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海内外中华儿女，只要对国土故乡怀有情感的，都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他们以行动抗击了日寇，伸张了民族正气，即使那些民国大师们也不例外。
　　老舍用笔当作抗战的武器。在家国濒危之际，他放弃一切个人的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以笔为枪，“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为了宣传抗战，他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写作。他不顾得失毁誉，大胆地探索，尝试各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民歌，话剧，新诗，大鼓书，甚至还写了数来宝。”面对种种非议和疑虑，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其行为让人敬佩。
　　傅斯年响应当时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动员所有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样回答呢？’”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报名参军，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人，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无赖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为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其谆谆之情，震撼人心。
　　陈寅恪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战流亡的路途。1941年，他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在家闲居，已无任何生活来源，全家生活困顿不堪。尽管如此，困居香港的陈寅恪守志不移，宁死不受日方救济，坚决拒绝与敌伪合作。作为中国文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日本许多著名东洋史学者推崇。1941年底，食物奇缺，有人送来整袋粮食。因来路不明，陈寅恪拒收。日本人又有意请陈寅恪到沦陷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40万港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均遭陈寅恪严拒。
　　郁达夫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被日军残害的文化名人。他遇难的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那已是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两周之后了。郁达夫是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勇士。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为抗战而奔波。8月1日，他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发表《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12月，他偕妻王映霞、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此后，他身在异域，隐姓埋名，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其最后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