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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息烽县城东南约八公里处,有一个高约十五米,洞内面积约一千三百多平方米的天然石洞,这便是作为抗战期间“息烽集中营"监牢之一——玄天洞。玄天洞四周高山环抱,悬岩峭壁、深幽险峻。在它的洞口处,几棵参天的老樟树,一块如光影斑驳状的草坪,让它平添了几分神秘气息。
1939年夏至1949年9月期间,一位年过五旬的将军曾每日在此满面愁容、举首北望……他是谁?作为将军的他又为何被禁锢在这与世隔绝的石洞之中呢?这,就还得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起……
说到“西安事变”,也就是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双十二事变“,它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而它的发动者之一,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即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青年时期,他便参加了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1911年,他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护法运动。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先后历任国民联军第十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师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他曾率部坚守西安八个月并取得胜利,有力策应了北伐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眼看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介石毫无商量余地,杨虎城便联合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可蒋介石一回南京,便背信弃义,先将张学良公开扣押,后逼迫杨虎城以“欧美军事考察专员”的身份出洋考察。期间,杨虎城非但没有消沉,反而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抗日宣传。“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这是杨将军惊闻“七七事变”后,痛心疾首、急欲奔赴沙场的真切独白。随后,他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但均遭到了无理拒绝。1937年10月26日,他再也按耐不住回国抗日的想法,不顾友人的劝阻及个人安危,毅然从法国启程,于11月26日飞抵香港。岂料,一到香港他就受到监视,一到江西南昌便遭到逮捕。杨虎城起初囚禁于江西南昌梅岭熊式辉公馆,后与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一起被辗转于湖南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等地。
1938年10月6日下午,杨将军一家被转押至玄天洞,而此地是囚禁杨将军时间最长的地方,足足八年。身陷囹圄中,心怀报国志。这八年对杨将军来说,体肤的摧残不足挂齿,最为煎熬的,还是那份放不下、隔不断的报国情。自由的禁锢无法阻断他对国家时政的关切。他自费订了一份报纸,并在每天午饭后,都会聚精会神地看上个一两个小时。尤其看到关于抗战的消息,他更是反反复复地仔细翻阅,以至于好些报纸都被他看得起了褶子、磨出了破洞。一天,他看完报纸正低头沉思时,便衣特务劝他休息。可将军却感慨地说道:“我是行伍出身,关心的是打日本,抵抗外敌侵略 。现在,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我怎么睡得好觉啊!“歇了片刻,他又接着说:”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国难当头,守在这里会有什么前途呢?”
杨将军在玄天洞的生活很是简单。由于他原来的义务在益阳时遇敌机轰炸丢失了,在这里只做过一套布衣,经常穿的是套旧黄军装。饮食以面食为主,有时还自己动手做馒头和“猫耳朵”。如果想要吃点好的,就得自己掏钱买。加之当时法币贬值迅猛,以及特务趁机揩油,时常食不饱腹,生活十分困苦。
在玄天洞洞口前的草坪上,每日下午,杨将军总会在这里独自待上半个多小时。他时而静静地观赏古樟,时而沿着草坪来回踱步。他远望这周围的巍巍群山,若有所思地摇头叹息……据当时曾在玄天洞帮助杨将军照顾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杨拯贵的吴琼珍妈妈回忆道:“谢葆贞夫人告诉我,杨将军那是在遙望北方。因为那里,他几十年来带兵打仗,现在国难当头,蒋介石却把他关押起来,剥夺了他杀敌报国的权利 ,怎么不使他愤懑叹息呢?“
说到小女儿,这对杨将军的狱中生活来说确是一件欣慰之事。那是在1941年的初春 ,妻子谢葆贞在艰苦的条件下诞下一女,取名拯贵。这给夫妻两人精神上注入了不少喜悦。可对于失去自由的他们而言,这种喜悦终究是短暂的,并很快转变为了忧伤。谢葆贞产后虚弱,严重缺奶,为了让她活下去,经夫妻俩多次请求,才同意自己出钱请奶妈。育儿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但随后不久,又一桩遭遇向他们袭来。由于军统特务怀疑谢葆贞是共产党员,经常有意刺激她,使得她日渐抑郁,精神衰弱,心中对特务充满了不满和仇恨。直到有一次她因饭菜粗劣顶撞了特务,被特务施计硬将她和杨将军分开囚禁。一家四口 ,分居两地,何等凄楚。谢葆贞原本性格刚强,疾恶如仇。在这种摧残下精神越加不稳定,整天朝着特务叫骂。每每听闻妻子的谩骂声,杨将军总是万分悲愤,可他又能如何呢?眼看妻子遭受这般折磨,作为丈夫的他无法贴身安慰,唯有暗自挥泪,心如刀绞。
1947年 12月底,谢葆贞被军统特务用一剂毒针结束了仅有34岁的生命。妻子的惨死让这位七尺男儿的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整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无心寝食。他原本洪亮的嗓门此时变得异常低沉,身体每况愈下,日渐消瘦。报国无门的愤懑以及丧妻之痛的悲痛,让昔日驰骋疆场、威武煞爽的大将军感到空前的绝望和无助,一夜之间,白发布满双鬓,憔悴不堪。他不知道这种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还要忍受多久,一双儿女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弃守重庆前夕,毛人凤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加以释放为由,将杨虎城、儿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连同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宋振中一行6人,从贵州诱骗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附近,且进行了秘密屠杀。其中杨拯贵和宋绮云一家被害于戴笠警卫室,杨虎城父子遇害于戴笠会客室。当时特务用美制匕首残忍地将父子两人刺死,并就近掩埋于会客室外侧的花台处,重新种上花草,以便销毁罪证。就这样,杨虎城结束了长达12年的囚禁生活 ,终年56岁。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根据特务的交代,我们才得以找到父子二人的遗体。后来将军遗体被护送回其老家陕西西安的长安区,并安葬于该区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是杨虎城24岁时写下的豪迈诗篇。他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足以跨越70多年的时空屏障,让后人感同身受。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
1939年夏至1949年9月期间,一位年过五旬的将军曾每日在此满面愁容、举首北望……他是谁?作为将军的他又为何被禁锢在这与世隔绝的石洞之中呢?这,就还得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起……
说到“西安事变”,也就是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双十二事变“,它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而它的发动者之一,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即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青年时期,他便参加了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1911年,他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护法运动。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先后历任国民联军第十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师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他曾率部坚守西安八个月并取得胜利,有力策应了北伐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联共抗日。1936年12月12日,眼看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介石毫无商量余地,杨虎城便联合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可蒋介石一回南京,便背信弃义,先将张学良公开扣押,后逼迫杨虎城以“欧美军事考察专员”的身份出洋考察。期间,杨虎城非但没有消沉,反而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抗日宣传。“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这是杨将军惊闻“七七事变”后,痛心疾首、急欲奔赴沙场的真切独白。随后,他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但均遭到了无理拒绝。1937年10月26日,他再也按耐不住回国抗日的想法,不顾友人的劝阻及个人安危,毅然从法国启程,于11月26日飞抵香港。岂料,一到香港他就受到监视,一到江西南昌便遭到逮捕。杨虎城起初囚禁于江西南昌梅岭熊式辉公馆,后与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一起被辗转于湖南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等地。
1938年10月6日下午,杨将军一家被转押至玄天洞,而此地是囚禁杨将军时间最长的地方,足足八年。身陷囹圄中,心怀报国志。这八年对杨将军来说,体肤的摧残不足挂齿,最为煎熬的,还是那份放不下、隔不断的报国情。自由的禁锢无法阻断他对国家时政的关切。他自费订了一份报纸,并在每天午饭后,都会聚精会神地看上个一两个小时。尤其看到关于抗战的消息,他更是反反复复地仔细翻阅,以至于好些报纸都被他看得起了褶子、磨出了破洞。一天,他看完报纸正低头沉思时,便衣特务劝他休息。可将军却感慨地说道:“我是行伍出身,关心的是打日本,抵抗外敌侵略 。现在,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我怎么睡得好觉啊!“歇了片刻,他又接着说:”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国难当头,守在这里会有什么前途呢?”
杨将军在玄天洞的生活很是简单。由于他原来的义务在益阳时遇敌机轰炸丢失了,在这里只做过一套布衣,经常穿的是套旧黄军装。饮食以面食为主,有时还自己动手做馒头和“猫耳朵”。如果想要吃点好的,就得自己掏钱买。加之当时法币贬值迅猛,以及特务趁机揩油,时常食不饱腹,生活十分困苦。
在玄天洞洞口前的草坪上,每日下午,杨将军总会在这里独自待上半个多小时。他时而静静地观赏古樟,时而沿着草坪来回踱步。他远望这周围的巍巍群山,若有所思地摇头叹息……据当时曾在玄天洞帮助杨将军照顾在狱中诞生的小女儿杨拯贵的吴琼珍妈妈回忆道:“谢葆贞夫人告诉我,杨将军那是在遙望北方。因为那里,他几十年来带兵打仗,现在国难当头,蒋介石却把他关押起来,剥夺了他杀敌报国的权利 ,怎么不使他愤懑叹息呢?“
说到小女儿,这对杨将军的狱中生活来说确是一件欣慰之事。那是在1941年的初春 ,妻子谢葆贞在艰苦的条件下诞下一女,取名拯贵。这给夫妻两人精神上注入了不少喜悦。可对于失去自由的他们而言,这种喜悦终究是短暂的,并很快转变为了忧伤。谢葆贞产后虚弱,严重缺奶,为了让她活下去,经夫妻俩多次请求,才同意自己出钱请奶妈。育儿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但随后不久,又一桩遭遇向他们袭来。由于军统特务怀疑谢葆贞是共产党员,经常有意刺激她,使得她日渐抑郁,精神衰弱,心中对特务充满了不满和仇恨。直到有一次她因饭菜粗劣顶撞了特务,被特务施计硬将她和杨将军分开囚禁。一家四口 ,分居两地,何等凄楚。谢葆贞原本性格刚强,疾恶如仇。在这种摧残下精神越加不稳定,整天朝着特务叫骂。每每听闻妻子的谩骂声,杨将军总是万分悲愤,可他又能如何呢?眼看妻子遭受这般折磨,作为丈夫的他无法贴身安慰,唯有暗自挥泪,心如刀绞。
1947年 12月底,谢葆贞被军统特务用一剂毒针结束了仅有34岁的生命。妻子的惨死让这位七尺男儿的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整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无心寝食。他原本洪亮的嗓门此时变得异常低沉,身体每况愈下,日渐消瘦。报国无门的愤懑以及丧妻之痛的悲痛,让昔日驰骋疆场、威武煞爽的大将军感到空前的绝望和无助,一夜之间,白发布满双鬓,憔悴不堪。他不知道这种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还要忍受多久,一双儿女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弃守重庆前夕,毛人凤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加以释放为由,将杨虎城、儿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连同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宋振中一行6人,从贵州诱骗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附近,且进行了秘密屠杀。其中杨拯贵和宋绮云一家被害于戴笠警卫室,杨虎城父子遇害于戴笠会客室。当时特务用美制匕首残忍地将父子两人刺死,并就近掩埋于会客室外侧的花台处,重新种上花草,以便销毁罪证。就这样,杨虎城结束了长达12年的囚禁生活 ,终年56岁。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根据特务的交代,我们才得以找到父子二人的遗体。后来将军遗体被护送回其老家陕西西安的长安区,并安葬于该区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是杨虎城24岁时写下的豪迈诗篇。他那份炽热的爱国热忱足以跨越70多年的时空屏障,让后人感同身受。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