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物深邃的心理状态，以及带给观者的强烈冲击。
同时，她的人物画经常会表达出一种不符合逻辑的情感。比如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小女孩会有如此坚毅的表情，這种成人的状态会由如此幼小的身躯承担与展示，除了震撼，还能用什么形容？在杜马斯进行绘画创作中，和中国水墨画相似的人物水彩是她独特的技法，墨色的运用表现出她的率真，她利用水墨自然流动产生的偶然效果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她曾说：“我的作品是关于姿态、速度和行为的生命力，我喜欢古代中国人那样用毛笔蘸墨作画。”据说她的绘画创作也受到她六岁女儿的启发，她发现孩子的笔触是与成人的绘画完全不同的视觉语言，且这种纯粹的涂鸦与她想要表达的思想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传达更加动人的效果。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创作，她也在反思成人世界的虚伪与创造力的枯竭，从而用一颗赤子之心去表现与真实世界的对抗，人类失去的童真世界，让这个冰冷的成人世界感到绝望与窒息。孩子才是真正的画家，孩子的创造力是天赋的自然流淌，这与当今的矫揉造作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抗。毕加索一再说，“绘画是破坏的集成，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把概念化的、程序化的、你知道缘由的东西破坏掉，重新开始，这一点是现代艺术的精髓。”
四、精神的表达与自我的探求
杜马斯被称为“精神表现主义者”，她说：“作品给人以不尽的思考要比仅仅给人以视觉刺激更有意义。”她的艺术中隐藏着极具表现性的精神要素，似乎是把肉体背后的自己表现出来，粗糙的冷幽默和具有悲悯感的自我意识，把人性中的爱与欲望、凝重与悲凉、软弱与虚无一一展现，暗示了现实世界的精神混乱，让人们在抗拒中被刺激、被警醒，进而体认生命的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她说：“艺术不是一面镜子，它是对你不知道的东西的转译。”从她的教育背景看，她曾在开普敦大学麦克里斯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尝试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来展现人类形态的复杂性。之后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研究所接受过一年的心理学教育，同时她一直对社会学研究充满兴趣。对当代人敏锐而深刻的表现力正是得益于她跨学科的研究。她曾说：“我曾经想成为一名诊疗家，但是现在我很庆幸，我不用去坐着一直听人们说，只要看观众对我作品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了。”
对于白种人在南非所具有的优越地位，一直让杜马斯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我的身份是属于特权阶级的，但我的内心又想表达种种不公的题材，你说我该如何面对别人的伤痛和我自己的羞愧与自责呢？”她说：“我在自己眼中看到了一种内疚……因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对的事情而产生的内疚。”杜马斯表达了她所说的“对”的事情，就像平常说话时，改变一下语调，承认一种长久以来对“存在”的讽刺：“无人知晓到头来能证明什么是对的，也没人知道向谁去证明。这样，选择相信，也就意味着把你的思想交给了意识形态。”杜马斯的这种道德困惑也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困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所选择的行动都有可能令我们失望；即使现在没有，迟早也会发生。我们善意的想法无法保证我们做了对的事情。”她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关注这种道德不安感。她在本科论文里，就已经暗示了这种“因永远不知道”而产生的内疚感。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我是生命中体验的原点，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世界如何看你，你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我、看待他人，自我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何为人？人类寻找自己的历程，也正是艺术创造可遵循的规律。克里斯特瓦[3]说：“艺术的极致是生命的表达。”康定斯基从绘画的角度认为：“艺术作品的内在因素是艺术家灵魂中的情感。”艺术是情感表现，艺术的价值全在于它表现情感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威廉·德·库宁[4]把绘画看成是体验、表达、实现自由的过程。他创作时潮水般的情绪在其绘画中起落着，随着笔触的运行、色彩的变换而呈现出令人激动的美感。马琳·杜马斯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作为社会一员的社会责任，最终使她成就了伟大的艺术创造，为时代留下了一位灵魂艺术家的思考。
注释：
[1]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白人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Kentridge，1955—）具有艺术及政治学的背景。他的艺术实践从剧场开始，继而转向素描和动画。其创作主题则来自两大面向：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历史，以及欧洲的文学、剧场和最早期的电影。他的炭笔素描，画风近似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表现派，尤以粗犷的线条为特点。他自1989年起将所绘的素描转化成动画电影，更充足地施展素描特有的不定性和变动的特质。曾获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京都奖（Kyoto？Prize）”的艺术与哲学奖。
[2]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的议题。
[3]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Kristeva，1941—）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她生于保加利亚，后移居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成为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先人物以来，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等领域均有建树。
[4]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1904—1997），简称德·库宁，荷兰籍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新行动画派的大师之一。在他创作生涯中，人体成为其绘画创作的主体，加以风景及书写的符号来发展他的抽象世界。他将欧洲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风格融于自己大而有力的绘画行为之中，把激进艺术的理念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即使是极端的绘画作品也具有艺术美感，试图唤醒人们心中一种与所有生命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