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
1943年
编者按：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油印稿刊印。
赵通儒曾多次谈及撰写《刘志丹传》的情况：
1、1949年6月《西安杂记》中记载《过去的一些作品》时，目录中有《刘志丹传》。
2、1952年6月《六大以前——中国革命之前途（敬云）》读书笔记中载：“为了让别的同志出名，关于《志丹传》，我一直留给别的同志去写。待到1943年，再无法等待了，我执笔草之。”
3、未注明写作时间的《我的党内外关系》手稿中明确记载：
因此，写《志丹传》时，我写出“罗织”、“构陷”两个词，觉得有点重了，最好由这些有意见的人，另选比这两词更恰当点的词，“有些不完全正确的反映，未加全面考虑，据之做出错误判断，致将一些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与悬而待决的问题，定成（误解为）志丹及其他同志个人的不忠于革命的问题。”稿子交高岗看时，我说：“这两个词中择一用，我决不定。”后来，我看到用了“构陷”一词。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我再加上“锻錬”一词，定也不会用。我当时少说一句，最好另用别的词句。实事求是，“构陷”有些太重。
另，本文在陕西省档案馆的编号与赵通儒所撰《赵仰轨烈士简历》等文编号相连，行文风格也与赵文相同。
综此可以判断，本文即为赵通儒所撰之《刘志丹传》。
志丹同志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人（为纪念志丹同志改志丹县）。幼聪明好学，19岁入榆林中学，因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接受当时潜入学校之革命思潮，概自奋发，而为前进之师友所推重。民国十三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四年春转共产党员，秋奉党命，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回西北。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西安中山学院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与“清党”祸起，志丹同志被“清出”部队。受党命奔走皖鄂，屡谋起义，未遂，辗转归陕。十七年夏与唐澍、谢子长同志等，组织渭华暴动，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暴动失败返陕北，整顿保安党的工作，取得保安县总团总职，团聚革命力量，打击贪官劣绅。十八年参加陕北党特委，任军委书记。曾和当时党内之投降路线斗争。秋与谢子长等赴陕甘宁间，进行军事活动，入甘军，任团旅长职，被反动分子发觉，缴械囚邠县。虽受镣铐囹圄，仍暗中策命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师友救释，益加奋勉工作。
“九一八”后，和谢子长同志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指挥及参谋长。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与参谋长等职。二十一年初成立红26军，负领导责任。因遭叛徒杜衡陷害，志丹同志率领之26军于渭华失败，志丹同志与王世泰等数人，分途化装回陕甘边，重新恢复扩大红26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陕甘宁边苏区。二十三年冬，率主力红军与陕北地方游击武装汇合，冲破敌人“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26军与红27军，广泛的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领导下，已成為强大之红军矣。是年秋与红25年会师，任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秋末，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者之错误路线与个人野心，被构陷下狱，几遭毒害，幸党中央北来得释。于是在中央领导下参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工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二十五年，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破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之军队，不下数十营团，攻坚摧锐，所向披靡。于是年4月中旬于猛攻三交坚固工事之后，负伤阵亡，年34岁。
志丹同志是陕甘边区与红26军创造者，是西北人民领袖，是党内布尔塞维克之模范干部。十余年为党奋斗，始终不懈，赴汤蹈火，百折不回。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虽受人诬陷，不自矜功，宁肯自己冤死，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之优良品质，尤堪称道。志丹同志之死，是党之重大损失，亦是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形体虽殁，其精神实炳耀千古。
我和谢子长的亲密关系
1949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标题是编者加的。
1、1925年夏，他从北京返回，在绥德接关系。
2、1927年夏同工作于安定县。病危经他救。病急，夜间由他亲照护。谢打我县城隍庙。以城隍香炉给我作大便盆。病甚，他引我就医于县长室，病发，上下人员讨厌，谢不准别人乱动，亲与医救治得苏。
3、1928年冬，在周家硷西张家渠柳家店二代会后相见。
4、1929年正月在白乐亭家相会。有刘耀三等。夏，派刘子祥由山西找回去后九天。
5、1930年冬相会北平。史子芳伴之。第一次计划到阳泉编一团。后去只得路费他往。
6、1931年秋初，汾阳相遇于店，将榆林所得钱给他路费。给香斋信。
7、1932年，答杨林问，刘昌汉持信来（年代32、33年）
8、1933年，北平，张家口，北平。冀东给找钱。计买无线电事，他不同意。计西归事，他说：“现在部队还小。”我对他说：“西北的头子还是你！”
9、1927年秋阴历九月中旬他们起义于清涧。我八月下旬得讯石谦被诱杀于榆林（石为谢等旅长），我即病未痊愈往回走，医院无钱，钻过洋人院内的门路，旅店无钱，钻过我县贩牲畜贩大烟商家门路，给我父亲兑去六七十元债，把我父亲气病。从绥德六人起身赶去清涧参加起义，走到石咀驿，次晨得息不可能，估计他们南下后非北上不可，即不北上，清共后三边各地党团尚未恢复，急须恢复北路十余县组织，我即遍走各县。 1923年，谢子长当民团团总，我们暗地不赞成办民团。谢将全县留外学生都团结到了，就没团结到我。别人告谢说我是反对增加民负反对办团的。谢乃找我同谈，告我办团为代替军队，军队给人民只加负担，不为人民谋利。我俩言归于好。以后成了同志，不论在一起不在一起，都要为党工作。1927年至1929年陕北井岳秀抓谢和我比谁也凶。连我县的老先生（在野绅士）侯藩卿也因和我的关系牵连，曾到清涧东河畔避难月余。
革命烈士谢子长同志事略
1963年
编者按：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抄写稿刊印。1963年为抄写时间。
谢子长名德元，又名浩如，陕西安定人。高小求学时，县官适将反袁帝制之郭海宽屠杀，人心慌慌。子长乃结合同学控告知县，毫不畏避，得师友爱敬。太原讲武学堂毕业，为抗阻贪官，反对省县议会贿选，驻军苛索，军匪祸民，以救国卫民宗旨，创办民团，任全县总团总，专惩恶霸，声名四扬，致豪强敛迹，贪官胆寒，劣绅心惊，井岳秀之狗腿鼠窜。1923年，曹琨贿选，井岳秀献媚，大肆搜刮，陜北民负骤重，土匪蜂起。子长藉游历京津之便，观察时势趋向，广交西北军人学生，谋有举动。力微，未果。1924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民团被石谦团长改编为第12连，任连长。率所部南驻宜川、韩城，北驻府谷各县。在党领导下，所经所至，贫苦工农宿怨得释，冤屈平反，仇恨可消，人称青天。
1925年夏，由北京返回。经北方局介绍，参加中共绥德党地委军委，负责在石团官兵间发展党团员。撙节军饷，买油印机赠驻地学校，开展士兵识字运动与政治教育。破除官兵界线，常着便衣，与士兵同到乡间，宣传农民协会，妇女放足、识字，与男子共同参加农协。多报名额，以饷资助贫寒学生升学。
1926年，驻防安定城。不侵占民房商店，拆除县城隍庙，驻兵。为扶助教育事业，命士兵拆除文庙，作高小校址;拆除文昌庙，作教育局址，破除数千年国人迷信。组织国民党安定县党部，各区乡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创办农民运动传习所，建立安定中共区委（等今县委），建立军队党与地方党密切结合、相互扶助工作之制度，推进当时一切反帝反封建余孽之运动。
1927年初夏，得南方“四一二”、北方“四二八”惨案消息，悲愤无比。拟率所部，藉全县农协成立，全县人民反抗井岳秀之强种鸦片苛捐，杀贪官劣绅，大举暴动义旗。当时，西安陕甘区党委尚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泥坑中，接报不许，且加评责，致未得遂。
夏历九月，西安、延安、绥德、榆林已被白色恐怖笼罩，石谦旅长为井岳秀所诱杀。行人裹足，学校封闭，学生改业改装，革命家被驱逐、监禁，黑暗重临，贪污土劣复活，人民负担加重，革命有罪，反动威武。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又名乐亭）等到清涧，10月之17日，以全旅千余部队及石谦另有之千余武力，举行起义。子长任营长，参加军委，坚主起义，行动果决，为党内外所佩服。转战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失败殆尽，仍不稍馁。为执行党的指示与决议，劳瘁至危，毫不辞避。
1928年，与唐澍率余部辗转至渭华，汇合刘志丹、许权中、乔国桢、霍世杰……党的陕东特委，反抗西北军之背叛革命，并任工农革命军旅长。冬，返陕北，参加陕北特委召集之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任军委书记。接受全国六大决议，坚主利用蒋匪等在各帝国主义嗾使下之新军阀混战，谋取敌人武装，自己创造根据地，创造革命武力，夺取政权之军事运动方针。会后，策动各地各小部非法武装，活动去山西。
1929年夏，经党的陕北特委调遣，任西北军事行动委员会书记。由晋返，去后九天山寨，代表党全权领导与改造上寨割据之杨庚午部，创造根据地，扩大部队。旋遭特委书记杨国栋与杨庚午暗相结合，执行投降路线，被诿挤下山。该部在子长离后，为高双城瓦解，山寨起义失败。子长下山，西去宁夏李岗堡，在苏雨生等军处活动，任第10旅旅长，扩大部队，出入陕甘宁三省统治薄弱之区。
冬，受北方局调赴津清算盲动路线。“九一八”后，至陕甘边，同刘志丹同志等组织反帝同盟军，任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仍任原职。领导靖远兵暴，转战数月，至1932年失败。
1932年，由陕西省委调赴上海受训。
1933年，中央派赴华北察哈尔同盟军，与北方局派赴张家口，参加军事工作。冬，由北方局派为西北党与军事特派员，至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高岗同志会合，共同领导新恢复之红26军与陕甘各地之人民游击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委，开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扩大陕甘、陕北苏区，与志丹、高岗同志等，粉碎陕甘两省反动国民党卖国匪帮之第一次“围剿”。
1934年冬，在粉碎敌二次“围剿”时，于河口战役中负重伤。1935年农历正月十八日伤病殁，享年39岁。
子长为我党西北最早革命军事家，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之优秀党员，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最善于团结党及我党干部，团结一切革命群众，为革命效力。其共产主义者气魄，布尔塞维克党员之艰苦朴素，勤劳风度，不只为党内同志所景仰，尤为西北人民所爱戴。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为纪念子长精神不朽，于1938年改安定县为子长县，建纪念碑。1946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专建陵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与公葬典礼。
我和李子洲的关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3年，我们十八个同学，为参加“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和控告我县（安定）贪官县长王正宇，到榆林。农历三月二十六七日，我们到达，本定翌日开会，杜斌丞因见我县学生星夜赶来，热情很高，而且恐南边路远各县仍有人来，将会期延迟二日，一方为使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因赶路，十八人中已有数人将腿走肿，成立跛子。）一方为等他县学生到来，使到会人数多些。会由榆林中学召集。当时该校名称是“陕北各县联合县立中学”，为地方私立学校，还非省立中学，经费由各县在“皮毛捐”“厘金附加”中筹措供给。杜为校长。而且杜因学校办的出名，与井岳秀结合非常密切，除校政外，关于当时陕北各县的县政、军政，亦加干涉，时有“能不能，问斌丞”之谚。意即谁要得井岳秀之允许办什么事，能不能，先和杜商量，杜说能，即可动手，否则，不只徒劳无功，甚可动辄得咎。 到运动会开幕后，李子洲同志负责点名，点名后，我们从背后查问，才知他是榆中的“舍监”，大会的负责人之一，人很能干，学问很好。虽然，榆中学生中的同乡给我们暗中介绍了，没有记住名字，因为十几岁的小学生，路上走得脚肿腿疼，立卧不安，运动会只参加两项赛跑，虽得获奖，又担心告县长失败有生命危险，还要牵连家中老幼，而且，五六里长的街道，出去走一趟，找不到回来的路，学校中院子那么多，理科，化学……课目那样多，又去集体旅行，各县的劝学所长（教育局长）、校长、教员、学生千余人，记不胜记。
1924年农历七月上旬，到绥德投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考场中发现发号施令、出题、查卷，很面熟，但想不起来，这到底是谁？哪里见过？忙于考试，担心考上考不上为主。来不及访问这位给人印象很深、很活动、表现很能干的人的姓名。下旬，办妥入学手续之后，才想起了这位先生，又连日发现他也不时出现在学校内，开始查问。这，才知道他是新任校长，是榆林运动会中点名的那位先生。
1924年冬初，孙中山到了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我们在绥德筹备了陜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选派王懋廷、白明善作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出席北京的全国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事前事后数度接触，这才知道不只是学校的校长，而且是“解决国是”的陕北策划人。接着筹备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又接着决定派杨明轩到西安去筹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才又知道他不只是一般政治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革命政党的播种与组织者。从开学起，由于他每周有训话给各班讲马克思主义浅说，起初我们一致只认为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播种者。经过短短半年这些秘密组织与活动，才使我们认识了他是实际革命运动的推动者、组织者。由于他当时不过党的组织生活，我们对他是否共产党员，已觉着必然是了，但，还无组织生活关系，对外还不肯定说他是党员。我们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由于已有十来个人了，已建立小组、支部，过着严密的会议生活与组织生活，由国文教员云南人王懋廷领导着。
他两次亲到西安，向教育厅交涉学校经费，回来后作全国时事分析报告及在西安的经历，给我们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和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动的种种实际知识与方法。
1924年寒假，我因要提前回去葬埋祖母，不待学校放假，便先请假回去。因为埋毕祖母，学校又学期考试快终，所以，请假时即请准来年开学早到，补考。这样，我于丧事办完之后，一方面在瓦窑堡成立安定国民会议促成会分会，为去北京的人作声援为基层基础，一方面把当地一位老先生办的私塾，改为平民学校，自己白尽义务，开办寒假补习学校。由于从来无人在过年前的十多天了，还开学校，所以，地方不论老先生或新先生，和一般社会上的农工商各界，听到都笑，笑我不识时务，不识相，人人忙过年了，还办什么补习学校。我则坚持办，每日认真按时作息、上课、游戏，把过去和我同在高小校毕业而未升学的几位，和这个学校的全体学生集合起来，经一周后，成效大著，半月后，成绩大著。这位老先生也被我的成绩惊动了，亲来学校，听从起我了。他每晚到街上和相好的商号中一些商人、农民、地方人士谈论起来，都给我做起义务宣传员了。地方人士，对我的印象，大加改变，再不视我为荒唐青年，而以为将来很难限量了。经过这样，我一过年，引了六七位学生去投考绥师。这几位学生，有两位考上了，几位没考上，其中以薛应昌，功课最差，住学却比别人更迫切。他是安塞县人，该县没有学校，在瓦窑堡住学。为此，我去找李子洲校长。向他申述与请求之后，他说：“功课差得太甚，碍难通融！”我说：“四师为省立学校，校长为全省各县培养人才。该县已民国十四年了，还无新学生，连封建秀才也全县只屈指可数的一二人。若不破格特予收容，则该县将永无师资。四师办到何时，招生永招不得该县学生，该县将永在文化落后中。破格收容，为该县新文化培育种子。”他很赞成我这理由，口里没说什么。表示，看不出您这样小小年纪，能想出这样一番道理来。他感到经费、班次种种条件，于是对我说：“好吧！容我和杨先生等商量并考虑。”赶到学校出榜之日，榜末出现备取生一项，其中我引到绥德未录取的人都在这一项下，薛应昌在最末。全校同学皆为学校开这一新例欢欣歌舞。后来，学校又筹备开办预备班，专收投考未录取而愿补习于下学期应考的人。这一制度，直至1927年学校被封闭后，易人易制始止。
1925年寒假考试快完，由杜衡等发动要“罢考”数学教员王汉屏的数学考试，事前未得党的同意，团内也未开会讨论，已入课堂应试，在教员尚未到教室来的五分钟时间，一个传一个不许交卷子。幼稚的青年，只知人人共同行动，不计后果如何，更不知教员将如何对待此事。一小时过去了，人人不交卷子，教员就觉着了，下课后找校长商好另一时间考。人人仍互传不交卷。但，先生变了方式，不采取散卷子，出题，收卷子的原来一套了。叫一位学生到黑板上去，指一道题要算。算不对时，将过去做过的习题本子拿来对照问，为什么原题，你过去能做对，现在做不对？学生虽不敢说我们同意一致罢考，只得人人按自己平时的作业一一做了。结果，人家一样达到考试的目的了。不知他从哪里得知“学潮为乔国祯所主持”，实际是杜振庭等所主持，乔不过传了一些人，传话的人不只乔一人。而王汉屏则向李校长和杨明轩教务主任提出辞职，或开除乔，二者必须实行一条。已经考完了，我正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来人给我送消息说，要开除乔国祯。我说：“这，哪能行呢？事是大家干的，如何能使乔一人失学呢？”来的几位说：“大家也正没主意，您看怎办？”我说：“同去找李校长，挽回乔国祯，不许开除他！”即时，就来了八九位，同到校长室。子洲同志向我们说：“学校经费困难，请教员非易，尤其王先生是学校开办时就有的教员，当初请他留他，我不知费了多少精神，何况榆林军事当局对我校屡有疑忌，也有人对学校向军方散布许多恶言蜚语。王先生为榆林人，有他，学校可以少许多向军方进行说项的麻烦。”我说：“事非乔一人之私事。”李说：“王先生提出或他走，或乔走。王走，请不来教员，延误学校不只一班功课。乔走，还可到别处升学。”我说：“学校开除的学生，有此名誉，别校也不收容，且为一生声名之累。”李说：“一、不出牌开除。二、给转学证书。三、由学校补助路费。”同去的同学都无话说，即此行止。离开校长室后，人们又没有主意了。我又去找党的负责人，商量将乔由党内介绍，送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给乔办妥了这，我们便各自回家去了。子洲在这种场合，教育了我们，公私如何兼顾，公开和秘密工作应如何配合、合拍才行，否则，打不着敌人，反而弄乱了自己内部。 1926年夏初，军人出身的军事教员童某，拉拢第一、二班学生，企图驱逐杨明轩。我发觉后，首先找党的负责人，表示要留杨。继动员团内一致行动。又去找子洲同志，他只表示：“有您们去看得办吧！我无意见。”最后，经杨与童面谈后，由学校辞去童。
1926年他到西安，参加陕甘区党委，任组织部长，又任公开的中山学院副院长。在省政府筹组时，人们要他出任司法厅长，他不就，给绥德党内来信说：“争官的人很多，自己何必为这样一些只吵嘴不做事的官而混杂其间呢？”“筹组省政府，我们认为民政厅是官僚出产机关。财政厅铜臭味重，替人刮地皮。教育厅还清高，杨明轩去干。司法厅是穷吵，无补实际。……”
参加陕甘区党委会后来信说：“才深深体会到与群众结合，实际工作，多有意义……”
1927年夏，听说他代表西北去参加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西北特殊，没有工业，没有产业工人，但，地广人稀，别人的军事力量中党的作用还不小，可以割据起来，养精蓄锐，观中原变化，出兵问鼎……”，不能得代表们的理解与赞同，作为悬案，言者言之，听者听之，会毕任之而已。
1927年秋，听说他代表西北党去参加“八七”紧急会议。清算西北右倾的许多文件出自他的手笔。许多防止政变，防止破坏的指示信，多出自他手。
1928年，总结三原农民交农具运动，总结渭华暴动许多文件，也出自他手。
被捕后，在敌人法官审讯时，问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作共产党活动时，他答复说：“一、因为你手中的惊堂木，是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贼服务的。二、你们大门口的石狮子是搜刮人民血汗得来的。”
子洲未牺牲，陕北党就对他的三弟李登霄和妹妹李登岳加以培养，调派他俩到清涧先后教书，送登霄到武汉政治学校学习，任1927年绥德县第一届县委的宣传部长。子洲牺牲后，他家悲哀，登霄灰心，要到北京去复学北京大学，仍然准许他去升学。
1930年至1935年，虽然登霄将组织关系中断了，我们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在北平同乡会中，会馆中原打算与布置他任延安会馆馆长，由选举结果把他选为会计。
子洲为党为革命牺牲，此仇如何去报？只有促使革命成功、胜利，才能是真正的报仇雪恨。否则，不知还要有多少个子洲一般的牺牲和多少家烈士家属的血泪生活！
1935年，有了陕北根据地，因为战争惨苦，为了不宜过早暴露西安及西北各地秘密工作，所以未能早行追悼。1941年后，由于绥德警备区将何绍南等反动势力驱逐，该区各县成为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党中央与西北局决定建立子洲县，举行公葬。
1930、1931、1932、1933、1935年以及1938年，我每次道经绥德，总要带点薄礼去拜访子洲的祖父、父亲，老人每见垂泪泣嘱：“只要您们健康，只要您们胜利，只要您们成功，比什么都好！”
1949年，西安解放，我得到一点战胜品，美国的食品，给老先生邮寄了一点，老先生还感激地回信说：“谁能料到您能生还！！谁能料到我八十多岁入墓之前，还能吃到解放军的战胜品，美帝造的食品，天有眼！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
1950年西安烈士追悼与陈列，展览了子洲的遗像及传记。
我与杨明轩、常黎夫整理了子洲的略传。
王懋廷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55年自传》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王懋廷，长兄王复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初的发起人与参加人之一。云南人。三弟亦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京ⅩⅩ中学就学，因肺病，迁绥德随其仲兄疗养，殁于绥德，葬于绥德南关二郎山。懋廷为之树碣，公布其团籍。云南人。祖先为山西人，不悉何故迁居云南多年。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求学时代，与恽代英、邓中夏等相友善，在他们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党员。由于家贫，与其兄复生及弟，三人互相供养读书。先是复生在陕西咸林、渭北等中学教书，以所得供他弟兄二人在北京上学。复生又返北京大学本科文学系复学，1924年秋，他到绥德任国文教员。到校之后，首先看到西北文化落后，人民还沉梦于封建迷信之中，因此在教课中，首先揭起无神论、反宗教迷信旗帜，灌输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于学生中，继于教学之余，通过与学生个别谈话，了解绥德及陕北各县民间疾苦。在课外提倡假期旅行，藉旅行游历名胜风景，介绍中外古今名人的略传、科学故事以及国内外政局分析等谈话，了解同学的爱好及品学，也暗中物色与培养学生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
双十节前后，经他考验、介绍、批准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有：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李蓉鉴、杜振庭、乔国祯、杨应举、羅百福、邓重庆、赵仰普十余人。由年龄及工作分建党的支部与团的支部各一。最初党的支书，王懋廷自兼，团支书由白明善任。也与北京党的北方局取得了关系，直接受李大钊同志领导。不久，经北方局指示，与豫陕区党委发生关系，关于全国关系，直接与北方局往来，关于西北、陕北诸问题，则请示豫陕区党委。当时，豫陕区党委书记为肖楚女同志。他虽在四师任职，但通过子洲的二弟李登霄，调查榆林中学的情况，及榆林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及其与陕北各县和陕西省之关系等。也经过了这些绥德的榆中学生，在榆林中学中发展党团员。计当时最早的榆中学生中的党团员有：
绥德：张肇勤、李登霄、柳常青、霍仲年、霍世杰、霍作霖、霍学光、冯文江、周梦熊、周发源、刘景向、李波涛等。
神木：张崇仁、庄培、王瑛等。
定边：汤登科、龙施普等。
保安：刘志丹等。
安定：杨国栋、焦维炽。
清涧：白作宾、李宗白、王怀德、白自强、白自立、白自成、周自封、王迺屏等。
榆林：乔鼐文等。 延长：朱幼康等。
延川：曹必达等。
女三师：李仙峰等。
为了发展榆中学生，他曾亲自与白明善到榆林，以两校球队联谊名义，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分会在榆之筹备。
关于杨明轩入党的材料
1954年8月2日
编者按：按子长县档案馆保存的原稿刊印。
西北局组织部：
关于杨明轩入党又有下列材料：
一、行前一日，由绥德地委常委（书记，还是组织部长，记不确了）田伯荫给杨谈话，并给杨介绍信，要杨到西安找李子洲（陕甘区党委组织部长）。这关系正确。何寓础若是1926年秋到绥德，他就知道。如1927年春到，则他不知。
二、李子洲在接见杨到西安后，专给田伯荫有回信，说：“对杨介绍入党，做的很好。”
三、绥德地委成立于1925年，耿炳光由北京受李大钊派遣成立的。第一届地委书记为田，耿由陕北到西安，成立陕甘区党委。蔡楠轩来后，蔡楠轩、徐梦周、刘维东、田伯荫及关中哲（1927年）等互相换任职位。田在去延安后离开绥德地委。
四、绥德最早为党特支，支书由王懋廷、田伯荫、白明善、李致煦等互相换任。田任时间最长。
五、我从1925年以青年团及青委、军委、农委关系为党地委常委，参加会议。
六、批准杨之入党时间在杨行前两周。决定并有指定教员中党员通知与谈话。其他如前信。
敬礼
赵通儒
1954年8月2日补充
我和杨明轩的关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55年自传》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4年入学之后，知道他擅长办教育，虽然不是“教育救国”主义者，对改革教育制度及办学有一套。也已知道他在师范大学学习中是好学生。“五四”运动中亦是积极分子之一，而且是游行示威时，在天安门广场挨打的一份子。毕业后已在陕西第一师范任教。有人说于右任办上海大学，他给上大附中当主任。由于他教功课教得好，管理教务严格，给人以很好的印象。由于他检查的严格、细致，许多学生也畏敬他。他虽然不是党员，但，紧紧团结在李子洲周围，和常汉三等是“一心办好学校”的骨干。由于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分会，筹备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筹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驱逐刘镇华出陕西的活动，我才知道，他在教学之外，是和李子洲、共进社的一切党团员同志是一致行动，也从事实际政治改革运动的活动家。
入学时，他知我有耳疾，编座位，将我编在前边，而且告诉我说：“这是首次，初入学经您申请，我可准如所请。但，今后必须开学早报到，功课考在前列……”给我的印象是：“比过去的私塾和县立学校的校长、教员高明很多，能体贴学生的疾苦。”所以每学期我总是第一名报到的，也将这道理告诉了延安的同班张赓飏，他是近视眼。结果，三个年头，我俩总在一列一桌。他的这种关怀有耳目疾病同学的措施，也使我意识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中，必须对残废及单传、疾患者，必须加以顾恤。
1924年底，他奉党派遣，到西安筹备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由绥德途经瓦窑堡。当时李象九任石谦团之连长，驻军于瓦窑堡。我因葬祖母事，早在寒假之前回家。他到后，找我们一、二、三三个班功课及品行好的学生，作谈话，说他到西安一趟，很快回陕北来，不误同学开学后之学习。我当时邀请他到家中吃便饭，他谢绝，说：“去一家，每家都得去。四五个学生家都很近，要误行程。”我给他保证不误赶路，他还是不去。我回家给父亲说了，父亲怪我不会请客，连自己的教师请吃饭都请不到。父亲的思想是：“教学的人教得好了，别处也请教书，在陕北待不了多年。而且彼此相距很远，不一定何年月日才能相会。应该不应放过机会。”他给我有计划、坚决坚持正确而奔赴已定目标，不为琐事小利所纠缠的行为教育。
1925年，他为母丧，在学校进行简单的追悼仪式，给了我如何改革中国丧礼的启示。
校长为学校经费，数赴西安，几经曲折，他和常汉三等苦心孤诣给教员维持生活，给学生支持功课。为了补救学校的穷困，实验设备少，他加重学校课程，多找参考书，来弥补这些缺点，使学生们虽在设备简陋条件下，仍能学到够全省全国的水平知识与能力。虽然他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学说，但他以唯物论的物理、化学、数学及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给改革教育，改良教学方法方面是独开新面、独树一帜的。不只受到学校的学生们欢迎，经过学生办夜校、平民学校，也受到各县社会上的欢迎，不只给学校和教育界，也给人民群众中散布下了良好影响。
1926年，有位军事教员童某，企图拉拢一些学生，将杨由校内弄走，被我发觉后，一方面经过党内团内动员，制止童某及学生中的錯误行为，另一方面通知校方和他。后来他亲自找童某训斥，并将他辞退。
他虽然不是党员或团员，对校中党团员及学生会活动，只是扶助，予以便利，不加干涉与阻挠。我们有些人的社会活动影响了功课，他也曲予通融。
1926年秋，经过学生中的党团员提出，教员党员支部的通过，党绥德地委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在他动身赴西安半月多。当时地委负责人为田伯英，英文教员。
从他1926年秋到西安任教育厅长后，绥德党与团地委先后将一些绥师、榆中毕业的党团员可任教育局长、校长的，给他通知，由他以教厅任命形式，发表各县教育局长。这一下，几乎将陕北23县教育局长全任命成共产党员。他自己不知谁是党员或团员，只知有的是子洲给他名单，有的是绥德寄给他名单。这样，使各县教局就不似绥德那样吃力才到我们手中。这，就给1927年至1934年坚持八年秘密工作在各县县城，造下了基础。虽然，这八年中，有的县失掉阵地较早，有的县所起作用不大，但，坚持西北与陕北革命的中小知识分子干部，却无不是经这时期的教育局局长、校长、教员们培养下的。 1927年冬，我得到了他在“西安政变”时受到被拘捕的消息及被保释后的确息。
他恢复自由，给陕西省委写了一个意见书，内容主要说明虽然反革命嚣张，但，敌人内部仍有矛盾，矛盾很值得与可以利用以有利于发展革命。当时，“八七”后之盲动情绪业已开始，省委完全转入地下，在绝对极端秘密下过日子，觉得他这意见，还是对敌人存幻想。有些左稚病者，甚至认为他不会革命了。因为他革命被敌人伤害了，他在受伤害后会消极、悲观……。我得到消息后，苦于无人与他联系，虽有对他信任与正确的分析、看法，但，既无人，又无钱，又相距千余里，而且我也已在极端秘密下过活，秘密到连父母兄弟都不许知见，如何与他取得联系与工作关系呢？
1928年夏，为了布置义合农民抗烟亩，到常汉三先生家中一走，看常是否回来。恰巧他正在家，刚卖了些土地，准备过两天到绥德去。这就确定要常到西安后与杨弄在一起。
1933年，抗日同盟军失败，常到北京，本想赶去参加抗日同盟军，未能如愿。我与常有一次谈到杨的情况，并嘱常还是与杨搞到一起。要杨在敌人区域不可“小不忍乱大谋”，劝杨注意自己的脾气。
“双一二”事变时，听到他在西安主张杀掉蒋介石。
1938年，在榆林遇到杨，他在我走到他住的院子里的脚步声已判定是我来看他。正在黄昏，未便多谈，只互相一见，便分手。
我返延安时，道经绥德，一些过去的同学、党员，在抗日之前内战之时为敌胁迫自首、叛变。我觉得这些人留在绥德，不如打发出去，因此向陈奇涵司令员借了五元钱，花了四元钱礼物送李子洲父亲，买了一元钱茶点，召开一个茶话会，给这批革命营垒上的逃兵、叛兵和社会的残渣，指个抗日立功的出路，也给绥德分区减少一些捣鬼的分子。在茶话会上，收集到这些人中的种种区别，也听到他们欢迎杨受责的反映。
1943年后，见到杨给常汉三立的墓志铭，又听到他的消息。
1944年，我向西北局提出：“大革命时，曾有西北最高政治委员会组织，其中五人为：冯玉祥，于右任，郭春涛，刘伯坚，杨明轩。得杨，则五人可致，对反蒋及抗日胜利后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也说明我对常曾两次重嘱与杨一致行动。”
1947年初，邓宝珊拿出杨致邓手书，看到确是杨之手笔。
1950年，为纪念追悼李子洲，我起草子洲略传，经他与常黎夫改定，把杨列在稿子署名之首，尊重他为西北大区副主席及文教主任。实际，他不会计较谁前谁后。我要争名，把自己写在前边，他不会争改。
致杨明轩庆贺四十年党龄信
1966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原件刊印。
副委员长明轩杨业师尊鉴：
1926年您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1966年，足足四十周年了。有的人，还活不到四十岁。西北著名的烈士，谢子长，刘志丹，霍世杰，乔国祯，李子洲，刘含初，魏野畴，胡廷俊，白明善……您的战友，学生，同学，至友，最多才三十八、九，有的才二十多岁，他们便在敌人的残暴下，舍身成仁，为党为革命捐躯殉难了。
四十年，又是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超越古今，胜于过去六千年历史记载的任何时期。
“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您已过了七十，快到八十的七十六高寿了。您的四十年，不同别人一样，生活在和平、安宁、家庭妇女之间或富裕生活之中。您是在手无寸铁，只身双手，经过反革命敌人的囚拘钉镣，经过蒋介石胡宗南的枪林弹雨迫害，经过日寇飞机投掷千磅重炸弹炸毁西安的危险，始终独立奋斗，百折不挠，万苦千辛才到解放区，才胜利活下来的。
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在篡党篡窃革命，被揪出来，有的人在混入革命，被查出来，有的假借革命职权不走社会主义毛泽东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形毕露。
回忆，四十年前，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别人不一样，是经过险苦工作，实际考验，才被介绍、批准而入的。
1924年，绥师开课。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校长、先烈李子洲先向我们介绍说：“杨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五四运动中，被枪弹在大街上游行队伍行列中穿破几个孔洞的。是师大的优秀生。教育革命家和革命教育家。是为救国爱国受到北洋军阀枪弹考验过的革命战斗员。曾在西安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的附设中学，教学，救国，革命已好多年的成绩优异、国内驰誉的有数良师。”
1924年寒假，您被中共派到西安去，秘密同刘含初诸烈士筹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完成使命的杰出人物。从绥德到西安的十五天劳苦跋涉路途中，要通过延安以南狼虎豹子吃人野兽的深林荒山，要通过土匪出没无常、生命危险的中部一带地区，要在刘镇华暴虐横行、蛮不讲理的关中、西安各城市受到出入盘查、威吓的惊恐。那时的西安，比1918年北京的北洋军阀更黑暗，更专横，更野蛮，开口便骂，出手便打的胡作非为，谁都无事不敢入西安，有事也非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不敢去。别的人连到西安游览，都不敢，您却奉命去做拆刘镇华台的工作，真是去摸老虎尾巴。
1925年春季开学，李校长在欢迎会上说：“杨先生冒生命危险，筹组省党部，已初告有成。沿途备受风霜劳苦和各种危难……”同学无不钦慕敬佩。正是吴佩孚在中原大战，陕人驱刘运动也已开始。
李校长同您们接办四师，开始了陕北、陕西、西北的教育革命和革命教育。四师在您们主持下，不论学制、课程、生活、学风、校风、校纪，都是独树一帜，一切从新，一切自创，以马克思主义为纲，以革命为主的。
1924到1927年，国内外（苏联）公认中国有三个革命中心：广州，上海大学，绥德四师。三者之中，广州只是国民党公开合法存在。中共只是在人屋檐下，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实行国共合作，拥护国民党，出力，卖命，不讨好地生活着。上海大学，主要师生革命，讲马克思主义自由，一部分师生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不过上海大学，已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培养、专学马列主义干部的阵地。绥师，不只校长、师生，公开讲授马列主义，而且每日每周公开研究时局，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变化，革命反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而且是把孙中心由广州欢迎到北京，把冯玉祥从河南、北京到苏联又迎入陕西西安，把杨虎城、史可轩，全军欢送入西安，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师生、干部送派到广州、上海、京津、西安、武汉。不只是綏德、陕北、西安、西北革命的指挥部和策源地，而且是全国革命干部的运输和供给部。陕北、绥德的一切革命运动、活动，都是中共作领导作指挥的。 从1924年双十节国庆、提灯游行大会，到迎孙，反基督教，1925年的追悼纪念列宁逝世，中山逝世，“五卅”惨案后援，“五四”纪念，“五九”国耻纪念，到反帝，反军阀内战，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小学教师运动……。反对刘镇华摧残西安省立二中、吴新田摧残汉中五中。不只把绥德作为革命中心，而且把延安，把榆林，把米脂，也作为革命的重点地区。不只实行工农贫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活动，也开始了团结一切反帝反军阀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活动。不只在工农群众中为革命传播马列主义种子，在冯玉祥部，杨虎城部，史可轩部，北伐军中，各地陕军中，石谦团，其他军队，进行危险的、不懈的活动。毛泽东《湖南农运考察报告》《中国农民》刊载于1927年春初，不到一月，绥德便奉为经典，遵从工作。1925年起，给毛主席广州农运讲习所，不只一次派人受训。1926年中山学院，西安一开学，便由毛主席的学生任农运教官，讲授农民运动成为专业必修课程。是国民党同一切革命群众，跟共产党干。共产党人在绥师是主体。在西安是劳苦工作归自己，名利归国民党人，冯玉祥、于右任享受。同广州、上海、武汉相比较，1927年四师被封闭之前，对革命供献，并不后人，也不亚各地。
钱青泉烈士（江苏人，兰州，1927年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校长，上海大学学生，冯玉祥的政治工作人员，中共活动分子）刚入绥德，在四师欢迎会上说：“一入绥德城门，满城的革命空气，马列标语，街巷皆满。第三国际的会议室，也不过如此吧！”——1926年秋。
同学们，一致公评，李校长、杨主任、常主任、王教师（懋廷）四人一体，比当年刘关张孔明还好。所聘教师，无不同心协力，全体教职员，缺一不可。如手如足，声相应，气相同，再好不过。
五卅惨案后援运动会，在绥师开始了军事训练，为全国之首。不迷信，执一。从刀矛到步枪样样有，件件学。学校专聘了曾任过军官的白冠英当教师，军事教员。同学们举行实弹射击，为全国师范学校唯一创举。为四师后来许多学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奠稳基础。
1926年，白冠英因病辞职，介绍来童教师，也是军官出身，任军事教员。他却端阳节，利用高年级同学，进行反对您的活动，要送您出校。当时您尚未入党。我们揭发他的阴谋活动，相反地送他出校。他在走时向您认过，承认他是军人，不懂学校的规则。
李校长同您，1924年创始的每周星期一的第一课周会，由政治报告、生活检讨、校纪学风整顿，到1925年中山逝世后，改为中山纪念周，从绥师开始，推行于西安、西北各省，至全国。后来，甚至蒋介石在反革命后，还不得不“法定”为全国党、政、军、学校必须有的“中山纪念周”。
1927年之后，西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根据您们的教导和精神，改为“列宁纪念周”，每星期一，为共产党人、共青团员的必修课程。
您们冲破旧框框的限制，针对陕北“穷”“落后”的两个特点，把一般中学必须四年才能教完、学完的功课，给我们三年必须学完。实际上，四师，早期同学，三年所学完的课程成绩，并不亚于当时京、津、沪、汉的一切著名学校。
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只限每周廿四至廿八小时。为了贫苦工农子弟不虚掷光阴，您们破天荒地开始每周卅四至卅六小时制，使我们三年学完学得四年别人别校的学业。
为了不使我们成为新的书呆子（教条主义者。旧书呆子，专背五经四书），您们为筹设附小（为实验教学），为购买各科图书，为购买物理、化学、植物、矿物、动物、生理卫生……各种仪器，为建立试验农场，自采动植标本……花费不少心血，筹措经费，使我们脱离五千多年的冬烘教育，受到应有、必须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提倡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尤其把学校作为革命教育的基地和革命活动的出发点。
李子洲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中国诸子百家批判》《东西洋各种哲学批判》。王懋廷的国文讲义，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到《文学革命》，到马恩列斯各名著选读。他在绥师一年之后，从1925年直到被蒋介石用机枪射扫，血染黄浦江之日，在黄埔军校，专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大纲》。
给中山建立纪念碑，创始各种革命活动，欢迎欢送杨虎城、史可轩、冯玉祥入陕，驱刘镇华，驱吴新田，白天师生公开讲革命，讲马列主义，夜晚中共及共青团夜夜密会到鸡叫半夜，开干部训练班，开工作会议，响应北伐，响应上海的一、二、三次暴动，响应中原倒戈曹吴，东北郭松龄倒戈，收回英日及各国租界，响应武汉政府……绥师虽僻处山区，未尝一次落在全国各地之后。
在1926年中共绥德地委会上及绥师支部会上，当时通过、批准您的党籍，是有争论的。三种意见斗争过。关门主义的意见以为您是高级知识分子，脾气不好，作风太严，名流不易领导，主张不要您入党。右倾意见，只要您参加国民党，当个西北国民党左派人物即足。战胜前两意见的主张是“要他同李王一样作共产主义的战士。”这一意见，最后得到了公认。数次争论后，才成定论而批准的。
先是史可轩将军，率部南下。继为子洲校长，出入西安。冯玉祥进了西安，苏联顾问团，刘伯坚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公开发号施令，施行职权。二集团驻陕总部宣布成立。省党部，省政府，筹备成立，要您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省政府常委、省党部常委的电报到来，您准备动身。
全校师生，忙过一二班的毕业，忙过种种运动，简朴的欢送会上，还守秘密，既不宣布您的职位，也不宣布您的党籍。接踵电报、子洲来专信询问“明轩党籍批准了没？”我们地委复信说：“恰巧，批准明轩党籍半月多了，新职来电也来。”中共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只有刘伯坚、刘含初、史可轩、李子洲同您，五人，是最早参加革命政权的。其他人，都是经过您们五位到职，聚会于西安后，才又逐渐实现的。
當时，您的加入中共，不是个人的政治生命史的关键，而是西北，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政府出现的先声。 您是李子洲烈士从1919年“五四”前后，一直多年考验于实际斗争中的。也是1924年到1926年又经过四师师生中党团员们王懋廷、白明善、乔国祯同我们亲见亲闻亲试，考验过二、三年的。所以，加入的手续不简单，时机也不一样，任务也大非他人所同。
您不是自己申请、要求，而被人接收的。是由信仰，忠实于马列主义，有志于认真中国革命的人们，经过慎重、研究、分析、批判之后，而为介绍人真实负责，批准人们经过辩论斗争才加入的。既不是谁派进来，也不是自己为名或为利而钻进来，也非由别人带进来或因时机而混进的。
子洲后来复信说：“得知明轩入党，喜出望外。解去西安介绍人数不足党章规定之困难。”当时，虽是大革命高潮，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人，同其他人要实行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经济革命、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无论对谁也是出娘胎从未经见的尝试和创举。是否仍有新的袁世凯或新的宋教仁案将出现于西北？谁是真革命？冯玉祥们到底真革命假革命？真假革命斗争中，谁被牺牲？谁将成为假革命、反革命的祭刀牺牲品？我们虽然年幼的中共地委，已有人在考虑这些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当时忙昏、热昏了的人，是不暇计此的。
群众早向我们提出：蒋介石可靠吗？认您们吗？革命到底吗？成功之后，还容您们吗？中山舰事件，不再出现吗？二雄不并，谁将雌伏？
天真派，幼稚派，右倾派，盲动派，乐观派，都以为才萌芽，不必忧此。
消极派，悲观分子，认为“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百代之过客。”“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人生不过百年”，一切徒劳。亡国帝王，皆恨悔不生民家。何必自苦。
革命高潮虽来，正是万苦千辛关头。远不似革命胜利之后。所以，在数千年封建积习，近百年帝国主义欧风美雨浸淫下，要一扫积弊，百事新创，人少力单，人们的思想认识又极不一致，水平又不相等，所遭困难，非身受者徒用猜想、感想，所可真知灼见其一二者也。因此，您的入党，不是为了享受个人利益，或名或权，而是要担负重任，为人之所不敢不能为，言人之所不知不敢言。
当您半月旅途，风霜劳苦，喘息未定之际，登上西北的政治舞台和教育职位之后，排除万千，拒绝私径，把教育厅多年积弊，一扫而光。把视教育为个人啖饭及升官发财的官僚学阀，一鞭子赶下台，一律撤除掉。用革命的小学教师会、学生联合会、教育行政会，代替了过去的官僚制度。既实行民主教育，又推行教育民主，改弦更张，清除过去因循、敷衍、拖拉、推诿诸弊。明令，实行各县教育局长，由当地教界人士民主选举，教厅直接任命。终止过去省长、督军、道尹、镇守使、县长等军阀官僚干涉和把持教育界和窒息教育事业。
在您的果决、英明措施下，陕北的党与团，从1926年取得了陕北23县的教育局所有权力。23县的各县教育局长和一切县立小学，统同到了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手中，进行教育革命和革命教育，把学校变为革命中心。
虽然1927年夏秋，反革命白色恐怖，也笼罩到了陕北，但，由于早在1926年，各县已有相当基础，结果，好的县，坚持到1934年，甚至1935年，还保持1926年所得阵地。给西北，陕北，土地革命，培养了千千万万干部。
关中、汉中，由于四师学生少，由于您直接领导下的干部少，比较起来，文教阵地，没有陕北坚持的时日久长。只是您的同学，友好，个别人，坚守文教阵线，比较时久，为国内所难能可贵。
虽然1926年到1927年，只短短一年，但，教育革命和革命教育，所建树的成就，比辛亥到1925年十五年的步伐，快而优良的多。
教育行政，教育制度，学校学制，用人，经费，课材，大异往昔。尤其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工农革命，争取中国革命胜利，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组成部分之一的革命教育，成为公开合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师生之必修必读必学，为中国教界，独放异彩。
刚一年左右，宁汉合流，使西安也“清共”“政变”。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首先，将其凶焰射向刘伯坚、您、白超然三位身上。冯、于的反共，先将您们三人囚禁起来。
您任教厅厅长明令公布后，绥德安文钦说：“四师出了教育厅长，窑掌出了太阳，千古怪事！”
您被囚镣受难消息到陕北后，群众一致说：“到底杨明轩骨头硬，头一难，便先轮到他身受其灾！”
我与常士杰（汉三）關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55年自传》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4年，办好入学手续后，才开始认识他。因为宿舍是多年破旧房子，时已秋季，晚间门窗不周，要宿舍舍长向学校交涉，才知道他是训育主任，专管学生课外生活及行为。每天晚间他检查宿舍是否按时作息，很认真，给了我们守时间、守纪律的教育训练。他在每逢街上看到谁乱买吃东西，或其他不应有之言行（一部分本地学生的家长们在街上有时为了工商农产品进行交易，与人发生纠纷，个别学生也置身是非之间。或有其它放纵行为，如本地学生和一些未升学的高小同学开玩笑、骂街……），他在班会、或周会（全校）或讲《公民》时，立即指出，而且他将人认得那样清楚，记得那样清楚，使任何狡猾的人逃不过去。他给人的印象是管教很严，但和蔼可亲。有时他以开玩笑的方式纠正人的错误，也使人怕，也使人觉得可亲。经过校长的介绍，知道他是师大（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爱好运动，曾在南洋公学教过书。不久，因为我们秘密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也参加了我们的“打里民局”（专管拉差、支差、过往支应事宜。等于县的交际处），清算劝学所（即教育界，有些教育基金，为主管者从中贪污、舞弊）。而且获得了胜利，并由他兼任教育局长。我了解到他很关心公款，关心民间疾苦。
1925年，绥德南乡定仙墕一带发生“神兵”，原为地主阶级与豪绅军阀压迫下起来的一些自发的落后的农民暴动，口号为反贪官污吏，反洋学生（当时，落后农民为欺骗宣传所蒙蔽，认为住了榆中、四师的中等学生们，都成了洋学生，不听家中父母管教，提倡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驻军和县长主张“严剿”。党与团不了解其背景及内情，既不便去领导，又不便赞同进剿。通过李子洲校长，与军政当局谈判，先不进兵，派常汉三去劝解、视察一番，再定措施。实际上是以四师学生及骨干，打了“里民局”，清算了“劝学所”之后的一种旧统治阶级暗中策动的阴谋诡计，一方藉此侦察看四师教员学生对农民是否表同情，是否搞武装暴动（因四师公开讲马克思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已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对校外密着，校内并不密。因而，校外官方，经过一些线索，多少也知道些了。），造成农民对中学学生教员的不满与对立。常汉三受学校当局及党的间接委托，去向当地农民，多方开导，使这一运动，既未受到严重摧残，又未形成农民与学生或教员间的对立。当时，“神兵”抓住秃子（光头）留头（欧式发式），就要杀死。他是光头，又是四师的教员。“神兵”先要他“拜神”，他是反迷信、反宗教的人，有科学思想与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此简直等于侮辱的要求先予让步，由这一让步，获得解决问题的种种关键。经他出面劝解双方（驻城军队与“神兵”），各自收兵了事。 不久，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国民党特别党部，他是积极赞助与参加者。
杨虎城南下关中，党内决定由李子洲用学校名义，举行欢送会，勉杨驱刘，为陕民解倒悬。欢送会虽然举行了，同学却表示不满意。因为杨虎城部队，从1917年至1923年间在陕北为非法武装，各县民间印象不好，所以，学生们认为“我们是些将来为人师的学生，怎么在当学生时却欢迎欢送了‘土匪’头子，回去县长、绅士追问，家中父母也要受牵连。”尤其当时四师学生们或多或少皆有县教育局的津贴，所以顾虑很大。常汉三在次日讲《公民》时，专门向学生解释杨虎城之出身、行为，逼不得已而上山，为了抱打不平，为了除恶霸……经他一讲，“土匪”成了“义师”，成立“革命”。这才消除了许多人的顾虑。他的说服能力，在这次表现得最明显。
李子洲、杨明轩离开绥德后，党决定校长由常汉三继任。陕北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他继任。
1927年夏初（农历四月初），由团内提出，党支部审查，教员支部通过，绥德党地委常委会批准，他成为正式共产党员。
四一二、四二八惨案接踵传来，绥德地委拟发动武装暴动，回答帝国主义与军阀向我们的进攻。党中央和北方局为此给绥德地委调派来曾经参加“上海第三次暴动”的关中哲（上大学生）来任地委书记。由于“陕甘区党委”指示，西北还未“政变”，可能要“政变”，还来得及做准备工作。因此，绥德地委决定，先由特别党部出面请求，在绥德开办中山学院陕北分院，及中山军校分校，招收二三批学生后，再行发动。因此，改为先进行发动农民“清算吉镇马团总”，成立绥德县农民协会，在大会上公审马团总。审后，无处关押罪犯。我提出，由常以特别党部常委会主席名义，送交新县长韩卓儒去接管。韩为首届省政府任命县长。前此，绥德县长，必须经过井岳秀才能到职。常毫无为难，立即照办。韩接见常后，也无难辞，立即接管起来。这里，表现了常汉三对恶霸地主的仇恨，表现他的劳苦阶级观点与立场。（他家至少在当时是富农或小地主。）
暑假，井岳秀得宋哲元省府电令，派刘润民去封闭四师。他一肩担起敌人的重压，毫不畏难，退避。将教员同志们给以旅费、薪金遣散，学校封闭，一切款项交代清楚，使来查封的军政人员无隙可乘，拿不住错，既未拿去党内秘密文件或名单，（当时，至少可以担一担。从三四月已向外转移，还有许多未转走的。）又未找出学生中任何党员团员姓名。教员学生，未有一人被捕。在仓促突变中，保护了党与团，而且，也未暴露自己是否党员。只他一人受到禁止自由行动。他在临危临难中，独当独受，为陕北党与团保存了全部重要地方干部。也给许多青年立下了临危临难而不变节的模范行为。他在守敌人给他的三条禁约中，日以“酒”“赌”溷迹绅商之中，绝口不谈政治，丝毫不露风声，使敌人也无从由他身上得到进攻革命与党的线索。
1928年夏，我为发动义合农民抗烟亩而到他家中拜访他。他欢欣接应（我当时有些人是不欢迎我光临其家门的。有些人认为我到，即可招灾致祸，避我比避蛇蝎还厉害。）。我俩主要谈话：“校长将作如何打算？”他答：“人家限我三条：一、三年不准离开陕北;二、三年不准在教界任职;三、三家铺保担保。因此，我稍一动，不只本身、全家受害，担保人也要受牵连，以后谁再敢担保别人是非？现在一年已过，二年倏忽将过。彼时，我离陕北，再作另一步打算。”我问：“离陕北后到哪里呢？同谁再干呢？”他答：“离陕北，第一步当先到西安。和杨明轩我俩可以同策同力。”我说：“绥德县委现在穷困到连油印纸张都买不起，您将有什么办法吗？”他边说边拿出廿元银洋来：“我刚卖了些地，拿到城内还债。拿上廿元去用。四师封闭时，修礼堂的数千元，下半年开办费数千元，连贩卖部的三百元利润（学校办一消费合作社，买卖教育用品，数年获得此利，非学校教育厅之经费。），我没个人来接，教员们都慌忙着走，我在人家限制上，不能自由行动。这批钱我交给了敌人，非常后悔。”我说：“六月封闭学校我在安定，忙于成立县农民协会，且因忙病，命几丧掉。七月下旬来绥时还双手拄棍，头昏脑晕。八月敌人捕我，到汾阳连治病和躲避一时。九月回来，参加清涧起义，走至石嘴驿未赶上，返绥，北上各地，恢复各地党团，建立起陕北的领导与省委的关系了。”我说：“现在，绥德县委将在义合一带发动农民抗烟亩，有何见教？”他说：“要干，做的结结实实。狠狠地干！”相聚才一二小时，午，热，疲，吃饭……话虽这样简短，他的斗志，他的豪迈英勇精神，字字深入我心。他愿农民翻身，他不怕农民反抗统治阶级斗争运动起来之后，身在县城居下，敌人又要加重和加害于他。他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革命的终将胜利信念，晴朗明白地给人显示出来！他教示我們必须正确、坚决与群众一致行动，务使革命成功，胜利！
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已失败，他赶到北平，原也打算去参加抗日同盟军，未能如愿，滞留北平，我去访他。他将西安我所知识的人，每个人的近况逐一谈了。又和我分析西北军人的动态。最后我就问到：“校长今后怎办？”他说：“还是回西安。”我说：“到西安后，还是和杨先生搞在一起，但须转告杨先生注意他的脾气，不可‘小不忍乱大谋’。”他也很赞成我的这一看法。
由于当时分析到他不宜去做下层农民运动及去参加游击战争，我觉得他到西安还是比别处好些。他也已经知道西安和西北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平静。他从这次经我介绍才认识谢子长同志。谢在察哈尔失败后，生活很穷困。他请谢吃饭，资助零用。谢走后不久，尤香斋（当时是谢的爱人）小产，常先生很慷慨地赠送廿元作疗养费，使尤得以恢复健康。而常先生本人，也正在两手空空，旅居北平中。他对革命干部的热爱，是和穷困中只顾自己的人们大有区别的。
抗日时期，闻他得赵寿山之助，出任三原县长。由于我们有些人的左稚及宗派思想，对他还未予以正确注意。
大沟湾石桥命名为那素纪念桥
1949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建国之初》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大沟湾滴峭，早可修桥。河水每于结冰消冰山洪之际，伤损人畜特甚。往旧蒙人忌于迷信，又恐汉人侵其权益，统治昏庸，蒙民无力提倡，汉人欲修建者，不得蒙方之允。蒋匪帮国民党，只知攫夺蒙旗军政权力，为害蒙族人民。我军于内战及抗日期间，无日可顾及，未得兴建。1946年春，因日寇投降，乌审旗西部解放四年，受过新民主主义洗礼之乌审军民及首席解放区三边分区人民之友爱团结，日益深厚与牢固，经蒙汉合作，得动工兴修。共历时半年，费粮食约二百石。此桥之修，不仅为便利行旅，且拟待新社会经济条件进一步发展后，利用此人工改造小瀑布之自然水力发电，及利用电力做碾米、榨油等适用于当地人民之小工业。乌审旗人民有长久之革命传统，大革命时许多有为青年去库伦学习，回来参加当时革命运动，取得政权。惜因全国革命失败，其领袖人物被暗杀，群众组织涣散，未得改造社会经济而仍遭受蒋介石匪帮之黑暗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之苏维埃红军发展到三边，乌审先进开明人士那素首先与其部下“红军巴英”等，先后和陕甘宁红军苏维埃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期间虽几经波折，但乌审终于由局部解放到全部解放，人民亦由部分参加革命而至全旗参加革命。那素又名雷寿昌，任首席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为坚持团结抗日民主进步事业而积劳病殁于延安。为纪念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倡导，今题以桥曰“雷寿昌纪念桥”，及勒石略记，亦以示蒙古人民解放运动曲折，中国革命发展之进程及蒙汉民族平等团结之标志。
赵通儒题并序
栏目责编：魏建国
1943年
编者按：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油印稿刊印。
赵通儒曾多次谈及撰写《刘志丹传》的情况：
1、1949年6月《西安杂记》中记载《过去的一些作品》时，目录中有《刘志丹传》。
2、1952年6月《六大以前——中国革命之前途（敬云）》读书笔记中载：“为了让别的同志出名，关于《志丹传》，我一直留给别的同志去写。待到1943年，再无法等待了，我执笔草之。”
3、未注明写作时间的《我的党内外关系》手稿中明确记载：
因此，写《志丹传》时，我写出“罗织”、“构陷”两个词，觉得有点重了，最好由这些有意见的人，另选比这两词更恰当点的词，“有些不完全正确的反映，未加全面考虑，据之做出错误判断，致将一些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与悬而待决的问题，定成（误解为）志丹及其他同志个人的不忠于革命的问题。”稿子交高岗看时，我说：“这两个词中择一用，我决不定。”后来，我看到用了“构陷”一词。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我再加上“锻錬”一词，定也不会用。我当时少说一句，最好另用别的词句。实事求是，“构陷”有些太重。
另，本文在陕西省档案馆的编号与赵通儒所撰《赵仰轨烈士简历》等文编号相连，行文风格也与赵文相同。
综此可以判断，本文即为赵通儒所撰之《刘志丹传》。
志丹同志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人（为纪念志丹同志改志丹县）。幼聪明好学，19岁入榆林中学，因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接受当时潜入学校之革命思潮，概自奋发，而为前进之师友所推重。民国十三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十四年春转共产党员，秋奉党命，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回西北。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西安中山学院教官，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与“清党”祸起，志丹同志被“清出”部队。受党命奔走皖鄂，屡谋起义，未遂，辗转归陕。十七年夏与唐澍、谢子长同志等，组织渭华暴动，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暴动失败返陕北，整顿保安党的工作，取得保安县总团总职，团聚革命力量，打击贪官劣绅。十八年参加陕北党特委，任军委书记。曾和当时党内之投降路线斗争。秋与谢子长等赴陕甘宁间，进行军事活动，入甘军，任团旅长职，被反动分子发觉，缴械囚邠县。虽受镣铐囹圄，仍暗中策命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师友救释，益加奋勉工作。
“九一八”后，和谢子长同志等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指挥及参谋长。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与参谋长等职。二十一年初成立红26军，负领导责任。因遭叛徒杜衡陷害，志丹同志率领之26军于渭华失败，志丹同志与王世泰等数人，分途化装回陕甘边，重新恢复扩大红26军，组织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陕甘宁边苏区。二十三年冬，率主力红军与陕北地方游击武装汇合，冲破敌人“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26军与红27军，广泛的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领导下，已成為强大之红军矣。是年秋与红25年会师，任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秋末，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者之错误路线与个人野心，被构陷下狱，几遭毒害，幸党中央北来得释。于是在中央领导下参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工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二十五年，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破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之军队，不下数十营团，攻坚摧锐，所向披靡。于是年4月中旬于猛攻三交坚固工事之后，负伤阵亡，年34岁。
志丹同志是陕甘边区与红26军创造者，是西北人民领袖，是党内布尔塞维克之模范干部。十余年为党奋斗，始终不懈，赴汤蹈火，百折不回。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虽受人诬陷，不自矜功，宁肯自己冤死，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之优良品质，尤堪称道。志丹同志之死，是党之重大损失，亦是全国人民之重大损失。形体虽殁，其精神实炳耀千古。
我和谢子长的亲密关系
1949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标题是编者加的。
1、1925年夏，他从北京返回，在绥德接关系。
2、1927年夏同工作于安定县。病危经他救。病急，夜间由他亲照护。谢打我县城隍庙。以城隍香炉给我作大便盆。病甚，他引我就医于县长室，病发，上下人员讨厌，谢不准别人乱动，亲与医救治得苏。
3、1928年冬，在周家硷西张家渠柳家店二代会后相见。
4、1929年正月在白乐亭家相会。有刘耀三等。夏，派刘子祥由山西找回去后九天。
5、1930年冬相会北平。史子芳伴之。第一次计划到阳泉编一团。后去只得路费他往。
6、1931年秋初，汾阳相遇于店，将榆林所得钱给他路费。给香斋信。
7、1932年，答杨林问，刘昌汉持信来（年代32、33年）
8、1933年，北平，张家口，北平。冀东给找钱。计买无线电事，他不同意。计西归事，他说：“现在部队还小。”我对他说：“西北的头子还是你！”
9、1927年秋阴历九月中旬他们起义于清涧。我八月下旬得讯石谦被诱杀于榆林（石为谢等旅长），我即病未痊愈往回走，医院无钱，钻过洋人院内的门路，旅店无钱，钻过我县贩牲畜贩大烟商家门路，给我父亲兑去六七十元债，把我父亲气病。从绥德六人起身赶去清涧参加起义，走到石咀驿，次晨得息不可能，估计他们南下后非北上不可，即不北上，清共后三边各地党团尚未恢复，急须恢复北路十余县组织，我即遍走各县。 1923年，谢子长当民团团总，我们暗地不赞成办民团。谢将全县留外学生都团结到了，就没团结到我。别人告谢说我是反对增加民负反对办团的。谢乃找我同谈，告我办团为代替军队，军队给人民只加负担，不为人民谋利。我俩言归于好。以后成了同志，不论在一起不在一起，都要为党工作。1927年至1929年陕北井岳秀抓谢和我比谁也凶。连我县的老先生（在野绅士）侯藩卿也因和我的关系牵连，曾到清涧东河畔避难月余。
革命烈士谢子长同志事略
1963年
编者按：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抄写稿刊印。1963年为抄写时间。
谢子长名德元，又名浩如，陕西安定人。高小求学时，县官适将反袁帝制之郭海宽屠杀，人心慌慌。子长乃结合同学控告知县，毫不畏避，得师友爱敬。太原讲武学堂毕业，为抗阻贪官，反对省县议会贿选，驻军苛索，军匪祸民，以救国卫民宗旨，创办民团，任全县总团总，专惩恶霸，声名四扬，致豪强敛迹，贪官胆寒，劣绅心惊，井岳秀之狗腿鼠窜。1923年，曹琨贿选，井岳秀献媚，大肆搜刮，陜北民负骤重，土匪蜂起。子长藉游历京津之便，观察时势趋向，广交西北军人学生，谋有举动。力微，未果。1924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民团被石谦团长改编为第12连，任连长。率所部南驻宜川、韩城，北驻府谷各县。在党领导下，所经所至，贫苦工农宿怨得释，冤屈平反，仇恨可消，人称青天。
1925年夏，由北京返回。经北方局介绍，参加中共绥德党地委军委，负责在石团官兵间发展党团员。撙节军饷，买油印机赠驻地学校，开展士兵识字运动与政治教育。破除官兵界线，常着便衣，与士兵同到乡间，宣传农民协会，妇女放足、识字，与男子共同参加农协。多报名额，以饷资助贫寒学生升学。
1926年，驻防安定城。不侵占民房商店，拆除县城隍庙，驻兵。为扶助教育事业，命士兵拆除文庙，作高小校址;拆除文昌庙，作教育局址，破除数千年国人迷信。组织国民党安定县党部，各区乡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创办农民运动传习所，建立安定中共区委（等今县委），建立军队党与地方党密切结合、相互扶助工作之制度，推进当时一切反帝反封建余孽之运动。
1927年初夏，得南方“四一二”、北方“四二八”惨案消息，悲愤无比。拟率所部，藉全县农协成立，全县人民反抗井岳秀之强种鸦片苛捐，杀贪官劣绅，大举暴动义旗。当时，西安陕甘区党委尚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泥坑中，接报不许，且加评责，致未得遂。
夏历九月，西安、延安、绥德、榆林已被白色恐怖笼罩，石谦旅长为井岳秀所诱杀。行人裹足，学校封闭，学生改业改装，革命家被驱逐、监禁，黑暗重临，贪污土劣复活，人民负担加重，革命有罪，反动威武。陕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又名乐亭）等到清涧，10月之17日，以全旅千余部队及石谦另有之千余武力，举行起义。子长任营长，参加军委，坚主起义，行动果决，为党内外所佩服。转战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失败殆尽，仍不稍馁。为执行党的指示与决议，劳瘁至危，毫不辞避。
1928年，与唐澍率余部辗转至渭华，汇合刘志丹、许权中、乔国桢、霍世杰……党的陕东特委，反抗西北军之背叛革命，并任工农革命军旅长。冬，返陕北，参加陕北特委召集之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任军委书记。接受全国六大决议，坚主利用蒋匪等在各帝国主义嗾使下之新军阀混战，谋取敌人武装，自己创造根据地，创造革命武力，夺取政权之军事运动方针。会后，策动各地各小部非法武装，活动去山西。
1929年夏，经党的陕北特委调遣，任西北军事行动委员会书记。由晋返，去后九天山寨，代表党全权领导与改造上寨割据之杨庚午部，创造根据地，扩大部队。旋遭特委书记杨国栋与杨庚午暗相结合，执行投降路线，被诿挤下山。该部在子长离后，为高双城瓦解，山寨起义失败。子长下山，西去宁夏李岗堡，在苏雨生等军处活动，任第10旅旅长，扩大部队，出入陕甘宁三省统治薄弱之区。
冬，受北方局调赴津清算盲动路线。“九一八”后，至陕甘边，同刘志丹同志等组织反帝同盟军，任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仍任原职。领导靖远兵暴，转战数月，至1932年失败。
1932年，由陕西省委调赴上海受训。
1933年，中央派赴华北察哈尔同盟军，与北方局派赴张家口，参加军事工作。冬，由北方局派为西北党与军事特派员，至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高岗同志会合，共同领导新恢复之红26军与陕甘各地之人民游击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委，开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扩大陕甘、陕北苏区，与志丹、高岗同志等，粉碎陕甘两省反动国民党卖国匪帮之第一次“围剿”。
1934年冬，在粉碎敌二次“围剿”时，于河口战役中负重伤。1935年农历正月十八日伤病殁，享年39岁。
子长为我党西北最早革命军事家，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之优秀党员，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最善于团结党及我党干部，团结一切革命群众，为革命效力。其共产主义者气魄，布尔塞维克党员之艰苦朴素，勤劳风度，不只为党内同志所景仰，尤为西北人民所爱戴。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为纪念子长精神不朽，于1938年改安定县为子长县，建纪念碑。1946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专建陵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与公葬典礼。
我和李子洲的关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毛泽东主义》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3年，我们十八个同学，为参加“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和控告我县（安定）贪官县长王正宇，到榆林。农历三月二十六七日，我们到达，本定翌日开会，杜斌丞因见我县学生星夜赶来，热情很高，而且恐南边路远各县仍有人来，将会期延迟二日，一方为使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因赶路，十八人中已有数人将腿走肿，成立跛子。）一方为等他县学生到来，使到会人数多些。会由榆林中学召集。当时该校名称是“陕北各县联合县立中学”，为地方私立学校，还非省立中学，经费由各县在“皮毛捐”“厘金附加”中筹措供给。杜为校长。而且杜因学校办的出名，与井岳秀结合非常密切，除校政外，关于当时陕北各县的县政、军政，亦加干涉，时有“能不能，问斌丞”之谚。意即谁要得井岳秀之允许办什么事，能不能，先和杜商量，杜说能，即可动手，否则，不只徒劳无功，甚可动辄得咎。 到运动会开幕后，李子洲同志负责点名，点名后，我们从背后查问，才知他是榆中的“舍监”，大会的负责人之一，人很能干，学问很好。虽然，榆中学生中的同乡给我们暗中介绍了，没有记住名字，因为十几岁的小学生，路上走得脚肿腿疼，立卧不安，运动会只参加两项赛跑，虽得获奖，又担心告县长失败有生命危险，还要牵连家中老幼，而且，五六里长的街道，出去走一趟，找不到回来的路，学校中院子那么多，理科，化学……课目那样多，又去集体旅行，各县的劝学所长（教育局长）、校长、教员、学生千余人，记不胜记。
1924年农历七月上旬，到绥德投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考场中发现发号施令、出题、查卷，很面熟，但想不起来，这到底是谁？哪里见过？忙于考试，担心考上考不上为主。来不及访问这位给人印象很深、很活动、表现很能干的人的姓名。下旬，办妥入学手续之后，才想起了这位先生，又连日发现他也不时出现在学校内，开始查问。这，才知道他是新任校长，是榆林运动会中点名的那位先生。
1924年冬初，孙中山到了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我们在绥德筹备了陜北国民会议促成会，选派王懋廷、白明善作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出席北京的全国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事前事后数度接触，这才知道不只是学校的校长，而且是“解决国是”的陕北策划人。接着筹备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又接着决定派杨明轩到西安去筹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才又知道他不只是一般政治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革命政党的播种与组织者。从开学起，由于他每周有训话给各班讲马克思主义浅说，起初我们一致只认为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播种者。经过短短半年这些秘密组织与活动，才使我们认识了他是实际革命运动的推动者、组织者。由于他当时不过党的组织生活，我们对他是否共产党员，已觉着必然是了，但，还无组织生活关系，对外还不肯定说他是党员。我们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由于已有十来个人了，已建立小组、支部，过着严密的会议生活与组织生活，由国文教员云南人王懋廷领导着。
他两次亲到西安，向教育厅交涉学校经费，回来后作全国时事分析报告及在西安的经历，给我们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和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动的种种实际知识与方法。
1924年寒假，我因要提前回去葬埋祖母，不待学校放假，便先请假回去。因为埋毕祖母，学校又学期考试快终，所以，请假时即请准来年开学早到，补考。这样，我于丧事办完之后，一方面在瓦窑堡成立安定国民会议促成会分会，为去北京的人作声援为基层基础，一方面把当地一位老先生办的私塾，改为平民学校，自己白尽义务，开办寒假补习学校。由于从来无人在过年前的十多天了，还开学校，所以，地方不论老先生或新先生，和一般社会上的农工商各界，听到都笑，笑我不识时务，不识相，人人忙过年了，还办什么补习学校。我则坚持办，每日认真按时作息、上课、游戏，把过去和我同在高小校毕业而未升学的几位，和这个学校的全体学生集合起来，经一周后，成效大著，半月后，成绩大著。这位老先生也被我的成绩惊动了，亲来学校，听从起我了。他每晚到街上和相好的商号中一些商人、农民、地方人士谈论起来，都给我做起义务宣传员了。地方人士，对我的印象，大加改变，再不视我为荒唐青年，而以为将来很难限量了。经过这样，我一过年，引了六七位学生去投考绥师。这几位学生，有两位考上了，几位没考上，其中以薛应昌，功课最差，住学却比别人更迫切。他是安塞县人，该县没有学校，在瓦窑堡住学。为此，我去找李子洲校长。向他申述与请求之后，他说：“功课差得太甚，碍难通融！”我说：“四师为省立学校，校长为全省各县培养人才。该县已民国十四年了，还无新学生，连封建秀才也全县只屈指可数的一二人。若不破格特予收容，则该县将永无师资。四师办到何时，招生永招不得该县学生，该县将永在文化落后中。破格收容，为该县新文化培育种子。”他很赞成我这理由，口里没说什么。表示，看不出您这样小小年纪，能想出这样一番道理来。他感到经费、班次种种条件，于是对我说：“好吧！容我和杨先生等商量并考虑。”赶到学校出榜之日，榜末出现备取生一项，其中我引到绥德未录取的人都在这一项下，薛应昌在最末。全校同学皆为学校开这一新例欢欣歌舞。后来，学校又筹备开办预备班，专收投考未录取而愿补习于下学期应考的人。这一制度，直至1927年学校被封闭后，易人易制始止。
1925年寒假考试快完，由杜衡等发动要“罢考”数学教员王汉屏的数学考试，事前未得党的同意，团内也未开会讨论，已入课堂应试，在教员尚未到教室来的五分钟时间，一个传一个不许交卷子。幼稚的青年，只知人人共同行动，不计后果如何，更不知教员将如何对待此事。一小时过去了，人人不交卷子，教员就觉着了，下课后找校长商好另一时间考。人人仍互传不交卷。但，先生变了方式，不采取散卷子，出题，收卷子的原来一套了。叫一位学生到黑板上去，指一道题要算。算不对时，将过去做过的习题本子拿来对照问，为什么原题，你过去能做对，现在做不对？学生虽不敢说我们同意一致罢考，只得人人按自己平时的作业一一做了。结果，人家一样达到考试的目的了。不知他从哪里得知“学潮为乔国祯所主持”，实际是杜振庭等所主持，乔不过传了一些人，传话的人不只乔一人。而王汉屏则向李校长和杨明轩教务主任提出辞职，或开除乔，二者必须实行一条。已经考完了，我正捆行李，准备动身回家，来人给我送消息说，要开除乔国祯。我说：“这，哪能行呢？事是大家干的，如何能使乔一人失学呢？”来的几位说：“大家也正没主意，您看怎办？”我说：“同去找李校长，挽回乔国祯，不许开除他！”即时，就来了八九位，同到校长室。子洲同志向我们说：“学校经费困难，请教员非易，尤其王先生是学校开办时就有的教员，当初请他留他，我不知费了多少精神，何况榆林军事当局对我校屡有疑忌，也有人对学校向军方散布许多恶言蜚语。王先生为榆林人，有他，学校可以少许多向军方进行说项的麻烦。”我说：“事非乔一人之私事。”李说：“王先生提出或他走，或乔走。王走，请不来教员，延误学校不只一班功课。乔走，还可到别处升学。”我说：“学校开除的学生，有此名誉，别校也不收容，且为一生声名之累。”李说：“一、不出牌开除。二、给转学证书。三、由学校补助路费。”同去的同学都无话说，即此行止。离开校长室后，人们又没有主意了。我又去找党的负责人，商量将乔由党内介绍，送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给乔办妥了这，我们便各自回家去了。子洲在这种场合，教育了我们，公私如何兼顾，公开和秘密工作应如何配合、合拍才行，否则，打不着敌人，反而弄乱了自己内部。 1926年夏初，军人出身的军事教员童某，拉拢第一、二班学生，企图驱逐杨明轩。我发觉后，首先找党的负责人，表示要留杨。继动员团内一致行动。又去找子洲同志，他只表示：“有您们去看得办吧！我无意见。”最后，经杨与童面谈后，由学校辞去童。
1926年他到西安，参加陕甘区党委，任组织部长，又任公开的中山学院副院长。在省政府筹组时，人们要他出任司法厅长，他不就，给绥德党内来信说：“争官的人很多，自己何必为这样一些只吵嘴不做事的官而混杂其间呢？”“筹组省政府，我们认为民政厅是官僚出产机关。财政厅铜臭味重，替人刮地皮。教育厅还清高，杨明轩去干。司法厅是穷吵，无补实际。……”
参加陕甘区党委会后来信说：“才深深体会到与群众结合，实际工作，多有意义……”
1927年夏，听说他代表西北去参加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表“西北特殊，没有工业，没有产业工人，但，地广人稀，别人的军事力量中党的作用还不小，可以割据起来，养精蓄锐，观中原变化，出兵问鼎……”，不能得代表们的理解与赞同，作为悬案，言者言之，听者听之，会毕任之而已。
1927年秋，听说他代表西北党去参加“八七”紧急会议。清算西北右倾的许多文件出自他的手笔。许多防止政变，防止破坏的指示信，多出自他手。
1928年，总结三原农民交农具运动，总结渭华暴动许多文件，也出自他手。
被捕后，在敌人法官审讯时，问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作共产党活动时，他答复说：“一、因为你手中的惊堂木，是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贼服务的。二、你们大门口的石狮子是搜刮人民血汗得来的。”
子洲未牺牲，陕北党就对他的三弟李登霄和妹妹李登岳加以培养，调派他俩到清涧先后教书，送登霄到武汉政治学校学习，任1927年绥德县第一届县委的宣传部长。子洲牺牲后，他家悲哀，登霄灰心，要到北京去复学北京大学，仍然准许他去升学。
1930年至1935年，虽然登霄将组织关系中断了，我们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在北平同乡会中，会馆中原打算与布置他任延安会馆馆长，由选举结果把他选为会计。
子洲为党为革命牺牲，此仇如何去报？只有促使革命成功、胜利，才能是真正的报仇雪恨。否则，不知还要有多少个子洲一般的牺牲和多少家烈士家属的血泪生活！
1935年，有了陕北根据地，因为战争惨苦，为了不宜过早暴露西安及西北各地秘密工作，所以未能早行追悼。1941年后，由于绥德警备区将何绍南等反动势力驱逐，该区各县成为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党中央与西北局决定建立子洲县，举行公葬。
1930、1931、1932、1933、1935年以及1938年，我每次道经绥德，总要带点薄礼去拜访子洲的祖父、父亲，老人每见垂泪泣嘱：“只要您们健康，只要您们胜利，只要您们成功，比什么都好！”
1949年，西安解放，我得到一点战胜品，美国的食品，给老先生邮寄了一点，老先生还感激地回信说：“谁能料到您能生还！！谁能料到我八十多岁入墓之前，还能吃到解放军的战胜品，美帝造的食品，天有眼！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
1950年西安烈士追悼与陈列，展览了子洲的遗像及传记。
我与杨明轩、常黎夫整理了子洲的略传。
王懋廷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55年自传》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王懋廷，长兄王复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初的发起人与参加人之一。云南人。三弟亦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京ⅩⅩ中学就学，因肺病，迁绥德随其仲兄疗养，殁于绥德，葬于绥德南关二郎山。懋廷为之树碣，公布其团籍。云南人。祖先为山西人，不悉何故迁居云南多年。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求学时代，与恽代英、邓中夏等相友善，在他们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党员。由于家贫，与其兄复生及弟，三人互相供养读书。先是复生在陕西咸林、渭北等中学教书，以所得供他弟兄二人在北京上学。复生又返北京大学本科文学系复学，1924年秋，他到绥德任国文教员。到校之后，首先看到西北文化落后，人民还沉梦于封建迷信之中，因此在教课中，首先揭起无神论、反宗教迷信旗帜，灌输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于学生中，继于教学之余，通过与学生个别谈话，了解绥德及陕北各县民间疾苦。在课外提倡假期旅行，藉旅行游历名胜风景，介绍中外古今名人的略传、科学故事以及国内外政局分析等谈话，了解同学的爱好及品学，也暗中物色与培养学生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
双十节前后，经他考验、介绍、批准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有：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李蓉鉴、杜振庭、乔国祯、杨应举、羅百福、邓重庆、赵仰普十余人。由年龄及工作分建党的支部与团的支部各一。最初党的支书，王懋廷自兼，团支书由白明善任。也与北京党的北方局取得了关系，直接受李大钊同志领导。不久，经北方局指示，与豫陕区党委发生关系，关于全国关系，直接与北方局往来，关于西北、陕北诸问题，则请示豫陕区党委。当时，豫陕区党委书记为肖楚女同志。他虽在四师任职，但通过子洲的二弟李登霄，调查榆林中学的情况，及榆林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及其与陕北各县和陕西省之关系等。也经过了这些绥德的榆中学生，在榆林中学中发展党团员。计当时最早的榆中学生中的党团员有：
绥德：张肇勤、李登霄、柳常青、霍仲年、霍世杰、霍作霖、霍学光、冯文江、周梦熊、周发源、刘景向、李波涛等。
神木：张崇仁、庄培、王瑛等。
定边：汤登科、龙施普等。
保安：刘志丹等。
安定：杨国栋、焦维炽。
清涧：白作宾、李宗白、王怀德、白自强、白自立、白自成、周自封、王迺屏等。
榆林：乔鼐文等。 延长：朱幼康等。
延川：曹必达等。
女三师：李仙峰等。
为了发展榆中学生，他曾亲自与白明善到榆林，以两校球队联谊名义，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分会在榆之筹备。
关于杨明轩入党的材料
1954年8月2日
编者按：按子长县档案馆保存的原稿刊印。
西北局组织部：
关于杨明轩入党又有下列材料：
一、行前一日，由绥德地委常委（书记，还是组织部长，记不确了）田伯荫给杨谈话，并给杨介绍信，要杨到西安找李子洲（陕甘区党委组织部长）。这关系正确。何寓础若是1926年秋到绥德，他就知道。如1927年春到，则他不知。
二、李子洲在接见杨到西安后，专给田伯荫有回信，说：“对杨介绍入党，做的很好。”
三、绥德地委成立于1925年，耿炳光由北京受李大钊派遣成立的。第一届地委书记为田，耿由陕北到西安，成立陕甘区党委。蔡楠轩来后，蔡楠轩、徐梦周、刘维东、田伯荫及关中哲（1927年）等互相换任职位。田在去延安后离开绥德地委。
四、绥德最早为党特支，支书由王懋廷、田伯荫、白明善、李致煦等互相换任。田任时间最长。
五、我从1925年以青年团及青委、军委、农委关系为党地委常委，参加会议。
六、批准杨之入党时间在杨行前两周。决定并有指定教员中党员通知与谈话。其他如前信。
敬礼
赵通儒
1954年8月2日补充
我和杨明轩的关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55年自传》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4年入学之后，知道他擅长办教育，虽然不是“教育救国”主义者，对改革教育制度及办学有一套。也已知道他在师范大学学习中是好学生。“五四”运动中亦是积极分子之一，而且是游行示威时，在天安门广场挨打的一份子。毕业后已在陕西第一师范任教。有人说于右任办上海大学，他给上大附中当主任。由于他教功课教得好，管理教务严格，给人以很好的印象。由于他检查的严格、细致，许多学生也畏敬他。他虽然不是党员，但，紧紧团结在李子洲周围，和常汉三等是“一心办好学校”的骨干。由于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分会，筹备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筹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驱逐刘镇华出陕西的活动，我才知道，他在教学之外，是和李子洲、共进社的一切党团员同志是一致行动，也从事实际政治改革运动的活动家。
入学时，他知我有耳疾，编座位，将我编在前边，而且告诉我说：“这是首次，初入学经您申请，我可准如所请。但，今后必须开学早报到，功课考在前列……”给我的印象是：“比过去的私塾和县立学校的校长、教员高明很多，能体贴学生的疾苦。”所以每学期我总是第一名报到的，也将这道理告诉了延安的同班张赓飏，他是近视眼。结果，三个年头，我俩总在一列一桌。他的这种关怀有耳目疾病同学的措施，也使我意识到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中，必须对残废及单传、疾患者，必须加以顾恤。
1924年底，他奉党派遣，到西安筹备陕西国民党省党部，由绥德途经瓦窑堡。当时李象九任石谦团之连长，驻军于瓦窑堡。我因葬祖母事，早在寒假之前回家。他到后，找我们一、二、三三个班功课及品行好的学生，作谈话，说他到西安一趟，很快回陕北来，不误同学开学后之学习。我当时邀请他到家中吃便饭，他谢绝，说：“去一家，每家都得去。四五个学生家都很近，要误行程。”我给他保证不误赶路，他还是不去。我回家给父亲说了，父亲怪我不会请客，连自己的教师请吃饭都请不到。父亲的思想是：“教学的人教得好了，别处也请教书，在陕北待不了多年。而且彼此相距很远，不一定何年月日才能相会。应该不应放过机会。”他给我有计划、坚决坚持正确而奔赴已定目标，不为琐事小利所纠缠的行为教育。
1925年，他为母丧，在学校进行简单的追悼仪式，给了我如何改革中国丧礼的启示。
校长为学校经费，数赴西安，几经曲折，他和常汉三等苦心孤诣给教员维持生活，给学生支持功课。为了补救学校的穷困，实验设备少，他加重学校课程，多找参考书，来弥补这些缺点，使学生们虽在设备简陋条件下，仍能学到够全省全国的水平知识与能力。虽然他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学说，但他以唯物论的物理、化学、数学及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给改革教育，改良教学方法方面是独开新面、独树一帜的。不只受到学校的学生们欢迎，经过学生办夜校、平民学校，也受到各县社会上的欢迎，不只给学校和教育界，也给人民群众中散布下了良好影响。
1926年，有位军事教员童某，企图拉拢一些学生，将杨由校内弄走，被我发觉后，一方面经过党内团内动员，制止童某及学生中的錯误行为，另一方面通知校方和他。后来他亲自找童某训斥，并将他辞退。
他虽然不是党员或团员，对校中党团员及学生会活动，只是扶助，予以便利，不加干涉与阻挠。我们有些人的社会活动影响了功课，他也曲予通融。
1926年秋，经过学生中的党团员提出，教员党员支部的通过，党绥德地委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在他动身赴西安半月多。当时地委负责人为田伯英，英文教员。
从他1926年秋到西安任教育厅长后，绥德党与团地委先后将一些绥师、榆中毕业的党团员可任教育局长、校长的，给他通知，由他以教厅任命形式，发表各县教育局长。这一下，几乎将陕北23县教育局长全任命成共产党员。他自己不知谁是党员或团员，只知有的是子洲给他名单，有的是绥德寄给他名单。这样，使各县教局就不似绥德那样吃力才到我们手中。这，就给1927年至1934年坚持八年秘密工作在各县县城，造下了基础。虽然，这八年中，有的县失掉阵地较早，有的县所起作用不大，但，坚持西北与陕北革命的中小知识分子干部，却无不是经这时期的教育局局长、校长、教员们培养下的。 1927年冬，我得到了他在“西安政变”时受到被拘捕的消息及被保释后的确息。
他恢复自由，给陕西省委写了一个意见书，内容主要说明虽然反革命嚣张，但，敌人内部仍有矛盾，矛盾很值得与可以利用以有利于发展革命。当时，“八七”后之盲动情绪业已开始，省委完全转入地下，在绝对极端秘密下过日子，觉得他这意见，还是对敌人存幻想。有些左稚病者，甚至认为他不会革命了。因为他革命被敌人伤害了，他在受伤害后会消极、悲观……。我得到消息后，苦于无人与他联系，虽有对他信任与正确的分析、看法，但，既无人，又无钱，又相距千余里，而且我也已在极端秘密下过活，秘密到连父母兄弟都不许知见，如何与他取得联系与工作关系呢？
1928年夏，为了布置义合农民抗烟亩，到常汉三先生家中一走，看常是否回来。恰巧他正在家，刚卖了些土地，准备过两天到绥德去。这就确定要常到西安后与杨弄在一起。
1933年，抗日同盟军失败，常到北京，本想赶去参加抗日同盟军，未能如愿。我与常有一次谈到杨的情况，并嘱常还是与杨搞到一起。要杨在敌人区域不可“小不忍乱大谋”，劝杨注意自己的脾气。
“双一二”事变时，听到他在西安主张杀掉蒋介石。
1938年，在榆林遇到杨，他在我走到他住的院子里的脚步声已判定是我来看他。正在黄昏，未便多谈，只互相一见，便分手。
我返延安时，道经绥德，一些过去的同学、党员，在抗日之前内战之时为敌胁迫自首、叛变。我觉得这些人留在绥德，不如打发出去，因此向陈奇涵司令员借了五元钱，花了四元钱礼物送李子洲父亲，买了一元钱茶点，召开一个茶话会，给这批革命营垒上的逃兵、叛兵和社会的残渣，指个抗日立功的出路，也给绥德分区减少一些捣鬼的分子。在茶话会上，收集到这些人中的种种区别，也听到他们欢迎杨受责的反映。
1943年后，见到杨给常汉三立的墓志铭，又听到他的消息。
1944年，我向西北局提出：“大革命时，曾有西北最高政治委员会组织，其中五人为：冯玉祥，于右任，郭春涛，刘伯坚，杨明轩。得杨，则五人可致，对反蒋及抗日胜利后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也说明我对常曾两次重嘱与杨一致行动。”
1947年初，邓宝珊拿出杨致邓手书，看到确是杨之手笔。
1950年，为纪念追悼李子洲，我起草子洲略传，经他与常黎夫改定，把杨列在稿子署名之首，尊重他为西北大区副主席及文教主任。实际，他不会计较谁前谁后。我要争名，把自己写在前边，他不会争改。
致杨明轩庆贺四十年党龄信
1966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原件刊印。
副委员长明轩杨业师尊鉴：
1926年您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1966年，足足四十周年了。有的人，还活不到四十岁。西北著名的烈士，谢子长，刘志丹，霍世杰，乔国祯，李子洲，刘含初，魏野畴，胡廷俊，白明善……您的战友，学生，同学，至友，最多才三十八、九，有的才二十多岁，他们便在敌人的残暴下，舍身成仁，为党为革命捐躯殉难了。
四十年，又是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超越古今，胜于过去六千年历史记载的任何时期。
“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年，您已过了七十，快到八十的七十六高寿了。您的四十年，不同别人一样，生活在和平、安宁、家庭妇女之间或富裕生活之中。您是在手无寸铁，只身双手，经过反革命敌人的囚拘钉镣，经过蒋介石胡宗南的枪林弹雨迫害，经过日寇飞机投掷千磅重炸弹炸毁西安的危险，始终独立奋斗，百折不挠，万苦千辛才到解放区，才胜利活下来的。
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在篡党篡窃革命，被揪出来，有的人在混入革命，被查出来，有的假借革命职权不走社会主义毛泽东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形毕露。
回忆，四十年前，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别人不一样，是经过险苦工作，实际考验，才被介绍、批准而入的。
1924年，绥师开课。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校长、先烈李子洲先向我们介绍说：“杨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五四运动中，被枪弹在大街上游行队伍行列中穿破几个孔洞的。是师大的优秀生。教育革命家和革命教育家。是为救国爱国受到北洋军阀枪弹考验过的革命战斗员。曾在西安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的附设中学，教学，救国，革命已好多年的成绩优异、国内驰誉的有数良师。”
1924年寒假，您被中共派到西安去，秘密同刘含初诸烈士筹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完成使命的杰出人物。从绥德到西安的十五天劳苦跋涉路途中，要通过延安以南狼虎豹子吃人野兽的深林荒山，要通过土匪出没无常、生命危险的中部一带地区，要在刘镇华暴虐横行、蛮不讲理的关中、西安各城市受到出入盘查、威吓的惊恐。那时的西安，比1918年北京的北洋军阀更黑暗，更专横，更野蛮，开口便骂，出手便打的胡作非为，谁都无事不敢入西安，有事也非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不敢去。别的人连到西安游览，都不敢，您却奉命去做拆刘镇华台的工作，真是去摸老虎尾巴。
1925年春季开学，李校长在欢迎会上说：“杨先生冒生命危险，筹组省党部，已初告有成。沿途备受风霜劳苦和各种危难……”同学无不钦慕敬佩。正是吴佩孚在中原大战，陕人驱刘运动也已开始。
李校长同您们接办四师，开始了陕北、陕西、西北的教育革命和革命教育。四师在您们主持下，不论学制、课程、生活、学风、校风、校纪，都是独树一帜，一切从新，一切自创，以马克思主义为纲，以革命为主的。
1924到1927年，国内外（苏联）公认中国有三个革命中心：广州，上海大学，绥德四师。三者之中，广州只是国民党公开合法存在。中共只是在人屋檐下，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实行国共合作，拥护国民党，出力，卖命，不讨好地生活着。上海大学，主要师生革命，讲马克思主义自由，一部分师生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不过上海大学，已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培养、专学马列主义干部的阵地。绥师，不只校长、师生，公开讲授马列主义，而且每日每周公开研究时局，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变化，革命反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而且是把孙中心由广州欢迎到北京，把冯玉祥从河南、北京到苏联又迎入陕西西安，把杨虎城、史可轩，全军欢送入西安，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师生、干部送派到广州、上海、京津、西安、武汉。不只是綏德、陕北、西安、西北革命的指挥部和策源地，而且是全国革命干部的运输和供给部。陕北、绥德的一切革命运动、活动，都是中共作领导作指挥的。 从1924年双十节国庆、提灯游行大会，到迎孙，反基督教，1925年的追悼纪念列宁逝世，中山逝世，“五卅”惨案后援，“五四”纪念，“五九”国耻纪念，到反帝，反军阀内战，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小学教师运动……。反对刘镇华摧残西安省立二中、吴新田摧残汉中五中。不只把绥德作为革命中心，而且把延安，把榆林，把米脂，也作为革命的重点地区。不只实行工农贫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活动，也开始了团结一切反帝反军阀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活动。不只在工农群众中为革命传播马列主义种子，在冯玉祥部，杨虎城部，史可轩部，北伐军中，各地陕军中，石谦团，其他军队，进行危险的、不懈的活动。毛泽东《湖南农运考察报告》《中国农民》刊载于1927年春初，不到一月，绥德便奉为经典，遵从工作。1925年起，给毛主席广州农运讲习所，不只一次派人受训。1926年中山学院，西安一开学，便由毛主席的学生任农运教官，讲授农民运动成为专业必修课程。是国民党同一切革命群众，跟共产党干。共产党人在绥师是主体。在西安是劳苦工作归自己，名利归国民党人，冯玉祥、于右任享受。同广州、上海、武汉相比较，1927年四师被封闭之前，对革命供献，并不后人，也不亚各地。
钱青泉烈士（江苏人，兰州，1927年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校长，上海大学学生，冯玉祥的政治工作人员，中共活动分子）刚入绥德，在四师欢迎会上说：“一入绥德城门，满城的革命空气，马列标语，街巷皆满。第三国际的会议室，也不过如此吧！”——1926年秋。
同学们，一致公评，李校长、杨主任、常主任、王教师（懋廷）四人一体，比当年刘关张孔明还好。所聘教师，无不同心协力，全体教职员，缺一不可。如手如足，声相应，气相同，再好不过。
五卅惨案后援运动会，在绥师开始了军事训练，为全国之首。不迷信，执一。从刀矛到步枪样样有，件件学。学校专聘了曾任过军官的白冠英当教师，军事教员。同学们举行实弹射击，为全国师范学校唯一创举。为四师后来许多学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奠稳基础。
1926年，白冠英因病辞职，介绍来童教师，也是军官出身，任军事教员。他却端阳节，利用高年级同学，进行反对您的活动，要送您出校。当时您尚未入党。我们揭发他的阴谋活动，相反地送他出校。他在走时向您认过，承认他是军人，不懂学校的规则。
李校长同您，1924年创始的每周星期一的第一课周会，由政治报告、生活检讨、校纪学风整顿，到1925年中山逝世后，改为中山纪念周，从绥师开始，推行于西安、西北各省，至全国。后来，甚至蒋介石在反革命后，还不得不“法定”为全国党、政、军、学校必须有的“中山纪念周”。
1927年之后，西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根据您们的教导和精神，改为“列宁纪念周”，每星期一，为共产党人、共青团员的必修课程。
您们冲破旧框框的限制，针对陕北“穷”“落后”的两个特点，把一般中学必须四年才能教完、学完的功课，给我们三年必须学完。实际上，四师，早期同学，三年所学完的课程成绩，并不亚于当时京、津、沪、汉的一切著名学校。
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只限每周廿四至廿八小时。为了贫苦工农子弟不虚掷光阴，您们破天荒地开始每周卅四至卅六小时制，使我们三年学完学得四年别人别校的学业。
为了不使我们成为新的书呆子（教条主义者。旧书呆子，专背五经四书），您们为筹设附小（为实验教学），为购买各科图书，为购买物理、化学、植物、矿物、动物、生理卫生……各种仪器，为建立试验农场，自采动植标本……花费不少心血，筹措经费，使我们脱离五千多年的冬烘教育，受到应有、必须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提倡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尤其把学校作为革命教育的基地和革命活动的出发点。
李子洲的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中国诸子百家批判》《东西洋各种哲学批判》。王懋廷的国文讲义，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到《文学革命》，到马恩列斯各名著选读。他在绥师一年之后，从1925年直到被蒋介石用机枪射扫，血染黄浦江之日，在黄埔军校，专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大纲》。
给中山建立纪念碑，创始各种革命活动，欢迎欢送杨虎城、史可轩、冯玉祥入陕，驱刘镇华，驱吴新田，白天师生公开讲革命，讲马列主义，夜晚中共及共青团夜夜密会到鸡叫半夜，开干部训练班，开工作会议，响应北伐，响应上海的一、二、三次暴动，响应中原倒戈曹吴，东北郭松龄倒戈，收回英日及各国租界，响应武汉政府……绥师虽僻处山区，未尝一次落在全国各地之后。
在1926年中共绥德地委会上及绥师支部会上，当时通过、批准您的党籍，是有争论的。三种意见斗争过。关门主义的意见以为您是高级知识分子，脾气不好，作风太严，名流不易领导，主张不要您入党。右倾意见，只要您参加国民党，当个西北国民党左派人物即足。战胜前两意见的主张是“要他同李王一样作共产主义的战士。”这一意见，最后得到了公认。数次争论后，才成定论而批准的。
先是史可轩将军，率部南下。继为子洲校长，出入西安。冯玉祥进了西安，苏联顾问团，刘伯坚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公开发号施令，施行职权。二集团驻陕总部宣布成立。省党部，省政府，筹备成立，要您任陕西省教育厅长、省政府常委、省党部常委的电报到来，您准备动身。
全校师生，忙过一二班的毕业，忙过种种运动，简朴的欢送会上，还守秘密，既不宣布您的职位，也不宣布您的党籍。接踵电报、子洲来专信询问“明轩党籍批准了没？”我们地委复信说：“恰巧，批准明轩党籍半月多了，新职来电也来。”中共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中，只有刘伯坚、刘含初、史可轩、李子洲同您，五人，是最早参加革命政权的。其他人，都是经过您们五位到职，聚会于西安后，才又逐渐实现的。
當时，您的加入中共，不是个人的政治生命史的关键，而是西北，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政府出现的先声。 您是李子洲烈士从1919年“五四”前后，一直多年考验于实际斗争中的。也是1924年到1926年又经过四师师生中党团员们王懋廷、白明善、乔国祯同我们亲见亲闻亲试，考验过二、三年的。所以，加入的手续不简单，时机也不一样，任务也大非他人所同。
您不是自己申请、要求，而被人接收的。是由信仰，忠实于马列主义，有志于认真中国革命的人们，经过慎重、研究、分析、批判之后，而为介绍人真实负责，批准人们经过辩论斗争才加入的。既不是谁派进来，也不是自己为名或为利而钻进来，也非由别人带进来或因时机而混进的。
子洲后来复信说：“得知明轩入党，喜出望外。解去西安介绍人数不足党章规定之困难。”当时，虽是大革命高潮，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人，同其他人要实行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经济革命、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无论对谁也是出娘胎从未经见的尝试和创举。是否仍有新的袁世凯或新的宋教仁案将出现于西北？谁是真革命？冯玉祥们到底真革命假革命？真假革命斗争中，谁被牺牲？谁将成为假革命、反革命的祭刀牺牲品？我们虽然年幼的中共地委，已有人在考虑这些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当时忙昏、热昏了的人，是不暇计此的。
群众早向我们提出：蒋介石可靠吗？认您们吗？革命到底吗？成功之后，还容您们吗？中山舰事件，不再出现吗？二雄不并，谁将雌伏？
天真派，幼稚派，右倾派，盲动派，乐观派，都以为才萌芽，不必忧此。
消极派，悲观分子，认为“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百代之过客。”“万里长城依然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人生不过百年”，一切徒劳。亡国帝王，皆恨悔不生民家。何必自苦。
革命高潮虽来，正是万苦千辛关头。远不似革命胜利之后。所以，在数千年封建积习，近百年帝国主义欧风美雨浸淫下，要一扫积弊，百事新创，人少力单，人们的思想认识又极不一致，水平又不相等，所遭困难，非身受者徒用猜想、感想，所可真知灼见其一二者也。因此，您的入党，不是为了享受个人利益，或名或权，而是要担负重任，为人之所不敢不能为，言人之所不知不敢言。
当您半月旅途，风霜劳苦，喘息未定之际，登上西北的政治舞台和教育职位之后，排除万千，拒绝私径，把教育厅多年积弊，一扫而光。把视教育为个人啖饭及升官发财的官僚学阀，一鞭子赶下台，一律撤除掉。用革命的小学教师会、学生联合会、教育行政会，代替了过去的官僚制度。既实行民主教育，又推行教育民主，改弦更张，清除过去因循、敷衍、拖拉、推诿诸弊。明令，实行各县教育局长，由当地教界人士民主选举，教厅直接任命。终止过去省长、督军、道尹、镇守使、县长等军阀官僚干涉和把持教育界和窒息教育事业。
在您的果决、英明措施下，陕北的党与团，从1926年取得了陕北23县的教育局所有权力。23县的各县教育局长和一切县立小学，统同到了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手中，进行教育革命和革命教育，把学校变为革命中心。
虽然1927年夏秋，反革命白色恐怖，也笼罩到了陕北，但，由于早在1926年，各县已有相当基础，结果，好的县，坚持到1934年，甚至1935年，还保持1926年所得阵地。给西北，陕北，土地革命，培养了千千万万干部。
关中、汉中，由于四师学生少，由于您直接领导下的干部少，比较起来，文教阵地，没有陕北坚持的时日久长。只是您的同学，友好，个别人，坚守文教阵线，比较时久，为国内所难能可贵。
虽然1926年到1927年，只短短一年，但，教育革命和革命教育，所建树的成就，比辛亥到1925年十五年的步伐，快而优良的多。
教育行政，教育制度，学校学制，用人，经费，课材，大异往昔。尤其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工农革命，争取中国革命胜利，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组成部分之一的革命教育，成为公开合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师生之必修必读必学，为中国教界，独放异彩。
刚一年左右，宁汉合流，使西安也“清共”“政变”。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首先，将其凶焰射向刘伯坚、您、白超然三位身上。冯、于的反共，先将您们三人囚禁起来。
您任教厅厅长明令公布后，绥德安文钦说：“四师出了教育厅长，窑掌出了太阳，千古怪事！”
您被囚镣受难消息到陕北后，群众一致说：“到底杨明轩骨头硬，头一难，便先轮到他身受其灾！”
我与常士杰（汉三）關系
1955年10月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55年自传》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1924年，办好入学手续后，才开始认识他。因为宿舍是多年破旧房子，时已秋季，晚间门窗不周，要宿舍舍长向学校交涉，才知道他是训育主任，专管学生课外生活及行为。每天晚间他检查宿舍是否按时作息，很认真，给了我们守时间、守纪律的教育训练。他在每逢街上看到谁乱买吃东西，或其他不应有之言行（一部分本地学生的家长们在街上有时为了工商农产品进行交易，与人发生纠纷，个别学生也置身是非之间。或有其它放纵行为，如本地学生和一些未升学的高小同学开玩笑、骂街……），他在班会、或周会（全校）或讲《公民》时，立即指出，而且他将人认得那样清楚，记得那样清楚，使任何狡猾的人逃不过去。他给人的印象是管教很严，但和蔼可亲。有时他以开玩笑的方式纠正人的错误，也使人怕，也使人觉得可亲。经过校长的介绍，知道他是师大（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爱好运动，曾在南洋公学教过书。不久，因为我们秘密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也参加了我们的“打里民局”（专管拉差、支差、过往支应事宜。等于县的交际处），清算劝学所（即教育界，有些教育基金，为主管者从中贪污、舞弊）。而且获得了胜利，并由他兼任教育局长。我了解到他很关心公款，关心民间疾苦。
1925年，绥德南乡定仙墕一带发生“神兵”，原为地主阶级与豪绅军阀压迫下起来的一些自发的落后的农民暴动，口号为反贪官污吏，反洋学生（当时，落后农民为欺骗宣传所蒙蔽，认为住了榆中、四师的中等学生们，都成了洋学生，不听家中父母管教，提倡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驻军和县长主张“严剿”。党与团不了解其背景及内情，既不便去领导，又不便赞同进剿。通过李子洲校长，与军政当局谈判，先不进兵，派常汉三去劝解、视察一番，再定措施。实际上是以四师学生及骨干，打了“里民局”，清算了“劝学所”之后的一种旧统治阶级暗中策动的阴谋诡计，一方藉此侦察看四师教员学生对农民是否表同情，是否搞武装暴动（因四师公开讲马克思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已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对校外密着，校内并不密。因而，校外官方，经过一些线索，多少也知道些了。），造成农民对中学学生教员的不满与对立。常汉三受学校当局及党的间接委托，去向当地农民，多方开导，使这一运动，既未受到严重摧残，又未形成农民与学生或教员间的对立。当时，“神兵”抓住秃子（光头）留头（欧式发式），就要杀死。他是光头，又是四师的教员。“神兵”先要他“拜神”，他是反迷信、反宗教的人，有科学思想与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此简直等于侮辱的要求先予让步，由这一让步，获得解决问题的种种关键。经他出面劝解双方（驻城军队与“神兵”），各自收兵了事。 不久，筹备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国民党特别党部，他是积极赞助与参加者。
杨虎城南下关中，党内决定由李子洲用学校名义，举行欢送会，勉杨驱刘，为陕民解倒悬。欢送会虽然举行了，同学却表示不满意。因为杨虎城部队，从1917年至1923年间在陕北为非法武装，各县民间印象不好，所以，学生们认为“我们是些将来为人师的学生，怎么在当学生时却欢迎欢送了‘土匪’头子，回去县长、绅士追问，家中父母也要受牵连。”尤其当时四师学生们或多或少皆有县教育局的津贴，所以顾虑很大。常汉三在次日讲《公民》时，专门向学生解释杨虎城之出身、行为，逼不得已而上山，为了抱打不平，为了除恶霸……经他一讲，“土匪”成了“义师”，成立“革命”。这才消除了许多人的顾虑。他的说服能力，在这次表现得最明显。
李子洲、杨明轩离开绥德后，党决定校长由常汉三继任。陕北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他继任。
1927年夏初（农历四月初），由团内提出，党支部审查，教员支部通过，绥德党地委常委会批准，他成为正式共产党员。
四一二、四二八惨案接踵传来，绥德地委拟发动武装暴动，回答帝国主义与军阀向我们的进攻。党中央和北方局为此给绥德地委调派来曾经参加“上海第三次暴动”的关中哲（上大学生）来任地委书记。由于“陕甘区党委”指示，西北还未“政变”，可能要“政变”，还来得及做准备工作。因此，绥德地委决定，先由特别党部出面请求，在绥德开办中山学院陕北分院，及中山军校分校，招收二三批学生后，再行发动。因此，改为先进行发动农民“清算吉镇马团总”，成立绥德县农民协会，在大会上公审马团总。审后，无处关押罪犯。我提出，由常以特别党部常委会主席名义，送交新县长韩卓儒去接管。韩为首届省政府任命县长。前此，绥德县长，必须经过井岳秀才能到职。常毫无为难，立即照办。韩接见常后，也无难辞，立即接管起来。这里，表现了常汉三对恶霸地主的仇恨，表现他的劳苦阶级观点与立场。（他家至少在当时是富农或小地主。）
暑假，井岳秀得宋哲元省府电令，派刘润民去封闭四师。他一肩担起敌人的重压，毫不畏难，退避。将教员同志们给以旅费、薪金遣散，学校封闭，一切款项交代清楚，使来查封的军政人员无隙可乘，拿不住错，既未拿去党内秘密文件或名单，（当时，至少可以担一担。从三四月已向外转移，还有许多未转走的。）又未找出学生中任何党员团员姓名。教员学生，未有一人被捕。在仓促突变中，保护了党与团，而且，也未暴露自己是否党员。只他一人受到禁止自由行动。他在临危临难中，独当独受，为陕北党与团保存了全部重要地方干部。也给许多青年立下了临危临难而不变节的模范行为。他在守敌人给他的三条禁约中，日以“酒”“赌”溷迹绅商之中，绝口不谈政治，丝毫不露风声，使敌人也无从由他身上得到进攻革命与党的线索。
1928年夏，我为发动义合农民抗烟亩而到他家中拜访他。他欢欣接应（我当时有些人是不欢迎我光临其家门的。有些人认为我到，即可招灾致祸，避我比避蛇蝎还厉害。）。我俩主要谈话：“校长将作如何打算？”他答：“人家限我三条：一、三年不准离开陕北;二、三年不准在教界任职;三、三家铺保担保。因此，我稍一动，不只本身、全家受害，担保人也要受牵连，以后谁再敢担保别人是非？现在一年已过，二年倏忽将过。彼时，我离陕北，再作另一步打算。”我问：“离陕北后到哪里呢？同谁再干呢？”他答：“离陕北，第一步当先到西安。和杨明轩我俩可以同策同力。”我说：“绥德县委现在穷困到连油印纸张都买不起，您将有什么办法吗？”他边说边拿出廿元银洋来：“我刚卖了些地，拿到城内还债。拿上廿元去用。四师封闭时，修礼堂的数千元，下半年开办费数千元，连贩卖部的三百元利润（学校办一消费合作社，买卖教育用品，数年获得此利，非学校教育厅之经费。），我没个人来接，教员们都慌忙着走，我在人家限制上，不能自由行动。这批钱我交给了敌人，非常后悔。”我说：“六月封闭学校我在安定，忙于成立县农民协会，且因忙病，命几丧掉。七月下旬来绥时还双手拄棍，头昏脑晕。八月敌人捕我，到汾阳连治病和躲避一时。九月回来，参加清涧起义，走至石嘴驿未赶上，返绥，北上各地，恢复各地党团，建立起陕北的领导与省委的关系了。”我说：“现在，绥德县委将在义合一带发动农民抗烟亩，有何见教？”他说：“要干，做的结结实实。狠狠地干！”相聚才一二小时，午，热，疲，吃饭……话虽这样简短，他的斗志，他的豪迈英勇精神，字字深入我心。他愿农民翻身，他不怕农民反抗统治阶级斗争运动起来之后，身在县城居下，敌人又要加重和加害于他。他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革命的终将胜利信念，晴朗明白地给人显示出来！他教示我們必须正确、坚决与群众一致行动，务使革命成功，胜利！
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已失败，他赶到北平，原也打算去参加抗日同盟军，未能如愿，滞留北平，我去访他。他将西安我所知识的人，每个人的近况逐一谈了。又和我分析西北军人的动态。最后我就问到：“校长今后怎办？”他说：“还是回西安。”我说：“到西安后，还是和杨先生搞在一起，但须转告杨先生注意他的脾气，不可‘小不忍乱大谋’。”他也很赞成我的这一看法。
由于当时分析到他不宜去做下层农民运动及去参加游击战争，我觉得他到西安还是比别处好些。他也已经知道西安和西北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平静。他从这次经我介绍才认识谢子长同志。谢在察哈尔失败后，生活很穷困。他请谢吃饭，资助零用。谢走后不久，尤香斋（当时是谢的爱人）小产，常先生很慷慨地赠送廿元作疗养费，使尤得以恢复健康。而常先生本人，也正在两手空空，旅居北平中。他对革命干部的热爱，是和穷困中只顾自己的人们大有区别的。
抗日时期，闻他得赵寿山之助，出任三原县长。由于我们有些人的左稚及宗派思想，对他还未予以正确注意。
大沟湾石桥命名为那素纪念桥
1949年
编者按：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建国之初》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大沟湾滴峭，早可修桥。河水每于结冰消冰山洪之际，伤损人畜特甚。往旧蒙人忌于迷信，又恐汉人侵其权益，统治昏庸，蒙民无力提倡，汉人欲修建者，不得蒙方之允。蒋匪帮国民党，只知攫夺蒙旗军政权力，为害蒙族人民。我军于内战及抗日期间，无日可顾及，未得兴建。1946年春，因日寇投降，乌审旗西部解放四年，受过新民主主义洗礼之乌审军民及首席解放区三边分区人民之友爱团结，日益深厚与牢固，经蒙汉合作，得动工兴修。共历时半年，费粮食约二百石。此桥之修，不仅为便利行旅，且拟待新社会经济条件进一步发展后，利用此人工改造小瀑布之自然水力发电，及利用电力做碾米、榨油等适用于当地人民之小工业。乌审旗人民有长久之革命传统，大革命时许多有为青年去库伦学习，回来参加当时革命运动，取得政权。惜因全国革命失败，其领袖人物被暗杀，群众组织涣散，未得改造社会经济而仍遭受蒋介石匪帮之黑暗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之苏维埃红军发展到三边，乌审先进开明人士那素首先与其部下“红军巴英”等，先后和陕甘宁红军苏维埃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期间虽几经波折，但乌审终于由局部解放到全部解放，人民亦由部分参加革命而至全旗参加革命。那素又名雷寿昌，任首席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为坚持团结抗日民主进步事业而积劳病殁于延安。为纪念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倡导，今题以桥曰“雷寿昌纪念桥”，及勒石略记，亦以示蒙古人民解放运动曲折，中国革命发展之进程及蒙汉民族平等团结之标志。
赵通儒题并序
栏目责编：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