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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唐是唐朝的鼎盛时期,文化艺术与政治经济出现了相一致的同步发展。政治经济的强盛发达,直接带动了文化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诗歌方面彻底消除了初唐以来遗留的宫体浮艳诗风,树立了能够充分表现盛唐气象的雄浑壮阔,高亢激越的盛唐诗风。
[关键词]唐玄宗;盛唐;诗坛;影响
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诗坛涌现出一大批诸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这样的诗歌巨匠,为浩浩中华文学史增添了一笔笔浓重丰盈的斑斓色彩,也为中华诗歌树立起一座座高不可及的丰碑。这一诗坛空前繁荣的景象,自然有着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李隆基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唐玄宗的文化政策是推动盛唐诗歌繁荣的基础
大凡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开放的时期。盛唐诗坛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景象的出现,跟李隆基实施的各项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开元时期,社会繁荣,一派歌舞升平,李隆基对自己的统治有信心,在文禁方面是比较松弛的。这是文人畅所欲言、涌现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诗作的基础。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地位,只要不危及政权根本,李隆基尚能做到广开言路,允许创作并传播一些揭露时弊甚至是讥讽自己的诗文,有时甚至还持嘉许态度。即位初,他游猎渭州,宰相魏知古献诗讽谏,他即“手诏褒美,并赐物五十段”以示勉谢。 开元二十四年(736),群臣献宝镜为其祝寿,张九龄“独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 他也没有责怪。即使他暮年纵容奸相李林甫搞“罗钳吉网”的专权恐怖统治,但大兴文字狱的情况也不多。皇帝既有虚怀听谏的雅量,臣民们遂挣脱了不少思想束缚。盛唐诗人大多敢于评论国事、直议朝政,其尖锐程度,在我国诗史上极为罕见。天宝六年(747),元结作《乱风诗序》:“古有惑主,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矛头显然指向李隆基、李林甫和杨贵妃。李白《古风第二十四》则公开痛骂高力士之类“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的宦官。更突出的例子是杜诗《兵车行》揭露了统治者发动的黩武战争;《丽人行》遣责了杨氏豪门的腐化荒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揭发!相对于历史上不少专制统治者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层出不穷,李隆基尚能注意“旁求宏硕”,抬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曾说:“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以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他认为:“有文苑之高才,有掖垣之良佐,举杯称庆,何乐如之”可见他对人才较器重。他开广文馆,置集贤院,让一些怀才不遇的有识之士在政治上、文学上得到发展机会。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都曾先后待制集贤院,开元宰相如张说、姚崇、张嘉贞等大抵是名噪一时的文士,“布衣卿相”张九龄更系寒门出身的穷诗人。
二、唐玄宗的政治措施对盛唐诗歌繁荣的推动作用
在李隆基采取的具体政策中,促成唐诗繁荣的,首推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制。他在位四十四年,继续改革以门阀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开元年间在科举考试时,首创“风雅古调”等科,规定以诗才取士。唐玄宗是很注重科举制度的建设和人才的任用。开元八年(720)七月以《周礼》、《仪礼》等为考试内容以期加强考生的治国经邦的能力。正式从制度上将科举考试纳入到吏部铨选中来,可以检测举子的实际行政能力,之后会将录取者放到县一级的行政岗位上进行锻炼,最后才通过吏部铨选而决定对科举人才的任用。这是科举从选人制度到用人制度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下令将科举改为礼部掌管,此举使科举从用人的官员制度转化为单纯的学问制度。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下诏更提高了对进士科的要求:“进士宜准明经例,贴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照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
李隆基颇懂得澄清吏治和奖拔寒素的重要性,登基次年,就接连下诏求贤,嗣后又一再要各地举荐“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的才俊。同时大刀阔斧地废除中宗时靠钱财贿赂买官的“斜封官”,还曾以“治民策”为题亲试县官,斥令其中不通文墨乃至交白卷者“放归学问”。这些措施,不但为沉沦下僚、遭到压抑的寒门文士打开了仕途,还使当时形成一种“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的风气。诗赋取士制度也在客观上打破了宫廷贵族对诗歌的垄断局面,刺激了时人吟诗的积极性,形成了重视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在思想方面,李隆基赞成儒、道、释三教互相竞争。他曾亲注《道德经》、《孝经》和《金刚般若经》,并将前两种遍颁全国,每户一册。李隆基让三教同时并存,学术上相应采取兼容并蓄政策,这就为各家百花齐放提供了可能性,大大解放了诗人的个性,活跃了他们的思想。例如豪放恣纵的李白,作品中显然有道教思想的因素;沉郁顿挫的杜甫,则以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为基础;而王维等人的田园山水诗,又常常流露出佛教思想的痕迹。
大抵文学流派、风格的形成,总要受到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制约。盛唐田园诗与边塞诗的兴起,也跟李隆基治国之策直接有关。在封建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李隆基虽数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到了政治腐败的天宝年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这就促成了上层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的经济基础——庄园制的发展。更兼皇帝“尊崇隐逸”,隐居之风因此大盛,于是出现了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不少以歌咏田园生活和山水风景为特色的诗人。另一方面,李隆基一朝战争频繁,特别是他后期穷兵黩武,“大攘四夷”,即杜甫所谓“武皇开边意未已”,使得战争的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上唐代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应试外,另一条门径乃是参加边将幕府。如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都曾从军,对战争生活有亲身体会,这样,以战争为题材的边塞诗大量涌现,也便成为自然了。有鉴于此,可以说,李隆基前后期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经济、政治措施,不仅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唐王朝盛衰急剧交替的时代,也是盛唐诗歌酝酿、萌发和演变的基本原因。盛唐诗歌之繁荣发达,还是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李隆基准许并提倡与域外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并注意汲取国外文化的新鲜养料。唐诗因此在题材、体裁、音律、格调诸方面愈臻丰美。例如,被称为“词曲之祖”的李白的《菩萨蛮》,就是吸取了缅甸音乐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新形式。同样,敦煌曲子词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三、唐玄宗的个人爱好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唐玄宗崇尚道教,他的崇道思想无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全唐文》收唐玄宗与道教、道士有关的文章达数十篇。他存诗63首,与道家思想和道教活动有关的多达十余首。这些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抒发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如其《送忠州刺史康昭等》:“端拱临中枢,缅怀共予理。”《春中兴庆宫宴》诗序云:“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缙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其中的“垂拱”及“端拱”都是指道家的无为而治。第二类是歌咏道教始祖或道家仙人的诗。如《过老子庙》:“仙居怀对德,灵庙肃神心…”诗中对老子充满了崇敬之情。第三类为数最多,即唐玄宗送很多位著名道士还山所作,内容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与上清道士司马承祯、李含光和薛季昌的关系。其中司马承祯是唐朝数代皇帝都很重视的道士,唐玄宗与玉真公主皆以承祯为师。开元中,唐玄宗曾多次召其入宫,后来在王屋山为其建阳台观居住,以其地近京师,易于召见。玄宗有《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音徽从此间, 万古一芳春。”既写出他们相互间隔的现实,也表达了在神仙世界中共同得到永生的愿望,是很有气象与文采的佳句,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艺术形式而言,四言、七言、五七杂言各种诗体李隆基都写,最多的是五古。他的文风还算朴实。他提倡诗歌触及时事、抒情言志,认为“凡百在会,咸可赋诗”,“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诗歌应发挥“观风俗而劝人,崇友于而敦睦”的社会功能。并主张“衷情之发于翰墨”,“情发于衷”,即写诗要有感而发。李隆基的这些诗歌主张对一代诗风的形成也不无关系。盛唐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突破了旧藩篱的束缚,成为我国古典诗歌遗产中最珍贵、最灿烂的一部分,在这种可贵的革新和探索过程中,应该说李隆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留下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足迹。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明)李挚.《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曹寅,彭定求.《全唐诗·明皇卷·容中兴庆宫酺宴并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帖经条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吴相洲.玄宗与盛唐气象[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唐玄宗;盛唐;诗坛;影响
在唐玄宗李隆基时代,诗坛涌现出一大批诸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这样的诗歌巨匠,为浩浩中华文学史增添了一笔笔浓重丰盈的斑斓色彩,也为中华诗歌树立起一座座高不可及的丰碑。这一诗坛空前繁荣的景象,自然有着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李隆基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唐玄宗的文化政策是推动盛唐诗歌繁荣的基础
大凡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开放的时期。盛唐诗坛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景象的出现,跟李隆基实施的各项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开元时期,社会繁荣,一派歌舞升平,李隆基对自己的统治有信心,在文禁方面是比较松弛的。这是文人畅所欲言、涌现大量抨击权贵、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诗作的基础。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地位,只要不危及政权根本,李隆基尚能做到广开言路,允许创作并传播一些揭露时弊甚至是讥讽自己的诗文,有时甚至还持嘉许态度。即位初,他游猎渭州,宰相魏知古献诗讽谏,他即“手诏褒美,并赐物五十段”以示勉谢。 开元二十四年(736),群臣献宝镜为其祝寿,张九龄“独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 他也没有责怪。即使他暮年纵容奸相李林甫搞“罗钳吉网”的专权恐怖统治,但大兴文字狱的情况也不多。皇帝既有虚怀听谏的雅量,臣民们遂挣脱了不少思想束缚。盛唐诗人大多敢于评论国事、直议朝政,其尖锐程度,在我国诗史上极为罕见。天宝六年(747),元结作《乱风诗序》:“古有惑主,用奸臣以虐外,宠妖女以乱内,内外用乱,至于崩亡。”矛头显然指向李隆基、李林甫和杨贵妃。李白《古风第二十四》则公开痛骂高力士之类“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的宦官。更突出的例子是杜诗《兵车行》揭露了统治者发动的黩武战争;《丽人行》遣责了杨氏豪门的腐化荒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揭发!相对于历史上不少专制统治者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层出不穷,李隆基尚能注意“旁求宏硕”,抬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曾说:“夫抱器怀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论道者,我于是乎辟重门以纳之;作扞四方,折冲万里,可以运筹帷幄者,我于是乎悬重禄以待之。”他认为:“有文苑之高才,有掖垣之良佐,举杯称庆,何乐如之”可见他对人才较器重。他开广文馆,置集贤院,让一些怀才不遇的有识之士在政治上、文学上得到发展机会。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都曾先后待制集贤院,开元宰相如张说、姚崇、张嘉贞等大抵是名噪一时的文士,“布衣卿相”张九龄更系寒门出身的穷诗人。
二、唐玄宗的政治措施对盛唐诗歌繁荣的推动作用
在李隆基采取的具体政策中,促成唐诗繁荣的,首推使“诗赋取士”成为定制。他在位四十四年,继续改革以门阀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开元年间在科举考试时,首创“风雅古调”等科,规定以诗才取士。唐玄宗是很注重科举制度的建设和人才的任用。开元八年(720)七月以《周礼》、《仪礼》等为考试内容以期加强考生的治国经邦的能力。正式从制度上将科举考试纳入到吏部铨选中来,可以检测举子的实际行政能力,之后会将录取者放到县一级的行政岗位上进行锻炼,最后才通过吏部铨选而决定对科举人才的任用。这是科举从选人制度到用人制度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下令将科举改为礼部掌管,此举使科举从用人的官员制度转化为单纯的学问制度。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廷下诏更提高了对进士科的要求:“进士宜准明经例,贴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照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
李隆基颇懂得澄清吏治和奖拔寒素的重要性,登基次年,就接连下诏求贤,嗣后又一再要各地举荐“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的才俊。同时大刀阔斧地废除中宗时靠钱财贿赂买官的“斜封官”,还曾以“治民策”为题亲试县官,斥令其中不通文墨乃至交白卷者“放归学问”。这些措施,不但为沉沦下僚、遭到压抑的寒门文士打开了仕途,还使当时形成一种“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的风气。诗赋取士制度也在客观上打破了宫廷贵族对诗歌的垄断局面,刺激了时人吟诗的积极性,形成了重视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在思想方面,李隆基赞成儒、道、释三教互相竞争。他曾亲注《道德经》、《孝经》和《金刚般若经》,并将前两种遍颁全国,每户一册。李隆基让三教同时并存,学术上相应采取兼容并蓄政策,这就为各家百花齐放提供了可能性,大大解放了诗人的个性,活跃了他们的思想。例如豪放恣纵的李白,作品中显然有道教思想的因素;沉郁顿挫的杜甫,则以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为基础;而王维等人的田园山水诗,又常常流露出佛教思想的痕迹。
大抵文学流派、风格的形成,总要受到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制约。盛唐田园诗与边塞诗的兴起,也跟李隆基治国之策直接有关。在封建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李隆基虽数次下诏禁止土地买卖,但到了政治腐败的天宝年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这就促成了上层知识分子过隐居生活的经济基础——庄园制的发展。更兼皇帝“尊崇隐逸”,隐居之风因此大盛,于是出现了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不少以歌咏田园生活和山水风景为特色的诗人。另一方面,李隆基一朝战争频繁,特别是他后期穷兵黩武,“大攘四夷”,即杜甫所谓“武皇开边意未已”,使得战争的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上唐代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应试外,另一条门径乃是参加边将幕府。如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都曾从军,对战争生活有亲身体会,这样,以战争为题材的边塞诗大量涌现,也便成为自然了。有鉴于此,可以说,李隆基前后期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经济、政治措施,不仅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唐王朝盛衰急剧交替的时代,也是盛唐诗歌酝酿、萌发和演变的基本原因。盛唐诗歌之繁荣发达,还是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结果。李隆基准许并提倡与域外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并注意汲取国外文化的新鲜养料。唐诗因此在题材、体裁、音律、格调诸方面愈臻丰美。例如,被称为“词曲之祖”的李白的《菩萨蛮》,就是吸取了缅甸音乐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新形式。同样,敦煌曲子词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三、唐玄宗的个人爱好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唐玄宗崇尚道教,他的崇道思想无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全唐文》收唐玄宗与道教、道士有关的文章达数十篇。他存诗63首,与道家思想和道教活动有关的多达十余首。这些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抒发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如其《送忠州刺史康昭等》:“端拱临中枢,缅怀共予理。”《春中兴庆宫宴》诗序云:“是故外无金革之虞,朝有缙绅之盛。所以岩廊多暇,垂拱无为。”其中的“垂拱”及“端拱”都是指道家的无为而治。第二类是歌咏道教始祖或道家仙人的诗。如《过老子庙》:“仙居怀对德,灵庙肃神心…”诗中对老子充满了崇敬之情。第三类为数最多,即唐玄宗送很多位著名道士还山所作,内容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与上清道士司马承祯、李含光和薛季昌的关系。其中司马承祯是唐朝数代皇帝都很重视的道士,唐玄宗与玉真公主皆以承祯为师。开元中,唐玄宗曾多次召其入宫,后来在王屋山为其建阳台观居住,以其地近京师,易于召见。玄宗有《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音徽从此间, 万古一芳春。”既写出他们相互间隔的现实,也表达了在神仙世界中共同得到永生的愿望,是很有气象与文采的佳句,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艺术形式而言,四言、七言、五七杂言各种诗体李隆基都写,最多的是五古。他的文风还算朴实。他提倡诗歌触及时事、抒情言志,认为“凡百在会,咸可赋诗”,“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诗歌应发挥“观风俗而劝人,崇友于而敦睦”的社会功能。并主张“衷情之发于翰墨”,“情发于衷”,即写诗要有感而发。李隆基的这些诗歌主张对一代诗风的形成也不无关系。盛唐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突破了旧藩篱的束缚,成为我国古典诗歌遗产中最珍贵、最灿烂的一部分,在这种可贵的革新和探索过程中,应该说李隆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留下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足迹。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明)李挚.《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曹寅,彭定求.《全唐诗·明皇卷·容中兴庆宫酺宴并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帖经条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吴相洲.玄宗与盛唐气象[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