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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应该超越“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之类的观点，建立涵括“自然环境发展规律”在内的新的价值观念——“现代价值观念”。“现代价值观念”即中华民族以“既注重自身存续发展的需要又注重大自然存续发展的需要”为价值衡量尺度的理性认识和精神观念。这种“现代价值观念”并不仅仅着眼于现代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对评价标准、价值观念的完善。“现代价值观念”合理与否，需要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检验。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评价标准；价值标准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7-0082-07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的巨大优势。凡是推陈出新，就一定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和筛选。不过，理论的难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传统文化。因为只有弄明白了评价标准，才能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恰当的取舍。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些问题谈点自己的想法，请方家指正。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评价标准”
中国文化有“传统”与“现代”的分殊，缘于西方列强入侵之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一般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返本开新”论等。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讨论的深入，这些策略都存在明显的理论不足，如何评价传统文化这个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有一些新的主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科学—进步”实践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评价传统文化应当着眼于目前生产、生活的实际，那些具有广泛影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具有熏陶作用、激励作用，对生产、生活有积极作用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岱年①、杨宪邦②、庞朴③、赵吉惠④等。该观点对社会发展有着深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发扬。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锦全⑤、陈先达⑥、方克立⑦等。这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第三，“结构分析”扬弃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整体结构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深入分析，对各个层面进行分析、改造，在每一个层面上、每一个系统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代表人物有张鸿雁⑧、张立文⑨等。该观点从文化结构入手，着眼当下，着力于剖析、改造，用发展的观点多维度评判其中的“糟粕”与“精华”，值得重视。
第四，“理性洗礼”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的知识系统、精确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现代人文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更全面估计。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卫平⑩、李申申B11等。该种观点注重生活实际和精神境界，值得重视，但其对“价值”内涵的界定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价值本质的不同认识，会有截然不同的趋向。
第五，“优秀文化特征”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凡符合优秀文化特征即属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特征主要是指体现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能够鼓舞人们前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具有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伟大作用；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功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具有中华文化的活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宗桂B12等。这种观点着眼当下，强调传统文化的当下生命力。但这里所谓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应是当代意义上的，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
第六，“统治阶级”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评价的标准是统治阶级制定的，统治阶级把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文化视为优秀文化，反之则是不优秀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继功B13等。评价标准一定有某种价值立场，不过，应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协同合作，并结合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设定。这种观点强调了评价主体，但并未提出具体方法。
第七，“文化价值”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必须超越功利主义，坚持文化价值的立场进行判断。如陈来认为不能仅仅用功利的视角研究传统文化的价值，要注意从内在于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上来断定其价值，要从一个更高的高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B14此观点不仅关注当下，更关注文化的长远发展和全面发展，值得重视。
第八，“现代文化意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要用现代文化意识、时代精神来鉴别和熔铸民族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提供价值支撑。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宗桂B15、贾海涛B16等。
以上观点都有可取之处，评价传统文化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指导，评价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要理性思考，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用时代精神熔铸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终的目标是构建新的文化体系。这些都是今后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思考。其不足之处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方面缺乏理论突破。
以“现代文化意识”作为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值得进一步探讨。李宗桂认为，价值重构是立足现实，用现代文化意识鉴别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予以现代意识的批判，并结合本民族条件和时代条件，创造出现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人们的精神归依。B17贾海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比较的标准，即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伦理道德等标准的综合，无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要有清醒、鲜明的现代意识，立足现实、忠于现实、着眼未来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B18 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或者评价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首先是一种现代中国的立场。所谓现代中国，简单来说就是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代中国已经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评判，可以用“现代意识”作为衡量的标准。所谓现代意识，是指处于现代化阶段的人们对于发展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并且坚定选择现代化道路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意识为标准评价传统文化，在理论上还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深化和完善的第一步是要弄清楚“评价标准”的内涵。只有正确的、合适的评价标准才能进行正确的评价活动，才能对客体的价值进行正确的评估。
二、何谓“评价标准”
1.“评价标准”的传统界定
关于“评价标准”，目前的基本共识是，评价主体的需要是价值的衡量尺度。有的学者说：“我们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评价的。”B19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就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的特定需要，它就有特定的价值，因此主体的需要就成为客体有无价值、有何价值的衡量尺度。B20有的论者认为，评价表明在主、客体之间一定的价值关系中，客体是否能够或已经使主体的需要和愿望得到满足，客体是否适合主体的需要并使主体意识到这种适合。B21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把“价值”理解成主体（即人）对客体的需要，即价值就是客体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B22以上对“评价”和“价值”的界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用“主体需要”来衡量客体的价值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价值的衡量尺度不能仅局限于“主体需要”，客体价值的评价还受主体价值标准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决定评价标准的是价值观念B23，价值标准来自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规定性，来自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整个世界的联系，价值标准是主体的内在尺度B24。与此种观点相似，有论者把人的主体性当作一切价值的根本，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对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这种观点认为宇宙间只有人的主体性具有绝对的价值，一切价值最终都必须以提高人的主体性为目的。B25人的主体性应该摆脱自然、社会、自身的束缚，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为着眼点，这种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过，认为宇宙间只有人的主体性具有绝对的价值，值得商榷。
2.对传统界定的反思
人类有主体需要，但人类不能是“需要”的奴仆，人类应该有节制需要的能力和智慧。这种能力和智慧可以通过价值观念的培育来落实和传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类早期，大自然对人类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为了突破这种束缚而挺立人的主体性，人类进行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努力。技术与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强，人类对大自然的诉求越来越膨胀，对大自然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的主体性极端化的表现。但人类终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念不能只考虑“人”这一个维度，还应考虑大自然这个维度，即人类对大自然的呵护，也应是人类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
实际上，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大自然是人类的“自杀行为”。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B26汤因比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B27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是人类主体性极端化的表现，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无止境的索取，现在整个地球存在环境污染，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人类的繁衍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是天平的两端，人类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力量是平衡天平两端的支点。也就是说，评价标准不能只有“人类的需要”这一个尺度，同时还要有“自然环境的需要”这个尺度。有论者指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功能在主体方面的投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要依据主体的评价而定，这种“主观价值论”充满了悖谬，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人类要选择的是将人类自己纳入到自然秩序中的价值观念，使人类在自然中获得幸福的价值观念。B28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观点。
3.对“评价标准”的重新设定
英国学者马琳诺夫斯基说：“文化把人类提高于禽兽之上，并不是由于给人类以其所能有的东西，而是指示给他看其所能奋斗追求的目标。高度的物质繁荣的时期，往往在精神上是堕落的。”B29现代化的发达，使人类在物质上极其富有和便利，但这种富有和便利也极大地消解着人类对“人的本质”的沉思。科学技术越来越像一个幽灵，控制、奴役着追求物质享受、科技刺激的人们。科学技术代表着人类智慧的高度，但并不是人类精神高度的标志。科学技术使生活物质极大丰富，但人类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并不会随之而自动提升。如果人类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不能主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那么人类极有可能自取灭亡。
如何把人类从科学技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何在科学技术愈加发达的社会中挺立“人”？如何在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些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人类对科学技术近乎贪婪的追求，源于人类在物质方面的追求穷奢极欲，生态环境的破坏只是这种贪欲的副产品。要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马琳诺夫斯基说：“物质设备本身并不是一种动力。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它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B30如果人类不能从理智、道德、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使自己保持着对科技产品的主体性，那么人类将沦为科学技术的附属品。想要改变这种境遇，人类必须在精神和价值观念上超越科学技术的限制。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文明史进程中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只能得出“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样的结论。B31人类不是大自然的旁观者，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是自身行为的监察者、反省者和校正者。在人类的价值观念里，应当有大自然的一席之地。
所以，人类必须不断努力克服想要利用宇宙万物的天性，而将自我奉献给宇宙万物，应使自我与“终极的存在”合为一体B32。所谓“终极的存在”，是指人类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汤因比说：“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即或爱导致自我牺牲，人类也要始终服从于爱。爱就是代索取为给予的一种精神上的冲动。爱还是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调和的一种冲动。自我之所以为宇宙所疏远，就在于自我中心性。”B33当然，“终极的存在”并不局限于“爱”，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强调给予和自我反省、强调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都可以归入“终极的存在”，或者称为“价值观念理想”“价值信仰”。
综上来看，评价标准应该有人的主体需要和自然环境两个维度，必须把自然环境放在与人类同等重要的位置。严格说来，并不是因为人类现今对环境保护的需要才需要对既有的评价标准、价值观念进行调整，而恰恰是因为人类之前的评价标准、价值观念有失偏颇而必须进行完善。
三、以“现代价值观念”评价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通过历史上的智慧和创造逐渐积淀而成的文化形态，由于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与现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环境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将其称之为“传统文化”，而把现今的文化形态称为“现代化”或“现代文化”。不过，这种区分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层面特别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并不像经济与政治层面那样泾渭分明。“现代化”“现代文化”应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和实践方式。人类是在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进行具体生活和生产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实现包括文化在内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即用现代化的文化意识、现代化的价值理念指导和影响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和经济发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也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而丰富和完善，这才是完整的“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如果只是科学技术层面的，那么它“不会在伦理上提高人类生活”B34，更不会在精神上提升人类的境界。
构建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评价出优秀传统文化，最终目的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不过，这里的“优秀”并不是罗素所说的比其他文化优秀的文化B35，而是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要素。
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时代环境中进行的，这种评价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现代”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用“现代”的价值观念作为评价的尺度和标准。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评价传统文化的种种标准，基本都是着眼于中国发展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不是经济、政治的“侍女”，而必须成为经济、政治的“统帅”。以经济、政治为重心的现代化进程，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是完整的“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是以经济、政治为基础，以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为重心的文明形态。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对于人类而言，只是改善生活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途径，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应当是对人类的本质，即人之所以是人的特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应该超越“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之类的观点，建立涵括“自然环境发展规律”在内的新的价值观念，这里暂且称之为“现代价值观念”。简单来说，现代价值观念就是中华民族以“既注重自身存续发展的需要又注重大自然存续发展的需要”为价值衡量尺度的理性认识和精神观念。中华民族自身的存续发展，包括经济上的更加富裕、政治上的更加强大，还包括文化上的更加深刻与完善；大自然的存续发展，即现代化发展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现代价值观念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自觉，甚至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价值自觉。所谓价值自觉，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经过理性思考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自觉选择。
很多人常常用现代化来批判和评价传统文化，但用传统文化批判和反思现代化的却不多。一些人提及“现代化”时多是褒扬的态度，提及“传统文化”时多是贬抑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有论者提出“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B36的主张，值得重视。现代化需要反思，现代化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能源危机、核污染和核威慑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功利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人被“物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不能只一味地歌颂现代化，无条件地接受它的价值。我们需要肯定它，但同时也需要检讨它，批判它，我们不但需要给它‘定性’，同时也需要给它‘定位’。而批判和‘定位’的工作，是很有借助于传统的必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可以一成不变地搬用传统思想，但我们深信传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这些方向和角度并不一定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可以间接地引导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开展出一些不同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防止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真正发挥传统对现代化补偏救弊的功能。”B37评价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意有哪些文化资源对现代化有补偏救弊的功能。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可以表现为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念缺位进行填补和完善。
有论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不相干的实体，更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B38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B39例如，就人的尊严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B40；中国人这种“依自不依他”的人生态度至少在方向上是最富于现代性的B41。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的“永生”保证，这一信仰直到今天还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这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B42。这里所谓“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价值信仰”之意。所谓价值信仰，即把某种价值观念当作最高的信念，以这种价值观念为核心，使人的精神活动形成一个总体性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在感情上对它加倍珍惜和保护，在理智上总是千方百计为它寻立证据。B43 中国现代化的成绩很大，在经济、科技、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与传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但中国人在精神价值方面并无根本的突破，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中国的基本价值始终处于“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之中。余英时认为，价值系统不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不可能与时俱新，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B44；科学虽然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决不可简单地把宗教、道德、艺术等看作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B45。以科技为动力的经济基础确实极大地促进着文化的发展，但文化的具体内容绝不是全都来自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源于人们对人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思想、价值观念对这些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在天人合一、仁爱精神、自我修养等方面具有世界性的价值。B46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态度，诚然不是“现代的”，然而却可能具有超现代的新启示。B47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类的思想、价值观念还有很多。
以“现代价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提出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会有相应的变化，对价值观念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充实和完善。“现代价值观念”作为评价标准，是否正确与合理，或者说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合理的，也是需要检验的。不过，对这个评价标准的检验，却不是价值观念本身能够完成的，需要人类的实践，需要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检验。有论者指出，凡是能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传统文化，都是符合批判继承原则B48，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基本的前提下，各行各业各阶层都可以根据实情，进行遴选和应用传统文化的各种尝试B49。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建设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指出，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自然不是单凭文字语言便能完全解决的，生活的实践尤其重要B50。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B51“价值观念”虽然并不属于“真理”的范畴，但与“真理”一样，都是人类的认识活动，认识活动的正确与否，最终要以实践作为评判的标准。正如有论者所言，对于价值的最终证明或检验，必须借助于社会实践，即把对于事物的价值认识运用于实践，看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B52
以“现代价值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涵盖经济、政治、伦理等各个层面，有许多智慧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经济思想方面，有论者指出，贯穿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对于扭转当前中国社会上重利轻义、商业伦理滑坡的现象具有现实指导意义B53。如孔子主张“以义制利”，《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墨子》认为“义即利”。政治方面，如孔子的“为政以德”、《大学》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诚意修身”思想。伦理方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B54等思想。
第二，有利于反思现代化问题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有论者指出，当今所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差距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特别是在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等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只能说是互有短长。中西文化应互相吸收、扬弃，输进外来血液，使自身的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例如儒家的道德伦理及其价值观念，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可以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B55也有论者认为，我国优秀传统道德中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激励，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经济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起到一种遏制的作用。B56例如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义利之辨”的相关思想对于反思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商业伦理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于反思和匡正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三才”（天、地、人）思想，认为人可以参赞天地化育，但人类并不是天地的主宰。《孟子》强调：“尽人知性以知天”；《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B57自然环境良好才有万物的生长发育，才有人类，才有礼仪文化。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根本环境，人与天地万物是一种“共生”关系。《庄子》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B58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B59
第三，有利于“现代人”认识人类本质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在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上与现今中国有很大不同，但对人的特质、人的终极追求等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也是现代化的生活中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特质和人的终极追求等方面的智慧，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传统经济和传统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性，将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剔除，对于追求全面现代化的中华民族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思想资源的宝库。
综上所述，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所依据的衡量尺度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发展需要”和“民族需要”，而应该把“大自然的需要”、大自然存续发展的规律也同时作为“衡量尺度”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现代价值观念”并不仅仅着眼于现代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对评价标准、价值观念的完善。通过这样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价，使其中的优秀成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为人类价值观念的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张岱年：《文化的综合与创新》，《张岱年哲学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81—282页；张岱年：《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张岱年哲学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371页；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分析》，《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2期；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②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见张立文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③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329—330页。
④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⑤李锦全：《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1），九州出版社，2005年。
⑥陈先达：《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求是》1996年第1期；陈先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⑦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⑧张鸿雁：《中国传统文化新探》，《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⑨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点·生命》，见张立文、[日]町田三郎：《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⑩陈卫平：《略谈传统与价值》，《反思：传统与价值——中国文化十二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B11李申申等：《传承的使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94页。
B12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
B13张继功、李反修、李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
B14陈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地位》，《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32—333页。
B15B17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B16B18贾海涛：《文化研究的方法与传统文化评价的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3期。
B19[英]W·D·拉蒙特：《价值判断》，马俊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B20B22B52郑庆林：《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与王玉樑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
B21B24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76页。
B23这里使用“价值观念”而不用“价值观”，采用李德顺的见解。他认为在学理上“价值观”和“价值观念”是两个概念，“价值观”是指一门学问，即哲学上的一个分支领域，是以价值现象为对象的理论学说。“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在价值方面的态度和取向，即人置身于其中的价值情思，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利害选择的概念。参见李德顺：《价值观念的本质和特性》，《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B25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B26[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B27B31[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1、14页。
B28李明华：《生态文明对主观价值论的颠覆》，《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B29B30[英]马琳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1、5页。
B32B33[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面向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序言第3页，第220页。
B34[日]吉泽五郎：《世界的重新组合与中国文明》，[日]山本新、[日]秀村欣二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杨栋梁、赵德宇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B35罗素说：“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见[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B36B37张灏：《传统与现代化——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25—230、230页。
B38B39B40B41B42B44B45B47B50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46、483、460、481、488—489、489—490、501、468、430页。
B43参考李德顺对“信仰”的界定，他说：“信仰，是人们关于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信仰的作用，是以最高信念为核心，使人的精神活动形成了一个总体性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人们关于自己的信仰，总是在感情上对它加倍珍惜和保护，在理智上总是千方百计为它寻立证据。”见李德顺：《价值观念的本质与特性》，《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B46[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23—35页。
B48李锦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论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李锦全自选二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B49B55李锦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回顾与前瞻》，《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1、29页。
B5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3页。
B53程霖、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文汇报》2016年2月26日。
B54〔清〕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359页。
B56陈先达：《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求是》1996年第1期。
B57〔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5—96页。
B58〔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79页。
B59〔宋〕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责任编辑：采 薇
Abstract： The standard of evaluation on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beyond the opinions such as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new values — "modern value concept"，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law". That is to say， "modern value concept" is a value measure of rational knowledge and spiritual concepts， embodying that our nation pays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needs of his own surviv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the surviv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 This concept does not only focu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values. Whether the "modern value concept" reasonable or not would be inspect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value standard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评价标准；价值标准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7-0082-07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的巨大优势。凡是推陈出新，就一定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和筛选。不过，理论的难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传统文化。因为只有弄明白了评价标准，才能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恰当的取舍。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些问题谈点自己的想法，请方家指正。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评价标准”
中国文化有“传统”与“现代”的分殊，缘于西方列强入侵之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一般有“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返本开新”论等。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讨论的深入，这些策略都存在明显的理论不足，如何评价传统文化这个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有一些新的主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科学—进步”实践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评价传统文化应当着眼于目前生产、生活的实际，那些具有广泛影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具有熏陶作用、激励作用，对生产、生活有积极作用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岱年①、杨宪邦②、庞朴③、赵吉惠④等。该观点对社会发展有着深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发扬。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锦全⑤、陈先达⑥、方克立⑦等。这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第三，“结构分析”扬弃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整体结构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深入分析，对各个层面进行分析、改造，在每一个层面上、每一个系统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代表人物有张鸿雁⑧、张立文⑨等。该观点从文化结构入手，着眼当下，着力于剖析、改造，用发展的观点多维度评判其中的“糟粕”与“精华”，值得重视。
第四，“理性洗礼”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的知识系统、精确的概念、严密的逻辑和现代人文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更全面估计。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卫平⑩、李申申B11等。该种观点注重生活实际和精神境界，值得重视，但其对“价值”内涵的界定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价值本质的不同认识，会有截然不同的趋向。
第五，“优秀文化特征”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凡符合优秀文化特征即属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特征主要是指体现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能够鼓舞人们前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具有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伟大作用；具有民族文化认同功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具有中华文化的活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宗桂B12等。这种观点着眼当下，强调传统文化的当下生命力。但这里所谓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应是当代意义上的，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
第六，“统治阶级”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评价的标准是统治阶级制定的，统治阶级把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文化视为优秀文化，反之则是不优秀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张继功B13等。评价标准一定有某种价值立场，不过，应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和人民大众协同合作，并结合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设定。这种观点强调了评价主体，但并未提出具体方法。
第七，“文化价值”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必须超越功利主义，坚持文化价值的立场进行判断。如陈来认为不能仅仅用功利的视角研究传统文化的价值，要注意从内在于文化自身发展的立场上来断定其价值，要从一个更高的高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B14此观点不仅关注当下，更关注文化的长远发展和全面发展，值得重视。
第八，“现代文化意识”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要用现代文化意识、时代精神来鉴别和熔铸民族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提供价值支撑。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宗桂B15、贾海涛B16等。
以上观点都有可取之处，评价传统文化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指导，评价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进行深入分析，要理性思考，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用时代精神熔铸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终的目标是构建新的文化体系。这些都是今后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思考。其不足之处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方面缺乏理论突破。
以“现代文化意识”作为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值得进一步探讨。李宗桂认为，价值重构是立足现实，用现代文化意识鉴别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开放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予以现代意识的批判，并结合本民族条件和时代条件，创造出现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人们的精神归依。B17贾海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比较的标准，即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伦理道德等标准的综合，无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要有清醒、鲜明的现代意识，立足现实、忠于现实、着眼未来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B18 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或者评价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首先是一种现代中国的立场。所谓现代中国，简单来说就是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代中国已经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评判，可以用“现代意识”作为衡量的标准。所谓现代意识，是指处于现代化阶段的人们对于发展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并且坚定选择现代化道路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现代意识为标准评价传统文化，在理论上还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深化和完善的第一步是要弄清楚“评价标准”的内涵。只有正确的、合适的评价标准才能进行正确的评价活动，才能对客体的价值进行正确的评估。
二、何谓“评价标准”
1.“评价标准”的传统界定
关于“评价标准”，目前的基本共识是，评价主体的需要是价值的衡量尺度。有的学者说：“我们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评价的。”B19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就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的特定需要，它就有特定的价值，因此主体的需要就成为客体有无价值、有何价值的衡量尺度。B20有的论者认为，评价表明在主、客体之间一定的价值关系中，客体是否能够或已经使主体的需要和愿望得到满足，客体是否适合主体的需要并使主体意识到这种适合。B21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把“价值”理解成主体（即人）对客体的需要，即价值就是客体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B22以上对“评价”和“价值”的界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用“主体需要”来衡量客体的价值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价值的衡量尺度不能仅局限于“主体需要”，客体价值的评价还受主体价值标准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决定评价标准的是价值观念B23，价值标准来自主体的本质、存在和内在规定性，来自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整个世界的联系，价值标准是主体的内在尺度B24。与此种观点相似，有论者把人的主体性当作一切价值的根本，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对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这种观点认为宇宙间只有人的主体性具有绝对的价值，一切价值最终都必须以提高人的主体性为目的。B25人的主体性应该摆脱自然、社会、自身的束缚，以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为着眼点，这种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不过，认为宇宙间只有人的主体性具有绝对的价值，值得商榷。
2.对传统界定的反思
人类有主体需要，但人类不能是“需要”的奴仆，人类应该有节制需要的能力和智慧。这种能力和智慧可以通过价值观念的培育来落实和传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类早期，大自然对人类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为了突破这种束缚而挺立人的主体性，人类进行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努力。技术与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强，人类对大自然的诉求越来越膨胀，对大自然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的主体性极端化的表现。但人类终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念不能只考虑“人”这一个维度，还应考虑大自然这个维度，即人类对大自然的呵护，也应是人类价值观念不可或缺的部分。
实际上，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大自然是人类的“自杀行为”。恩格斯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B26汤因比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B27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是人类主体性极端化的表现，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无止境的索取，现在整个地球存在环境污染，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人类的繁衍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是天平的两端，人类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力量是平衡天平两端的支点。也就是说，评价标准不能只有“人类的需要”这一个尺度，同时还要有“自然环境的需要”这个尺度。有论者指出，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功能在主体方面的投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要依据主体的评价而定，这种“主观价值论”充满了悖谬，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人类要选择的是将人类自己纳入到自然秩序中的价值观念，使人类在自然中获得幸福的价值观念。B28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观点。
3.对“评价标准”的重新设定
英国学者马琳诺夫斯基说：“文化把人类提高于禽兽之上，并不是由于给人类以其所能有的东西，而是指示给他看其所能奋斗追求的目标。高度的物质繁荣的时期，往往在精神上是堕落的。”B29现代化的发达，使人类在物质上极其富有和便利，但这种富有和便利也极大地消解着人类对“人的本质”的沉思。科学技术越来越像一个幽灵，控制、奴役着追求物质享受、科技刺激的人们。科学技术代表着人类智慧的高度，但并不是人类精神高度的标志。科学技术使生活物质极大丰富，但人类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并不会随之而自动提升。如果人类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不能主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那么人类极有可能自取灭亡。
如何把人类从科学技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何在科学技术愈加发达的社会中挺立“人”？如何在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些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人类对科学技术近乎贪婪的追求，源于人类在物质方面的追求穷奢极欲，生态环境的破坏只是这种贪欲的副产品。要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马琳诺夫斯基说：“物质设备本身并不是一种动力。单单物质设备，没有我们可称作精神的相配部分，是死的，是没有用的。”“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它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B30如果人类不能从理智、道德、精神、价值观念等方面使自己保持着对科技产品的主体性，那么人类将沦为科学技术的附属品。想要改变这种境遇，人类必须在精神和价值观念上超越科学技术的限制。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文明史进程中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只能得出“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样的结论。B31人类不是大自然的旁观者，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是自身行为的监察者、反省者和校正者。在人类的价值观念里，应当有大自然的一席之地。
所以，人类必须不断努力克服想要利用宇宙万物的天性，而将自我奉献给宇宙万物，应使自我与“终极的存在”合为一体B32。所谓“终极的存在”，是指人类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汤因比说：“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即或爱导致自我牺牲，人类也要始终服从于爱。爱就是代索取为给予的一种精神上的冲动。爱还是把自我引回到跟宇宙调和的一种冲动。自我之所以为宇宙所疏远，就在于自我中心性。”B33当然，“终极的存在”并不局限于“爱”，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强调给予和自我反省、强调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都可以归入“终极的存在”，或者称为“价值观念理想”“价值信仰”。
综上来看，评价标准应该有人的主体需要和自然环境两个维度，必须把自然环境放在与人类同等重要的位置。严格说来，并不是因为人类现今对环境保护的需要才需要对既有的评价标准、价值观念进行调整，而恰恰是因为人类之前的评价标准、价值观念有失偏颇而必须进行完善。
三、以“现代价值观念”评价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通过历史上的智慧和创造逐渐积淀而成的文化形态，由于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与现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环境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将其称之为“传统文化”，而把现今的文化形态称为“现代化”或“现代文化”。不过，这种区分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层面特别是价值观念层面的差异并不像经济与政治层面那样泾渭分明。“现代化”“现代文化”应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和实践方式。人类是在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进行具体生活和生产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实现包括文化在内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即用现代化的文化意识、现代化的价值理念指导和影响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和经济发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也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而丰富和完善，这才是完整的“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如果只是科学技术层面的，那么它“不会在伦理上提高人类生活”B34，更不会在精神上提升人类的境界。
构建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评价出优秀传统文化，最终目的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不过，这里的“优秀”并不是罗素所说的比其他文化优秀的文化B35，而是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而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要素。
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时代环境中进行的，这种评价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现代”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用“现代”的价值观念作为评价的尺度和标准。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评价传统文化的种种标准，基本都是着眼于中国发展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但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不是经济、政治的“侍女”，而必须成为经济、政治的“统帅”。以经济、政治为重心的现代化进程，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是完整的“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是以经济、政治为基础，以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为重心的文明形态。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对于人类而言，只是改善生活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途径，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应当是对人类的本质，即人之所以是人的特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应该超越“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之类的观点，建立涵括“自然环境发展规律”在内的新的价值观念，这里暂且称之为“现代价值观念”。简单来说，现代价值观念就是中华民族以“既注重自身存续发展的需要又注重大自然存续发展的需要”为价值衡量尺度的理性认识和精神观念。中华民族自身的存续发展，包括经济上的更加富裕、政治上的更加强大，还包括文化上的更加深刻与完善；大自然的存续发展，即现代化发展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现代价值观念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自觉，甚至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价值自觉。所谓价值自觉，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经过理性思考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自觉选择。
很多人常常用现代化来批判和评价传统文化，但用传统文化批判和反思现代化的却不多。一些人提及“现代化”时多是褒扬的态度，提及“传统文化”时多是贬抑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有论者提出“以现代化批判传统，以传统批判现代化”B36的主张，值得重视。现代化需要反思，现代化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能源危机、核污染和核威慑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功利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人被“物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不能只一味地歌颂现代化，无条件地接受它的价值。我们需要肯定它，但同时也需要检讨它，批判它，我们不但需要给它‘定性’，同时也需要给它‘定位’。而批判和‘定位’的工作，是很有借助于传统的必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可以一成不变地搬用传统思想，但我们深信传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这些方向和角度并不一定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可以间接地引导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开展出一些不同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防止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真正发挥传统对现代化补偏救弊的功能。”B37评价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意有哪些文化资源对现代化有补偏救弊的功能。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可以表现为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念缺位进行填补和完善。
有论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不相干的实体，更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B38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B39例如，就人的尊严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B40；中国人这种“依自不依他”的人生态度至少在方向上是最富于现代性的B41。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的“永生”保证，这一信仰直到今天还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这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B42。这里所谓“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价值信仰”之意。所谓价值信仰，即把某种价值观念当作最高的信念，以这种价值观念为核心，使人的精神活动形成一个总体性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在感情上对它加倍珍惜和保护，在理智上总是千方百计为它寻立证据。B43 中国现代化的成绩很大，在经济、科技、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与传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但中国人在精神价值方面并无根本的突破，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中国的基本价值始终处于“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之中。余英时认为，价值系统不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不可能与时俱新，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B44；科学虽然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决不可简单地把宗教、道德、艺术等看作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B45。以科技为动力的经济基础确实极大地促进着文化的发展，但文化的具体内容绝不是全都来自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源于人们对人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思想、价值观念对这些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至少在天人合一、仁爱精神、自我修养等方面具有世界性的价值。B46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态度，诚然不是“现代的”，然而却可能具有超现代的新启示。B47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类的思想、价值观念还有很多。
以“现代价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提出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会有相应的变化，对价值观念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充实和完善。“现代价值观念”作为评价标准，是否正确与合理，或者说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合理的，也是需要检验的。不过，对这个评价标准的检验，却不是价值观念本身能够完成的，需要人类的实践，需要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检验。有论者指出，凡是能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传统文化，都是符合批判继承原则B48，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基本的前提下，各行各业各阶层都可以根据实情，进行遴选和应用传统文化的各种尝试B49。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建设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指出，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自然不是单凭文字语言便能完全解决的，生活的实践尤其重要B50。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B51“价值观念”虽然并不属于“真理”的范畴，但与“真理”一样，都是人类的认识活动，认识活动的正确与否，最终要以实践作为评判的标准。正如有论者所言，对于价值的最终证明或检验，必须借助于社会实践，即把对于事物的价值认识运用于实践，看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B52
以“现代价值观念”作为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涵盖经济、政治、伦理等各个层面，有许多智慧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经济思想方面，有论者指出，贯穿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对于扭转当前中国社会上重利轻义、商业伦理滑坡的现象具有现实指导意义B53。如孔子主张“以义制利”，《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墨子》认为“义即利”。政治方面，如孔子的“为政以德”、《大学》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诚意修身”思想。伦理方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B54等思想。
第二，有利于反思现代化问题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有论者指出，当今所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差距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特别是在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等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只能说是互有短长。中西文化应互相吸收、扬弃，输进外来血液，使自身的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例如儒家的道德伦理及其价值观念，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可以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B55也有论者认为，我国优秀传统道德中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激励，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经济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起到一种遏制的作用。B56例如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义利之辨”的相关思想对于反思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商业伦理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于反思和匡正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三才”（天、地、人）思想，认为人可以参赞天地化育，但人类并不是天地的主宰。《孟子》强调：“尽人知性以知天”；《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B57自然环境良好才有万物的生长发育，才有人类，才有礼仪文化。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根本环境，人与天地万物是一种“共生”关系。《庄子》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B58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B59
第三，有利于“现代人”认识人类本质的传统文化即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在经济发展方式和政治制度上与现今中国有很大不同，但对人的特质、人的终极追求等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也是现代化的生活中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特质和人的终极追求等方面的智慧，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传统经济和传统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性，将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剔除，对于追求全面现代化的中华民族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思想资源的宝库。
综上所述，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所依据的衡量尺度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发展需要”和“民族需要”，而应该把“大自然的需要”、大自然存续发展的规律也同时作为“衡量尺度”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现代价值观念”并不仅仅着眼于现代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对评价标准、价值观念的完善。通过这样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价，使其中的优秀成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为人类价值观念的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张岱年：《文化的综合与创新》，《张岱年哲学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81—282页；张岱年：《论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张岱年哲学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371页；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分析》，《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2期；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②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见张立文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③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第329—330页。
④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⑤李锦全：《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1），九州出版社，2005年。
⑥陈先达：《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求是》1996年第1期；陈先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⑦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⑧张鸿雁：《中国传统文化新探》，《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⑨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点·生命》，见张立文、[日]町田三郎：《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⑩陈卫平：《略谈传统与价值》，《反思：传统与价值——中国文化十二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B11李申申等：《传承的使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7—94页。
B12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
B13张继功、李反修、李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17页。
B14陈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地位》，《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32—333页。
B15B17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B16B18贾海涛：《文化研究的方法与传统文化评价的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3期。
B19[英]W·D·拉蒙特：《价值判断》，马俊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B20B22B52郑庆林：《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与王玉樑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
B21B24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76页。
B23这里使用“价值观念”而不用“价值观”，采用李德顺的见解。他认为在学理上“价值观”和“价值观念”是两个概念，“价值观”是指一门学问，即哲学上的一个分支领域，是以价值现象为对象的理论学说。“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在价值方面的态度和取向，即人置身于其中的价值情思，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利害选择的概念。参见李德顺：《价值观念的本质和特性》，《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B25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B26[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B27B31[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1、14页。
B28李明华：《生态文明对主观价值论的颠覆》，《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B29B30[英]马琳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91、5页。
B32B33[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面向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序言第3页，第220页。
B34[日]吉泽五郎：《世界的重新组合与中国文明》，[日]山本新、[日]秀村欣二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杨栋梁、赵德宇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B35罗素说：“如果中国能免受外国的戕害，那么，从现在起，这一复兴的精神可以发展出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见[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B36B37张灏：《传统与现代化——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25—230、230页。
B38B39B40B41B42B44B45B47B50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46、483、460、481、488—489、489—490、501、468、430页。
B43参考李德顺对“信仰”的界定，他说：“信仰，是人们关于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信仰的作用，是以最高信念为核心，使人的精神活动形成了一个总体性导向，并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人们关于自己的信仰，总是在感情上对它加倍珍惜和保护，在理智上总是千方百计为它寻立证据。”见李德顺：《价值观念的本质与特性》，《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4页。
B46[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中华书局，2003年，第23—35页。
B48李锦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论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李锦全自选二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B49B55李锦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回顾与前瞻》，《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1、29页。
B5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3页。
B53程霖、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文汇报》2016年2月26日。
B54〔清〕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359页。
B56陈先达：《历史进步中的传统与当代》，《求是》1996年第1期。
B57〔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5—96页。
B58〔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79页。
B59〔宋〕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62页。
责任编辑：采 薇
Abstract： The standard of evaluation on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beyond the opinions such as "conducive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new values — "modern value concept"，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law". That is to say， "modern value concept" is a value measure of rational knowledge and spiritual concepts， embodying that our nation pays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needs of his own surviv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the surviv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 This concept does not only focu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values. Whether the "modern value concept" reasonable or not would be inspect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 value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