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培钧先生西去，心中顿布阴云，悲恸良久。培钧先生比我年长近20岁，且亦是我师，亦是我友。师逝友别，何其匆匆!
　　多年来，与培钧先生颇多接触，颇多倾谈。只是近二三年来，各自蛰居，疏于交通。然而，音犹在耳，容犹在心。
　　先生的学术已然令我钦佩，而先生的为人更使我由衷感念。
　　培钧先生是个很重学术的人。他功力深厚，学风严谨，在印度经济研究领域终生笔耕不辍，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科带头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领衔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课题，走在了这个学科研究的国际前沿。数年后，当中印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引起全世界关注，中外学者对中印经济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热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开阔的视野和先见之明。他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广阔的前景。”果如其言，20世纪90年代，中印经济都获得快速发展。而此时，他又主持了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研究，依旧走到了该学科研究的国际前沿。由此可见，培钧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不哗众取宠，也不急功近利。这正如他的人品，踏实稳重，真诚牢靠，持之以恒。
　　先生是那种极善良的人。他为人温厚谦和，乐于助人，遇事不辞躬亲。
　　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读研期间认识了先生。先生五官端好，面相年少，乍看上去，只觉得与我年岁相若。可一打听才知，他已经年过半百，阅历颇丰，是名副其实的前辈老师，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毕业不久，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发生内讧，先生以德高望重而成为所长，却使我更加敬而远之。1985年，社科院和北大合办的南亚所分家，先生仍是社科院南亚所的所长。不久，院里下来一个去美国进修的名额，我有幸在被考虑之列。我开始准备英语面试。当时，我住在北大16楼，先生曾两次到我的宿舍，谈进修意向和选校事宜。这时我才发现，先生丝毫没有做官的派头，见面总是和颜悦色，谈话总是和风细雨。既可以和他谈学术，也可以和他聊家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去成美国，而是作为讲师团的成员去了河南，一年后又去了印度，但这期间，先生为我所做的努力，使我感念至今。
　　培钧先生是那种有原则、讲道德的人。他头脑清楚，大智若愚。不争名利，不慕虚荣。行为规矩，绝无害人之心，甚至宁肯为天下人所负，而不愿负天下人。
　　还是在社科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所分家的当口，先生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日常事务十分棘手。先生坚持原则，明确拒绝了一些人的不正当要求。以至后来，先生在工作中遭到夹击，虽身为所长，日子却很不好过，除了抓抓科研，人事、财务等几乎都无权过问。但他从未因此衔恨，仍然兢兢业业。对所里工作的不足，他从来都一力承担，绝无推脱。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人们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言辞未免过火，但他未作任何自我辩解，始终深深地自责。后来，他回忆这段日子时曾对我说，自己没有当领导的能力，也从来不想当什么领导，完全是因为当时两派争斗而被推进了矛盾的漩涡。对那些提意见的同仁，他从不背后议论，也从无任何微词。其与人为善、恪守原则如此。
　　培钧先生是那种很会生活的人。他情怀浪漫，兴趣广泛，日子过得潇洒，养生有术。
　　80年代后期，培钧先生和我先后搬到紫竹院昌运宫的社科院宿舍居住，他在一号楼，我在二号楼。直到90年代末，一直和先生是邻居。在这些日子里，上下班经常和先生一起坐班车，聊天也多了起来。面对一个比他小约20岁的人，他身为长者，有长者之风而无长者之势，彼此仿佛没有代沟，有的是十分广泛的话题。从中国聊到印度，从过去聊到未来，从科研题目聊到生活琐事，从读书写诗聊到旅游，甚至聊到性，聊到打麻将，聊到斗蛐蛐儿……对于生活中的经验，先生总是津津乐道。例如，先生平时在家负责做饭，因此他熟悉市场的菜价，也精通诸多烹调技术。他还告诉我一些生活细节，如在炎热的夏日，他为了通风，总是从早晨六点来钟打开窗户，而为了不使室外热气进入房间，九点钟之前就要关上窗户。提起养生，他说他年轻时身体并不好，“文革”期间也与大家一样经受磨难。除了规律地作息，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养生措施，唯一坚持了数十年的事，就是每天服用一粒鱼肝油……从这些聊天中，我感受到先生的平易近人和随和大度的美德，也了解到先生的人生态度和日常习惯。
　　培钧先生走了，他给我留下的不仅有悲伤，更有真切的回忆和永久的纪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刻是愉快的，相互的心是可以触摸到的，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拘束，更不必有戒心。我希望周围多一些这样的人，多一些轻松，多一些潇洒。
　　
　　(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