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年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倡言“改易更革”、变法图强。其中心内容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纾解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危局。同时，王安石多年在地方为官，对贫苦农民抱有怜悯之心，也想变法惠民、以利百姓。他曾赋诗《兼并》言志：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诗句不工，意思明了。面对富商勾结官吏、压榨贫民，“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贫民”的严酷现实，愤懑的王安石要为民请命了。就像洪迈《容斋四笔》说的，王安石“又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其变法的初衷、动机，在富国、惠民。但好动机不等于好效果。好事办砸，不时生发。熙宁变法中全力推行的青苗法就是显例。
　　青苗法的本意是为贫民提供政府借贷，以助农耕，也让他们免受富商大户的盘剥。规定每个农户最多可借贷15贯、最少的借1贯，夏借秋还、秋借夏还，借贷户付利息2分。设计挺好，付诸实际操作，则成了另一回事。
　　首先，政府统揽商贸金融的垄断政策，严重挫伤了民间资本和市场活力，也引起富商豪门的不满，变法阻力增大；且以“抑商”来“重农”，剥夺富人、以惠贫民，大抵效果不佳。
　　其次，当推行青苗法变成一项“政治任务”，朝廷给各州、县下达放贷指标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时候，地方官员就不择手段地强制放贷；他们完全不顾农民是否自愿和需要，不论贫民富户，一律按户摊派放贷数额。纷乱扰民，闹得鸡飞狗跳。
　　再次，吏治腐败、官员良莠不齐，不少人与富户勾连、抬高利率，将原定的2分提升至3分或4分，从中渔利自肥，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种田本是靠天吃饭，遇有水、旱、虫害，粮食歉收，农民还不了本息，反负债累累，更苦更穷。国家放贷的钱粮，也冒着不能按期收回的风险，以增值充裕国库就更别指望了。
　　主观上想办好事，可客观上却弄得怨声载道，大批饥民流离失所。韩琦、富弼等守旧派官僚本就反对新法；被青苗、手实等法弄得焦头烂额的“拗相公”，不得不罢相退居钟山。
　　王安石用权力垄断来控制经济，以扼杀市场机制来抑富惠贫，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但经济“蛋糕”未做大，农民日子更难过。中国几千年搞“重农抑商”，可有哪个朝代的农民脱了贫？青苗法旨在抑私扬公、抑富惠民，结果却走到了反面。这是何故？权力这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利国利民，若使用不当，则祸国殃民。还是老太尉韩琦目光犀利，说王安石可以做一个大文豪，但他做不了好宰相。王安石变法，似犯了文人好高骛远而又急功近利的理想化毛病？
　　洪迈说，王安石“迨其得政，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遂大病。其祸源于此诗。苏子由以为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此论高蹈，然得失参半。抑富惠贫的青苗法，成了扰民、害民之劣政，说得很对，但指“祸源”于《兼并》诗，说它是“诗病”之最酷烈者，就有失公允、乃至是隔山打牛。須知诗歌不是政策法令，它没有任何行政功能。文学与政治不可混为一谈！要不是王安石在神宗皇帝力挺下当上宰相、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哪怕他再写一百首《兼并》诗，何伤国家、民众一根毫毛？苏辙、洪迈的诗评，有些过度政治解读。文学作品从来就不具备扭乾转坤的力量。政策法令的错误，不该算到文学样式的诗歌头上。与其称青苗法为“诗病”，莫如说它是权病，即权力垄断之病！
　　抑富惠贫贫更贫，诗病权病当厘清。王安石之熙宁变法，时人、后人多有恶评，非一顶“改革家”帽子所可抵消；然其体恤平民百姓的诗情，我仍持几分欣赏和赞许。
　　（作者单位：江苏省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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