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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这是上世纪末中国经济蜕变的开始。而在当前，内生机制的产生、土地确权流转、城镇化发展等要素，将催生新一轮的经济与社会变化。
社会阶层凝固，内生机制缺失
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生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
何以见得呢？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以来，经常可以看到“投资怪圈”。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的做法。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上去了，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地方就叫苦了：财政收入下降了，GDP下降了。再加上失业增多，于是，又得回到宽松政策……如此来回，周而复始。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
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发展，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但它毕竟是为辅的，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我们知道，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比如刚才说的“投资怪圈”问题，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包括这些国营企业的问题，都跟内在机制有关系。
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社会阶层凝固化”。现在垂直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堵塞。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进校的大学生没有人感到自己受到了社会流动的限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到现在，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农民工的例子也是如此，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说不定将来孙子还是。这就是职业世袭化。
这种情况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吗？所以必须改革，改革内生机制，改革使得社会流动渠道畅通起来，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都要畅通起来。
土地需要确权，需要流转
最近我去了几个省，都讨论了土地确权的问题。在浙江，土地确权非常重要，先丈量土地，然后明确承包地的使用者，发使用权证；明确宅基地使用者，发使用权证；明确宅基地上的房产归谁，发房产证，三权三证。这样，整个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到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的萧山看看，农民的积极性高极了，说“现在我有了财产了”，“我有权证在手了”。
土地确权的第一个好处，农民座谈会上他们说，现在地是我的了，我有证了，谁都不能侵占我的地，不然就上法院告，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占走了，还要按你的价钱给（赔偿）？现在可以告了，确权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是有保障的。
第二个好处，土地流转有根据了。土地要流转，中国农村要规模化经营，农民愿意出去打工，他的田谁种？通过转包，通过租赁，通过入股等方式，土地流转在农村开展起来了。
还有重要的一点，根据调查，土地变多了，多了多少？根据对几个县的考察，多了20%以上。
一个原因是，当初承包时，因为每家都是小块地，都有田埂，田埂占地是不算在内的，经过这么多年土地重新规划以后，有些田埂就没了，所以说。土地丈量以后面积多了；另一个原因，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坏地两亩顶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通过30多年的耕种，坏地也慢慢变好了，一律按一亩算一亩，大家都服；第三个原因，当初土地是要交农业税的，报得越多，抽税就越重。所以能瞒报就瞒报，能少报就少报。现在不同，农业税取消了，没有了税的问题，而且在土地入股的情况下，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干吗要少报？不会多报，也不会少报。
在浙江省地区，20%的数值是没问题的，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6亿亩，多了3.6亿亩。
我们在浙江的农村里做了调查，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居民收入比例平均是三点几比一，城市占三点几，浙江杭州、嘉兴、湖州这三个市的比例，城市和农民收入比例是一点九比一，为什么农民收入增加那么多呢？
第一，农民可以自己经营土地，土地使用率提高，收入增加。比如，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规模经营，成为种植大户或企业的使用地，可以收取土地的租金。
第二，农民愿意在当地企业做工。赚取工资，这就有工作收入；愿意自己开店、开作坊，就有自己的营业收入。
第三，农民有房产收入。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了，农民就扩建房子，盖高了，我看到有四层楼的小院子，他可以出租给城里人住，城里人有小汽车或摩托车，在农村租房住，很方便，住的比在城里便宜。
农民收入提高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
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土地确权了，农民信用社、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因为土地）可以抵押。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质押是当铺，我把手镯、大衣放在你这里，换了钱以后来赎；抵押不一样，房子照住、土地照耕，到时候我再还钱，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
有位农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我总算有抵押品了”，过去他的宅基地不能抵押、土地不能抵押，自己住的房子也不能抵押。房子都不能抵押，他能有（财产性）收入吗？
农民说出租也难，因为他们没有产权证，如果外乡人来了住着不走了，或者不交房租，怎么办？跟他打官司太麻烦，因为没产权证。
在农村有“两个老鼠”的故事。农民到城里找到了好工作，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不出租，也不转让。一把锁给锁上，变成了老鼠窝，这就出了第一个“老鼠”。农民到了城里两手空空去打工，老婆孩子得安置啊，他们租什么房子？居民楼有地下室，有的地下室比较大，用纸板隔了很多间，这样就兴起了一个名词，“鼠族”——变“老鼠”了，过地下生活。
这些情况都表明了，在农村中大变化正在开始。
民间积极性是发展动力
中国发展的动力何在？就是民间，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向来如此。政府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在于发现这种积极性、调动这种积极性，使它逐步规范化。从农村承包制开始，全国农民就很有积极性，因为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前期，坐长途汽车，坐火车，就会看到一些农民打扮的人穿着西装，有的还打领带，拎着大包小包挤来挤去，这是什么人呢？是乡镇企业的推销人员，乡镇企业的产品政府是不管的，不纳入计划，需要自己去跑市场，所以他们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在全国走。很快，几年之后的中国，在计划体制边上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体制就被打破了。
还有经济特区，内地是计划分配物资，那里是市场调节，那里只能有个体工商户，经济特区建立以后，民营企业开始在那里成长起来了。
农业承包制确权、乡镇企业兴起、经济特区建立，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这三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这就是民间积极性的表现，今后同样是，民间积极性正在蕴藏着大动作。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
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就会受损。
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第一句话，“无民不稳”，没有民营，中国经济不稳定，就业问题没法儿解决；第二，“无民不富”，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要民富，民富怎么来？要靠民营经济发展，浙江人富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家里都是开小作坊、开工厂、做买卖的，靠民营经济起来而富的；第三，“无民不火”，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
所以中国的前景，充满着希望。
城乡一体化合流
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它的城市化也就进展到了一定程度。
但这个模式给他们造成了三个后果：第一个，城市拥挤，贫民窟、棚户区到处可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第二个，城里人不高兴了，因为生活质量下降了。城里的有钱人往乡下搬，乡下的穷人往城里搬，这就叫反城市化；最后还有一个，高度的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多。在西欧，农村人口大量存在于城市，同样会造成城市灾难，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80%的城镇化水平，会有12亿人进城，城市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中国要走适合国情的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老城区。老城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后来搬迁，工业建厂，然后又污染了，建立了棚户区，中国不叫“贫民窟”，叫“棚户区”。这个要改造，怎么政呢？工厂一律迁到新城区去，棚户区拆迁，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
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工业近园区，另外还有的叫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这些都是新城区。工业化、新兴产业主要是在这些地方，老城区的工厂也要往这儿搬。
新社区。新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它经过改造和拆除。但还缺几样东西：一是公共服务到位，二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些到位了，就会成为社会主义新社区，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城镇化要向这三个方向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那时候就不要叫“农民新社区”了，因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了，权利平等了
编辑 丁保祥
社会阶层凝固，内生机制缺失
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他的身体要保持健康，一定要靠内生机制的完善，必要的时候可以吃药、打针，但这毕竟是外生力量。我们的经济也是这样，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是内生机制还不完善。
何以见得呢？举个例子，最近几年以来，经常可以看到“投资怪圈”。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发展经济，要求中央采取扩大投资、增加信贷的做法。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上去了，形势迫使中央政府又采取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地方就叫苦了：财政收入下降了，GDP下降了。再加上失业增多，于是，又得回到宽松政策……如此来回，周而复始。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情况。
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发展，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当然有用，但它毕竟是为辅的，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我们知道，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比如刚才说的“投资怪圈”问题，这跟内在机制有关系，包括这些国营企业的问题，都跟内在机制有关系。
再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现象，“社会阶层凝固化”。现在垂直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越来越堵塞。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进校的大学生没有人感到自己受到了社会流动的限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到现在，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越来越窄，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农民工的例子也是如此，父亲是农民工，儿子还是农民工，说不定将来孙子还是。这就是职业世袭化。
这种情况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吗？所以必须改革，改革内生机制，改革使得社会流动渠道畅通起来，无论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都要畅通起来。
土地需要确权，需要流转
最近我去了几个省，都讨论了土地确权的问题。在浙江，土地确权非常重要，先丈量土地，然后明确承包地的使用者，发使用权证；明确宅基地使用者，发使用权证；明确宅基地上的房产归谁，发房产证，三权三证。这样，整个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到浙江嘉兴、湖州、杭州的萧山看看，农民的积极性高极了，说“现在我有了财产了”，“我有权证在手了”。
土地确权的第一个好处，农民座谈会上他们说，现在地是我的了，我有证了，谁都不能侵占我的地，不然就上法院告，你凭什么把我的地占走了，还要按你的价钱给（赔偿）？现在可以告了，确权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是有保障的。
第二个好处，土地流转有根据了。土地要流转，中国农村要规模化经营，农民愿意出去打工，他的田谁种？通过转包，通过租赁，通过入股等方式，土地流转在农村开展起来了。
还有重要的一点，根据调查，土地变多了，多了多少？根据对几个县的考察，多了20%以上。
一个原因是，当初承包时，因为每家都是小块地，都有田埂，田埂占地是不算在内的，经过这么多年土地重新规划以后，有些田埂就没了，所以说。土地丈量以后面积多了；另一个原因，当初在土地承包的时候，坏地两亩顶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通过30多年的耕种，坏地也慢慢变好了，一律按一亩算一亩，大家都服；第三个原因，当初土地是要交农业税的，报得越多，抽税就越重。所以能瞒报就瞒报，能少报就少报。现在不同，农业税取消了，没有了税的问题，而且在土地入股的情况下，土地出租者一亩算一亩，干吗要少报？不会多报，也不会少报。
在浙江省地区，20%的数值是没问题的，假如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18亿亩耕地将来会变成21.6亿亩，多了3.6亿亩。
我们在浙江的农村里做了调查，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全国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居民收入比例平均是三点几比一，城市占三点几，浙江杭州、嘉兴、湖州这三个市的比例，城市和农民收入比例是一点九比一，为什么农民收入增加那么多呢？
第一，农民可以自己经营土地，土地使用率提高，收入增加。比如，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规模经营，成为种植大户或企业的使用地，可以收取土地的租金。
第二，农民愿意在当地企业做工。赚取工资，这就有工作收入；愿意自己开店、开作坊，就有自己的营业收入。
第三，农民有房产收入。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了，农民就扩建房子，盖高了，我看到有四层楼的小院子，他可以出租给城里人住，城里人有小汽车或摩托车，在农村租房住，很方便，住的比在城里便宜。
农民收入提高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
对农民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土地确权了，农民信用社、村镇银行可以开展活动，农村金融活跃起来了，（因为土地）可以抵押。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质押是当铺，我把手镯、大衣放在你这里，换了钱以后来赎；抵押不一样，房子照住、土地照耕，到时候我再还钱，如果有问题就通过法院来解决。
有位农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现在我总算有抵押品了”，过去他的宅基地不能抵押、土地不能抵押，自己住的房子也不能抵押。房子都不能抵押，他能有（财产性）收入吗？
农民说出租也难，因为他们没有产权证，如果外乡人来了住着不走了，或者不交房租，怎么办？跟他打官司太麻烦，因为没产权证。
在农村有“两个老鼠”的故事。农民到城里找到了好工作，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不出租，也不转让。一把锁给锁上，变成了老鼠窝，这就出了第一个“老鼠”。农民到了城里两手空空去打工，老婆孩子得安置啊，他们租什么房子？居民楼有地下室，有的地下室比较大，用纸板隔了很多间，这样就兴起了一个名词，“鼠族”——变“老鼠”了，过地下生活。
这些情况都表明了，在农村中大变化正在开始。
民间积极性是发展动力
中国发展的动力何在？就是民间，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向来如此。政府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在于发现这种积极性、调动这种积极性，使它逐步规范化。从农村承包制开始，全国农民就很有积极性，因为承包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当时的积极性。 20世纪80年代前期，坐长途汽车，坐火车，就会看到一些农民打扮的人穿着西装，有的还打领带，拎着大包小包挤来挤去，这是什么人呢？是乡镇企业的推销人员，乡镇企业的产品政府是不管的，不纳入计划，需要自己去跑市场，所以他们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在全国走。很快，几年之后的中国，在计划体制边上出现了一个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体制就被打破了。
还有经济特区，内地是计划分配物资，那里是市场调节，那里只能有个体工商户，经济特区建立以后，民营企业开始在那里成长起来了。
农业承包制确权、乡镇企业兴起、经济特区建立，就像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这三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这就是民间积极性的表现，今后同样是，民间积极性正在蕴藏着大动作。
中国要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解决问题，除了发展民营经济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民营经济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
过去长期流行三句话：“无农不稳”，没有农业，社会不能稳定，因为要吃饭，要有粮食；“无工不富”，不发展工业，没有财政收入；“无商不活”，没有商业，城乡流通渠道就会受损。
现在三句话仍然有效，但补充的三句话更重要：第一句话，“无民不稳”，没有民营，中国经济不稳定，就业问题没法儿解决；第二，“无民不富”，我们的富不是单纯的国富，要民富，民富怎么来？要靠民营经济发展，浙江人富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家里都是开小作坊、开工厂、做买卖的，靠民营经济起来而富的；第三，“无民不火”，光靠国有商业能火吗？要有大量的民营经济，在城市里很多物流业是民营经济办的。
所以中国的前景，充满着希望。
城乡一体化合流
走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与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叫“城镇化”，叫“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过程，它的城市化也就进展到了一定程度。
但这个模式给他们造成了三个后果：第一个，城市拥挤，贫民窟、棚户区到处可见，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第二个，城里人不高兴了，因为生活质量下降了。城里的有钱人往乡下搬，乡下的穷人往城里搬，这就叫反城市化；最后还有一个，高度的城市化率，西欧国家在80%以上，美国就更高了，达到了90%多。在西欧，农村人口大量存在于城市，同样会造成城市灾难，如果再过几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80%的城镇化水平，会有12亿人进城，城市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中国要走适合国情的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老城区。老城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后来搬迁，工业建厂，然后又污染了，建立了棚户区，中国不叫“贫民窟”，叫“棚户区”。这个要改造，怎么政呢？工厂一律迁到新城区去，棚户区拆迁，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
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工业近园区，另外还有的叫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这些都是新城区。工业化、新兴产业主要是在这些地方，老城区的工厂也要往这儿搬。
新社区。新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子，它经过改造和拆除。但还缺几样东西：一是公共服务到位，二是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些到位了，就会成为社会主义新社区，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城镇化要向这三个方向走，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那时候就不要叫“农民新社区”了，因为城乡居民一体化了，权利平等了
编辑 丁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