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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推出了它的网上艺术项目（Google Art Project），谷歌的意图就是和世界上主要的美术馆合作，把它们收藏的众多知名艺术品高精度扫描后放到网络上，并与谷歌的搜索功能相结合，把艺术收藏文化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实体展示宫殿集中呈现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到达的虚拟空间里，再把这种虚拟体验带回到现实世界的实地经历。
其实在谷歌公布它的网上艺术项目之前，法国一个专长于艺术摄影的商业公司HAL2000就已经开始把一些收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名画以极高像素的数字影像形式放到了网上。其中很著名的就是2007年把达·芬奇的《最后晚餐》以160亿像素做成了数字图像形式并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法国博物馆研究和修复中心（the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也和卢浮宫博物馆（the Louvre Museum）合作，把包括《蒙娜丽莎》在内的一些名画用极复杂的高解像数字技术一寸一寸地精细记录下来。
伯克利加州大学欧洲艺术史的教授塔德·奥尔申（Todd P. Olson）对《连线》（Wired）杂志说：“很多小尺幅的画作通常都紧挨着陈列在玻璃橱柜里，而现在以这种数字呈现形式，观者就可以有一个亲近原作的机会，不仅是可以近观，而且还可以贴近原作任意浏览每个细节。”数字影像技术的不断演进，不仅推倒了影像记录和影像艺术特权化的门槛，而且正在打破影像艺术收藏和展示的精英贵族化。影像艺术的原作评价体系也出现了重新整理的可能。
艺术作品由早期的皇室宫廷御用定制和收藏到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其推展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目的和收藏展示形式一样不断地在演变。宫廷中的艺术品试图展示其拥有者的权势和财富，而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展示则更多地炫耀国家的势力范围和价值取向。当艺术品被权势机构有选择地收藏和展示，艺术品本身的创造性价值便不得不退位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之后，特别是那些被选择的艺术品被策略化地与观众隔离之后，这种有意识的价值推介效果便更加有效。
心理学里有一种现象叫“认知非一致性的调和”，主要是说当人们发现自己对某个事务或现象的认知与该事物或现象的主流观点不一致时，便会设法去曲解主流观点或改变自己的观点去迎合主流观点，从而使认知上的不一致性得以统一。当一件物品被置于一个富丽堂皇的展示厅里，并用隔离设施把它和观者隔离开来，就好像政要名人们的出场被保安们和群众隔离开来一样，无形之中使人望而生畏，从而新生崇敬。如果这件物品被某种意识形态的意旨选定，并被置于一个体现响应意识形态的展示空间里，以某种刻意设计的展示方式，让观者自己去调和自我潜意识里的认知非一致性，那么这件物品就很容易被认知为一件极有价值的艺术品，哪怕这件物品只是一个日常用品。
摄影也很容易通过类同的推介方式把一张随意的街头抓拍照演绎成一幅价值非凡的艺术佳作。你不信的话，试试把一张微博上随意看到的照片下载，用那种标榜为博物馆收藏级的无酸纯棉纸和精准打印设施印制，再用贴切的极简设计装裱，然后展示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殿堂里，再用一条隔离绳把它和观看者隔开一个距离，现在你就坐在一旁欣赏观者的仰慕吧。如果再加上一个香槟VIP的开幕礼，那么这张微博上随意下载的图片便会更添价值，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世俗的成年人愿意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特别是那些自认有腔调的高富帅们。
摄影界喜欢讨论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有关灵光（Aura）的论点，特别是它在摄影中的应用。似乎摄影作为一种机械复制的工艺在其成品中缺乏了传统手工制作品的那种“灵光”。而为了赋予摄影图片以“灵光”，各种推展形式应运而生，从展示地到制作装裱的精致化，如果再配以“权威性“的评论推介，一种人为的“灵光”也许会被附加上去。如果原作缺乏灵性，那这种附加的“灵光”只可能有昙花一现的机会而无助于价值的提升。如今大量对“原作”的吹嘘和追捧其实很少注重于真正的原作灵性，只是刻意地在塑造一种仪式感的崇拜氛围下，让认知冲突的观者认可并接受推介者的观点。
不久前，莎丽·曼（Sally Mann）受邀去哈佛大学做了几天的讲座，题目是“如果记忆起作用……”（If memory serves）。曼的讲座并不是为学摄影的学生们开设，更不是为商业投资的未来操盘手而做，而是“梅西美国文明讲座”的一部分（The Massey Lectures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曼以朗读她的回忆文章间接穿插几幅照片讲述了她童年生长经历中几个黑人男女给她留下的记忆。 站在黑暗中的聚光灯下，曼本身成了一个记忆与听众间的一个穿越体。记忆促使曼在她摄影生涯的巅峰期拍摄了一组黑人男性的人体照。曼的人体里贯穿了她童年时对于自己家里黑人女佣一言一行的好奇，特别是在一个种族主义偏见非常强烈的南方小城。她对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种种不平等都在她后来的摄影中用视觉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质疑或者探寻。记忆在莎丽·曼的创作中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当数字影像技术可以把任何原作在技术层面上精细地呈现给观者，那么那种过分强调或者炫耀技术细节和工艺的神秘性，从而试图以此来标榜原作价值的功效便会变得一钱不值。同样，以在观者和作品之间以空间隔离方式来产生作品的崇高感，也会在高解像力的数字影像呈现下分崩瓦解。原作的灵性和灵光会在数字影像技术的撮合下摆脱虚设的种种浮华，而更倚重于创作者的灵性和感悟。就像莎丽·曼那样，作品的灵光来自于她的经历，所以作品的价值也是其经历的价值，而并不出自那种画商们似懂非懂对于表象的追捧。
其实在谷歌公布它的网上艺术项目之前，法国一个专长于艺术摄影的商业公司HAL2000就已经开始把一些收藏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名画以极高像素的数字影像形式放到了网上。其中很著名的就是2007年把达·芬奇的《最后晚餐》以160亿像素做成了数字图像形式并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法国博物馆研究和修复中心（the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也和卢浮宫博物馆（the Louvre Museum）合作，把包括《蒙娜丽莎》在内的一些名画用极复杂的高解像数字技术一寸一寸地精细记录下来。
伯克利加州大学欧洲艺术史的教授塔德·奥尔申（Todd P. Olson）对《连线》（Wired）杂志说：“很多小尺幅的画作通常都紧挨着陈列在玻璃橱柜里，而现在以这种数字呈现形式，观者就可以有一个亲近原作的机会，不仅是可以近观，而且还可以贴近原作任意浏览每个细节。”数字影像技术的不断演进，不仅推倒了影像记录和影像艺术特权化的门槛，而且正在打破影像艺术收藏和展示的精英贵族化。影像艺术的原作评价体系也出现了重新整理的可能。
艺术作品由早期的皇室宫廷御用定制和收藏到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其推展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目的和收藏展示形式一样不断地在演变。宫廷中的艺术品试图展示其拥有者的权势和财富，而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展示则更多地炫耀国家的势力范围和价值取向。当艺术品被权势机构有选择地收藏和展示，艺术品本身的创造性价值便不得不退位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之后，特别是那些被选择的艺术品被策略化地与观众隔离之后，这种有意识的价值推介效果便更加有效。
心理学里有一种现象叫“认知非一致性的调和”，主要是说当人们发现自己对某个事务或现象的认知与该事物或现象的主流观点不一致时，便会设法去曲解主流观点或改变自己的观点去迎合主流观点，从而使认知上的不一致性得以统一。当一件物品被置于一个富丽堂皇的展示厅里，并用隔离设施把它和观者隔离开来，就好像政要名人们的出场被保安们和群众隔离开来一样，无形之中使人望而生畏，从而新生崇敬。如果这件物品被某种意识形态的意旨选定，并被置于一个体现响应意识形态的展示空间里，以某种刻意设计的展示方式，让观者自己去调和自我潜意识里的认知非一致性，那么这件物品就很容易被认知为一件极有价值的艺术品，哪怕这件物品只是一个日常用品。
摄影也很容易通过类同的推介方式把一张随意的街头抓拍照演绎成一幅价值非凡的艺术佳作。你不信的话，试试把一张微博上随意看到的照片下载，用那种标榜为博物馆收藏级的无酸纯棉纸和精准打印设施印制，再用贴切的极简设计装裱，然后展示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殿堂里，再用一条隔离绳把它和观看者隔开一个距离，现在你就坐在一旁欣赏观者的仰慕吧。如果再加上一个香槟VIP的开幕礼，那么这张微博上随意下载的图片便会更添价值，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世俗的成年人愿意成为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特别是那些自认有腔调的高富帅们。
摄影界喜欢讨论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有关灵光（Aura）的论点，特别是它在摄影中的应用。似乎摄影作为一种机械复制的工艺在其成品中缺乏了传统手工制作品的那种“灵光”。而为了赋予摄影图片以“灵光”，各种推展形式应运而生，从展示地到制作装裱的精致化，如果再配以“权威性“的评论推介，一种人为的“灵光”也许会被附加上去。如果原作缺乏灵性，那这种附加的“灵光”只可能有昙花一现的机会而无助于价值的提升。如今大量对“原作”的吹嘘和追捧其实很少注重于真正的原作灵性，只是刻意地在塑造一种仪式感的崇拜氛围下，让认知冲突的观者认可并接受推介者的观点。
不久前，莎丽·曼（Sally Mann）受邀去哈佛大学做了几天的讲座，题目是“如果记忆起作用……”（If memory serves）。曼的讲座并不是为学摄影的学生们开设，更不是为商业投资的未来操盘手而做，而是“梅西美国文明讲座”的一部分（The Massey Lectures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曼以朗读她的回忆文章间接穿插几幅照片讲述了她童年生长经历中几个黑人男女给她留下的记忆。 站在黑暗中的聚光灯下，曼本身成了一个记忆与听众间的一个穿越体。记忆促使曼在她摄影生涯的巅峰期拍摄了一组黑人男性的人体照。曼的人体里贯穿了她童年时对于自己家里黑人女佣一言一行的好奇，特别是在一个种族主义偏见非常强烈的南方小城。她对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种种不平等都在她后来的摄影中用视觉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质疑或者探寻。记忆在莎丽·曼的创作中是一个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当数字影像技术可以把任何原作在技术层面上精细地呈现给观者，那么那种过分强调或者炫耀技术细节和工艺的神秘性，从而试图以此来标榜原作价值的功效便会变得一钱不值。同样，以在观者和作品之间以空间隔离方式来产生作品的崇高感，也会在高解像力的数字影像呈现下分崩瓦解。原作的灵性和灵光会在数字影像技术的撮合下摆脱虚设的种种浮华，而更倚重于创作者的灵性和感悟。就像莎丽·曼那样，作品的灵光来自于她的经历，所以作品的价值也是其经历的价值，而并不出自那种画商们似懂非懂对于表象的追捧。