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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一致都赞成和平解决。然而两条和平解决方针在对事变本身的性质、发生事变的原因、是否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各自提出方针的出发点不同。
〔关键词〕共产国际；西安事变；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28-06
一、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一）世界经济危机下的法西斯运动泛起
1929—1933年，全球爆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开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输出商品，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缓和与摆脱危机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经济斗争。“这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关税战、货币战和倾销战。”〔1〕
从此，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和平、非战的美妙言辞黯然失色，国际关系揭开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连绵不断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政局开始动荡不安，统治濒临崩溃，法西斯主义思潮便首先在这些国家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法西斯运动，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在日本，日本法西斯化的途径，是在对现行军国主义旧国家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造，以及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其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日本不仅要准备发动独霸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且正逐渐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祸害东方和平的战争策源地。在德国，1931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并于2月炮制了“ 国会纵火案”，而亚洲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则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断试图将侵略势力深入关内。上述都表明：东西方的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初显端倪。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反法西斯政策的调整
1.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政策的调整
由于在上述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这就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其反法西斯政策。为此，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其内容主要为：分析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2.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
1931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由此而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它既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苏联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势更加严峻：在欧洲是虎视眈眈的法西斯德国，背后是来自大举入侵中国的日本威胁。为了避免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同时对德日两线作战，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以便苏联能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尽管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苏联还是希望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认为，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当中，只有蒋介石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蒋介石还能得到英美的支持和同情。苏联虽然不赞同蒋介石反共，但更害怕蒋介石联日反对苏联。为了实现拖住日本这一战略目标，苏联此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就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2〕所以，共产国际和苏联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目的是要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其虽然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却更有利于帮助苏联拖住日本的战略。这就使得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两条和平解决方针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二、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认识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认为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的反苏阴谋
首先，在共产国际看来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是汪精卫。张学良说：“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我的“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3〕这就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共产国际却认为：汪精卫投靠日本的政治倾向是众所周知的，其在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因为手中没有掌握武装力量而明显地处于下风。而“张学良握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足够兵力。他的部队也充满着抗日决心。张学良却一贯奉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忙的对外不抵抗政策”。〔4〕由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鸿沟，所以汪精卫别有用心地“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而张学良则“在日本主子唆使下，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所以西安事变的原因是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5〕
其次，认为张学良的行为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现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而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挑唆一些中国将领起来反对南京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从而使中国处于无力抵抗其侵略的分裂状态，这种政策有利于为日本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扫清道路”。〔6〕而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其性质尤为特殊”。它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它严重破坏了“南京政府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的努力，〔7〕是一场“使日本人感到高兴的内战，实际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8〕 （二）中共认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张学良希望举国一致抗日
第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共认为，自华北事变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这个运动激发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张学良不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而且也是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之一。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授意秘书拟好了关于逼蒋联共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项条件的通电，并于事变的第二天，以张、杨名义公诸全国。事变发生的当天，就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当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取得了蒋介石关于联共抗日的基本保证后，即断然放蒋，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些行动表现了张学良为抗战救国置个人荣毁于不顾的宽大胸怀。
第二，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酿苦酒的结果。中共指出：“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9〕自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一贯把中共和工农红军视为最大的心头之患，不仅彻底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正义要求，并一再表示他的“剿共”计划是至死不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
三、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军阀兵变”
1.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判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刊物，不断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叛变”“阴谋”。1936年12月1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报导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中又说张学良“实际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10〕又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而且还强调“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尔一类当局限制的各国社会舆论都对西安事件持有这种评价”。〔11〕
2.毫无根据地将事变与日本和汪精卫牵扯在一起
《真理报》说：“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张学良军队暴动紧紧连在一起。”而汪精卫“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东京老板交待的任务，继续不断在中国挑拨离间和制造混乱”，以“嗾使张学良军队反对南京”。〔12〕《真理报》甚至还把西安事变与《德日协定》联系起来，认为张学良兵变是《德日协定》签字的直接后果，而《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促使战争早日爆发，等等。
（二）中共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爱国行动
中共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屡屡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置民族利益而不顾，还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使得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这样才爆发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的性质由于“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13〕因此完全是一次爱国行为和救国行动。这个“抗日救亡（行动），举国同情”。〔14〕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西安事变绝不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认为的“叛乱”，更不是“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它是华北事变后的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中国国内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在是否无条件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为了促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缓解苏联在远东的压力，共产国际极力主张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在他们看来，只要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就会给日本以“极大的打击”。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现在已经表现出其领导全国抗战之意志与能力。〔15〕除了蒋介石能够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其他人可供选择。所以，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和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报中，都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所有这些无非是要表明，由于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所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是理所应当的。
（二）中共主张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
第一，必须释放蒋介石。中共于12月18日指出，因为“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敌指何应钦和汪精卫——笔者注）”。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16〕所以现在是释放蒋介石的最佳时机。中共还指出，国民党必须认识到：不能采取武力救蒋。如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于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决不致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17〕
第二，必须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中共认为，此时的蒋介石并未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飞抵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他的“剿共”态度十分坚决。事变发生后，当邵力子去见蒋，并劝他考虑张、杨的主张时，蒋介石不仅置之不理，还严厉责备了邵力子。可见，张、杨捉蒋之后，蒋的“剿共”立场并没有改变。如果在这时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那么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无异于是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方针，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南辕北辙。于是中共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和实行一致抗战；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国民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8〕 五、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对张、杨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
（一）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后对苏联的期望
1.在发动事变前向苏联的靠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方面是由于群情激奋，急于雪国难家仇之耻，另一方面，也是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的。张学良虽然素有爱国之心，但他要成功发动这一场重大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少数当权派。上述三个条件除苏联的态度不甚明了外，张学良最初的胜算至少占了一半，这样，“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具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19〕所以还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在开始有计划地接近苏联，以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他认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绩皆与苏联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20〕从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对苏联是寄以厚望的，认为中国只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绝对能够得到苏联支持的。
2.在发动事变后对苏联的期望
由于张学良深知欲得到苏联的同情和帮助，必须通过中共的桥梁作用来实现。所以在事变爆发的凌晨，张学良就给毛泽东等发来电报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21〕中共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即于当日连续给共产国际发出三封电报，报告事变的有关情况，请求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支持。由于迟迟未得到苏联的明确表态，12月17日，张学良再致电毛泽东等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22〕这表明在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对苏联的态度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并热切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张学良仅仅领会了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却并未准确了解到苏联对自己和对蒋介石的态度，这也就成为他后来在西安事变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明确表明不支持的态度
1.苏联不相信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爆发之初，苏联认为是日本制造的谣言。由于事变发生时，苏联没有掌握可靠消息，不了解张学良的真正目的。而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中国的抗日情绪，又诬陷事变是苏联所指使。苏联为避免出现苏中矛盾，破坏已取得进展的苏中关系，对日本的谣言立即进行驳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其惯于采取“散布不和，制造内哄”的手法，认为首先发布西安事变消息的《日日新闻》报“在挑衅和造谣方面训练有素”，其报道是企图“嫁祸于人”，“日本此种挑拨诽语，既非初次，亦非末次”。〔23〕
2.苏联明确表示反对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下午，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他的私寓召见莫斯科驻南京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告第三国际注意”。孔祥熙的这一招击中了苏联对华外交政策的要害，迫使苏联出面设法营救蒋介石。当天晚上，中共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声称：西安事件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受欺骗而支持西安，而是明确地反对之。并要求中共施加影响使蒋介石得到释放。与此同时，12月14日、15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接连发表社论，谴责张学良的行为是“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24〕
（三）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坚决支持
1.政治上对张学良持赞扬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就电邀中共共商救国大计。12日下午，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张、杨是为了抗日才发动事变的，其行为是爱国的和进步的。并决定致电张学良，声援其行动。13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予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25〕14日，毛泽东又致电张、杨，赞“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之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26〕这充分表明了中共对张学良的支持态度。
2.军事上给予张学良大力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讨伐派”主张调动军队，分3路立即进攻西安。由于中央军步步进逼，致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共认为，由于“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27〕所以首先应“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并于12月13日电告张学良，“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此外，（共产）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商尔后大计”。〔28〕
六、两条方针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方针的出发点是“必须由国民党来领导抗战”
1.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新认识
进入全面抗战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有了重新认识：国民党的主要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其在中国革命中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国民革命中是进步的；在土地革命阶段是反革命的，而“现在国民党从反动立场又回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立场上。它希望扮演革命的角色”。〔29〕并武断地宣称：“总之，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它的政治威望提高了。”〔30〕这种确认国民党“今后长期的抗战中无疑会进步”〔31〕的评价，说明共产国际对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抗战胜利充满了希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国际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应大力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执行为胜利进行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应该真诚地支持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各种阴谋诡计”。〔32〕即使中共与国民党之间有摩擦，中共“在坚决进行自卫战争方面（也）要真诚而忠实地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33〕
上述这些认识和评价，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的所作所为都必须以抗战为重、以国民党为重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是共产国际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2.共产国际方针是苏联远东政策调整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识到，苏联极有可能面临日本的侵犯。而此时的苏德关系虽然相对“平静”，但德国进攻苏联的迹象也时有显现。为了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同时对德日两国作战，共产国际和苏联开始调整远东政策：希望国民党领导下中国长期拖住日本。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的真实目的是：继续维持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来阻止日本的北进，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中国必须避免陷入更大内战，给日本以机可趁。中国必须建立起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拖住日军后腿，从而能够间接地帮助苏联。这一政策的调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西安事变爆发前，为防止将战火引向苏联本土，其不仅在“满洲国”问题上持暧昧态度，而且竟于1935年3月23日，以1.4亿日元的象征性价格，把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实际上是卖给日本）。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又再三要求和指示中共必须和平解决，都是这一政策调整的产物。
（二）中共方针的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
1.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的正确性
它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抗战时期，随着阶级矛盾逐渐下降到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就必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34〕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极大地有利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这“两个建立”则是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关键所在，并使得国共两党能够暂时将阶级矛盾搁置一边，集中精力来解决燃眉之急的共同的民族矛盾。
2.中共和平解决方针正确性的原因
首先，由中共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决定。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35〕中共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前仇，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形成有利于全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其次，由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在不断加强所决定。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在坚持马列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解决西安事变的措施：事变前的积极准备、事变后政治上的积极奔走及军事上的着力应对，并努力排除了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出现的错误的干扰。再次，由共产国际放松了对中共的控制所决定。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在决定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时，需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一般地要避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36〕即不再强行地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这就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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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31〕〔32〕〔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62，62，62，98，98.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25.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247.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Z〕.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363.【责任编辑：刘彦武】
〔关键词〕共产国际；西安事变；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28-06
一、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国际形势
（一）世界经济危机下的法西斯运动泛起
1929—1933年，全球爆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开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输出商品，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缓和与摆脱危机进行了异常激烈的经济斗争。“这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互相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关税战、货币战和倾销战。”〔1〕
从此，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和平、非战的美妙言辞黯然失色，国际关系揭开了一个暴风雨的时代。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连绵不断的政治、社会危机的冲击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政局开始动荡不安，统治濒临崩溃，法西斯主义思潮便首先在这些国家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法西斯运动，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在日本，日本法西斯化的途径，是在对现行军国主义旧国家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造，以及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发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其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大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表明日本不仅要准备发动独霸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且正逐渐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祸害东方和平的战争策源地。在德国，1931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并于2月炮制了“ 国会纵火案”，而亚洲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则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不断试图将侵略势力深入关内。上述都表明：东西方的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初显端倪。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反法西斯政策的调整
1.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政策的调整
由于在上述剧烈变动的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这就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其反法西斯政策。为此，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其内容主要为：分析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2.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
1931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国由此而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它既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苏联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势更加严峻：在欧洲是虎视眈眈的法西斯德国，背后是来自大举入侵中国的日本威胁。为了避免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同时对德日两线作战，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以便苏联能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尽管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苏联还是希望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联认为，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当中，只有蒋介石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蒋介石还能得到英美的支持和同情。苏联虽然不赞同蒋介石反共，但更害怕蒋介石联日反对苏联。为了实现拖住日本这一战略目标，苏联此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就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2〕所以，共产国际和苏联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目的是要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其虽然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却更有利于帮助苏联拖住日本的战略。这就使得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两条和平解决方针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二、对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认识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认为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的反苏阴谋
首先，在共产国际看来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是汪精卫。张学良说：“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我的“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3〕这就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共产国际却认为：汪精卫投靠日本的政治倾向是众所周知的，其在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因为手中没有掌握武装力量而明显地处于下风。而“张学良握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足够兵力。他的部队也充满着抗日决心。张学良却一贯奉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忙的对外不抵抗政策”。〔4〕由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鸿沟，所以汪精卫别有用心地“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而张学良则“在日本主子唆使下，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所以西安事变的原因是张学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5〕
其次，认为张学良的行为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现在“以蒋介石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而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挑唆一些中国将领起来反对南京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从而使中国处于无力抵抗其侵略的分裂状态，这种政策有利于为日本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扫清道路”。〔6〕而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其性质尤为特殊”。它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它严重破坏了“南京政府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的努力，〔7〕是一场“使日本人感到高兴的内战，实际上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8〕 （二）中共认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张学良希望举国一致抗日
第一，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共认为，自华北事变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这个运动激发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张学良不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 而且也是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之一。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授意秘书拟好了关于逼蒋联共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项条件的通电，并于事变的第二天，以张、杨名义公诸全国。事变发生的当天，就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当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取得了蒋介石关于联共抗日的基本保证后，即断然放蒋，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些行动表现了张学良为抗战救国置个人荣毁于不顾的宽大胸怀。
第二，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酿苦酒的结果。中共指出：“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9〕自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一贯把中共和工农红军视为最大的心头之患，不仅彻底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正义要求，并一再表示他的“剿共”计划是至死不能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发动西安事变。
三、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军阀兵变”
1.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判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刊物，不断把西安事变说成是“叛变”“阴谋”。1936年12月1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以显著的位置报导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中又说张学良“实际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10〕又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而且还强调“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尔一类当局限制的各国社会舆论都对西安事件持有这种评价”。〔11〕
2.毫无根据地将事变与日本和汪精卫牵扯在一起
《真理报》说：“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张学良军队暴动紧紧连在一起。”而汪精卫“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东京老板交待的任务，继续不断在中国挑拨离间和制造混乱”，以“嗾使张学良军队反对南京”。〔12〕《真理报》甚至还把西安事变与《德日协定》联系起来，认为张学良兵变是《德日协定》签字的直接后果，而《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促使战争早日爆发，等等。
（二）中共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发动的爱国行动
中共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屡屡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置民族利益而不顾，还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使得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这样才爆发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的性质由于“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13〕因此完全是一次爱国行为和救国行动。这个“抗日救亡（行动），举国同情”。〔14〕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西安事变绝不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所认为的“叛乱”，更不是“日本在中国之新阴谋”。它是华北事变后的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中国国内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在是否无条件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存在着差异
（一）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为了促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缓解苏联在远东的压力，共产国际极力主张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在他们看来，只要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就会给日本以“极大的打击”。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现在已经表现出其领导全国抗战之意志与能力。〔15〕除了蒋介石能够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其他人可供选择。所以，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和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报中，都主张立即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所有这些无非是要表明，由于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所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是理所应当的。
（二）中共主张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
第一，必须释放蒋介石。中共于12月18日指出，因为“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敌指何应钦和汪精卫——笔者注）”。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16〕所以现在是释放蒋介石的最佳时机。中共还指出，国民党必须认识到：不能采取武力救蒋。如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于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决不致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17〕
第二，必须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中共认为，此时的蒋介石并未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飞抵西安，逼张、杨进攻红军，他的“剿共”态度十分坚决。事变发生后，当邵力子去见蒋，并劝他考虑张、杨的主张时，蒋介石不仅置之不理，还严厉责备了邵力子。可见，张、杨捉蒋之后，蒋的“剿共”立场并没有改变。如果在这时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那么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无异于是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方针，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的南辕北辙。于是中共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和实行一致抗战；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国民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8〕 五、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对张、杨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
（一）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后对苏联的期望
1.在发动事变前向苏联的靠拢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方面是由于群情激奋，急于雪国难家仇之耻，另一方面，也是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的。张学良虽然素有爱国之心，但他要成功发动这一场重大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少数当权派。上述三个条件除苏联的态度不甚明了外，张学良最初的胜算至少占了一半，这样，“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具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19〕所以还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在开始有计划地接近苏联，以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他认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绩皆与苏联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20〕从上可以看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对苏联是寄以厚望的，认为中国只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绝对能够得到苏联支持的。
2.在发动事变后对苏联的期望
由于张学良深知欲得到苏联的同情和帮助，必须通过中共的桥梁作用来实现。所以在事变爆发的凌晨，张学良就给毛泽东等发来电报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21〕中共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即于当日连续给共产国际发出三封电报，报告事变的有关情况，请求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支持。由于迟迟未得到苏联的明确表态，12月17日，张学良再致电毛泽东等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22〕这表明在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对苏联的态度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并热切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张学良仅仅领会了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却并未准确了解到苏联对自己和对蒋介石的态度，这也就成为他后来在西安事变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明确表明不支持的态度
1.苏联不相信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爆发之初，苏联认为是日本制造的谣言。由于事变发生时，苏联没有掌握可靠消息，不了解张学良的真正目的。而日本帝国主义为转移中国的抗日情绪，又诬陷事变是苏联所指使。苏联为避免出现苏中矛盾，破坏已取得进展的苏中关系，对日本的谣言立即进行驳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其惯于采取“散布不和，制造内哄”的手法，认为首先发布西安事变消息的《日日新闻》报“在挑衅和造谣方面训练有素”，其报道是企图“嫁祸于人”，“日本此种挑拨诽语，既非初次，亦非末次”。〔23〕
2.苏联明确表示反对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下午，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他的私寓召见莫斯科驻南京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告第三国际注意”。孔祥熙的这一招击中了苏联对华外交政策的要害，迫使苏联出面设法营救蒋介石。当天晚上，中共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声称：西安事件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受欺骗而支持西安，而是明确地反对之。并要求中共施加影响使蒋介石得到释放。与此同时，12月14日、15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接连发表社论，谴责张学良的行为是“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24〕
（三）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坚决支持
1.政治上对张学良持赞扬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就电邀中共共商救国大计。12日下午，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张、杨是为了抗日才发动事变的，其行为是爱国的和进步的。并决定致电张学良，声援其行动。13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予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25〕14日，毛泽东又致电张、杨，赞“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之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26〕这充分表明了中共对张学良的支持态度。
2.军事上给予张学良大力支持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讨伐派”主张调动军队，分3路立即进攻西安。由于中央军步步进逼，致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中共认为，由于“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27〕所以首先应“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并于12月13日电告张学良，“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此外，（共产）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商尔后大计”。〔28〕
六、两条方针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
（一）共产国际方针的出发点是“必须由国民党来领导抗战”
1.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新认识
进入全面抗战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有了重新认识：国民党的主要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其在中国革命中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国民革命中是进步的；在土地革命阶段是反革命的，而“现在国民党从反动立场又回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立场上。它希望扮演革命的角色”。〔29〕并武断地宣称：“总之，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它的政治威望提高了。”〔30〕这种确认国民党“今后长期的抗战中无疑会进步”〔31〕的评价，说明共产国际对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抗战胜利充满了希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国际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应大力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执行为胜利进行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应该真诚地支持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各种阴谋诡计”。〔32〕即使中共与国民党之间有摩擦，中共“在坚决进行自卫战争方面（也）要真诚而忠实地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33〕
上述这些认识和评价，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的所作所为都必须以抗战为重、以国民党为重的基本出发点，自然也是共产国际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2.共产国际方针是苏联远东政策调整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识到，苏联极有可能面临日本的侵犯。而此时的苏德关系虽然相对“平静”，但德国进攻苏联的迹象也时有显现。为了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同时对德日两国作战，共产国际和苏联开始调整远东政策：希望国民党领导下中国长期拖住日本。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的真实目的是：继续维持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来阻止日本的北进，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中国必须避免陷入更大内战，给日本以机可趁。中国必须建立起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拖住日军后腿，从而能够间接地帮助苏联。这一政策的调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西安事变爆发前，为防止将战火引向苏联本土，其不仅在“满洲国”问题上持暧昧态度，而且竟于1935年3月23日，以1.4亿日元的象征性价格，把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实际上是卖给日本）。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又再三要求和指示中共必须和平解决，都是这一政策调整的产物。
（二）中共方针的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
1.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的正确性
它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抗战时期，随着阶级矛盾逐渐下降到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就必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34〕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极大地有利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这“两个建立”则是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关键所在，并使得国共两党能够暂时将阶级矛盾搁置一边，集中精力来解决燃眉之急的共同的民族矛盾。
2.中共和平解决方针正确性的原因
首先，由中共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决定。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35〕中共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前仇，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形成有利于全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其次，由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在不断加强所决定。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在坚持马列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解决西安事变的措施：事变前的积极准备、事变后政治上的积极奔走及军事上的着力应对，并努力排除了党内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出现的错误的干扰。再次，由共产国际放松了对中共的控制所决定。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在决定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时，需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一般地要避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36〕即不再强行地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这就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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