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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革命根据地，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实践与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方面创建革命政权，一方面又创办真正属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国语国文教育由于所处的基础性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革新的重点项目。
针对革命根据地时间跨度长达22年、覆盖全国人口总数1/4的语文学科教育的丰富实践，本文撷取有代表性的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华北解放区，从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实践与研究三个维度，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语文学科教育曾经初创、发展和成熟的那段历程。
一、“面向人民大众”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1. 中央苏区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从红军教育到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学校教育到工农业余教育，初步形成了人民政权下的革命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中，都有以扫盲（识字）为重点的、面向广大红军和群众的国语教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苏区最初的劳动小学，1934年后改称为列宁小学。列宁小学分初级和高级两级。初级3年，开设国语、算术、游艺3 门课;高级2年，开设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和游艺5门课，国语课每周安排6学时。
苏区的中学，实际上就是各种干部学校和职业学校，不另设普通中学。按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所订《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规定，职业中学为青年义务教育性质，入学年龄为13～16岁（亦可放宽至18岁），学制为4年。
2. 陕甘宁边区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边区教育厅颁布的《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边区小学校，应依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所必需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同时规定小学修业5年，仍為三二制，合并设置的称为完全小学。“一节课以30分钟为原则”。
小学教育要求学生掌握1500个汉字，能阅读报纸，等等。国语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能理解普通的语言文字，培养发表自己思想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以及边区新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国语的教学内容一般包括写字、读书、作文、说话。
当时的中等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国民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中的干部教育格外受到重视。抗日根据地规定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情况许可的地方和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国文是基础文化课中的重点内容。
1944年《解放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根据地普通教育随之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改革。
完全小学不仅要培养准备继续升学的小学毕业生，而且要培养具有直接参加地方各项建设能力的小学毕业生。国语国文教育方面所注重的是当时环境所急需的一般读写能力。在教学内容上，要求培养乡文书、合作社会计、村学教员所应有的能力;在学制、办学规模、分班、上课时间与方法等方面，都有了许多发展和创新。
与此同时，边区教育厅还拟定了中等学校新课程，对各中学、师范的教学科目和上课时间都作了明确规定。国文课以养成日常工作中各种实用文字的正确读写能力为主旨，周学时是8 门课程中最多的，第1～4学期，每周5课时;第5～6学期，每周4课时。国文全部课时数约占总时数的1/4。
3. 华北解放区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华北解放区，是由党领导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而来的。其国语国文教育建设与发展，也大体循初创、发展和成熟之轨迹。
首先，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小学义务教育取得显著成就，为华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国语国文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数据显示，在晋察冀边区，截至1939年，小学已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增至40余万人。在晋冀豫边区，截至1940年7月，全区32县有小学3770所。在晋绥边区，截至1941年，小学增加到1700所，学生达7.4万余人。在山东根据地，1940年仅鲁西就开办小学2400多所，学生达102万人;到1941年7月，全省共建立1万所小学，在校生达40余万。
各根据地包括师范教育在内的中等教育也从无到有，逐渐建立起来。如晋察冀边区，到1940年8月，已建立中学8所，在校生达2200余人。
其次，武装斗争进入人民解放战争阶段后，下一级学校对上一级学校的预备教育性质日趋强化。
解放区继续执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解放区的教育陆续进行了整顿、改革和提高，逐步向正规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突出的是，改变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各成独立系统的情况，下一级学校对上一级学校已经有了预备教育的性质。中学课程里的文化课所占比例逐步达到90%，政治课则占10%。明确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师在学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最后，转入反攻阶段的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有力地促进了华北解放区的“教育正规化”建设。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同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为华北解放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快速、统一发展准备了条件。
1948年8月，华北解放区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拉开了“教育正规化”探索的帷幕。会议明确，培养大量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有计划地进行新民主主义正规化教育建设，做到工作有制度、教学有计划、课程有标准。会议形成了《华北区普通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华北区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等文件，为战时教育转变为正规教育提供了制度保证。 会议规定中学实行三三制，即初中3 年，高中3年。为了照顾当时的需要，中学可附设一年制中学班，主要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由于急需教师，师范学校设三年制和一年制两种。这种具有过渡性和灵活性的学制，把中等教育的长远需要与目前需要恰当地结合起来。中学设置有政治常识、国语、数学、史地等11 门课程。各课程授课时数被明确列在了课程表里。
会议明确规定，文化课要占90%，政治课只占10%;全年实际上课时间不少于36 周，每周上课时间不少于24小时，自习时间以18～20小时为原则;学生停课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产、演剧，3天以上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中等教育会议后，华北解放区的小学教育也按照正规化要求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49年5月，在北平召开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商讨华北小学“教育正规化”问题。《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确定了小学教育的目标：“培养有基本文化智能、身心健康、爱好劳动、爱护人民的国家公民，而最重要的是学习文化。”
同时规定，小学学制仍沿用四二制，并制定了适用于全日制小学和半日制、二部制初级小学的两个教学时间表，每课时45分钟。
无疑，肇始于华北的新型“正规化教育”探索，极大地夯实了国语国文的“正规化教育”，为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语文教育翻开了新篇章。
二、“强调致用性”的国语国文教材建设
与根据地课程设置特点相应的教材建设原则，要求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国语国文教材建设，无论编写指导思想、选材内容、编写方法或是教学要求，都积极地反映出新民主主义语文教育的特点。
1. 中央苏区的国语教材建设
苏区国语教材的编写，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正式教材和补充教材并用的办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有：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印的《列宁小学国语课本》（1932年）、《初级国语课本》（1933年）等;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编印的《列宁小学国语教科书》（1934年）、《国语教学法》（1934年）等;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编印的《国语课本》（1931年）、《劳动小学国语课本》（1931年）等。
根据苏区教育的“社会化、政治化、劳动化、实际化”指导原则，教材在思想内容上，十分强调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际，着眼于教育学生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憎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增强政治觉悟、培养高尚的革命品德，等等。
在语文知识要求和编排体系上，则强调注意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如对初小各年级的语文知识都有具体要求。高小国语教材规定，仍应包含政治和自然常识，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分，教授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学生毕业时能写浅易的文章，尤其是应用文（如书信、路条和议论短文等）。
2. 陕甘宁边区的国语国文教材建设
边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国语国文教材，主要是1938年～1943年先后3次改编的全套初小、高小《国语课本》，以及1945年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审的《初中国文》。
（1）陕甘宁边区多次修订《国语课本》
边区第一套初小《国语课本》于1937年冬即着手编写，于1938年2月～8月陆续出版。经过1942年改编出版的第二套《国语课本》，改变了教科书内容单调、语文知识薄弱的问题，减少了宣传鼓动性的课文，增加了许多科学方面的知识。针对原来教科书在叙述上过于抽象化和成人化的问题，形式上转向故事化和儿童化，文体也力求丰富多样。
第三套《国语课本》于1944年出版。改编本在联系抗战实际、边区生活实际和儿童生活实际方面，在体现政治性和反映新生事物方面，都较前有了明显增强。书中关于生产知识、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事迹的课文占了1/5，关于游击战、防奸自卫、战斗英雄、锄奸英雄的课文也约占1/7。经过第三次改编，教材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逐步得到了改正和解决。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需要，这套《国语课本》在1946年修订，质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2）陕甘宁边区编辑的《中等国文》
由胡乔木主持编制的《中等国文》，全书共6 册，供三年制初中使用。书首有边区教育厅所拟的《说明》，具体阐述了全书编制的指导思想。综观《中等国文》的内容和体例，它不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的精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而且充分吸收和发展了当时语文学界对革新语文教育的某些卓越思想和成功经验，因而比较符合客观的教学规律。
《解放日报》曾于1945年12月20日发表题为《谈谈中学国文教材与教法》的署名文章，肯定这套教材“文章的编排，都相当精细，组织也相当严密”，教材内容“使得学生感觉有趣，可以灵活而深入地理解问题”。陕甘宁边区各中等学校（包括中等师范）普遍采用这套教材，后来，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各地又陆续编制了一些新的教材，但大都沿袭《中等国文》的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可见其影响的深广。
3. 华北解放区的国语国文教材
（1）华北解放区的《国语课本》
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11月推出了解放区国语教材。这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可以追溯到1938年以来的晋察冀边区小学国语课本。
改编自《临时小学国语课本》的晋察冀边区1938 年出版的《初小国语课本》，1939年冬、1940年7 月又两度改编成新的《抗战时期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在内容和编辑方法上都有了改进。新教材采用单元制编法，各单元都附有练习，并规定了教学时间。为了便于儿童学习，课本编列出1862个生字，低年级各册还配有插图。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着手编写第七套国语课本，确定以原边区课本为基础进行修改重编。同年11月出版的这部《国语課本》，质量上较前有了提升，也为以后的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华北解放区全套的《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
由于教学上的迫切需要，解放区在原有中等国文教材的基础上，重新编出了全套《初中国文》（1948年）和《高中国文》（1949年）。
《初中国文》共6 册，每册课文30篇，每篇教学时间约2～3 小时。按课文内容和形式编为教学单元，一般2～3篇，间或有1～4篇的。与课文相联系编入语法和作法，作为附录;每篇末尾还附有注释、参考及习题，供教学参考。选文标准方面，在内容上力求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比较正确、充实;在文体形式和写作技巧上，力求广泛多样，既中外古今兼容并包，又有主从之分。从第四册起酌量选入一些浅易文言文和旧文学的代表作品。语法和作法的编写方面，第一、二册为语法和作法的一般常识;第三、四册主要为文法，包括词类、单句复句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第五、六册为修辞常识和文言语法的特点。
《高中国文》共6册，选文范围广，从秦汉至现代的作品都有。在比重上，现代比古代的多，选文标准兼顾内容与形式，既可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教益，又可使学生掌握语文规律，提高读写能力，选文篇幅一般短小精悍，间或亦有长文的节选。文体知识体系的编排上，第一、二册侧重叙述文，通讯、报告等;第三、四册文艺性作品较多;第五、六册论说文增多。文体或内容类似的篇目或可相互参证的文章，2～3篇编组在一起。
这套课本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联合出版社修订再版，作为中学适用的临时课本。
三、“突出科学化”的教学方法实践与研究
革命根据地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革，可以追溯至对红军的政治教育。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总结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第一，启发式（废除注入式）;第二，由近及远;第三，由浅入深;第四，说话要通俗;第五，说话要明白;第六，说话要有趣味;第七，以姿势助说话;第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第九，要提纲;第十，干部要用讨论式。”
毛泽东亲自倡导的这些教学原则和方法，随着他在全党、全军影响的扩大，不仅运用于红军政治教育，而且也被广泛运用于包括国语国文教学在内的普通学校的教学工作。具体体现在下述方面：
1.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革命根据地的国语国文教学在贯彻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教学原则上，特别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突出地表现在苏区工农识字，既有三五人一起教，也有个别教;在乘凉、喝茶时教，在田头、灶边教。在具体教法上，起初画地为字，组长教组员识字，以后各人备好小本子练字。识字从生活需要教起，如“桌椅板凳、鸡鸭牛羊”等。此外，还采取识字牌、识字游戏、写壁报等方法识字。
抗日根据地则普遍采取“见物识字”的方法，有的则采用实物图画、编讲故事、唱秧歌、看报等方式来教，并且又有了更多的创造。如“拆字法”，教“告”字，就把“告”字拆成“牛”“口”两字，说是“一口咬住了牛尾巴”;又如“合字法”，是把树枝折为数段，在地上摆字等。
这种学以致用的原则，各抗日根据地更有不少创新运用，反映在实际语文能力的培养上尤为明显。例如，发动学生给在前方作战的亲友写信，报告家乡翻身解放、分到胜利果实、生活改善的情况，鼓励他们安心打仗，杀敌立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就开展过全区师生为家人和乡亲代笔写信的活动，由于写的都是自己身边最熟悉、最有感触的事，所以都很生动。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写作的兴趣，比教师在课堂上单纯出题作文要实际得多、有效得多。有的地区还成立了“群众代笔处”，三、四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轮流给村人代笔，如写敌情报告、工作报告、会议记录、文契、对联、黑板报稿等。
2.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革命根据地在实施启发式的国语国文教学方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的方法，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首先，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动能力，以充分发挥他们学习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苏区《小学课程教则大纲》，把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列为教学方法“三原则”之一，并提出了具体要求：（1）反对注入式，提倡用实物显示，用具体问题启发，辅以各种游艺方式;（2）反对孤立和割裂知识，采取由此及彼、显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变化的方法;（3）反对从概念出发，采取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4）运用“联想”的方法，由近及远，从已知引导到未知。
边区和解放区在发展学生的自动能力、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方面，进行了许多实践和探讨。如1949年1月《太行教育》所刊六中吕云及五中伍吉辰的两篇文章，就对学生学习的自动自觉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次，重视引起学习动机和培养学习兴趣。例如，孙敬之《关于启发式教学》一文总结了作者所在学校教师实施启发式教学的经验：“教学上的启发性，就是诱导同学对学习发生兴趣，一隅三反，保持情绪饱满。兴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为应从教学内容和全部教学活动的组织中去找;同时我也不否认，富有教学经验的人，能更多引起同学的兴趣，加速和加深同学的接受。”
最后，普遍认识到教师在教学的各个方面具备较高的素养，是实施启发式教学最基本的条件。例如，郭化若1941年在教授法讨论会上所述的观点极具代表性：“我们的教员必须：第一，他应是所任功课的精通的学者;第二，他应是所在学校的忠诚的教员;第三，他应是所教学员的知心好友。”郭化若以这三方面为前提进行了论述。
3. 读写结合的教学方法
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读写结合”，并且做得很有成效。当时的教学实践证明，把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运用规律运用到写作中，可以提高写作水平;而在写作中掌握了写作的规律以后，又可以增进阅读的能力。
革命根据地曾对讲读与写作的关系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1946年晁哲甫在《国文教学必须改造》一文中认为，旧的国文教学法必须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造：“一是讲读要与写作分开;二是在应用时才研究如何写，在写作时再研究文章的体裁。”晁氏的这些观点和意见随即在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教师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基本形成如下两种意见：
以太行二中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晁氏在这方面的主张有些矫枉过正了。最后他们决定“用新教学法来一次实验”。实验结果，“闹清了讲读与写作的任务与关系”，认为“二者的任务不同，好像一个是‘收’，一个是‘支’，讲读与写作决不应混为一个东西”。
以延安中学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读写结合的关键，在于选材与教学主要从语文规律上着眼，以语文规律的研究与实践为教学活动的中心”，读写结合“对于联系我们中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两大问题——阅读上的粗枝大叶、好高骛远与写作上的生吞活剥、东拉西扯，是有很大帮助的。其基本精神是足踏实地，实事求是，巩固地向前发展;即学即用，即知即行，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
回顾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语国文教育，重温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学科教育发展之道，无疑助益拓展党史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助力赓续红色精神血脉，永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興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接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奠定扎实的语言和文化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方面创建革命政权，一方面又创办真正属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国语国文教育由于所处的基础性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革新的重点项目。
针对革命根据地时间跨度长达22年、覆盖全国人口总数1/4的语文学科教育的丰富实践，本文撷取有代表性的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华北解放区，从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实践与研究三个维度，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语文学科教育曾经初创、发展和成熟的那段历程。
一、“面向人民大众”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1. 中央苏区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从红军教育到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从学校教育到工农业余教育，初步形成了人民政权下的革命教育系统。这个教育系统中，都有以扫盲（识字）为重点的、面向广大红军和群众的国语教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规定：“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的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苏区最初的劳动小学，1934年后改称为列宁小学。列宁小学分初级和高级两级。初级3年，开设国语、算术、游艺3 门课;高级2年，开设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和游艺5门课，国语课每周安排6学时。
苏区的中学，实际上就是各种干部学校和职业学校，不另设普通中学。按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所订《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规定，职业中学为青年义务教育性质，入学年龄为13～16岁（亦可放宽至18岁），学制为4年。
2. 陕甘宁边区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边区教育厅颁布的《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边区小学校，应依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所必需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同时规定小学修业5年，仍為三二制，合并设置的称为完全小学。“一节课以30分钟为原则”。
小学教育要求学生掌握1500个汉字，能阅读报纸，等等。国语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能理解普通的语言文字，培养发表自己思想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以及边区新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国语的教学内容一般包括写字、读书、作文、说话。
当时的中等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国民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中的干部教育格外受到重视。抗日根据地规定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情况许可的地方和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国文是基础文化课中的重点内容。
1944年《解放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根据地普通教育随之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改革。
完全小学不仅要培养准备继续升学的小学毕业生，而且要培养具有直接参加地方各项建设能力的小学毕业生。国语国文教育方面所注重的是当时环境所急需的一般读写能力。在教学内容上，要求培养乡文书、合作社会计、村学教员所应有的能力;在学制、办学规模、分班、上课时间与方法等方面，都有了许多发展和创新。
与此同时，边区教育厅还拟定了中等学校新课程，对各中学、师范的教学科目和上课时间都作了明确规定。国文课以养成日常工作中各种实用文字的正确读写能力为主旨，周学时是8 门课程中最多的，第1～4学期，每周5课时;第5～6学期，每周4课时。国文全部课时数约占总时数的1/4。
3. 华北解放区的国语国文课程建设
华北解放区，是由党领导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而来的。其国语国文教育建设与发展，也大体循初创、发展和成熟之轨迹。
首先，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小学义务教育取得显著成就，为华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国语国文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数据显示，在晋察冀边区，截至1939年，小学已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增至40余万人。在晋冀豫边区，截至1940年7月，全区32县有小学3770所。在晋绥边区，截至1941年，小学增加到1700所，学生达7.4万余人。在山东根据地，1940年仅鲁西就开办小学2400多所，学生达102万人;到1941年7月，全省共建立1万所小学，在校生达40余万。
各根据地包括师范教育在内的中等教育也从无到有，逐渐建立起来。如晋察冀边区，到1940年8月，已建立中学8所，在校生达2200余人。
其次，武装斗争进入人民解放战争阶段后，下一级学校对上一级学校的预备教育性质日趋强化。
解放区继续执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解放区的教育陆续进行了整顿、改革和提高，逐步向正规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突出的是，改变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各成独立系统的情况，下一级学校对上一级学校已经有了预备教育的性质。中学课程里的文化课所占比例逐步达到90%，政治课则占10%。明确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师在学校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最后，转入反攻阶段的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有力地促进了华北解放区的“教育正规化”建设。
1948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同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为华北解放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快速、统一发展准备了条件。
1948年8月，华北解放区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拉开了“教育正规化”探索的帷幕。会议明确，培养大量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是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有计划地进行新民主主义正规化教育建设，做到工作有制度、教学有计划、课程有标准。会议形成了《华北区普通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华北区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等文件，为战时教育转变为正规教育提供了制度保证。 会议规定中学实行三三制，即初中3 年，高中3年。为了照顾当时的需要，中学可附设一年制中学班，主要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由于急需教师，师范学校设三年制和一年制两种。这种具有过渡性和灵活性的学制，把中等教育的长远需要与目前需要恰当地结合起来。中学设置有政治常识、国语、数学、史地等11 门课程。各课程授课时数被明确列在了课程表里。
会议明确规定，文化课要占90%，政治课只占10%;全年实际上课时间不少于36 周，每周上课时间不少于24小时，自习时间以18～20小时为原则;学生停课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生产、演剧，3天以上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中等教育会议后，华北解放区的小学教育也按照正规化要求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49年5月，在北平召开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商讨华北小学“教育正规化”问题。《华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确定了小学教育的目标：“培养有基本文化智能、身心健康、爱好劳动、爱护人民的国家公民，而最重要的是学习文化。”
同时规定，小学学制仍沿用四二制，并制定了适用于全日制小学和半日制、二部制初级小学的两个教学时间表，每课时45分钟。
无疑，肇始于华北的新型“正规化教育”探索，极大地夯实了国语国文的“正规化教育”，为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语文教育翻开了新篇章。
二、“强调致用性”的国语国文教材建设
与根据地课程设置特点相应的教材建设原则，要求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国语国文教材建设，无论编写指导思想、选材内容、编写方法或是教学要求，都积极地反映出新民主主义语文教育的特点。
1. 中央苏区的国语教材建设
苏区国语教材的编写，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正式教材和补充教材并用的办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有：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印的《列宁小学国语课本》（1932年）、《初级国语课本》（1933年）等;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编印的《列宁小学国语教科书》（1934年）、《国语教学法》（1934年）等;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编印的《国语课本》（1931年）、《劳动小学国语课本》（1931年）等。
根据苏区教育的“社会化、政治化、劳动化、实际化”指导原则，教材在思想内容上，十分强调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际，着眼于教育学生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憎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增强政治觉悟、培养高尚的革命品德，等等。
在语文知识要求和编排体系上，则强调注意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如对初小各年级的语文知识都有具体要求。高小国语教材规定，仍应包含政治和自然常识，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分，教授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学生毕业时能写浅易的文章，尤其是应用文（如书信、路条和议论短文等）。
2. 陕甘宁边区的国语国文教材建设
边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国语国文教材，主要是1938年～1943年先后3次改编的全套初小、高小《国语课本》，以及1945年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审的《初中国文》。
（1）陕甘宁边区多次修订《国语课本》
边区第一套初小《国语课本》于1937年冬即着手编写，于1938年2月～8月陆续出版。经过1942年改编出版的第二套《国语课本》，改变了教科书内容单调、语文知识薄弱的问题，减少了宣传鼓动性的课文，增加了许多科学方面的知识。针对原来教科书在叙述上过于抽象化和成人化的问题，形式上转向故事化和儿童化，文体也力求丰富多样。
第三套《国语课本》于1944年出版。改编本在联系抗战实际、边区生活实际和儿童生活实际方面，在体现政治性和反映新生事物方面，都较前有了明显增强。书中关于生产知识、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事迹的课文占了1/5，关于游击战、防奸自卫、战斗英雄、锄奸英雄的课文也约占1/7。经过第三次改编，教材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逐步得到了改正和解决。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需要，这套《国语课本》在1946年修订，质量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2）陕甘宁边区编辑的《中等国文》
由胡乔木主持编制的《中等国文》，全书共6 册，供三年制初中使用。书首有边区教育厅所拟的《说明》，具体阐述了全书编制的指导思想。综观《中等国文》的内容和体例，它不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的精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而且充分吸收和发展了当时语文学界对革新语文教育的某些卓越思想和成功经验，因而比较符合客观的教学规律。
《解放日报》曾于1945年12月20日发表题为《谈谈中学国文教材与教法》的署名文章，肯定这套教材“文章的编排，都相当精细，组织也相当严密”，教材内容“使得学生感觉有趣，可以灵活而深入地理解问题”。陕甘宁边区各中等学校（包括中等师范）普遍采用这套教材，后来，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各地又陆续编制了一些新的教材，但大都沿袭《中等国文》的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可见其影响的深广。
3. 华北解放区的国语国文教材
（1）华北解放区的《国语课本》
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11月推出了解放区国语教材。这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可以追溯到1938年以来的晋察冀边区小学国语课本。
改编自《临时小学国语课本》的晋察冀边区1938 年出版的《初小国语课本》，1939年冬、1940年7 月又两度改编成新的《抗战时期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在内容和编辑方法上都有了改进。新教材采用单元制编法，各单元都附有练习，并规定了教学时间。为了便于儿童学习，课本编列出1862个生字，低年级各册还配有插图。
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着手编写第七套国语课本，确定以原边区课本为基础进行修改重编。同年11月出版的这部《国语課本》，质量上较前有了提升，也为以后的小学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华北解放区全套的《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
由于教学上的迫切需要，解放区在原有中等国文教材的基础上，重新编出了全套《初中国文》（1948年）和《高中国文》（1949年）。
《初中国文》共6 册，每册课文30篇，每篇教学时间约2～3 小时。按课文内容和形式编为教学单元，一般2～3篇，间或有1～4篇的。与课文相联系编入语法和作法，作为附录;每篇末尾还附有注释、参考及习题，供教学参考。选文标准方面，在内容上力求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比较正确、充实;在文体形式和写作技巧上，力求广泛多样，既中外古今兼容并包，又有主从之分。从第四册起酌量选入一些浅易文言文和旧文学的代表作品。语法和作法的编写方面，第一、二册为语法和作法的一般常识;第三、四册主要为文法，包括词类、单句复句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第五、六册为修辞常识和文言语法的特点。
《高中国文》共6册，选文范围广，从秦汉至现代的作品都有。在比重上，现代比古代的多，选文标准兼顾内容与形式，既可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教益，又可使学生掌握语文规律，提高读写能力，选文篇幅一般短小精悍，间或亦有长文的节选。文体知识体系的编排上，第一、二册侧重叙述文，通讯、报告等;第三、四册文艺性作品较多;第五、六册论说文增多。文体或内容类似的篇目或可相互参证的文章，2～3篇编组在一起。
这套课本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联合出版社修订再版，作为中学适用的临时课本。
三、“突出科学化”的教学方法实践与研究
革命根据地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革，可以追溯至对红军的政治教育。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总结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第一，启发式（废除注入式）;第二，由近及远;第三，由浅入深;第四，说话要通俗;第五，说话要明白;第六，说话要有趣味;第七，以姿势助说话;第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第九，要提纲;第十，干部要用讨论式。”
毛泽东亲自倡导的这些教学原则和方法，随着他在全党、全军影响的扩大，不仅运用于红军政治教育，而且也被广泛运用于包括国语国文教学在内的普通学校的教学工作。具体体现在下述方面：
1.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革命根据地的国语国文教学在贯彻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教学原则上，特别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突出地表现在苏区工农识字，既有三五人一起教，也有个别教;在乘凉、喝茶时教，在田头、灶边教。在具体教法上，起初画地为字，组长教组员识字，以后各人备好小本子练字。识字从生活需要教起，如“桌椅板凳、鸡鸭牛羊”等。此外，还采取识字牌、识字游戏、写壁报等方法识字。
抗日根据地则普遍采取“见物识字”的方法，有的则采用实物图画、编讲故事、唱秧歌、看报等方式来教，并且又有了更多的创造。如“拆字法”，教“告”字，就把“告”字拆成“牛”“口”两字，说是“一口咬住了牛尾巴”;又如“合字法”，是把树枝折为数段，在地上摆字等。
这种学以致用的原则，各抗日根据地更有不少创新运用，反映在实际语文能力的培养上尤为明显。例如，发动学生给在前方作战的亲友写信，报告家乡翻身解放、分到胜利果实、生活改善的情况，鼓励他们安心打仗，杀敌立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就开展过全区师生为家人和乡亲代笔写信的活动，由于写的都是自己身边最熟悉、最有感触的事，所以都很生动。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写作的兴趣，比教师在课堂上单纯出题作文要实际得多、有效得多。有的地区还成立了“群众代笔处”，三、四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轮流给村人代笔，如写敌情报告、工作报告、会议记录、文契、对联、黑板报稿等。
2.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革命根据地在实施启发式的国语国文教学方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的方法，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首先，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动能力，以充分发挥他们学习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苏区《小学课程教则大纲》，把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列为教学方法“三原则”之一，并提出了具体要求：（1）反对注入式，提倡用实物显示，用具体问题启发，辅以各种游艺方式;（2）反对孤立和割裂知识，采取由此及彼、显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变化的方法;（3）反对从概念出发，采取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4）运用“联想”的方法，由近及远，从已知引导到未知。
边区和解放区在发展学生的自动能力、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学习方面，进行了许多实践和探讨。如1949年1月《太行教育》所刊六中吕云及五中伍吉辰的两篇文章，就对学生学习的自动自觉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次，重视引起学习动机和培养学习兴趣。例如，孙敬之《关于启发式教学》一文总结了作者所在学校教师实施启发式教学的经验：“教学上的启发性，就是诱导同学对学习发生兴趣，一隅三反，保持情绪饱满。兴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为应从教学内容和全部教学活动的组织中去找;同时我也不否认，富有教学经验的人，能更多引起同学的兴趣，加速和加深同学的接受。”
最后，普遍认识到教师在教学的各个方面具备较高的素养，是实施启发式教学最基本的条件。例如，郭化若1941年在教授法讨论会上所述的观点极具代表性：“我们的教员必须：第一，他应是所任功课的精通的学者;第二，他应是所在学校的忠诚的教员;第三，他应是所教学员的知心好友。”郭化若以这三方面为前提进行了论述。
3. 读写结合的教学方法
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读写结合”，并且做得很有成效。当时的教学实践证明，把阅读教学中的语言文字运用规律运用到写作中，可以提高写作水平;而在写作中掌握了写作的规律以后，又可以增进阅读的能力。
革命根据地曾对讲读与写作的关系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1946年晁哲甫在《国文教学必须改造》一文中认为，旧的国文教学法必须从两方面着手进行改造：“一是讲读要与写作分开;二是在应用时才研究如何写，在写作时再研究文章的体裁。”晁氏的这些观点和意见随即在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教师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基本形成如下两种意见：
以太行二中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晁氏在这方面的主张有些矫枉过正了。最后他们决定“用新教学法来一次实验”。实验结果，“闹清了讲读与写作的任务与关系”，认为“二者的任务不同，好像一个是‘收’，一个是‘支’，讲读与写作决不应混为一个东西”。
以延安中学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读写结合的关键，在于选材与教学主要从语文规律上着眼，以语文规律的研究与实践为教学活动的中心”，读写结合“对于联系我们中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两大问题——阅读上的粗枝大叶、好高骛远与写作上的生吞活剥、东拉西扯，是有很大帮助的。其基本精神是足踏实地，实事求是，巩固地向前发展;即学即用，即知即行，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
回顾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语国文教育，重温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学科教育发展之道，无疑助益拓展党史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助力赓续红色精神血脉，永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興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接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奠定扎实的语言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