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直接“救市”行为，让人们不由担心，全球金融大动荡在所难免。那么对于中国，其影响几何?近期股市近乎疯狂的下挫又与此有多大关联?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李刚博士近日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理财周刊》：美联储指令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这种直接走到“前台”的救市行为，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判断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李刚：贝尔斯登事件是美国次级债风暴所酿成的典型恶果。作为美国第五大“投行”，如果它真的破产，势必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地震。因此，不但贝尔斯登在主动寻找战略合作者，美国的其他金融集团甚至美联储也都在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努力。当然，现在说金融危机已经不可避免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联储已经认识到，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次级债所直接涉及到的资金数目并不是很大，但它直接造成了“信心紧缩”。事实上，虽然美国不断在降息，但市场上的货币流动性一直都是保持一定量的，关键是次级债危机牵涉到一系列高杠杆率的衍生产品，对它们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慌心理——虽然市场不缺钱，但信心极度紧缩。这不但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打击，更重要的是会对美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01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借贷消费为支撑，大部分家庭都是零储蓄、高负债，而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集聚了美国的大量财富，次级债恰恰与两者都有密切关联，一旦两个市场集体出现问题，对美国的打击，毫无疑问，将是巨大的。
　　《理财周刊》：美联储是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尤其是美元巨幅贬值的情况下，继续向市场输入流动性。我们知道，货币是有乘数效应的，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半年或一年以后，次级债风暴带来的影响逐渐退潮，但这些输入的流动性却卷起了更狂暴的泡沫、带来了更巨大的市场波动?
　　李刚：这个问题涉及到道德风险。美联储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主要功能是维护货币的稳定。但现在，美联储不但成为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最后救活者”，而且还为投行这样的冒险者承担责任、付出代价，不得不令人怀疑它“拿着公众的钱解决私人的问题”。
　　在我看来，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是在两难境地中所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一方面，它害怕次级债风暴继续扩大，危及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世界性的恐慌，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须考虑到，如果流动性过剩继续恶化，美元贬值与物价上涨交互影响，会形成恶性循环，同样危及美国利益。因此，美联储现在要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但现在美国恰恰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它靠的还是财富效应基础上的负债消费型拉动。如果不能给一点时间、给一个周期，来让美国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经济就会衰退得很严重、跌得很深，而这不符合各方面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几害相权，经济衰退的影响更可怕，所以美联储的决定还是值得认可的。它可能是突破了传统的功能定位，但在现在这种传统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的局面下，美联储选择维护经济增长，无可厚非。
　　《理财周刊》：美联储的非常规行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是不是也需要调整一下调控、管理的方向和手段?
　　李刚：中国市场，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还是内部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与美国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每10年爆发一次金融危机，其根源都在于金融容量不断扩大，要求冲破原有的金融制度框架，而金融危机就是其表现形式。最终结果则都是通过制度的调整，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在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信心”。
　　次级债对中国金融渠道的直接影响实际上是很小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贸易渠道。首先是出口。作为世界需求中心的美国的需求减少，2007年以前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都是以30％的速度在增长，但2007年的增长只有个位数，在5％左右。不过，这种影响是渐进的、缓慢的，不会马上就显现，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生活用品，是必需品，弹性较小。再从进口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在全球60％以上商品，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背景下，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对这些资源的需求没有办法减少，石油、钢铁、黄金等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势必传导到各个领域。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输入型通胀。
　　现在大家对央行的质疑，主要还是集中在流动性上。但实际上，从央行年报来看，在经过十多次冲销之后，M2增加量是平稳的，流动性已经基本收回。现在，流动性当然还在增加，央行也还在采用各种手段，但流动性过剩不必然带来资产泡沫，也不必然引发市场震荡。对中国来说，现阶段的信息不对称，加上失去信心，才带来市场恐慌——不管有钱没钱。所以，对中国来说，树立信心、恢复预期，是监管层最需要考虑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