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私财”，政府理“公财”。个体家庭在拨打自己小算盘的时候，不能忽视国家财政那笔大账。新中国六十年的财税体制变迁，不仅反映国民收支的增减与分配，也折射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进程。从“皇粮国税”到公共财政，新中国财政在六十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而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又将财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推到风口浪尖。
　　
　　新中国财政体制建立之初是照搬前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主角，财政作为计划控制的基本手段，以资产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和消费各个领域，“大计划”必然导致“大财政”。而东西两大阵营的另一方，则完全是别样景观。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百废待兴，唯有美国财政丰盈，可以向西欧国家大量输出援助资本，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政府延续了罗斯福新政政策，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六十年之后，美国却成了最大的债务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每况日下，不能不令人唏嘘感慨。
　　当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完结，政府统收统支的“大财政”模式也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财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理论界通常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1994年，通过“放权让利”激发改革的积极性，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主要措施包括“利改税”、“分级包干”等。但伴随着“放权”、“让利”各种措施的实施，也让财政赤字逐年加大。
　　第二阶段是1994年一1998年，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也就是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这一阶段的重要举措包括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土地增值税，以及影响深远的分税制改革等。通过这次财税改革，初步措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是1998年－现在，逐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和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推出了诸如综合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税费改革等等举措。
　　总体而言，这六十年来，财政运行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建设财政，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而这轮金融风暴加速了这一进程。
　　
　　《钱经》　J：贾康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也让财政收支的缺口拉大。从最近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征收烟、酒消费税。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交通补贴征收个人所得税等，也能看出政府意欲增收节支。再联想到对于征收物业税和遗产税的讨论，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呼之欲出。那么，具体该怎么改?会不会陷入“黄宗羲定律”?贾康对此作出了回答。
　　
　　M今年1期7月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5％，财政支出则增长了23.5％。为了拉动经济。需要碱税，但财政收支缺口又在拉大，下一步财政工作该怎样做?
　　J　财税工作的基调应继续努力向年度预算目标靠近，虽然现在财政赤字规模仍在欧盟3％预警水平之下，但已在绝对量上创历史纪录。要有财政“过几年紧日子”的打算，谨慎处理减税问题，并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
　　
　　M　下一步的税制改革该如何推进?在上半年的时候，曾就物业税和遗产税产生过争论，但现在似乎没动静了。
　　J　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物业税开征方案，尽管它受到了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甚至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畏难情绪，但我认为物业税必须尽快开征。因为物业税的推行，可以触及公共财政制度的灵魂，即实现公共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中国的财产制度要随着物业税的建设，提高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层次上，诸如相应的财产登记、财产保护、财产信息处理、财产交易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发展所需要的公民意识、公民权利、政府服务等，都必然要配套发展起来。以物业税为代表的财产税是公共财政堰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绝对不仅仅是给地方政府增加一些收入那么简单。
　　
　　M　中国历史上的税赋改革似乎总跳不出“黄宗羲定律”，就是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官僚体系也处在“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中。你觉得未来中国的财税体制能否走出这个怪圈?
　　J　我一直认为财税改革将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排头兵”。一百年前美国的“进步时代”就是从管理改进人手实施种种变革，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公共意愿表达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建设，有力支撑了其后的崛起。中国需要借鉴其经验，通过财政加强、改进管理的角度，来推动政府的善治。如果让我预言未来六十年中国的财税体制，我认为就是在一个真正民主法治社会下的更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