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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培钧先生西去,心中顿布阴云,悲恸良久。培钧先生比我年长近20岁,且亦是我师,亦是我友。师逝友别,何其匆匆!
多年来,与培钧先生颇多接触,颇多倾谈。只是近二三年来,各自蛰居,疏于交通。然而,音犹在耳,容犹在心。
先生的学术已然令我钦佩,而先生的为人更使我由衷感念。
培钧先生是个很重学术的人。他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在印度经济研究领域终生笔耕不辍,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科带头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领衔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课题,走在了这个学科研究的国际前沿。数年后,当中印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引起全世界关注,中外学者对中印经济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热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开阔的视野和先见之明。他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广阔的前景。”果如其言,20世纪90年代,中印经济都获得快速发展。而此时,他又主持了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研究,依旧走到了该学科研究的国际前沿。由此可见,培钧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不哗众取宠,也不急功近利。这正如他的人品,踏实稳重,真诚牢靠,持之以恒。
先生是那种极善良的人。他为人温厚谦和,乐于助人,遇事不辞躬亲。
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读研期间认识了先生。先生五官端好,面相年少,乍看上去,只觉得与我年岁相若。可一打听才知,他已经年过半百,阅历颇丰,是名副其实的前辈老师,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毕业不久,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发生内讧,先生以德高望重而成为所长,却使我更加敬而远之。1985年,社科院和北大合办的南亚所分家,先生仍是社科院南亚所的所长。不久,院里下来一个去美国进修的名额,我有幸在被考虑之列。我开始准备英语面试。当时,我住在北大16楼,先生曾两次到我的宿舍,谈进修意向和选校事宜。这时我才发现,先生丝毫没有做官的派头,见面总是和颜悦色,谈话总是和风细雨。既可以和他谈学术,也可以和他聊家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成美国,而是作为讲师团的成员去了河南,一年后又去了印度,但这期间,先生为我所做的努力,使我感念至今。
培钧先生是那种有原则、讲道德的人。他头脑清楚,大智若愚。不争名利,不慕虚荣。行为规矩,绝无害人之心,甚至宁肯为天下人所负,而不愿负天下人。
还是在社科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所分家的当口,先生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日常事务十分棘手。先生坚持原则,明确拒绝了一些人的不正当要求。以至后来,先生在工作中遭到夹击,虽身为所长,日子却很不好过,除了抓抓科研,人事、财务等几乎都无权过问。但他从未因此衔恨,仍然兢兢业业。对所里工作的不足,他从来都一力承担,绝无推脱。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人们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言辞未免过火,但他未作任何自我辩解,始终深深地自责。后来,他回忆这段日子时曾对我说,自己没有当领导的能力,也从来不想当什么领导,完全是因为当时两派争斗而被推进了矛盾的漩涡。对那些提意见的同仁,他从不背后议论,也从无任何微词。其与人为善、恪守原则如此。
培钧先生是那种很会生活的人。他情怀浪漫,兴趣广泛,日子过得潇洒,养生有术。
80年代后期,培钧先生和我先后搬到紫竹院昌运宫的社科院宿舍居住,他在一号楼,我在二号楼。直到90年代末,一直和先生是邻居。在这些日子里,上下班经常和先生一起坐班车,聊天也多了起来。面对一个比他小约20岁的人,他身为长者,有长者之风而无长者之势,彼此仿佛没有代沟,有的是十分广泛的话题。从中国聊到印度,从过去聊到未来,从科研题目聊到生活琐事,从读书写诗聊到旅游,甚至聊到性,聊到打麻将,聊到斗蛐蛐儿……对于生活中的经验,先生总是津津乐道。例如,先生平时在家负责做饭,因此他熟悉市场的菜价,也精通诸多烹调技术。他还告诉我一些生活细节,如在炎热的夏日,他为了通风,总是从早晨六点来钟打开窗户,而为了不使室外热气进入房间,九点钟之前就要关上窗户。提起养生,他说他年轻时身体并不好,“文革”期间也与大家一样经受磨难。除了规律地作息,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养生措施,唯一坚持了数十年的事,就是每天服用一粒鱼肝油……从这些聊天中,我感受到先生的平易近人和随和大度的美德,也了解到先生的人生态度和日常习惯。
培钧先生走了,他给我留下的不仅有悲伤,更有真切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刻是愉快的,相互的心是可以触摸到的,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拘束,更不必有戒心。我希望周围多一些这样的人,多一些轻松,多一些潇洒。
(编辑 刘建)
多年来,与培钧先生颇多接触,颇多倾谈。只是近二三年来,各自蛰居,疏于交通。然而,音犹在耳,容犹在心。
先生的学术已然令我钦佩,而先生的为人更使我由衷感念。
培钧先生是个很重学术的人。他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在印度经济研究领域终生笔耕不辍,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科带头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领衔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课题,走在了这个学科研究的国际前沿。数年后,当中印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引起全世界关注,中外学者对中印经济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热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开阔的视野和先见之明。他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广阔的前景。”果如其言,20世纪90年代,中印经济都获得快速发展。而此时,他又主持了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研究,依旧走到了该学科研究的国际前沿。由此可见,培钧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不哗众取宠,也不急功近利。这正如他的人品,踏实稳重,真诚牢靠,持之以恒。
先生是那种极善良的人。他为人温厚谦和,乐于助人,遇事不辞躬亲。
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读研期间认识了先生。先生五官端好,面相年少,乍看上去,只觉得与我年岁相若。可一打听才知,他已经年过半百,阅历颇丰,是名副其实的前辈老师,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毕业不久,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发生内讧,先生以德高望重而成为所长,却使我更加敬而远之。1985年,社科院和北大合办的南亚所分家,先生仍是社科院南亚所的所长。不久,院里下来一个去美国进修的名额,我有幸在被考虑之列。我开始准备英语面试。当时,我住在北大16楼,先生曾两次到我的宿舍,谈进修意向和选校事宜。这时我才发现,先生丝毫没有做官的派头,见面总是和颜悦色,谈话总是和风细雨。既可以和他谈学术,也可以和他聊家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成美国,而是作为讲师团的成员去了河南,一年后又去了印度,但这期间,先生为我所做的努力,使我感念至今。
培钧先生是那种有原则、讲道德的人。他头脑清楚,大智若愚。不争名利,不慕虚荣。行为规矩,绝无害人之心,甚至宁肯为天下人所负,而不愿负天下人。
还是在社科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所分家的当口,先生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日常事务十分棘手。先生坚持原则,明确拒绝了一些人的不正当要求。以至后来,先生在工作中遭到夹击,虽身为所长,日子却很不好过,除了抓抓科研,人事、财务等几乎都无权过问。但他从未因此衔恨,仍然兢兢业业。对所里工作的不足,他从来都一力承担,绝无推脱。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人们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言辞未免过火,但他未作任何自我辩解,始终深深地自责。后来,他回忆这段日子时曾对我说,自己没有当领导的能力,也从来不想当什么领导,完全是因为当时两派争斗而被推进了矛盾的漩涡。对那些提意见的同仁,他从不背后议论,也从无任何微词。其与人为善、恪守原则如此。
培钧先生是那种很会生活的人。他情怀浪漫,兴趣广泛,日子过得潇洒,养生有术。
80年代后期,培钧先生和我先后搬到紫竹院昌运宫的社科院宿舍居住,他在一号楼,我在二号楼。直到90年代末,一直和先生是邻居。在这些日子里,上下班经常和先生一起坐班车,聊天也多了起来。面对一个比他小约20岁的人,他身为长者,有长者之风而无长者之势,彼此仿佛没有代沟,有的是十分广泛的话题。从中国聊到印度,从过去聊到未来,从科研题目聊到生活琐事,从读书写诗聊到旅游,甚至聊到性,聊到打麻将,聊到斗蛐蛐儿……对于生活中的经验,先生总是津津乐道。例如,先生平时在家负责做饭,因此他熟悉市场的菜价,也精通诸多烹调技术。他还告诉我一些生活细节,如在炎热的夏日,他为了通风,总是从早晨六点来钟打开窗户,而为了不使室外热气进入房间,九点钟之前就要关上窗户。提起养生,他说他年轻时身体并不好,“文革”期间也与大家一样经受磨难。除了规律地作息,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养生措施,唯一坚持了数十年的事,就是每天服用一粒鱼肝油……从这些聊天中,我感受到先生的平易近人和随和大度的美德,也了解到先生的人生态度和日常习惯。
培钧先生走了,他给我留下的不仅有悲伤,更有真切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刻是愉快的,相互的心是可以触摸到的,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拘束,更不必有戒心。我希望周围多一些这样的人,多一些轻松,多一些潇洒。
(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