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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公元1641~1707年,明靖江王赞仪十世孙,朱亨嘉之子,明亡后为避难剃发为僧,法号石涛,又名大涤子、原济、苦瓜和尚。从明朝遗民到清朝僧人,他经历了新朝旧代,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一身苦楚无处泄,逐寄情于书画,聊以自娱,因此造就了他后来在艺术上的成就。石涛一生的创作,基本是在大自然里遨游,着重看其关注的题材,形成了他“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核心,除此之外,其“一画论”“我自用我法”等也是《石涛画语录》中重要的美学思想,影响近现代画坛。
一、早期流亡—生平负遥商,涉念遗尘埃
石涛幼年藏身于靖江王府不远处的一坐寺庙中,具体地址不详,但石涛自称全州人,因此可知应为今广西省全州市。石涛在此生长至十或十一岁便由其“保护者”喝涛携往游历,两人渡潇湘过洞庭,最后至武昌。喝涛号鹿翁,工诗画,早期将石涛从靖江王府的杀戮中解救出来,后两人相依为命,一道入僧。石涛从小得喝涛庇佑,亦受其书画影响,石涛14岁所作《兰竹图》,可见应有喝涛的影子。
早期的经历和绘画,是石涛搜尽奇峰的第一步。
在武昌的二年,石涛前往杭州拜臣僧“善果施庵本月”为师,施庵乃木陈徒,顺治年间两人身受顺治帝器重,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得道高僧,后施庵退隐松江,年轻的石涛便在此时来此拜了师。施庵不仅佛学知识渊博,且诗书画无所不会,石涛在施庵门下虔心修行佛法,闲暇之时向施庵学诗文书画,可以说,如果喝涛是石涛艺术上的启蒙之师,那么施庵则是他艺术与思想上的推动者,此时期石涛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改进,他开始受禅学思想的熏陶,后又结合道家与儒家的范畴.终受善果施庵本月禅师的启示,萌发了“一画论”的美学观点,
二、梦游徽州—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
施庵对其门徒要求极高,石涛在《生平行》中表示: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可证,于是在施庵的严厉要求下,石涛与喝涛开始了进一步的游历,两人下一步的行程便落在了安徽,安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供养了这两位当时潜心学艺的修佛之人,两人才至安徽,便将宣城作为落脚点,并在宣城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文人社群,除了宣城外,石涛最常去的便是歙县,歙县有两个原因深深吸引着石涛,一便是安徽境内大部分的绘画与艺术都收藏于此,也是徽商最活跃的区域,经济文化可谓达到了当时顶峰,并且石涛在此收到了当地太守曹丁望的礼遇;其二便是黄山离此近,石涛对黄山仰慕已久,今终到山脚,岂有不去之理,于是,在石涛逗留徽州十余年时间里,他三上黄山,并与当地画家梅清相识,两人惺惺相惜,同游黄山,石涛为黄山的奇峰怪石等景色倾倒,对黄山的烟云变化体验颇深,多次作《黄山》图册,赠与曹鼎望,并自写《种松图小像》。
可以说,此次在徽州的游历使得石涛的技法与思想发生了更大层次的突破,尤其是他多上黄山,黄山的奇景为他的艺术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才让石涛观自然,师法自然,以自然为师,开启了他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第二步。
石涛最大的收获便是与当地文人梅清的相识,梅清在画学理论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且风格亦是洒脱不羁,我行我素,石涛十分赏识,其“我自用我法”的个性思想便是受梅清启发而来。
三、缘会金陵—因缘会遇良非偶,始信枝栖未易栖
南京自古便是文人荟萃,人杰地灵之地,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让这座古城散发着迷人的光泽。1680年春,石涛在此住得十分舒心。是时,石涛已声名所显,有不少南京本地文人骚客前去拜访,其一便是戴本孝,戴本孝字务旃,安徽休宁人,时年以一幅《华山图册》名噪一时,石涛与本孝以诗画会友,屡次写诗相赠,受本孝的影响石涛的艺术在四王死气沉沉的摩古画风中爆发。
在南京另一位重要友人要数屈大均,屈大均又名翁山,广东番禺人,是当时被认为与傅山齐名的进步思想家兼诗人,石涛的进步思想,包括他所接受的道,释,儒家哲学,很大一部分来于这位知识分子,在思想固封的年代,结交一些知识分子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思想家和思想家之间才会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播,也正因此,石涛的个性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哲学思想得到萌芽,大胆创新。石涛欣赏屈大均的诗,邀屈大均为其《种松图小像》题诗,屈大均也作《石公种松歌》与之呼应。
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缘由,从少年的喝涛,到他的师傅施庵本月,木陈,后来的梅清,戴本孝以及屈大均,从武昌到宣城,到南京,期间石涛还来往过杭州,扬州等,这些都是石涛寻求美学之路必不可少的历程。
这便是石涛搜尽奇峰的第三步,当然,这里的奇峰不再是外观物象中的奇峰。
四、三年北京—感君洗我心,愧我污君眸
石涛在南京驻留了四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改变了石涛的人生方向。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为收买前朝遗民,康熙特地在南京祭拜了前朝陵墓,石涛位于接待之列,康熙帝钦点石涛名讳,并大为赞之,石涛心下十分欢心,感恩戴德。无独有偶,康熙二十八年,皇帝二下江南,亲自传见石涛,石涛欣喜若狂,作《海宴河清图》歌颂清王朝和康熙帝,并刻“臣僧原济”印章。石涛意识到,他的政治机遇来了,于是石涛毅然起身北上,欲步师祖木陈以及师傅施庵禅宗大师的后尘。
石涛实在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尚,他較其他僧侣多了一味世俗,然正是这些“动”的世俗因素才助长了美学思想的革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石涛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资源。
石涛之“动”,“动”在他贪欲名利,石涛上京后寓居于慈园寺,京城的路子更广了,石涛所接触的已经不仅仅是文人墨客,更有达官贵人。京城显赫,辅国将军博尔都便是其中一位,博尔都善画,喜收藏,极尽风雅,更愿结交像石涛这样声名显赫的画家,石涛多次主动为博尔都临摹作品。彼时,石涛大部分的创作,皆是为了取悦帝王和贵族,铺垫自己上流社会的路子。
然石涛却走错了“路”,清廷的“冷落”让石涛措手不及,最终心灰意冷。而在此时他受邀,为且憨斋主人慎庵作《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此图画面老气横秋,恣纵挥洒,苔点密布,繁重厚实。由此观之,我们便可以推算出他的心境,石涛在政治上的失意几乎都寄托在了这幅画中,他的不甘,他的郁气,他的才华无人识,他的苦楚无处诉,诉在了作品中。
五、定居扬州—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
在北京的种种遭遇让石涛决定南下,康熙三十二年,石涛回了扬州,于小秦淮河东岸筑起了大涤草堂。石涛在晚年终是有了自己的住所,从此,过上了职业画家的生活。石涛每日应酬,为好友作画卖画。据统计,石涛传世作品有一半出于此时期,并涉猎花卉,人物,鱼虫等多种题材。其后,石涛便编撰了《石涛画语录》这一传世绘画理论著作,1707年,石涛卒于扬州。
现代学者称,《画语录》已不仅仅是一本美学理论著作,他阐释了道、释、儒三家哲学理论的精髓,据考证,石涛晚年有脱下袈裟、追随道学的经历。这就解释了他的《话语录》为什么占主流的皆是道家思想。其“一画论”便是受道家启发而来,最早可追溯道家始祖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搜尽奇峰打草稿”亦是运用辩证法的观点,遵循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佛家思想就更明显了,石涛本就是僧侣,加上施庵的佛学教诲,石涛将佛学用语大量运用在《画语录》,“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中,鸟兽之美,亭台之秀皆是由心灵感受而起,正如佛家提倡相由心生。
《石涛画语录》以其深奥的理论和充满革新的美学思想,让后人讴歌不已,著名学者俞剑华称其为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杰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一、早期流亡—生平负遥商,涉念遗尘埃
石涛幼年藏身于靖江王府不远处的一坐寺庙中,具体地址不详,但石涛自称全州人,因此可知应为今广西省全州市。石涛在此生长至十或十一岁便由其“保护者”喝涛携往游历,两人渡潇湘过洞庭,最后至武昌。喝涛号鹿翁,工诗画,早期将石涛从靖江王府的杀戮中解救出来,后两人相依为命,一道入僧。石涛从小得喝涛庇佑,亦受其书画影响,石涛14岁所作《兰竹图》,可见应有喝涛的影子。
早期的经历和绘画,是石涛搜尽奇峰的第一步。
在武昌的二年,石涛前往杭州拜臣僧“善果施庵本月”为师,施庵乃木陈徒,顺治年间两人身受顺治帝器重,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得道高僧,后施庵退隐松江,年轻的石涛便在此时来此拜了师。施庵不仅佛学知识渊博,且诗书画无所不会,石涛在施庵门下虔心修行佛法,闲暇之时向施庵学诗文书画,可以说,如果喝涛是石涛艺术上的启蒙之师,那么施庵则是他艺术与思想上的推动者,此时期石涛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改进,他开始受禅学思想的熏陶,后又结合道家与儒家的范畴.终受善果施庵本月禅师的启示,萌发了“一画论”的美学观点,
二、梦游徽州—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
施庵对其门徒要求极高,石涛在《生平行》中表示:三战神机上法堂,几遭毒手归鞭骤。可证,于是在施庵的严厉要求下,石涛与喝涛开始了进一步的游历,两人下一步的行程便落在了安徽,安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供养了这两位当时潜心学艺的修佛之人,两人才至安徽,便将宣城作为落脚点,并在宣城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文人社群,除了宣城外,石涛最常去的便是歙县,歙县有两个原因深深吸引着石涛,一便是安徽境内大部分的绘画与艺术都收藏于此,也是徽商最活跃的区域,经济文化可谓达到了当时顶峰,并且石涛在此收到了当地太守曹丁望的礼遇;其二便是黄山离此近,石涛对黄山仰慕已久,今终到山脚,岂有不去之理,于是,在石涛逗留徽州十余年时间里,他三上黄山,并与当地画家梅清相识,两人惺惺相惜,同游黄山,石涛为黄山的奇峰怪石等景色倾倒,对黄山的烟云变化体验颇深,多次作《黄山》图册,赠与曹鼎望,并自写《种松图小像》。
可以说,此次在徽州的游历使得石涛的技法与思想发生了更大层次的突破,尤其是他多上黄山,黄山的奇景为他的艺术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才让石涛观自然,师法自然,以自然为师,开启了他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第二步。
石涛最大的收获便是与当地文人梅清的相识,梅清在画学理论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且风格亦是洒脱不羁,我行我素,石涛十分赏识,其“我自用我法”的个性思想便是受梅清启发而来。
三、缘会金陵—因缘会遇良非偶,始信枝栖未易栖
南京自古便是文人荟萃,人杰地灵之地,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让这座古城散发着迷人的光泽。1680年春,石涛在此住得十分舒心。是时,石涛已声名所显,有不少南京本地文人骚客前去拜访,其一便是戴本孝,戴本孝字务旃,安徽休宁人,时年以一幅《华山图册》名噪一时,石涛与本孝以诗画会友,屡次写诗相赠,受本孝的影响石涛的艺术在四王死气沉沉的摩古画风中爆发。
在南京另一位重要友人要数屈大均,屈大均又名翁山,广东番禺人,是当时被认为与傅山齐名的进步思想家兼诗人,石涛的进步思想,包括他所接受的道,释,儒家哲学,很大一部分来于这位知识分子,在思想固封的年代,结交一些知识分子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思想家和思想家之间才会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播,也正因此,石涛的个性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哲学思想得到萌芽,大胆创新。石涛欣赏屈大均的诗,邀屈大均为其《种松图小像》题诗,屈大均也作《石公种松歌》与之呼应。
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缘由,从少年的喝涛,到他的师傅施庵本月,木陈,后来的梅清,戴本孝以及屈大均,从武昌到宣城,到南京,期间石涛还来往过杭州,扬州等,这些都是石涛寻求美学之路必不可少的历程。
这便是石涛搜尽奇峰的第三步,当然,这里的奇峰不再是外观物象中的奇峰。
四、三年北京—感君洗我心,愧我污君眸
石涛在南京驻留了四年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改变了石涛的人生方向。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为收买前朝遗民,康熙特地在南京祭拜了前朝陵墓,石涛位于接待之列,康熙帝钦点石涛名讳,并大为赞之,石涛心下十分欢心,感恩戴德。无独有偶,康熙二十八年,皇帝二下江南,亲自传见石涛,石涛欣喜若狂,作《海宴河清图》歌颂清王朝和康熙帝,并刻“臣僧原济”印章。石涛意识到,他的政治机遇来了,于是石涛毅然起身北上,欲步师祖木陈以及师傅施庵禅宗大师的后尘。
石涛实在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尚,他較其他僧侣多了一味世俗,然正是这些“动”的世俗因素才助长了美学思想的革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石涛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资源。
石涛之“动”,“动”在他贪欲名利,石涛上京后寓居于慈园寺,京城的路子更广了,石涛所接触的已经不仅仅是文人墨客,更有达官贵人。京城显赫,辅国将军博尔都便是其中一位,博尔都善画,喜收藏,极尽风雅,更愿结交像石涛这样声名显赫的画家,石涛多次主动为博尔都临摹作品。彼时,石涛大部分的创作,皆是为了取悦帝王和贵族,铺垫自己上流社会的路子。
然石涛却走错了“路”,清廷的“冷落”让石涛措手不及,最终心灰意冷。而在此时他受邀,为且憨斋主人慎庵作《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此图画面老气横秋,恣纵挥洒,苔点密布,繁重厚实。由此观之,我们便可以推算出他的心境,石涛在政治上的失意几乎都寄托在了这幅画中,他的不甘,他的郁气,他的才华无人识,他的苦楚无处诉,诉在了作品中。
五、定居扬州—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
在北京的种种遭遇让石涛决定南下,康熙三十二年,石涛回了扬州,于小秦淮河东岸筑起了大涤草堂。石涛在晚年终是有了自己的住所,从此,过上了职业画家的生活。石涛每日应酬,为好友作画卖画。据统计,石涛传世作品有一半出于此时期,并涉猎花卉,人物,鱼虫等多种题材。其后,石涛便编撰了《石涛画语录》这一传世绘画理论著作,1707年,石涛卒于扬州。
现代学者称,《画语录》已不仅仅是一本美学理论著作,他阐释了道、释、儒三家哲学理论的精髓,据考证,石涛晚年有脱下袈裟、追随道学的经历。这就解释了他的《话语录》为什么占主流的皆是道家思想。其“一画论”便是受道家启发而来,最早可追溯道家始祖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搜尽奇峰打草稿”亦是运用辩证法的观点,遵循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核心思想。佛家思想就更明显了,石涛本就是僧侣,加上施庵的佛学教诲,石涛将佛学用语大量运用在《画语录》,“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中,鸟兽之美,亭台之秀皆是由心灵感受而起,正如佛家提倡相由心生。
《石涛画语录》以其深奥的理论和充满革新的美学思想,让后人讴歌不已,著名学者俞剑华称其为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杰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