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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中关系在经过2010年的跌宕起伏后，于2011年转向稳定并开始取得实质性改善，其明显标志就是胡锦涛年初对华盛顿的国事访问以及2011年5月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举行。中美关系正在从“不稳定”或“脆弱的稳定”朝着“实质性的稳定”迈进。鉴于两国关系的客观复杂性、这种关系的全球性特征、两国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两国的规模大得惊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相互重叠的国家安全利益，相互之间存在竞争是很自然的，但这并非一种冷战式的竞争。未来美中关系很可能仍将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混合体，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扩大合作范围并管理和减少竞争范围。
【关键词】美中关系 脆弱 稳定 合作
【作者简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教授
本文旨在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现状、影响美中关系的动力以及美中关系的前瞻提出一些看法。
寻求稳定与平衡
美中关系在经过2010年的跌宕起伏后，于2011年转向稳定并开始取得实质性改善。美中关系的这种转变和改善主要归功于两大事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2011年5月举行的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海军上将马伦今夏对中国的访问也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尽管至今双方战略疑虑犹存，而且双边关系继续存在不确定因素，但上述事件在抑制2009－2010年美中关系的恶化并为双边关系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互谅互尊以及相互理解对方国家的观点、政策和利益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如果说2010年的双边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不稳定”或“脆弱的稳定”的话，那么，现在我认为我们正朝着“实质性的稳定”迈进。正如我下面将要讨论的，胡锦涛今年1月国事访问时中美所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达成的（战略）成果和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列出了一张长长的双方领域合作清单，涵盖了双边合作和努力缩小分歧的一些重要领域以及未来双边合作的领域。
中美关系的改善同北京着力修复它同东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欧盟的紧张关系是同步的。中国甚至同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也遇到了困难。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2009－2010年期间遇到了波折和倒退。这些令人不快的关系也许都是一些由个体原因造成的个案，但它们加起来即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清晰的全球模式。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我们看到了中国官方切切实实地为和解并修复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作的努力。中国似乎在2010年底就已开始有所反省并在2011年进行了政策调整。
中国通过在2月份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今年夏天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温家宝总理今年春天访问该地区，努力改善同东盟的关系。同样，今年春天胡锦涛主席同印度总理辛格在海南岛召开的金砖四国峰会上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会谈。此外，北京还通过双边外交同其他一些国家改善了关系。总而言之，今年的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我并不是说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已经如同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完好无损了，但中国有意识地稳定和改善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努力却是有目共睹的。
就美国而言，奥巴马政府已经明确将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和与亚太地区的总体关系置于美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地位，两者都受到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的重点关注。最近，副总统拜登在其中国之行和返回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公开强调了处理好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从象征性转向实质性
我们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描述美中关系现状呢？
也许评判美中关系全貌最好的方法是解析今年1月和5月发表的两个重要文件，因为它们描绘出了双边关系的全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件只是反映了双方公开讨论和达成一致的领域，因为很明显，还有很多讨论的、达成一致的、产生分歧的领域隐藏在幕后。例如，双方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显然用了大量时间讨论了中东局势，而这些东西并没有在“战略轨道会谈成果”文件中出现。 此外，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还在宴会上私下会谈了数小时。而前不久，副总统拜登和习近平相聚了9个小时。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国务卿克林顿和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也进行了数小时私下谈话。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没有对外公布的互动。因此，我等学者只能分析揣摩公开发表的文件。
这些文件中有许多东西可圈可点，将它们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份真正地指向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一个共同的愿景。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这样的文件只有双方去努力贯彻执行才会真正有用。因为不管愿景如何美好，一些事件往往会干扰和阻碍其实现。
例如，2009年奥巴马对北京国事访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 该联合声明也是一份愿景性文件，并为两国关系在5个领域中进一步发展设定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框架结构：1.双边关系；2.建立并依赖战略信任；3.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恢复；4.处理地区和全球挑战；5.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但联合声明发表不出俩月该愿景便折戟于两国间连绵不断的矛盾与分歧中：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奥巴马接待达赖喇嘛、两国间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谷歌事件、中国的网络自由以及一系列商贸纠纷等。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结束时发表的美中联合声明也一样的充满愿景，而且联合声明是峰会前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广泛而又艰难的谈判的结果。它包含41个项目，涉及的领域几乎同2009年联合声明所涉及的领域一样（加上高层和民间交往），但是相比之下这是一份更务实、少浮夸的文件。 双方在文件中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建设一个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盛、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的中国。”双方均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降低了调门。
联合声明宣布了在众多领域推动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恢复法律专家对话、人权对话、军事交流、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航天领域合作对话交流、关于中美人文交流的高层磋商、继续举行中美商贸联委会和建立省州长论坛。联合声明还提出了长长的、一系列的继续举行双边协商的地区、全球外交领域：朝鲜、伊朗、苏丹、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安全、传染病和饥饿、扶贫、反海盗、反恐、救灾、网络安全、跨国犯罪、贩卖人口等。联合声明还包含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建立一个全面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
总之，2011年的联合声明是一个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文件。文件中所提及的许多事项已在文件发表后的4个月中陆续实行并且在5月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取得具体进展。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复杂的、为时两天多的会议。它包括全体会议、正式宴会、两个独立轨道的对话（战略的和经济的）、各项议题的分组会议和一对一高层会谈。除了关于中国的人权议题外——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议题——其他所有会议的气氛是专业的、坦率的和务实的。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军官（马晓天将军）第一次参加了会议并开创了一个独立的“次对话”（a separate sub-dialogue），即美中战略安全对话（SSD）。这次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涉及两个议题：网络安全和海洋安全。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包含48点的“战略轨道会谈成果”声明。在经济方面，会议产生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和“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清单”。所有这三个文件都值得我们关注。
战略轨道的48点声明同2011年1月联合声明在实质性领域方面许多都是类似的。明显不同的是，战略经济对话文件对在各领域实行切实的合作规定了更加制度化的机制。文件提及之前签署的各项协议执行状况，而且这轮对话似乎比过去的几轮对话更加注重继续和彻底履行协议。
文件还着手开始在一些新领域进行互动，诸如海岸警卫和海关打击贩运放射性材料和关于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战略经济对话首次提出的新的合作领域还包括清洁能源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和环境保护、海洋、大气、气象联合研究，海洋渔业合作等。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地区性问题则在两国外交部助理国务卿/司一级层面上进行商讨，包括亚太（第一次涉及）、南亚、中亚、西南亚和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加勒比海。
经济方面，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签署了旨在推动“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美中“全面框架文件”。文件讨论了相互“再平衡”和两国宏观经济合作，以及两国在20国集团框架、亚太经合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框架下对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和恢复所应发挥的关键作用。双方还确认了一些双边关注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清洁能源、科学技术革新、改善公司治理、美国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商品、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双边直接投资以及汇率问题等。讨论还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动荡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国际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恢复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等。这是一整套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即便不存在所谓的“G2”，上述讨论和文件足以说明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上举足轻重。
因此，最近一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看来尤为成功：双方都表示满意，并且事实证明双方已经形成实际合作的局面。正如美国官员在对话期间反复强调的，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合作的习惯”。看来，这已经认认真真地开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另一个关联目的是打破“官僚主义的壁炉管道”（bureaucratic stovepipes），并把不同政府机关的官员带进同一个屋子里，这些人不论在自己的政府内或在双方政府之间都不常见面。看来这两个目的都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实现了。
总之，2011年会议及其成果文件反映出双边关系制度化达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双方签署和更新了大量的协议，并且各政府机构正在定期互动和交流。这对周期性遭到外部“冲击”的双边关系是一种有力的缓冲。也许还存在建立更常规化的工作小组（WGs）或更制度化机制的空间，但仅目前存在的对话机制的数量（60多个）已经令人印象相当深刻了。
前瞻
对双方来说似乎非常明显的是，作为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2011年5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果，中美关系已经稳定和改善了。2010年美中关系的衰退已经被制止，扭转衰退已经取得了进展。相应的，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一种 “新动力”已经注入美中关系中。这种新动力并非水到渠成（by osmosis）的，而是通过双方努力工作和精心规划而促成的。
尽管这种新动力令人鼓舞，但人们依然要“谨慎乐观”，任何一个长期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观察家都必须在进行预测时既乐观又谨慎。过去四十年来，我们见证了许多双边关系良好时期，但继之而来的就是紧张、摩擦甚至“危机”。试图在双边关系上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始终是难有把握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体现在许多层面和许多领域。现在，这也是一种真正全球化了的关系。美中两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和一些具体事务方面正在不断地相互冲撞，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正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之间进行的一种地区对话的价值所在，它每年进行一次，涉及世界上三个地区：中亚和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些次对话机制（sub-dialogues）实在太重要了（应使这些对话机制更加频繁、更加机制化并形成不断发展的工作小组），因为我们两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具有全球存在的国家。中国现在是一个全球行为者，并且渐渐地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的话，中国将会逐渐影响美国在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利益和资产。因此，两国政府以及两国学术界和智库开始对这些不同地区进行深入对话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两国关系的客观复杂性、这种关系的全球性特征、两国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两国的规模大得惊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相互重叠的国家安全利益，两国关系中有一种竞争性的动力是很自然的。竞争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和不信任，这也是可以预料的。而期待一个和谐的、顺利的、完全合作的美中关系却是不现实的。双方都必须接受：竞争性的动力是自然的。但这不是一种冷战式的竞争，虽然这种竞争中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意涵。
正因为认识到这种竞争的性质，所以才安排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双边交流，既有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交流，也有贯穿全年的交流。这种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越深，双边关系就越好。定期互动可以缩小分歧、减少误判并很可能形成“合作的习惯”。我称其为“两个I”: 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这是美中关系最好的保障。
双方现在需要设法巩固最近取得的成果并依赖2011年1月以来所取得的势头。既然人们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抱“谨慎乐观”，那么，我们亦必须考虑一些变量——水下的暗礁——将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美中关系。让我来归纳几条：
美国经济的性质。美国正濒临另一次衰退的边缘，背负高债务、高失业和政治僵局，这迫使其采取建设性的政策以便将美国经济拉回增长轨道。假如美国和欧洲滑向衰退，那么，这一定会对全球造成消极影响，也肯定会对中国造成消极影响。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将更加全面地下降，而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将相应上升。但是，这两个判断我们都得小心。尽管美国地位相对过去确实正在衰落，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况且美国之前曾多次表现出弹性。同样地，尽管中国的财富、力量和影响力也都在相对增长——但是中国仍远不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大国。中国在全球意义上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仍然相对有限。
即将出现的2012年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的选举和领导人交接。这些都会对美中关系平添一层不确定因素。我个人认为这三个选举中至少有两个有连续性：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但我不敢确定奥巴马的连任机会有多大可能。
尽管双边军事交流已经恢复，但还很脆弱，两军之间、两国安全部门之间的相互战略猜疑依然存在。
美国进一步向台湾军售和与台湾防务合作的影响。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最近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决定要对台湾现存的F-16战斗机 (150架)升级，而不是出售全新的战斗机。问题是：中国会怎么反应？这会不会造成又一次两军交流的暂停，使过去8个月的进展前功尽弃，并给美中关系罩上一层新的阴霾？我真诚地希望不会。
“热点”问题——朝鲜、伊朗、利比亚——将继续对两国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国际和地区的多边机制改革也将是我们两国如何互动前进的变量——全球和地区机制是不断变化并需要改革的。这给美中两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共事的机会——包括双边形式的共事和多边形式的共事——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制秩序，它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和二战后秩序基础之上，但又结合新的多极化的现实。
这里提到的只是明年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些重要变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很可能继续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混合体。再说，这是自然的和可以预料的。正如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们的使命就是扩大合作范围并管理和减少竞争范围。我们这些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人员一刻不能停歇——因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和责任：扩大合作、减少误解和推动和平竞争。
（鲍世奋译，张沛校译）
【关键词】美中关系 脆弱 稳定 合作
【作者简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教授
本文旨在对当前美中关系的现状、影响美中关系的动力以及美中关系的前瞻提出一些看法。
寻求稳定与平衡
美中关系在经过2010年的跌宕起伏后，于2011年转向稳定并开始取得实质性改善。美中关系的这种转变和改善主要归功于两大事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以及2011年5月举行的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海军上将马伦今夏对中国的访问也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尽管至今双方战略疑虑犹存，而且双边关系继续存在不确定因素，但上述事件在抑制2009－2010年美中关系的恶化并为双边关系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互谅互尊以及相互理解对方国家的观点、政策和利益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如果说2010年的双边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不稳定”或“脆弱的稳定”的话，那么，现在我认为我们正朝着“实质性的稳定”迈进。正如我下面将要讨论的，胡锦涛今年1月国事访问时中美所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达成的（战略）成果和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列出了一张长长的双方领域合作清单，涵盖了双边合作和努力缩小分歧的一些重要领域以及未来双边合作的领域。
中美关系的改善同北京着力修复它同东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欧盟的紧张关系是同步的。中国甚至同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也遇到了困难。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2009－2010年期间遇到了波折和倒退。这些令人不快的关系也许都是一些由个体原因造成的个案，但它们加起来即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清晰的全球模式。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我们看到了中国官方切切实实地为和解并修复同这些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作的努力。中国似乎在2010年底就已开始有所反省并在2011年进行了政策调整。
中国通过在2月份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今年夏天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温家宝总理今年春天访问该地区，努力改善同东盟的关系。同样，今年春天胡锦涛主席同印度总理辛格在海南岛召开的金砖四国峰会上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会谈。此外，北京还通过双边外交同其他一些国家改善了关系。总而言之，今年的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我并不是说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已经如同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样完好无损了，但中国有意识地稳定和改善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努力却是有目共睹的。
就美国而言，奥巴马政府已经明确将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和与亚太地区的总体关系置于美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地位，两者都受到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的重点关注。最近，副总统拜登在其中国之行和返回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都公开强调了处理好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从象征性转向实质性
我们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描述美中关系现状呢？
也许评判美中关系全貌最好的方法是解析今年1月和5月发表的两个重要文件，因为它们描绘出了双边关系的全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件只是反映了双方公开讨论和达成一致的领域，因为很明显，还有很多讨论的、达成一致的、产生分歧的领域隐藏在幕后。例如，双方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显然用了大量时间讨论了中东局势，而这些东西并没有在“战略轨道会谈成果”文件中出现。 此外，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还在宴会上私下会谈了数小时。而前不久，副总统拜登和习近平相聚了9个小时。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国务卿克林顿和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也进行了数小时私下谈话。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没有对外公布的互动。因此，我等学者只能分析揣摩公开发表的文件。
这些文件中有许多东西可圈可点，将它们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份真正地指向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路线图——一个共同的愿景。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这样的文件只有双方去努力贯彻执行才会真正有用。因为不管愿景如何美好，一些事件往往会干扰和阻碍其实现。
例如，2009年奥巴马对北京国事访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 该联合声明也是一份愿景性文件，并为两国关系在5个领域中进一步发展设定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框架结构：1.双边关系；2.建立并依赖战略信任；3.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恢复；4.处理地区和全球挑战；5.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但联合声明发表不出俩月该愿景便折戟于两国间连绵不断的矛盾与分歧中：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奥巴马接待达赖喇嘛、两国间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谷歌事件、中国的网络自由以及一系列商贸纠纷等。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结束时发表的美中联合声明也一样的充满愿景，而且联合声明是峰会前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广泛而又艰难的谈判的结果。它包含41个项目，涉及的领域几乎同2009年联合声明所涉及的领域一样（加上高层和民间交往），但是相比之下这是一份更务实、少浮夸的文件。 双方在文件中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建设一个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盛、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的中国。”双方均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降低了调门。
联合声明宣布了在众多领域推动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恢复法律专家对话、人权对话、军事交流、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航天领域合作对话交流、关于中美人文交流的高层磋商、继续举行中美商贸联委会和建立省州长论坛。联合声明还提出了长长的、一系列的继续举行双边协商的地区、全球外交领域：朝鲜、伊朗、苏丹、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安全、传染病和饥饿、扶贫、反海盗、反恐、救灾、网络安全、跨国犯罪、贩卖人口等。联合声明还包含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建立一个全面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另一部分则是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
总之，2011年的联合声明是一个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文件。文件中所提及的许多事项已在文件发表后的4个月中陆续实行并且在5月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取得具体进展。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复杂的、为时两天多的会议。它包括全体会议、正式宴会、两个独立轨道的对话（战略的和经济的）、各项议题的分组会议和一对一高层会谈。除了关于中国的人权议题外——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议题——其他所有会议的气氛是专业的、坦率的和务实的。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的军官（马晓天将军）第一次参加了会议并开创了一个独立的“次对话”（a separate sub-dialogue），即美中战略安全对话（SSD）。这次美中战略安全对话涉及两个议题：网络安全和海洋安全。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包含48点的“战略轨道会谈成果”声明。在经济方面，会议产生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和“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清单”。所有这三个文件都值得我们关注。
战略轨道的48点声明同2011年1月联合声明在实质性领域方面许多都是类似的。明显不同的是，战略经济对话文件对在各领域实行切实的合作规定了更加制度化的机制。文件提及之前签署的各项协议执行状况，而且这轮对话似乎比过去的几轮对话更加注重继续和彻底履行协议。
文件还着手开始在一些新领域进行互动，诸如海岸警卫和海关打击贩运放射性材料和关于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战略经济对话首次提出的新的合作领域还包括清洁能源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和环境保护、海洋、大气、气象联合研究，海洋渔业合作等。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地区性问题则在两国外交部助理国务卿/司一级层面上进行商讨，包括亚太（第一次涉及）、南亚、中亚、西南亚和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加勒比海。
经济方面，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签署了旨在推动“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美中“全面框架文件”。文件讨论了相互“再平衡”和两国宏观经济合作，以及两国在20国集团框架、亚太经合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框架下对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和恢复所应发挥的关键作用。双方还确认了一些双边关注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清洁能源、科学技术革新、改善公司治理、美国对中国出口高科技商品、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双边直接投资以及汇率问题等。讨论还涉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动荡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国际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恢复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等。这是一整套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即便不存在所谓的“G2”，上述讨论和文件足以说明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上举足轻重。
因此，最近一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看来尤为成功：双方都表示满意，并且事实证明双方已经形成实际合作的局面。正如美国官员在对话期间反复强调的，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合作的习惯”。看来，这已经认认真真地开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另一个关联目的是打破“官僚主义的壁炉管道”（bureaucratic stovepipes），并把不同政府机关的官员带进同一个屋子里，这些人不论在自己的政府内或在双方政府之间都不常见面。看来这两个目的都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实现了。
总之，2011年会议及其成果文件反映出双边关系制度化达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双方签署和更新了大量的协议，并且各政府机构正在定期互动和交流。这对周期性遭到外部“冲击”的双边关系是一种有力的缓冲。也许还存在建立更常规化的工作小组（WGs）或更制度化机制的空间，但仅目前存在的对话机制的数量（60多个）已经令人印象相当深刻了。
前瞻
对双方来说似乎非常明显的是，作为胡锦涛主席2011年1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2011年5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果，中美关系已经稳定和改善了。2010年美中关系的衰退已经被制止，扭转衰退已经取得了进展。相应的，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一种 “新动力”已经注入美中关系中。这种新动力并非水到渠成（by osmosis）的，而是通过双方努力工作和精心规划而促成的。
尽管这种新动力令人鼓舞，但人们依然要“谨慎乐观”，任何一个长期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观察家都必须在进行预测时既乐观又谨慎。过去四十年来，我们见证了许多双边关系良好时期，但继之而来的就是紧张、摩擦甚至“危机”。试图在双边关系上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始终是难有把握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体现在许多层面和许多领域。现在，这也是一种真正全球化了的关系。美中两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和一些具体事务方面正在不断地相互冲撞，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正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之间进行的一种地区对话的价值所在，它每年进行一次，涉及世界上三个地区：中亚和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些次对话机制（sub-dialogues）实在太重要了（应使这些对话机制更加频繁、更加机制化并形成不断发展的工作小组），因为我们两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具有全球存在的国家。中国现在是一个全球行为者，并且渐渐地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的话，中国将会逐渐影响美国在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利益和资产。因此，两国政府以及两国学术界和智库开始对这些不同地区进行深入对话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两国关系的客观复杂性、这种关系的全球性特征、两国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两国的规模大得惊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相互重叠的国家安全利益，两国关系中有一种竞争性的动力是很自然的。竞争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和不信任，这也是可以预料的。而期待一个和谐的、顺利的、完全合作的美中关系却是不现实的。双方都必须接受：竞争性的动力是自然的。但这不是一种冷战式的竞争，虽然这种竞争中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意涵。
正因为认识到这种竞争的性质，所以才安排这样高度制度化的双边交流，既有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交流，也有贯穿全年的交流。这种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越深，双边关系就越好。定期互动可以缩小分歧、减少误判并很可能形成“合作的习惯”。我称其为“两个I”: 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这是美中关系最好的保障。
双方现在需要设法巩固最近取得的成果并依赖2011年1月以来所取得的势头。既然人们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抱“谨慎乐观”，那么，我们亦必须考虑一些变量——水下的暗礁——将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美中关系。让我来归纳几条：
美国经济的性质。美国正濒临另一次衰退的边缘，背负高债务、高失业和政治僵局，这迫使其采取建设性的政策以便将美国经济拉回增长轨道。假如美国和欧洲滑向衰退，那么，这一定会对全球造成消极影响，也肯定会对中国造成消极影响。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将更加全面地下降，而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将相应上升。但是，这两个判断我们都得小心。尽管美国地位相对过去确实正在衰落，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况且美国之前曾多次表现出弹性。同样地，尽管中国的财富、力量和影响力也都在相对增长——但是中国仍远不是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大国。中国在全球意义上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仍然相对有限。
即将出现的2012年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的选举和领导人交接。这些都会对美中关系平添一层不确定因素。我个人认为这三个选举中至少有两个有连续性：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但我不敢确定奥巴马的连任机会有多大可能。
尽管双边军事交流已经恢复，但还很脆弱，两军之间、两国安全部门之间的相互战略猜疑依然存在。
美国进一步向台湾军售和与台湾防务合作的影响。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最近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决定要对台湾现存的F-16战斗机 (150架)升级，而不是出售全新的战斗机。问题是：中国会怎么反应？这会不会造成又一次两军交流的暂停，使过去8个月的进展前功尽弃，并给美中关系罩上一层新的阴霾？我真诚地希望不会。
“热点”问题——朝鲜、伊朗、利比亚——将继续对两国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
国际和地区的多边机制改革也将是我们两国如何互动前进的变量——全球和地区机制是不断变化并需要改革的。这给美中两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共事的机会——包括双边形式的共事和多边形式的共事——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制秩序，它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和二战后秩序基础之上，但又结合新的多极化的现实。
这里提到的只是明年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些重要变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很可能继续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混合体。再说，这是自然的和可以预料的。正如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们的使命就是扩大合作范围并管理和减少竞争范围。我们这些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人员一刻不能停歇——因为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和责任：扩大合作、减少误解和推动和平竞争。
（鲍世奋译，张沛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