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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出版集团与国外出版商合作模式，经历了从版权引进为主到实现版权、成品书、贴牌、共版等多元化输出转型之后，又进入到整体性的战略合作阶段。
在引进上，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强调要解决好一个“怎样拿”的问题。在向牛津购买《牛津少儿百科全书》版权的过程中，辽宁出版集团采取了联合办公、共同生产的方式，从翻译、编辑、校对到制版、选材、监制，英文版、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的编印同步操作、同步运行，从中对牛津文化精神的了解极为深刻。在与美国万国集团联合购买吉尼斯系列图书版权时，则是全盘接受吉尼斯出版公司的生产周期和推销方法，达到与该公司的二十几种语言的版本同步编辑、同步出书。
在辽宁出版集团输出的图书中，表现中国历史、文化、景观，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图书已成为集团“走出去”的主要产品。《中国读本》现在已有10几个版本，今年还做了俄文版，并准备在9月份莫斯科书展上推出。另外还与民族出版社合作出版了5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如朝鲜文版、蒙古文版等，这些版本还可以直接输出国外。同时针对不同的版本辽宁出版集团还采用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如《中国读本》英文版，主要是国内造货，向国外发行；而俄文版，是通过版税来实现的；德文版是联合出版。
俞晓群介绍说，集团的“走出去”打破了那种关起门来做图书的传统观念，直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考虑国际市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图书产品。辽宁科技社为此创建了“国际出版中心”，建立起专业化团队，吸纳外籍专业人士加入，实施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扩大图书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份额。
在具体操作上，俞晓群告诉记者，2005年，为了让《中国读本》德文版更加适合德国市场，出版社还专门做了一次修订，此次修订侧重中西文化的时空比较。苏叔阳本人以及中德双方出版商进行了重新策划，在中文版的基础上增减了一些内容，例如加入了一些年代参照，使德国读者在了解中国历史的同时，知道同一时代的德国处于什么年代，经历着怎样的历史风云。
另外，通过与外资的合作，对品牌、渠道、专业经验等充分融合与共享，直接策划图书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时对接，实现出版及发行流程的深度合作。如辽宁教育出版社通过与贝塔斯曼的长期合作，引进了美国国家地理、探索发现等重量级版权。俞晓群形象地把这种模式总结为“与巨人同行”，这种合作不仅引入大公司的资金和理念，也获得了走出去的渠道，使“走出去”更有效。
外研社：借船出海走出去
为进入国外主流社会，外研社制定了“借船出海走出去”的商业战略。这一观点在2007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甲南海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会上，外研社领导曾当面向总理建议过。
借船买船造船
我们认为，“走出去”要通过“借船”－“买船”－“造船”的步骤前进。要凭借与国外众多知名教育出版集团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寻求全球营销渠道，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经过多次友好协商，外研社与培生教育集团、麦克米伦教育集团成立“对外汉语出版工程”海外合资公司，将外研社的对外汉语出版资源与国外先进的管理运营模式和销售渠道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希望凭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手段与商业模式，真正将“走出去”工程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合作方式要灵活
我社在版权贸易活动中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国际合作方式要灵活，根据不同项目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以我社的小学教材主打产品《英语》(新标准)为例，这是一套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小学英语教材，通过了教育部审定，全国各个省市均有使用，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从出版形式上来讲，这是一套中外合作编写的教材，根据合同约定，由英方聘请作者团队，中方聘请中方作者和顾问，英方参与录音的制作，中方包办编辑、印刷、报批、发行、市场推广、销售等工作。根据合作出版的国际惯例，双方应该在各自分工多少的基础上按比例以利润分成的形式签订协议。然而我方建议对方采纳固定版税率的收益模式，对方也表示接受。这是因为在签约时，此项目在市场前景上存在一些特殊的不确定性，因为是义务教育教材，需要国家审定，虽然双方对自己的作者团队有信心，但毕竟仍然存在样张不被通过或通过后市场反应不好的可能。为了维护合作伙伴的利益，我社向对方建议风险较低的固定版税制。但这并非意味着我社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为前期风险虽然增大，事实证明在通过审定后，我社的收益也比利润分成模式更有利。
不适合中国国情必然失败
要说教训，还要以《英语》(新标准)为例。好事多磨，《英语》(新标准)的成功之路颇多曲折，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那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在教材出版之后，各地的老师纷纷反映，教材质量很好，但难度过大，不利于教学。其实这个问题我社的编辑早就有所预料，在英方作者撰写的过程中就反复向对方提出，但对方作者坚持自己的判断，造成了教材难度过大，需要大规模返工的情形。这次事件的教训是，在国际合作出版中，一定要提前做好对合作公司，特别是外方作者的教育工作，给他们灌输中国特殊的国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把写作要求细化，决不能任由外方作者凭自己的想象和个人经验进行编写。
世纪文景：引进不盲目，输出找对门
作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分支机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以下简称“文景公司”)以大众文化读物和学术思想为主要出版方向，年出版新书约150种，目前已出版各类书籍500多种。自2002年6月成立至今，文景公司五年来版权贸易成果斐然，已与美国RandomHouse，HarperColhns，Simon＆Schuster，Penguln Group，法国Gallimard，Grasset，Hachette，台湾地区的城邦集团、时报、远流、天下、读书共和国等数十家国际及境外知名的出版集团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大众读物领域，文景公司引进出版的《达·芬奇密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等书均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在取得突出的市场业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学术思想方面，文景公司与世界著名的Pearson，McGraw－Hill，Thomas，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德国Suhrkamp等出版集团与出版社展开深度合作，通过翻译引进经典精品图书，相继出版了“世纪文库”、“袖珍经典丛书”、“哈贝马斯文集”、“施密特文集”等，在学术界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引进图书过程中，文景公司版权部一方面会从国外出版社、版权代理公司提供的版权推荐信息中进行筛选，将适合公司选题方向的图书与书目推荐给编辑部；另一方面编辑也会自主地寻找感兴趣的选题，接受专家、学者的推荐，通过版权部联系与洽谈版权。但图书引进的标准始终是“内容第一”，不盲目迷信国外畅销业绩与作者名气。具体来说，内容的新颖性、独创性、权威性一直是购买国外图书版权的决定因素。因此，对于小说来说，我们不仅要看国外市场表现，更要看小说的内容、故事结构是否安排合理、文笔是否流畅；对于非小说，我们更注重作者的背景是否权威、内容是否新颖、与国情的结合情况如何等。
虽然文景公司的版权贸易主要是引进为主，但我认为现在中国版权输出局面已经有所改善。版权输出的类别已经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国的现当代小说、非小说与童书正日益受到国外越来越多的关注。据我所知，近年来韩国对中国现当代作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大。
关于中国图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出版社建立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出版社版权部不仅要联络版权、追踪合同签约与付款进度，还要处理很多繁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在向国外推荐本社图书时，欧美出版社、代理公司不仅仅需要英文介绍材料，还会要求提供部分、甚至全文英文样张审读，因此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但是，国外出版社版权贸易操作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销售不同语种翻译版权时，国外出版社往往会挑选当地知名的代理公司来具体执行，既节省了资源耗费，也有利于保证合同执行与对市场的监控。因此，在将来时机与条件成熟时，中国出版社在具体操作时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模式。
在引进上，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强调要解决好一个“怎样拿”的问题。在向牛津购买《牛津少儿百科全书》版权的过程中，辽宁出版集团采取了联合办公、共同生产的方式，从翻译、编辑、校对到制版、选材、监制，英文版、中文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的编印同步操作、同步运行，从中对牛津文化精神的了解极为深刻。在与美国万国集团联合购买吉尼斯系列图书版权时，则是全盘接受吉尼斯出版公司的生产周期和推销方法，达到与该公司的二十几种语言的版本同步编辑、同步出书。
在辽宁出版集团输出的图书中，表现中国历史、文化、景观，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图书已成为集团“走出去”的主要产品。《中国读本》现在已有10几个版本，今年还做了俄文版，并准备在9月份莫斯科书展上推出。另外还与民族出版社合作出版了5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版本，如朝鲜文版、蒙古文版等，这些版本还可以直接输出国外。同时针对不同的版本辽宁出版集团还采用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如《中国读本》英文版，主要是国内造货，向国外发行；而俄文版，是通过版税来实现的；德文版是联合出版。
俞晓群介绍说，集团的“走出去”打破了那种关起门来做图书的传统观念，直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考虑国际市场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图书产品。辽宁科技社为此创建了“国际出版中心”，建立起专业化团队，吸纳外籍专业人士加入，实施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扩大图书在国际市场的销售份额。
在具体操作上，俞晓群告诉记者，2005年，为了让《中国读本》德文版更加适合德国市场，出版社还专门做了一次修订，此次修订侧重中西文化的时空比较。苏叔阳本人以及中德双方出版商进行了重新策划，在中文版的基础上增减了一些内容，例如加入了一些年代参照，使德国读者在了解中国历史的同时，知道同一时代的德国处于什么年代，经历着怎样的历史风云。
另外，通过与外资的合作，对品牌、渠道、专业经验等充分融合与共享，直接策划图书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时对接，实现出版及发行流程的深度合作。如辽宁教育出版社通过与贝塔斯曼的长期合作，引进了美国国家地理、探索发现等重量级版权。俞晓群形象地把这种模式总结为“与巨人同行”，这种合作不仅引入大公司的资金和理念，也获得了走出去的渠道，使“走出去”更有效。
外研社：借船出海走出去
为进入国外主流社会，外研社制定了“借船出海走出去”的商业战略。这一观点在2007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甲南海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会上，外研社领导曾当面向总理建议过。
借船买船造船
我们认为，“走出去”要通过“借船”－“买船”－“造船”的步骤前进。要凭借与国外众多知名教育出版集团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寻求全球营销渠道，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经过多次友好协商，外研社与培生教育集团、麦克米伦教育集团成立“对外汉语出版工程”海外合资公司，将外研社的对外汉语出版资源与国外先进的管理运营模式和销售渠道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希望凭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手段与商业模式，真正将“走出去”工程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合作方式要灵活
我社在版权贸易活动中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国际合作方式要灵活，根据不同项目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以我社的小学教材主打产品《英语》(新标准)为例，这是一套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小学英语教材，通过了教育部审定，全国各个省市均有使用，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从出版形式上来讲，这是一套中外合作编写的教材，根据合同约定，由英方聘请作者团队，中方聘请中方作者和顾问，英方参与录音的制作，中方包办编辑、印刷、报批、发行、市场推广、销售等工作。根据合作出版的国际惯例，双方应该在各自分工多少的基础上按比例以利润分成的形式签订协议。然而我方建议对方采纳固定版税率的收益模式，对方也表示接受。这是因为在签约时，此项目在市场前景上存在一些特殊的不确定性，因为是义务教育教材，需要国家审定，虽然双方对自己的作者团队有信心，但毕竟仍然存在样张不被通过或通过后市场反应不好的可能。为了维护合作伙伴的利益，我社向对方建议风险较低的固定版税制。但这并非意味着我社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为前期风险虽然增大，事实证明在通过审定后，我社的收益也比利润分成模式更有利。
不适合中国国情必然失败
要说教训，还要以《英语》(新标准)为例。好事多磨，《英语》(新标准)的成功之路颇多曲折，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那一次大规模的修改。在教材出版之后，各地的老师纷纷反映，教材质量很好，但难度过大，不利于教学。其实这个问题我社的编辑早就有所预料，在英方作者撰写的过程中就反复向对方提出，但对方作者坚持自己的判断，造成了教材难度过大，需要大规模返工的情形。这次事件的教训是，在国际合作出版中，一定要提前做好对合作公司，特别是外方作者的教育工作，给他们灌输中国特殊的国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把写作要求细化，决不能任由外方作者凭自己的想象和个人经验进行编写。
世纪文景：引进不盲目，输出找对门
作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分支机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以下简称“文景公司”)以大众文化读物和学术思想为主要出版方向，年出版新书约150种，目前已出版各类书籍500多种。自2002年6月成立至今，文景公司五年来版权贸易成果斐然，已与美国RandomHouse，HarperColhns，Simon＆Schuster，Penguln Group，法国Gallimard，Grasset，Hachette，台湾地区的城邦集团、时报、远流、天下、读书共和国等数十家国际及境外知名的出版集团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大众读物领域，文景公司引进出版的《达·芬奇密码》、《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等书均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在取得突出的市场业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学术思想方面，文景公司与世界著名的Pearson，McGraw－Hill，Thomas，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德国Suhrkamp等出版集团与出版社展开深度合作，通过翻译引进经典精品图书，相继出版了“世纪文库”、“袖珍经典丛书”、“哈贝马斯文集”、“施密特文集”等，在学术界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引进图书过程中，文景公司版权部一方面会从国外出版社、版权代理公司提供的版权推荐信息中进行筛选，将适合公司选题方向的图书与书目推荐给编辑部；另一方面编辑也会自主地寻找感兴趣的选题，接受专家、学者的推荐，通过版权部联系与洽谈版权。但图书引进的标准始终是“内容第一”，不盲目迷信国外畅销业绩与作者名气。具体来说，内容的新颖性、独创性、权威性一直是购买国外图书版权的决定因素。因此，对于小说来说，我们不仅要看国外市场表现，更要看小说的内容、故事结构是否安排合理、文笔是否流畅；对于非小说，我们更注重作者的背景是否权威、内容是否新颖、与国情的结合情况如何等。
虽然文景公司的版权贸易主要是引进为主，但我认为现在中国版权输出局面已经有所改善。版权输出的类别已经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国的现当代小说、非小说与童书正日益受到国外越来越多的关注。据我所知，近年来韩国对中国现当代作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大。
关于中国图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出版社建立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出版社版权部不仅要联络版权、追踪合同签约与付款进度，还要处理很多繁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在向国外推荐本社图书时，欧美出版社、代理公司不仅仅需要英文介绍材料，还会要求提供部分、甚至全文英文样张审读，因此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但是，国外出版社版权贸易操作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销售不同语种翻译版权时，国外出版社往往会挑选当地知名的代理公司来具体执行，既节省了资源耗费，也有利于保证合同执行与对市场的监控。因此，在将来时机与条件成熟时，中国出版社在具体操作时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